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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0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CMF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2024年1月，总第70期）于线上举行。

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刘凤良主持，聚焦“中国经济稳与进、破与立的再平衡”，来自学界、企业界的知名经济学家及行业专家刘元春、毛振华、刘凤良、闫衍、缪延亮、陆挺、伍戈联合解析。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副主席，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闫衍代表论坛发布题为《中国经济稳与进、破与立的再平衡》的CMF中国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报告。

报告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一、中国经济复苏的进展、特征与逻辑

二、2024年中国经济：稳与进、破与立的再平衡

三、2024年中国经济增长展望

四、实现2024年经济增长目标的政策建议

在全球经济复苏势头不稳、国际地缘政经冲突加剧的背景下，2023年中国经济在疫情转段后的一个完整经济年度中实现了恢复性增长，全年经济增长5.2%，完成年度增长目标，且增速仍显著快于发达经济体。但也应当看到，2023年两年复合增速为4.1%，总体处于“温和复苏”状态，并且在经济运行中存在修复节奏波动起伏、名义增长相对偏低、供需失衡矛盾仍存、物价与资产价格较弱等特征。多重因素构成了经济运行特征的背后逻辑：“三重压力”转为“多重压力”；中长期问题叠加短期矛盾集中释放；增长动力结构性调整；预期不稳的持续存在；价格水平并未与经济修复同步调整。

2024年中国经济仍将受到上述逻辑的持续影响，实现经济的常态化运行，需要在“稳与进”、“破与立”中寻求再平衡，重点包括以下五个方面：投资需求和投资结构转换的再平衡，消费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的再平衡，新旧动能转换与传统动能平稳衔接的再平衡，房地产调整转型与行业向新发展模式转变的再平衡，债务风险化解中中央加杠杆与地方稳杠杆的再平衡。展望2024年，经济持续向好有多重因素支撑，我们认为有望达到5%左右的增长水平。但是，在周期性、结构性以及趋势性问题交织叠的背景下，经济工作需要将“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的要求充分落地，加快稳增长政策的效力释放与效果显现。

一、2023年中国经济复苏的进展、特征与逻辑

（一）2023年疫情转段后中国经济实现“恢复性增长”

经济实现了恢复性增长，最终消费贡献趋于常态，但增长中枢总体有所下行。2023年是中国经济疫后复苏完整的一年，走出了疫情期间经济增长的低谷，全年经济增长5.2%，顺利实现5%预期增长目标，四个季度同比分别增长4.5%、6.3%、4.9%、5.2%，环比增长2.5%、0.5%、1.3%、1%。从全球来看，与海外比，我国向常态回归的时点偏晚，欧美日韩总体在2022年初已向常态回归，而我国在2022年二季度又出现一次低点，但当前我国经济增速仍高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从三大产业与三大需求的增长贡献率来看，服务业与最终消费在疫情期间受冲击更为严重，其增长贡献率在2020年三季度、2022年二季度触及低点，2023年则实现了恢复性增长，服务业与最终消费增长贡献率总体恢复，其中最终消费的增长贡献率高于疫情前。不过，我们也应当看到，2023年经济两年复合增速仅为4.1%，与疫情前相比增长中枢有所下移，工业增加值同比、社零额同比、固定资产投资同比、社融同比等主要宏观指标总体也均低于2019年。

（二）中国经济修复的五个重要特征

产出缺口逐季收窄，但是修复节奏呈现明显波动起伏。2023年以来经济延续复苏，首先体现在产出缺口的逐季收窄，从一季度的9400亿元收窄至四季度的3900亿元。但经济延续复苏的基础并不牢固，主要体现为经济修复节奏波浪起伏。从四个季度的GDP环比增长来看，二季度经济修复节奏出现显著放缓，三季度出现明显回升，四季度又有所下行。从月度主要宏观统计指标来看，总体呈现出1至3月走高，4至7月回调，8至9月改善，10至12月巩固的过程。其中，房地产投资跌幅扩大、出口增速由正转负、民间投资持续下行等是经济回暖缺乏连续性的重要扰动因素。12月，主要宏观经济指标走势分化，其中服务业生产、房地产投资、社零额、M2同比等宏观指标边际下行，工业生产、制造业投资、基建投资（不含电力）、出口、CPI及PPI等宏观指标均较前值边际回升。

