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王秀涛 | 关于杨辉
《南方文坛》
2022年第2期
贾平凹 | 说杨辉
王秀涛 | 传统与现代的融通——谈杨辉的当代文学研究
说杨辉
文 | 贾平凹
我喜欢杨辉，是杨辉有才。
已经是多少年了，我参加过许多集会，也观看过许多微信。集会上那美味的食物，漂亮的女人，风趣的对话，微信上那晒出的一段文字，及时跟帖，丰富的表情符号，真是光怪陆离的热闹，真是有太多太多的才子。但参加和观看多了，总觉得有些是出于个人利害的计较，享受的是感官刺激的快意。这样的场合里，当然能见到杨辉，杨辉却是安静着，时有冥想，常在微笑，而要说话了，涉及的又是历史，是国家，是现实社会和文学。我就感慨：别人多娱乐，杨辉在思想，他不仅有才，更有识啊。
也正是杨辉有识，我读过他的书和一些零散评论，即便有时稚嫩，有时粗糙，而总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有自己的声音和色彩。
他年龄并不大，看着他，我常常想到我年轻时的样子。那时期社会闭塞，思维大同，没有书读，文字的土壤贫瘠。后来的进步，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磕碰，一咳一口血。他是一成蜂便满园花开，要喝水，汪洋大海。但现在，我见过一些人搞文学，要么好浮华喧嚣，随世俯仰，要么以各种名义，欺世盗名，要么满腹才华，似乎并不想把自己吊到一棵树上，如果不说成名成家的欲望强烈吧，那就是不肯以生命写作。杨辉的周围有好多这样的人，而杨辉怎么就不一样呢？
对于写评论，在我的理解里，就是自己对于一部作品读后所感所想，这所感所想既是个人的，更是大众的，以此探索文学的秘密而作用于社会。小说写什么都是自传，评论何尝不也这样吗？自己有多大的容器就盛多大的水，自己的容器是方是圆，盛的水也就是方是圆。容器可不可以就是识呢？太阳从东出来在西落下，那不是太阳在动，是地球在转，人活着并不是活着生命，而是基因。有识就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能发现从未被发现的东西。杨辉又怎么有识的呢？
和杨辉交往多了，知道他是陕西蓝田人，出身于农家。蓝田以前也属于商洛地区，都是在秦岭山里。山里人历来有两种，一种清气多，一种浊气重。杨辉应该是第一种人。他自小理性，好琢磨，沉稳老成于同龄人。在大学自然酷爱理论，大量阅读了包括中国的、外国的几乎能搜集到的关于文学的理论著作。他又是非常自律，非常专注，非常刻苦。我原以为有了年岁，山海经过，才可能得大自在，但杨辉的脱颖而出，我相信了人是有天赋的，每个人都不是随意到世上来的，杨辉活该要做评论，他就是为评论而生的。
▲杨辉：《“大文学史”视域下的贾平凹研究》，人民出版社，2017
▼杨辉：《陈彦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我生性里惧怕两件事，一是走动，一是说话，宁愿让我干累活脏活，不要让我去应酬和当众多说话。但认识了杨辉后，乐意杨辉来说说话，我太感性，他太理性，我们可以互补。人的交往，甚至婚姻，那都是自己在找自己缺失的部分。我们在一起了，又都是好的倾听者，他在听我说我过去的是是非非，听我说对社会、生命、人性的看法和体会，我在听他说西方新的文学思潮和观念，听他说时下国内文坛的状况。当然，他指责过我作品里写得不狠的地方，我也指责过他评论里的学院气还浓，他也提醒我写作时不要太随意，我也提醒他读任何作家的作品，人家可是一句一字地讲究着，万不可一目十行，或哗哗地翻着就读过去。
杨辉已经是很有影响的评论家了，以他的识，以他的才，我期望着他多珍惜，不浪费，大发展。身在陕西，文要在全国，研究中国文学，要关注世界动向。多干一些使命性的事，自然就顾不上写一些应付文字。多思考些问题，多提出些观点。为中国文学的建设贡献出力，在中国文学的建设中做大做强。
（贾平凹，陕西省作家协会）
传统与现代的融通
——谈杨辉的当代文学研究
文 | 王秀涛
我和杨辉属于同龄人，他其实还年长我一点，平时交流比较多，前几年也时常在各种场合见面，而且很聊得来。之前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工作的时候，我也编发过他好几篇文章。所以，对杨辉的人与文都比较了解，也有着深厚的友谊。但一开始杨辉让我来写一篇关于他的文章，我是拒绝的，一是我觉得没有这样的资格，似乎老师辈的人写更合适；二是杨辉的文章很精深，我感觉没有足够能力很好地把握。但最后兜兜转转，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还是落在我的头上。
