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大明：中美关系是否真正有所回暖？
刁大明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
本文转载自6月6日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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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周刊》：今年5月以来，中美双方高层实现了数场会晤，释放了一些积极信号。但与此同时依然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你认为两国关系是否真正在回暖？
刁大明：5月以来，中美两国之间确实出现了一些积极进展，如果能持续下去，有助于中美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好。倘若今年2月中国民用无人飞艇误入美国上空事件发生后，美方没有进行肆意政治炒作的话，这样的积极态势可能会更早开始。现在的“回暖”，实际上是美方需要的“补课”。对美方来说，之所以这么做，可以理解成其在各个领域对中国都有所求，包括国际环境、经济金融领域、国内政治、环境问题等。特别是国际环境上，如果乌克兰危机延宕到明年美国大选，总统拜登会产生较大压力，所以他也希望中方能在今年继续发挥劝和促谈作用。
我们希望保持对话沟通，但这种沟通必须具备必要的条件和氛围。这就意味着，美方应该进一步做出相应调整，才能维持好近来的积极局面。未来能否保持，关键在于美方后续如何落实相关承诺。如果美方一方面执意去破坏氛围，甚至新设障碍，一方面又想要和我们进行沟通合作，这是无法接受的，也不可能实现。
《凤凰周刊》：中方虽在经贸、G7峰会成果等问题上与美方有争议，但仍愿同美方协调；但在两国防长会面、国务卿布林肯来华等问题上，中方表现得非常冷静，措辞也很严谨。你怎么解读这一现象？
刁大明：这其实涉及到不同议题。我们反对美国进行所谓“跨议题联动”，也会捍卫自身在各个政策议题上的核心利益与正当权益；在此基础上，双方再来共同推进对两国、对世界都有利的对话和合作。经贸领域合作对各方都有利，中方同美国商业团体也进行了很多沟通，所以预计恢复较快。军事交流涉及地区和全球的战略稳定，中美也一直在这一领域保持沟通。例如2022年在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契机下，当时的中美防长就举行了会晤。毕竟，军事交流是有效的“托底”机制，能够确保不冲突、不对抗。
但这一次，美方没有充分体现出对于中美军事交流的足够重视。美方口口声声说“非法制裁”（注：2018年9月，美国制裁时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李尚福，至今尚未解除）不影响所谓“沟通”，这完全是霸权逻辑。诚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所说，美方应当切实尊重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利益关切，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展现诚意，为中美两军对话沟通创造必要的氛围和条件。
布林肯自称来华没有成行，绝不意味着中美两国战略沟通是缺席的。中方反复强调，希望保持战略沟通的渠道。这意味着，无论布林肯是否来华，中美之间的战略沟通渠道都是畅通的。这种情况下，外长、国务卿层次实现更多互动，当然有助于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也是中方乐见的。但前提是要看美方某些人是不是能拿出积极的态度。如果美方某些关键人不断困于意识形态偏见、制造各种事端，利用盟友和建立“小圈子”来污蔑中国，借台湾、涉港、涉疆、涉藏等一系列议题来炒作，显然就不是积极态度，来华也没什么必要。
《凤凰周刊》：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最近接受英国《经济学人》专访时，用了很大篇幅来谈中美危机，其中有两点被提及最多，一是防止中美之间的竞争演变为战争；二是提到让美国“不要误解中国的野心”。你如何看待基辛格的上述论述？
刁大明：不仅这次采访，基辛格近几年来在各个场合不断对中美关系发出深刻告诫，提出了可能的最坏走向，非常值得深思。对这样一位百岁老人的忠告，与其去质疑到底会不会发生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如去努力避免出现这种结果。
其中，他提到的一些表述值得玩味，例如“不要误解中国的野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也是当今美国政府、社会在塑造“中国威胁”，导致社会层面出现《百年马拉松》等污蔑中国的论调，其背后正是基于这样的严重误判。