名义增长相对偏低，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存在差异。2023年四个季度GDP名义增速分别为5.0%、4.8%、3.5%与3.6%，年度名义增速为4.6%，低于实际增速0.6个百分点。这种情况此前也出现过三次，分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1998年与199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2009年，以及全球疫情冲击的2020年，这些年份节点我国皆出现了内外需求的扰动。总需求不足之下GDP平减指数下行的特征较为显著，2023年全年GDP平减指数同比为-0.54%，其中三、四季度同比分别为-0.8%与-1.4%。名义增长偏低，会带来微观主体对于经济增长的感受低于实际增长数据，这是因为企业的直接营收和利润，以及居民的直接收入和所得都是名义值，一般的企业和居民也不会扣除GDP平减指数来计算自己的真实收入状况。

接触型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生产亮点突出，新动能持续蓄能。2023年经济的生产端体现出较强的韧性，服务业生产与工业生产皆有一定亮点表现。其中接触型服务业增速较快，住宿和餐饮业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速持续高于16%，12月当月为34.8%，接触性服务行业回暖带动服务业恢复性增长，1-12月服务业生产指数为8.1%，12月当月8.5%。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利润、投资增速高于工业与制造业整体，2023年增加值同比增长6.8%，高于工业与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利润同比增长1.7%，高于规上工业利润10.7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保持韧性表明增长新动能仍在持续蓄能。

需求不足依然突出，房地产投资跌幅扩大、消费明强实弱、出口增速下滑。2023年经济复苏节奏的扰动，主要来源于房地产投资与出口的扰动。其中，房地产投资跌幅逐月扩大，2023全年下滑9.6%，当前房屋施工面积及新开工面积仍处于低位，12月房屋新开工面积累计同比为-20.4%，施工面积累计同比-7.2%，再考虑到商品房价格指数同比仍为负增长，稳地产政策效果仍待进一步观察。出口波动幅度较大，全年下滑4.6%，其中12月当月出口增速虽延续上月回升走势，同比增长2.3%（美元计价），但考虑基数之后，外需整体偏弱的趋势并未扭转。从消费来看，社零额同比增长7.2%，略低于2019年8%的增速水平，但两年复合增速为3.4%，因此存在一定“明强实弱”的情况。

物价水平疲弱、资产价格走低，通缩风险仍存。经济生产端保持韧性与增长，而需求端却存在一定需求不足的压力，供需失衡之下2023年以来物价水平低位运行，资产价格也总体走低。从物价水平来看，2023年CPI同比为0.2%，不包括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同比为0.7%，PPI同比为-3%。2024年上半年CPI翘尾均值为-0.3%，PPI翘尾均值为-1.7%，预计将会对2024年的物价水平改善形成一定制约。从资产价格来看，2023年以来大中城市住宅价格指数持续走低，其中更能反映市场价格状况的二手房价格指数持续为负，12月新建住宅价格指数当月同比为-0.9%，二手房价格指数同比为-4.1%。股票市场出现回调，2023年上证综指、沪深300与深圳成指分别回调了3.7%、11.4%与13.5%，香港恒生指数回调了13.8%。物价水平低迷与资产价格回落并存，也是形成GDP平减指数为负的主要原因，通缩的压力并未完全消除。

（三）中国经济复苏“波浪式前进”的五大逻辑

经济运行面临的问题由“三重压力”变为“多重压力”。疫情冲击期间我国经济运行持续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提出当前经济运行面临“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与不确定性上升”的问题，这说明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的内外环境实际上趋于复杂。