杨辉的文章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扎实、严谨，知识的含量和密度惊人。有一件事颇能说明这一点。有一次我把他的一篇文章交给李敬泽主编，他看后觉得文章包含的诸多问题非常重要，放在一篇文章里有些可惜，就请杨辉把这篇文章修改成了两篇分别刊发，这在我十年的编辑工作中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
杨辉的为人和为文都有他独特的一面，正所谓文如其人，杨辉的人与文都讲究规矩和章法，周正、严谨，总是那样一丝不苟，带有老一派学人的风范，显示出和年龄不符的成熟。看杨辉的文章，总有一种感觉，字字斟酌，增损一字都困难，每一个字都好像倾注了巨大的心力。所以看他的文章总是让人心生敬重，因为在他的文章里能够看到他对于学术的虔诚，对于文字的尊重，就像他待人接物一样，很传统，很真诚，带有一点古风。
杨辉的文章有明显的文体特征，有辨识度，文白相间，有文章之美，这是他借鉴古典文学传统的结果。当代批评如何复活古典传统，是杨辉近几年关于批评理论思考和实践的一部分。他尝试向中国古典文学传统汲取资源，建构一种“大文学史观”，又进一步把古典文学传统、五四文学传统与社会主义文学的传统进行融合和贯通，以“通三统”的方式扩张当代文学批评的理论资源，试图解决当代文学研究一直没有解决的难题。
杨辉所建构的“大文学史观”，从根本上讲是以古今贯通的思维理解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关系。这种大文学史观，并非仅仅开辟一种新的文学史观念，寻找新的文学理论资料，在他看来，“在‘大文学史’视域中考察当代作家承续古典文脉之方式及意义，庶几可以丰富当代文学的史性叙述，亦是中国文化‘归根复命’探索之一种”①。
“大文学史观”极具现实针对性和操作性，它针对的是单一的文学史观念和一元化的批评理论所带来的褊狭。一方面当代文学与中国古典思想和审美传统具有密切的关系，并深受其影响；另一方面文学批评的理论话语又缺少“古典”这一维度，因为文学批评在面对那种接续了古典传统的作品时往往失语，甚至得出不公正的评价。2015年发表的文章《“大文学史观”与贾平凹的评价问题》就是杨辉在这方面的尝试，2017年发表的《贾平凹与“大文学史”》做了进一步阐发。从这些文章来看，杨辉意在激活古典文学的传统，充分释放被压抑的中国文学“大传统”的解释资源，以此超越和克服习用多年的“现代性”视域，重新评价贾平凹及其与中国古典文脉之关系，并进一步在“大文学史”视域中梳理了贾平凹与《周易》《山海经》等文化原典之思想关联，与苏东坡、明清世情小说传统以及废名、沈从文文章流脉之承传关系，这在打开贾平凹研究新视阈的同时，也澄清了诸多对贾平凹的不公正评价。
“大文学史观”克服了“古今中西之争”以及文学史视域的褊狭，融通了中国文学“大传统”（中国古典文学）与“小传统”（五四以降的现当代文学），改变了以往二者的对立关系，把五四“新文学”视为中国古典文学在20世纪的流变，从而超越了以“现代性”视域所带来的单一价值观念和审美偏好，打破了以此作为评价文学作品的唯一标准的话语霸权，并激活了中国古典文论的理论活力，找到了它对于当代文学研究的适用性，比如对“境界”“气韵”“虚”“实”等古典文论概念的激活和使用上。在杨辉看来，这样的转化能够“敞开新的精神空间”，非常适用于废名、沈从文、汪曾祺、贾平凹等有心接续古典传统的作家作品②。
杨辉对古今分裂的文学史观有清醒的认知，这种因种种原因导致的分裂严重割裂了古典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关联，表现在文学批评和相关作品的评价上，就是对接续古典传统的作品的否定。在这样的认识之下，杨辉又相继写了《余华与古典传统》③、《陈彦与古典传统——以〈装台〉〈主角〉为中心》④、《陈彦〈主角〉对“传统”的融通与再造》⑤，以及《历史、通观与自然之镜——贾平凹小说的一种读法》⑥等文章。由这样的文学史观出发，杨辉对这些作品的解读别开生面，打开了我们用现代性的文学概念无法打开的诸多面向，作品本身的丰富内涵得以合理呈现。比如对陈彦《主角》的研究，杨辉看到了作品多元统合的复杂面向，以及在思想传统和审美表达上的独特性，既有扎根于当下的现实观察，又融通了中国古典儒、道、释三家思想，既包含现实主义的要义，又融通了中国古典“奇书文体”复杂寓意的重要经验，吸纳明清世情小说传统笔法及意趣⑦。对作品复杂性的解读和呈现显然和杨辉所秉持的“大文学史观”有着直接的关系，是利用古典文学传统资源的结果，否则以单一的资源进行研究，必然会遮蔽、忽略其中的某些重要元素。