美国是从自身历史文化、“二分法”战略思维出发，树立所谓的“假想敌”，以此体现出自身所谓“优越感”。基于这种战略文化，美国某些人会对中国形成彻底误判，认为中国会将其取而代之（夺取其霸权地位），这显然是错误的。这种误判会导致美国采取极端错误的配套政策。面对这种错误，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今年5月初会见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时，强调美国对华政策“要系好第一粒纽扣”，这意味着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去年，王毅也提到了世界观、中国观和中美关系观这“三观”，并指出在这“三观”上，美方都出现了严重偏差。美方只有调整这种错误的认知，真正用反躬自省的态度来解决自身问题，而不是继续外部归因，才能真正处理好两国关系。
《凤凰周刊》：最近一阵子，美方大肆炒作所谓中国“经济胁迫”(Economic Coercion)，还将其写入七国集团（G7）峰会的联合声明中。如何理解美方所说的“经济胁迫”，为何它要在这个时候进行炒作？
刁大明：“经济胁迫”中的“胁迫”一词，英文最早可以追溯到“强制外交”（Coercive Diplomacy）的表述，它源自美国战略理论家托马斯·谢林。后来，斯坦福大学学者亚历山大·乔治对其进行分类，认为它有两种表现：一是威慑，二是胁迫，两者都是“强制外交”的体现。
由此来说，“经济胁迫”这个词本身是美国的“专利”，将这种表述转嫁到中国头上毫无道理。在冷战背景下，美国才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进行一系列以军事实力为基础的政治孤立、经济胁迫、科技封锁的国家。这意味着，美方是用这种方式来恐吓盟友、抹黑中国形象。所以，中国回应的是：“中方从来不搞胁迫，也反对其他国家搞胁迫。”
美国政府之所以如此表述，与拜登政府的“中产阶级外交”有关。“中产阶级外交”脱胎于特朗普时期提出的“美国优先”政策，但“美国优先”对盟友没办法交代，拜登政府需对其进行调整，所以他采取了“中产阶级外交”的说法，同样是在世界上“画圈”。以前特朗普“画圈”，是把美国和与美国争利的国家分开，包括中国，也包括美国的盟友；拜登的想法是把美国和能被美国通过各种方式动员起来的盟友画一个圈，然后将中国孤立在外。
可以说，美国不断通过“画圈”的方式来分裂世界。“中产阶级外交”的本质是跟盟友合作、让盟友屈从于美，制定一个对美国中产阶级有利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新规则。因为要为中产阶级服务，所以不能让美国卷入更大烈度的冲突，要考虑临界问题，不能对外投入过多。
以前美国有更充足实力的时候，盟友会跟随。现在，美国非但不给盟友更多资源，反而跟盟友争利，可以说，盟友苦美久矣。这种情况下，美国又指出，有一个国家正在挑战目前的国际秩序，正在取代它，一旦成功后，这些盟友就需要去面临一种所谓“陌生的新秩序“。这对于盟友来说当然很难接受。美国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恐吓盟友，让盟友继续跟随——说白了就是，我虽然不如以前能回应你们的诉求，但可以让你们避免一个更糟糕的未来。什么是更糟糕的未来？就是描摹出一个通过所谓“世界工厂”、经济实力对全球进行所谓“经济胁迫”的中国。这完全是美国在自身陷入颓势的情况下，希望通过纠集盟友实现自身目标的话术。用“胁迫”这样一个冷战感如此之强的词汇，美国想要把当今世界带向何处，也昭然若揭了吧。
《凤凰周刊》：针对所谓中国“经济胁迫”，美国盟友的认知存在较大差异，欧盟相对犹豫，日本追随程度较高。接下来，美国及其盟友会采取何种措施？
刁大明：不同盟友有不同反应很容易理解。在经济轨道上，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和欧洲的盟友可能都跟中国有一些分歧，也有一些合作，但在地缘政治或战略轨道的角度上，中日之间和中欧之间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对欧洲来说，中欧政治、战略意义上的分歧并不那么显著，对话的空间还是很大的。那又何来“胁迫”之说？所以欧洲不会接受这种表述。有报道称，正是由于欧洲方面的坚持，G7声明的最终文本在有关中国的多个地方做了软化处理。
对日本而言，在经济或其他轨道上可能更容易接受美国的叙事和做法。不过，日本的立场恐怕也会出现微妙的变化。G7峰会之后，日方虽然在向美国靠近，但也会考虑到中美之间未来可能的积极互动与进展。
《凤凰周刊》：近日，美国主导的“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IPEF）在四个领域中先就供应链达成协议。美国一直联合盟友针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和寻求供应链上的“去中国化”，财长耶伦去年多次谈论“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旨在重塑供应链。但有分析称，因为缺乏应对机制以及美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性，这其实很难实现。美国能否实现这一诉求？中国又应该如何应对？