结构性、周期性、趋势性问题叠加疫情期间矛盾集中释放。此前经济长期高增长过程中也积累了多重矛盾，比如我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比已经超过14%，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21年至2023年我国城镇化率年度增幅也由此前的1个百分点以上降至1个百分点以下。此外，还有最终消费率偏低、债务规模较快扩张、房价增速长期高于GDP增速、国企与民企不平衡等等问题，这些中长期问题在经济增速换挡的过程中有所凸显。在这些结构性、周期性、趋势性问题的影响下，我国潜在增速自身具有下行的压力，而疫情冲击则触发短期问题与中长期问题形成交织叠加。

增长动力结构性调整，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相较于此前依靠投资驱动经济，2023年经济的复苏主要依靠服务业的带动，与投资带来的较为强劲的反弹相比，消费修复带来的是恢复性增长，修复斜率没有那么高。从新旧动能的转换衔接来看，一方面，传统旧动能正在放缓。房地产市场处于周期性调整过程中，新建房屋面积从2019年22.7亿平米下降至2023年的9.5亿平米。基建投资趋于饱和，效率边际走低，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边际走弱。另一方面，新动能快速发展但尚未成势，目前尚不足以完全弥补旧动能走弱的缺口。

预期不稳持续影响经济修复的力度与节奏。当前预期偏弱的问题表现为全面性的信心不足。居民信心仍偏弱，提前还贷、超额储蓄现象仍存，居民支出结构也呈现出一定的消费降级现象。企业信心也有所不足，利润修复偏慢制约了企业的投资意愿，民间投资增速持续走低， 2023年同比下降0.4%，不敢投、不愿投的状况或有所加剧，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下行至50.4%的低位水平。预期不稳之下市场主体扩表意愿不足，社融存量同比持续低于M2同比，2023年M1同比为1.3%，触及历史低位，此外预期偏弱之下市场自发的融资需求也偏低，2023年政府债券融资占社融规模(月均值)达37.4%，相较2022年提高了13个百分点以上，为有统计以来的最高值。

价格水平并未与经济修复同步调整，通缩压力制约企业利润改善。供需失衡之下物价水平偏低，微观主体对于增长的感受不强，预期偏弱。物价水平低也带来实际利率偏高，进一步制约企业扩产与投资意愿。12月1年期LPR均值为3.45%，12月当月CPI同比为-0.3%，实际利率水平或高于3.45%。随着实际利率水平偏高，企业投资扩产的意愿受到制约，企业利润改善受到扰动，2023年处于负增速区间，1-11月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4.4%。

通过分析2023年中国经济运行的特征以及其背后的逻辑，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在受到多重冲击与扰动之后，尚未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状态。与此同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4年经济工作的总基调是“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并提出“需要克服一些困难和挑战”，“有效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认为，2024年中国经济克服、应对当前多重压力的关键，就在于重点领域能够尽快实现“再平衡”，并且是在一个较优的水平上实现“再平衡”，从而推动2024年经济在一个相对高基础之上的平衡和增长。

二、2024年中国经济：稳与进、破与立的再平衡

（一）投资需求和投资结构转换的再平衡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低于疫情前的常态，投资需求和投资结构需要实现重构与再平衡。当前高技术制造业投资与高技术服务业投资的增速较快，其中，2023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速总体在6%以上，显著高于整体工业增加值，并且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通用设备及专用设备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速也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1.4%，高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整体8.4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也在持续上行，但仍需要持续发挥其对于关联产业与上下游行业的辐射与带动作用，产业升级、设备更新过程中的投资需求仍有新增空间。从固定资产投资中剔除基建投资、制造业投资、房地产投资以及农林牧渔投资之后，包括社会服务在内的其他投资规模或达10万亿元，并且这部分投资在疫情期间出现了显著收缩，后续依然有修复与扩张的空间。