“大文学史观”的核心问题在于“古典转向”，经由对贾平凹等作家研究的尝试，杨辉进一步阐释了“古典转向”对于当代文学研究的价值所在，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古典转向”》这篇文章里他对这一问题做了较为系统的总结。杨辉把当代文学研究的“古典”转向定义为“经过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的中国古典思想和审美传统为评价视域，阐发当代文本的价值和意义，进而促进其‘经典化’的研究路向”，并把这种路向分为两个层次，“初阶为发掘当代文本与古典传统之内在关联，包括思想、章法、意象、语言等，也包括以年谱、学案等中国古典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做当代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研究的方式”，“进阶为超克‘五四’以降文学观念之局限，自古今贯通的大文学史视域重解当代文学与古典传统间之赓续关系”⑧。同时这篇文章通过梳理1980年代以来从古今融通的角度，解读当代文本的思想观念、审美表达方式的现状，以及进一步展开的可能，较为全面地呈现了杨辉关于这一问题的理论思考。
在具体的文学研究实践中，杨辉逐渐意识到“大文学史观”还需要建构另一个维度。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评价观念在面对那些接续现实主义传统的作品时，比如柳青的《创业史》、路遥的作品和陈彦的现代戏、《西京故事》，明显存在“限度”，因此尝试提出融通中国古典传统、五四新文学传统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以降的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的“通三统”观念，尝试打开更具包容性和概括力的文学史视野。在杨辉看来，社会主义文学及其思想和审美传统并未“断裂”，而是呈现为与时推移的自然调适状态，仍有形塑当下文学并作用于当下现实的解释效力，甚至构成了诸多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的内在规定性，也是“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根基中应有之义”⑨。基于此，杨辉重新强调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的政治和现实功能，重申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总体性效力。
社会主义文学传统在当代中国显然是无法绕开的，简单加以否定或者无视它的存在和影响，同样会造成对文学史丰富性的遮蔽，也无法正确面对和处理很多相关的文学作品。事实上，很多作家的创作始终贯穿着这样一个传统，因此有必要用这个传统去研究作家的创作，才不至于产生偏见。“在‘重写文学史’及其所开启之若干核心观念延续性的意义上，《平凡的世界》及路遥至今仍然面临着诸多评价的‘困难’。若无更为宏阔之文学史视域，且在历史化的语境中重启《讲话》以降社会主义文学传统及其解释当下文学问题的理论效力，则关于路遥的文学史评价问题，仍会因视域的褊狭而难有质的‘突破’”⑩。基于此，杨辉尝试以历史化的方式重返当代文学的现场，并以此为基础重读柳青的《创业史》⑪、路遥《山花》时期的作品⑫、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⑬，以及陈彦的《喜剧》⑭等作品。
在关于路遥的研究中，杨辉注意到了社会主义文学传统在路遥身上一以贯之的体现。杨辉质疑了那种因时代变化导致的作家创作变化的“断裂”论，强调历史断裂中的延续性，即“常”与“变”的辩证关系。杨辉追溯了“《山花》时期”对于路遥的奠基性意义，这段写作的“前史”，“既属开端，亦在多个层面奠定了路遥的文学观和世界观的基本面向”。路遥在1980年代之后的写作“属此一时段所开启之思想及写作理路的自然延伸而非超克”。因此，路遥在现代主义写作风行的年代，仍然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离不开《山花》时期所奠定的创作和生活经验。“《山花》时期文学创作与个人生活的互动，形塑了路遥的文学及世界观念，其此后的创作虽有较大‘突破’，但根本性之精神依托，仍在此一时期所开启之文章流脉之中”⑮，比如宏阔的历史与现实视域中思考并观照普通人的命运遭际，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基本创作方法，对底层生活与生命做深入观照，理解并把握他们在新的时代历史中的境遇等基本理念，在路遥的作品里贯彻始终。
这些认识也使杨辉进一步在总体性视野中梳理路遥的文学观。路遥的1990年代初的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在杨辉看来，并非仅仅梳理《平凡的世界》的写作经验，而是有意识地回应评论界对他的作品的批评意见。批评意见与路遥的回应其实指向了80年代文学与思想在观念上的分野，最主要的体现在“人的文学”与“人民文学”的对立。在这样的背景下，《早晨从中午开始》所阐述路遥的文学观念，杨辉认为，是“经由对个人生命实感经验与时代潮流的‘常’与‘变’的深切反思”，路遥“并不赞同随波逐流的文学观念，而是基于历史连续性的世界观察，始终扎根于《讲话》以降的思想传统之中”⑯。