刁大明：“去中国化”的态势值得关注，但能否彻底实现，影响因素非常多。不排除某些产业会出现这种趋势，但大概率不会出现广泛实现，也未必会涉及核心产业。比如，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IPEF内，身份重叠的成员国中，东盟成员国就占了7个（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菲律宾和文莱）。对中方来说，这意味着光是东盟国家，就不可能出现“一边倒”的站队。
《凤凰周刊》：中国新任驻美大使谢锋最近抵达美国时表示，他是为“捍卫中国利益”与“增进中美交流”而来的，并且期待能妥善处理如台湾问题等“敏感且重要的议题”。台海问题作为中美间最敏感的议题之一，未来会面临何种挑战？又该如何管控这种潜在风险？
刁大明：自去年8月以来，中方在台海问题上的一系列反制做法明确了底线和红线，对于美国越走越远的“以台制华”的危险挑衅发挥了阻滞作用。对于美国政府来说，“以台制华”的总体方针虽不会变，但整体步调有所放缓。在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之后，没有出现进一步的态势升级。可以说，是中方的明确“亮剑”发挥了关键作用。未来一段时间，如果拜登想连任，也需要稳定的外部环境。他大概率不会剑走偏锋，通过制造外部威胁来给自己“加分”。而且从经济角度出发，他也不喜欢和大国摊牌。
此外，台湾岛内也有了一些变化——有关“到底谁在将台湾民众送上战场、谁在维持台海稳定”的争论更明显了。明年岛内也将迎来选举，至少在选前，党内相关力量双方都不希望进一步触碰红线，而是要维持现状。
近年来，美方“以台制华”、岛内“倚美谋独”的负面影响持续加深。台湾方面总有一些人希望提高台湾所谓的“国际空间”“可见度”。在美国对华竞争的状态下，台湾成为美国进一步打压、遏制中国的棋子。如今，台湾的“可见度”确实变高了，成为了潜在的火药桶，但这是台湾地区人民想要的“可见度”吗？显然不是。
《凤凰周刊》：2024年美国将进入大选年，竞选氛围日渐浓厚。未来美国的政治气候会如何变化？对中国而言，届时处理中美关系会否变得更艰难？
刁大明：这主要得看今年整体的发展态势。比如，中美关系当前比较积极的态势能否延续下去；又如，在今年11月美国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上或者在9月印度新德里举办的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上，两国高层是否能够进行更多互动沟通。如果可以的话，也就能为选举期间美方鼓噪中国议题、挑起事态起到关键的缓冲作用。
大选年的中国议题确实会有一些新的变化。我们以前认为，一些选区涉及中国利益，有的议员本身有“中国情结”“东亚情结”，才会在其选区炒作中国议题。但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与中国没有密切联系的选区也在炒作中国议题。可以说，美国民众对华态度整体趋于负面之后，无差别地、持续性地炒作中国议题，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特别是在美国经济未必理想，国内包括堕胎等相关议题的矛盾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一些政客也会进一步炒作中国议题。
面对共和党的挑战者，例如现任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这种歇斯底里式的强硬风格时，对华强硬未必会成为拜登的选项。他应该更多倾向于强调管控中美关系，在稳定局面的前提下实现美国的利益，这才是体现领导力的一种方式。
《凤凰周刊》：据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国务院去年新设立的“中国组”，近期有数名涉华高官离职。专门负责对华关系的副国务卿舍曼据称也将于近期离职。这释放了何种信号？
刁大明：一般中期选举前后出现一些官员变动，实属正常。尤其舍曼，一方面她在奥巴马时期就担任过比较重要的官员，拜登时期又做了两年多国务院内的二号人物，从年龄来考虑，她很可能有自己的规划。
相比之下，“中国组”负责人、国务院分管亚太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华自强（Rick Waters）的人事调动确实值得观察。这可以看出，在众议院由共和党掌权的情况下，共和党人对于拜登政府，特别对于国务院涉华事务的主要官员或主要机构施加的压力很大。这种情况下，一些官员可能会觉得相关议程推动起来比较困难，因而离职。这说明，华盛顿的对华政策氛围日渐严峻，但不意味着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及其政策会有重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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