从短期来看，基建地产投资领域发挥国有资本的牵引作用，平滑民间投资下行的拖累。2023年基建投资（不含电力）增速为5.9%，显著高于疫情前4%左右的增长水平，仍是经济的重要托底因素。国有及国有控股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依然较高，2023年同比增长6.4%，对于民间投资增速的下行具有一定的平滑作用。但是，随着基建项目的饱和以及基建投资效率的边际下行，基建投资结构有进一步优化空间，民生、短板领域的基建存在不足，新基建、养老、数字基数设施等领域的基建仍有较大空间。

（二）消费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的再平衡

2023年消费修复的显著结构性特征是“商品弱、服务强”。尤其是工业消费品以及房地产相关的消费品偏弱，比如建筑装潢类的消费品增速持续下滑，2023年为-7.8%，跌幅较2022年进一步扩大，再比如12月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零售额增速由正转负，为-0.1%。2023年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家具类、建筑和装潢材料类消费占社零额的比重分别下降0.17、0.05和0.1个百分点。同时服务消费领域中的餐饮零售额相较2022年却有30%以上的增速。

商品消费相对较弱与供给结构的不平衡也有一定关系。一方面是部分领域存在产能过剩，在商品消费领域存在一定的供需失衡，2023年前三季度计算机和电子设备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为77.63%，电气机械为77.12%，产能利用率分别比17至19年均值要低2个百分点左右，再比如动力电池产量显著高于装车量。而商品消费相对较弱反过来又加剧了相关行业的产能过剩。另一方面，经济供给侧也存在一定的供给不足，高端制造、新材料等领域存在“卡脖子”问题，推动“专精特新”所需的高技术服务配套也存在不足，大数据等数字经济对于传统产业的提升与改造仍不充分，养老、医疗等民生领域的供给水平相较潜在的消费需求也存在较大短板。

稳定、扩大消费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融合有待提升。从短期看当前终端消费存在工业品消费、房地产相关消费偏弱的现象，应当通过发放消费补贴、稳定房地产预期等措施予以缓解。从中长期看，与人口结构变化等相关的养老医疗，以及与高质量生活相关的升级类消费需求仍未得到满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在短板领域、民生领域加快推进，最终推动实现供给侧与需求侧的良性互动。

（三）新旧动能转换与传统动能平稳衔接的再平衡

新动能增速较快但仍有长足进步空间。以新能源领域为例，当前我国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出口增速较高，但新三样产品在出口规模中的占比仍仅有4.5%左右，并且光伏产出的出口增速也有所下滑。再以数字经济为例，广义数字经济指使用了计算机通信等相关技术的行业与产业，虽然目前已经达到了GDP的一半左右，但同时也意味着一半左右的经济产出并没有与新技术融合。再考虑到旧动能的下行实际上需要新动能提供额外的产出增量，新动能的辐射带动作用依然需要加强。

在新动能较快增长的同时，谨防旧动能下行过快带来的负面影响。一方面，传统制造业与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在产出、就业、税收等领域依然起到兜底的作用，旧动能下行过快实际上将使得新动能的市场需求出现收缩，比如次贷危机期间房地产市场的下行实际上引发了。另一方面，当前新动能的增长尚不能对冲旧动能的下行。以房地产行业为例，利用投入产出表（2020年）估算，考虑到产业间的相互带动，房地产在总产出中的贡献占比为18.5%，高技术制造业的贡献占比为13.6%，房地产行业的总体贡献依然高于高技术制造业。同时，房地产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为23.2%，高技术制造业投资的占比为11.7%，高技术制造业10%左右的增长无法抵消房地产投资10%左右的下行。