杨辉的这些工作显然为重新认识路遥的文学史价值清理了一些观念上的障碍，他以一种融通性、包容性的视野，把以《讲话》为起点的社会主义传统纳入80年代的文学资源之中，从而为路遥所选择的文学道路提供了合理的历史解释。在他看来，《平凡的世界》与时代文学潮流的“背反”说明路遥所持的是一种更具历史包容性和概括力的文学观念，是社会主义文学传统在80年代的自然延续。所以路遥强调现实主义的时代价值、强调“深入生活”的意义以及读者大众作为文艺评判的“主体”等观点。
上述杨辉所提出的“大文学史观”“通三统”的研究理念和具体实践，试图以古典转向打通古典传统和现当代文学，“重启”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的思路和方法。如何重启，有诸多路径，但很显然困难重重，还有很多需要具体解决的问题，在观念和实践上都需要面对强大的研究的传统和定势，而关键的步骤是要完成中国古典文论的现代转换。在他看来，“大文学史观”的建构，“必然以文学史评价视域的转换为基础。而暂时‘悬置’文学评价的现代视域，以重新激活中国古代文论的解释学效力，为第一要务，亦是建构文论的中国话语的先决条件”⑰。
同时，杨辉也把“文体”问题作为关键的一环，古典传统不仅是研究的资源，在形式上也能为当下批评提供独特的话语和修辞，文体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作为依托的内在的观念和思想的外显。在《“回归”古典批评的思路与方法》中，杨辉强调了批评文体变革的重要性，“新时期以来，一当对此种批评产生‘不满’，‘重启’中国古典感悟式、印象式批评即被一再提及。但总体性的文化及批评语境的变化，已经使古典批评的回归变得分外困难。如前所述，无法重返古典批评所依凭之思想，是困难之一。而不大注重文学批评的文体，亦不容忽视”。因此重返古典需要“在语言上打通古今，接续古汉语的诗性和魅力”⑱。然而古代的文章之美，在当代并不多见，“批评文章可以作文学作品来读的，不过数人而已”。而更为严重的是，古典批评的失落，使得“千篇一律的论说体取代古典批评极具诗性和文学性的多样话语方式”，“以理论切入文本，逐渐取代以个人体悟为核心的诗话及评点式批评”，文体上的千人一面、表达方式的单向度、体验世界的平面化和同质化、文学成为各种西方理论的跑马场、作家对于世界的复杂感受被遮蔽和压抑等问题也随之而来⑲。
▲李洱：《应物兄》，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因此，古典文章的运思用笔也是回归古典的重要资源。但杨辉显然并不是主张对古汉语的简单模仿，因为在他看来，文体不是外在的修辞，“文章的好坏，不在词汇的华贵，而在气韵的贯通”，文章和人格相关，“有何样之人格，便有与之相应的文章体式”，因此文体的差异“在个人境界的分野”⑳。在《气盛言宜——孙郁文章的“内”“外”工夫》中，杨辉借由孙郁的文章，对个人修养与文体的“内”“外”关系做了相当有深度的阐发，也阐明了自己的文章观和文体观。杨辉认为，“批评文体所关涉的，远非‘文体’二字所能概括，而与更为复杂的文章修养工夫关联甚深”，他以“文气”作为切入进行文体的辨析，“文气论”的要义在于，“文章之高下、兴替，不在文辞兴衰流变，而在文章家境界格局之起伏”。杨辉视孙郁为此方面的典范，不止文章的修养工夫、“合‘内’‘外’工夫而开启之文章的自然自由状态”等方面，孙郁文章涉及很多重要论题，“有着朝向未来的未定开放性，有待后之来者再做体证发挥”㉑，其中蕴含着中国当代文章学的未来可能性和可开辟的空间。
事实上，杨辉本人也自觉在文体上进行打通古今、接续古汉语的尝试，将古汉语语汇融汇入白话中，追求语言的节奏、感觉和古诗文的韵致。在《〈应物兄〉读法》一文中，杨辉尝试将古典批评文体进行现代转换，“效古人评点法，做题旨、章法、人物、事件、本事、风格等的细致阐发，似乎较为合宜。本文收录五十二条，有总论，有分论；有对书中所涉之思想观念的进一步阐释，亦有对人物、事件意义的整体考察。其他如点出人物、观念之来源、该书义法等，亦不在少数。每一条皆是一‘话头’，如稍作延伸，即可得读解《应物兄》之路径”㉒。这篇文章是杨辉在文体上最为大胆的一次尝试，用古典文学批评的方法和文体，对当代文学作品进行阐释，自由挥洒，对当代文学的批评文体无疑是重要的拓展。
以上梳理的只是杨辉当代文学研究的大致脉络，并不能涵盖其研究的全部精髓。但无论是“通三统”，还是“大文学史观”，其中所包含的问题意识，对于当代文学研究来讲都是值得深入思考和反思的，这也提醒我们文学史发展是多线性的，不会只按照一种逻辑行进，因此我们在研究时不能以一种排他性的观念只看到其中一条而无视其他的线索。
