20世纪90年代关于文化与翻译的讨论非常热烈,翻译的“文化转向”把研究者从文本的桎梏中解脱出来,认识到翻译是一项复杂的活动。翻译不仅仅是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活动,还涉及社会、文化、政治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因此,翻译研究的视角扩展到影响翻译活动的各种外围因素、翻译的过程以及译者行为研究等方面。译者是翻译过程中的关键角色,译者的主体性在文化翻译视角下尤为突出。在文化翻译视角下的译者大有作为,他是一个具有多重身份又独具特色的主体。文化翻译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关注文化差异的同时又要注重跨文化之间的交流。首先,文化翻译是一种视角,从宏观的文化视角下考察翻译行为、翻译过程以及翻译的作用。文化翻译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流,通过这种对话和交流促使不同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文化翻译是一种双赢,不管是强势文化,还是弱势文化,在交流的过程中都能获益。其次,文化翻译是一种态度,是一种对待翻译的正确态度。对文化差异的正确认识,有助于推动多元文化的发展,并通过文化参与,促进多元文化的互补、互动,有利于克服文化民族主义,从而通过文化翻译促成世界多元文化格局。

在宏观的文化翻译视角下,译者的作用得以突显。译者不只是简单的文字转换者,他们具有多重角色。他们积极参与到翻译的文化交流中,他们是文化的阐释者、中介者和传播者。译者自己的视域在理解文本的过程中,能与作者对话,与原作者进行“视域融合”,并把自己阐释的原作者的意图展现在译文当中。译者处在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中间,充当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之间的中介者。译者作为中介,调节不同的文化,目的是寻求克服在翻译过程中的文化不相容性的方法。译者更是不同文化的传播者,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文化之间,各国的译者自觉参与到文化的传播当中,使得不同文化得以沟通和交流,促进人类文化的进步和发展。译者是一个具有多重角色的个体,存在着个体差异。不同的译者在不同时期,面对不同文本和不同的翻译目的会产生不同文化风格的译文,导致译文的多样性、译者个人的文化心理、文化修养以及翻译思想都会对译者的文化风格产生影响。正如“文如其人”,在文学翻译当中自然会出现“译如其人”,译者的文化风格也体现在其翻译作品当中。根据文体学的描述框架,笔者试图建构译者文化风格分析的模式,主要从语言文化信息层面、语篇文化信息层面和文化特色词层面三个模块对文本进行分析,同时结合译者个人的文化经历、文化修养和翻译思想综合考察不同译者的文化翻译风格。

本书对《牡丹亭》的英文译本进行个案研究,选取许渊冲译本和白之译本,借助“AntConc 3.2”和“TextPreprocessing”文本分析软件对两个译本的语言进行定量分析和定性描述。语言文化特征主要是从音韵、潜台词、典故等方面的翻译探讨两者的区别。许氏注重音韵,对潜台词、典故的处理以意向为主,同时又兼顾陌生化的审美原则。白之则更注重语义,试图以字面对等的方式保留原文的文化特征。在戏曲文体方面,许氏注重戏曲作为特殊文体的特征,注重其上口性和表演性,兼具文学性的特征；白之则更注重文学性,但是上口性和表演性方面略有欠缺。从文本分析中反映出许渊冲和白之两位译者整体的文化翻译风格:许渊冲注重交际效果,通过创造性和概括性的翻译使译文简洁易懂。大量口语化句式的表达,淡化文化的特色性,但在特殊文化词语的处理上适度陌生化,又保留恰当的异域性,突出不同文化之间的共性和会通性,体现了许渊冲文化普遍性的文化价值观,以及积极融入世界文化的文化自觉。其译本适合普通大众读者阅读,从故事情节中了解原语文化,是普及古典戏剧文化的较好文本。白之译本注重文化因素、译文的词语,句子结构相对复杂,并极力模仿原文的表达,试图充分地保留语义；并通过深度翻译方法,即通过注释、序、跋等副文本,向目的语读者介绍、解释中国文化,体现了白之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即充分认识文化的差异性并尊重不同的文化。白之译本是系统型、学术型的翻译模式,适合学者、文学、文化爱好者阅读。本文还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两位译者的文化翻译效果进行了考察,发现不同群体的读者对译文的体会不同。从总体上看,留学生读者偏向于许渊冲译本,中国学生读者大部分也偏向于许译本。学术型研究者的观点则不一。由此可见,不同译文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这样才能满足不同层面的文化交流。这对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也有所启示:经典的翻译应该充分考虑翻译的目的和面对的读者是谁,同时允许有多个译本,以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目的的阅读。

本书项目编辑：曹雯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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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 交大外语

本文推送/ 上海语言学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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