（四）房地产调整转型与行业向新发展模式转变的再平衡

房地产市场的供给端与需求端皆在寻求新的平衡。从供给端来看，随着存量住房的持续积累，此前每年20亿平米左右的房屋新开工面积、17亿平米左右的商品房销售面积将难以复现，未来新开工面积和销售面积或将在10亿平米以下寻求新的平衡。从需求端来看，随着人口自然增长率由正转负，20至49岁购房主力人群占比下行，加之城镇化增速放缓，房地产长期潜在需求或见顶回落，未来新增住房需求也需要重新寻找平衡点。

“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的旧模式难以为继，需要转向“安全杠杆、高效运营、专业化”运营模式。在长期旧模式的持续运行之下，当前房地产债务规模仍居高位，总规模（包括贷款、信托、债券融资）占GDP的比重接近50%。当市场状况及房企现金流受到扰动时，房企的违约风险上行并释放。2023年房地产行业违约规模232.26亿元（占违约规模76.31%），较去年同期增加14%，其中新增违约主体6家其中5家为民营房企；年内房企展期规模666.93亿元，在展期规模中占比84%。在这种背景下，房地产行业需要尽快转向“安全杠杆、高效运营、专业化”的运营模式。

房地产新发展模式需完善商品房和保障房“双轮驱动”。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甚至出现局部过剩，截至2023年底，商品房库存去化周期为29.1个月，住宅库存去化周期为21.1个月，较长的去化周期说明了商品房供给的总量过剩。但保障性住房建设相对滞后，存在明显短板，在一、二线城市尤为突出。2008-2018年累计新开工面积中商品房住宅占比达到76%，保障房仅24%。住建部提出，“十四五”期间，新增保障性租赁住房占新增住房供应总量的比例应力争达到30%以上，但根据中指数据库土地成交数据，2020-2021年重点城市保障房面积占比均不超过20%，整体市场供应仍有提升空间。伴随“三大工程”加速推进，城中村改造和保障性住房建设将成为房地产行业转型调整期的重要抓手。

（五）债务风险化解中中央加杠杆与地方稳杠杆的再平衡

土地财政退坡下地方政府综合财力减弱,地方债务风险化解仍然是2024年的重点工作。2023年末重要会议将地方债务风险化解作为重点工作，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持续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统筹化解房地产、地方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地方政府的投资与债务扩张一度推动了我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与发展，但也形成了较大的存量债务规模，加大了债务风险的压力，尤其是35号文后，地方政府和地方平台公司在“借新还旧”过程中的利息支付也持续承压，地方债务风险化解仍然是2024年的重点工作。

中央政府可以适当加杠杆，承担更多逆周期宏观调控职责。从债务结构而言，央地的债务结构还有改进空间。疫情三年来，积极财政加大逆周期、跨周期调节力度，地方债大幅扩容，地方政府显性债务快速增长，截至2023年末，地方政府显性债务规模或接近40万亿。地方财政持续承压下，地方政府的显性债务率已上升至警戒线水平，债务压力不断上扬。相比之下，我国中央政府杠杆率仅约为21%左右，全球来看处于较低水平。在此背景之下，中央政府可以适当加杠杆，承担更多逆周期宏观调控职责，并且落实落细现有央地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适当上移医疗、教育、社保等领域地方事权与责任。

在以上五个重点领域实现良好再平衡的基础上，中国经济持续向好的总体格局并未改变，2024年中国经济有望实现稳中有进的目标。

三、2024年中国经济增长展望

（一）预计2024年全年经济增长5%左右，建议增长目标也设置在5%

2024年中国经济增速有望达到5%，建议增长目标也设置在5%左右。参考趋势分解法，我们预计2024年上半年经济增速或相对较高，2024年四个季度增速或分别为：4.8%、5.8%、4.6%、4.6%，2023年与2024年的两年复合增速为5%。