当然杨辉的融通性文学史观所指向的中国古典传统、五四新文学传统和《讲话》以降的社会主义文学传统，对中国当代文学都深具影响，但需要注意的是，其实每一种传统本身的构成都是复杂的，而且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同样充满历史的张力在里面。比如陈晓明认为，在20世纪的中国，革命文学与传统文学确实发生深刻的断裂，但“这一历史不过是中国革命文学探索进程中的一个插曲，或者说短暂地走向歧途”，“在20世纪中国深刻的社会变革进程中，激进现代性一直支配了中国的文化创造，五六十年代奉苏联为圭臬，70年代更是与传统彻底决裂。但革命文学/文化也一直在寻求与传统和民族风格协调的形式，毛泽东本人始终并未放弃对文学传统和民间艺术的重视……或许毛泽东一直设想革命的思想性与中国传统的艺术性是可以有机结合的”㉓。可见，社会主义的文学传统本身也在民族传统中寻找恰当的形式。这也提醒我们，当代中国文学所依托的资源是多变的、历史性的。如何更为复杂地认识和处理当代文学的各种资源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杨辉已经以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做了很好的尝试，并形成了当代文学研究新的问题空间，也值得研究界继续深入探究。
杨辉的研究有自觉的理论和文体追求，已经显示了他的格局和气象，随着“文气”、修养和“内”“外”功夫的不断提升，也必会成为“贯通种种资源而开出自家面目的文章家”。
（王秀涛，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制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8ZDA271）
【注释】
①②杨辉：《贾平凹与“大文学史”》，《文艺争鸣》2017年第6期。
③杨辉：《余华与古典传统》，《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2期。
④杨辉：《陈彦与古典传统——以〈装台〉〈主角〉为中心》，《小说评论》2019年第3期。
⑤⑦⑭杨辉：《陈彦〈主角〉对“传统”的融通与再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11期。
⑥杨辉：《历史、通观与自然之镜——贾平凹小说的一种读法》，《当代文坛》2020年第2期。
⑧杨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古典转向”》，《文艺争鸣》2020年第10期。
⑨杨辉：《总体性与社会主义文学传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10期。
⑩杨辉：《〈讲话〉传统、人民伦理与现实主义——论路遥的文学观》，《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1期。
⑪杨辉：《再“历史化”：〈创业史〉的评价问题——以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为中心》，《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⑫⑮杨辉：《路遥文学的“常”与“变”——从“〈山花〉时期”而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2期。
⑬⑯杨辉：《作为批评和美学文本的〈早晨从中午开始〉——兼论路遥的文学观与20世纪80年代文学思潮》，《文学评论》2020年第2期。
⑰⑱⑲⑳杨辉：《“回归”古典批评的思路与方法》，《光明日报》2016年8月29日。
㉑杨辉：《气盛言宜——孙郁文章的“内”“外”工夫》，《小说评论》2021年第5期。
㉒杨辉：《〈应物兄〉读法》，《中国文学批评》2021年第2期。
㉓陈晓明：《建构中国文学的伟大传统》，《文史哲》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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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和、姚晓雷、陈国和 | 关于《1978年以来文学中的乡土中国叙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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