多重积极因素的支撑中国经济实现5%的增长目标：其一，拖累因素减轻，房地产投资在政策调整下或降幅收窄，低基数、美国制造业补库存支撑出口增速；其二，工业生产的韧性和新旧动能的转换，支撑工业增加值与制造业投资；其三，前期政策效应释放，包括新增万亿国债额度的落地、对于民营企业的提振等；其四，政策空间支撑，财政支出力度仍有加大空间，货币政策也有一定降准降息的空间；其五，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仍或保持一定韧性，超额储蓄或有一些释放。

经济延续修复依然面临多重风险挑战：其一，大国博弈与去全球化浪潮交织，外部环境依然严峻复杂，其中2023年12月美国CPI数据略高于预期，同比增速从3.1%升至3.4%，同时美国的失业率却保持稳定，降息进程何时开启仍存变数，此外近期红海冲突带来航运价格大幅走高，全球贸易成本或将上行；其二，总需求不足的矛盾依旧突出，短期内较难缓解；其三，信心不足依然是制约需求回暖的重要阻碍；其四，周转流通速度较慢、成本偏高，持续制约企业利润改善；其五，宏观债务仍处高位，付息压力加大经济金融脆弱性。

（二）主要经济指标总体支撑5%左右增速的实现

从供给端来看，工业生产与服务业生产仍将维持韧性。考虑到工业企业利润边际好转、明年稳增长政策力度不减等因素，预计2024年工业增加值增速可达4.8%左右，总体略高于2023年。其中，得益于设备更新、出口支撑以及工业企业利润边际改善等因素影响，装备制造业增速仍能保持较快增速。2023年服务业生产恢复性增长，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6%，考虑到服务消费的持续支撑以及相对高的基数，2024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或达5%。目前工业GDP占比33%，服务业GDP占比53%，合计约拉动GDP增长约4个百分点。此外，第一产业与建筑业GDP占比14%，增速应能够达到4%以上，拉动GDP增长1个百分点。

从需求端来看，三驾马车皆有一定边际改善的支撑。从消费来看，2024年在政策支撑、价格水平改善、超额储蓄释放等因素作用下，商品消费或将有所改善，服务消费增长一般也具有一定惯性，预计社零额增长或达4.7%。从固定资产投资来看，低基数影响下2024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望实现4.8%左右的增长。其中，随着房地产政策延续调整，保交楼持续，城中村改造与保障房建设逐步落地等有利因素之下，房地产投资降幅有望收窄，预计收窄至-7%左右。考虑到国债、专项债带来增量资金投入，以及城中村改造带来配套基建需求，基建投资（包含电力）增速或达8.5%左右。制造业投资方面，在装备制造业带动下有望延续较强韧性，考虑2023年较高增长基数，预计制造业增速约在5%左右。从出口来看，考虑到较低基数以及美国制造业或呈现边际回升，2024年出口同比或达4%，但不确定性也较大。

重点领域实现再平衡以及各项主要宏观指标实现预期增长目标，依然离不开稳增长政策发力呵护。2024年经济工作仍需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并且需要加快稳增长政策的效力释放与效果显现。

四、实现2024年经济增长目标的政策建议

（一）“稳”的要求不放松，保持宏观政策的一致性、稳定性、持续性，稳定信心与预期

“稳”的政策上要进一步加大力度。一方面，做好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政策的协同，实现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的协调配合，将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通过政策合力加大稳预期的力度。另一方面，需持通过一系列稳增长措施，推动经济发展，让各部门感受到增长带来的“真金白银”。同时在过程中要不断的化解风险，从而实现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目标。

（二）“进”的力度应要持续，特别是财政政策应更为积极

合理把握财政政策空间，需要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应对当前经济下行的压力。我们建议财政赤字率可安排在3.6%，同时也建议今年的专项债规模能够与2023年持平。在一个相对常态偏高的赤字率水平下，财政政策有一定空间发力推动债务风险的化解以及推动经济复苏。在财政政策节奏和力度方面，财政政策可以适当前置，加快财政支出节奏。一方面，及时下拨财政预算资金，加快地方政府债券特别是专项债的发行和使用进度；另一方面，完善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强化多部门统筹协调力度，加快推动稳增长政策效果及时落地见效，推动今年年初或一二季度经济快速回升。

货币政策保持灵活适度、精准有力，从总量和结构方面进一步发力。2024年货币政策要关注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以及价格水平预期相匹配。货币政策要同时支持物价回升以及经济增长，尤其是促进物价低位回升，来拉动名义经济的增长。在总量层面，要继续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适时启动降准降息，并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实现从宽货币到宽信用的传导，进一步提升微观主体“进”的意愿。在结构层面，再贷款、PSL等结构工具需继续发力。

（三）“立”的节奏应当有所加快，加快释放新动能的辐射带动作用

通过包容性监管、优化营商环境激发新业态、新模式、新行业积极性。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期，后续可针对新业态、新模式，深化包容审慎监管，营造宽松包容的创业氛围，优化公平透明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为新行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

支持装备制造业设备更新等相关投资，加强高端制造业产业链条的协同促进，加强装备制造对相关服务业和相关消费的带动。建议加大对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支持力度，延续发展新动能。一方面，统筹支持新动能的产业，包括新能源产业、新能源汽车、工业母机、高端仪器等产业发展，推动相关新动能进一步蓄能；另一方面，在传统装备制造行业等产业方面，通过设备更新改造和相关投资，加大传统装备制造产业更新换代。同时积极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对传统制造业进行升级改造，进一步提升新动能和新产业的发展，通过这些产业的发展来提升“立”的节奏和力度。

鼓励数字经济与其他产业、行业与企业持续融合升级，发挥数字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当前数字经济对一二三产业的渗透相对来讲是不平衡的，对第三产业的渗透相对是比较低的，需要进一步的加大数字经济在整个“立”的过程中以及在产业升级和新动能蓄积过程中作用的发挥。

（四）“破”的过程应当更加稳妥，降低新旧动能转换脱节形成的负面影响

房地产需进一步释放相关的一些供给和需求的政策。在需求端，目前部分区域的限购政策还没有完全放开，未来应全面放开核心一二线城市限购限贷。在供给端，需要通过三大工程来推动房地产投资增速的下滑压力，进一步收窄房地产投资的下滑速度。中长期仍要妥善引导房地产行业向新发展模式转型，具体包括房地产行业业务发展模式、融资模式以及住房供应模式和土地供应模式的转型和转变。

地方债务问题需要把控好短期与中长期的关系，加快构建债务风险化解长效机制。短期可以通过控增化存，以时间换空间缓释风险，中长期则需要解决如何构建地方债务风险化解的长效机制。一是在发展中解决问题，深化新旧动能转化。二是持续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三是构建债务管理长效机制，统筹债务发展与安全。四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推动地方政府由生产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针对不同类型产能过剩采取差异化措施解决问题。对相关产能过剩领域，在“破”的过程中要研究不同类型产能过剩的情况。按照产能过剩的类型，可以进一步可将其细分为周期性产能过剩、摩擦性产能过剩和结构性产能过剩，需要针对不同的过剩提出不同应对的策略。例如周期性产能过剩目前主要存在于部分与房地产、基建相关的传统行业领域中，需要通过需求端管理以及中央财政和“准财政”发力来缓解。摩擦性产能过剩和结构性产能过剩目前主要存在于部分新兴产业领域，需要以市场化方式逐步恢复供需平衡或通过供给侧改革和市场规律去化解，推动优胜劣汰。

（五）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释放市场主体尤其是民营企业的经济活力

深化所有制改革，淡化所有制区分，优化营商环境，释放市场主体尤其是民营经济的活力。在过去几年，我们在打破民营企业无序扩张的过程中，没有建立起推动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相关市场机制，包括有序发展和规范发展的机制，存在着民营企业破和立的再平衡问题。因此当前需要通过淡化所有制区分，继续深化所有制改革，给予民营企业更为透明平等的市场竞争环境。另一方面，尤其需要注重优化民营企业营商环境，释放市场主体尤其民营经济的活力，促进民营企业在增长、就业、税收以及创新等领域持续发挥重要作用。

论坛第二单元，结合CMF中国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报告，各位专家围绕“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分析、对未来宏观经济走势的预测、改善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政策建议”等问题展开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毛振华认为，提出“稳与进、破与立”两对矛盾和两对关系非常契合当前宏观形势的需要。“稳与破”主要基于存量，而“进与立”主要依靠增量，随着存量的消耗，增量也会变得更加重要，所以要用增量来调整和改革带动存量的稳和存量的调整。

政策落实方面，一是关注投资与消费的结构，同时关注中央债务和地方债务的调整；二是关注居民资产负债表受损情况，建立稳定房地产价格机制，稳定资产价格预期。

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指出，宏观指标和微观感受之间的差异主要是由于观察者角度不同所导致的，这也就决定了政策的实施和对政策的评估会有所不同。疫情以来这几年的宏观政策非常审慎，使得我们并没有形成由于前期投资造成的供给过剩，所以，过去一年多价格低迷的主要原因是需求不足。但特定行业仍然存在严重的供给问题，例如高技术制造业产能利用率降幅比传统钢铁、煤炭工业产能利用率下降更快，说明高新技术产业面临的产能过剩压力比传统行业更强。

在房地产市场方面，整体房价持续单边大幅下调意味着居民资产缩水，并不利于经济稳定发展。目前房地产市场出现了某种市场失灵，所以必须发挥政府这只有形之手的力量。整体来看，2024年应加大力度强化区间调控，推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刘元春认为，需界定宏观经济政策在积极或收缩方面的核心指标，当下应该更多的关注价格低迷。其次，判断积极政策要因时度势，因为存在财政的自稳定效应，积极财政政策的支出更加重要，同时在通缩背景下盯住名义货币政策也可能出现问题。另一方面，房地产市场的不稳定性与整体经济的不稳定性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所以房地产的调控成为稳定增长、稳定预期的关键助力，也是稳定流动性、稳定风险的重要因素。

经济风险需要更深层次、逻辑上的梳理，而不是简单化、并列化，甚至分部门、分类别同步进行，也要求我们在宏观顶层设计上具备更高的战略思维、更深的哲学理念，同时也要有更好的技巧把握。

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认为，房地产行业是当前经济出现不稳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我国房地产行业面临两个下降的螺旋，第一个是在保交楼和新房销售之间，第二个是在房地产企业卖房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之间。

总体来讲，中国经济的韧性非常强，但2024年上半年经济企稳的压力可能会加大，主要原因包括：1）居民购房欲望较低，新房销售和房价持续下行；2）受主要发达经济体衰退影响，我国出口压力增加；3）消费动能减弱，财富效应、收入效应和预期固化影响消费和家庭投资；4）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和光伏领域出现投资过剩，这必然造成一定程度的供给过剩，进而导致投资增速下行乃至投资绝对值的下行。所以，一是围绕着房地产做好“止血”工作；二是要“输氧”，保障地方政府基本运作；三是做好激活的工作，加速已开工的基建工程，尤其在人口净流入的重点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

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缪延亮从货币与信贷的角度讨论了M1与M2之间的剪刀差问题，M1较低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动能偏弱，企业和居民生产消费活力下降；M2较高则是由于居民存款和企业定期存款增加。货币的本源是信用，信贷增速与GDP增速背离，既可能反映经济结构变化，也可能反映信用扩张的效率降低，而“资金空转”（即M2较高）则反映低效信用扩张。

所以，在财政方面，需要财政发力和改善预期，形成有效信用扩张；在货币方面，需要淡化M2、淡化信贷增量目标，理顺利率体系，降低存款利率，提高其他资产收益率，挤出低效信用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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