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建，西京研究院创始院长。本文为西京研究院发表的第663篇原创文章，赵建博士的第621篇原创文章。

瘟疫、战争、科技三大历史加速器，已经将中国传统模式逼到了墙脚，中国正在按照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向高质量发展模式转变。然而，任何新的模式的建立，都需要经历一场“头破血流”的破壁而出。这就是改革开放中的斗争精神，啃骨头精神。

但是深度转型的阵痛与风险，我们真的都已经准备好了吗？

比如对于高质量发展，假如真要去房地产化，那么就要做好地方政府财政减半，居民财富价值大幅重估，银行坏账快速上升，需求萎缩经济下滑、陷入债务紧缩风险等种种准备。

实事求是的说，超级一线城市的崛起，房地产价格高企，是每一个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发展中经济体必然遇到的现象。房地产从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人的价值和尊严，尤其是人力资本的价值。试想一下，人的职业身份从重工业工厂宿舍的工人，转变为大城市第三产业的技术型人才，他们拿出自己职业生命中的大部分收入做按揭买房子，那么这城市中的房子难道不就代表着人的尊严和价值？而任何炒作和打压房价的行为，不都是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亵渎？

在一个高速城市化，但是财富仓储工具又相对匮乏的发展中经济体，人们只能将储蓄转换成不动产以创造自己的资产负债表，投资房产也无可厚非。假如我们的资本市场能够健康发展，人们会一窝蜂的借债买房造成居民杠杆和资产泡沫齐飞吗？中国房地产的扭曲之处并不在于成为投机工具，而是被异化成为了财政工具，是未来财政收入的资本化透支。

再比如对于新发展格局，如果真要摆脱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赖，转变为与“第三世界”国家形成“反霸权联盟”，那么就要做好外部需求不足，青年失业率上升，粮食和能源短缺，核心科技和关键材料被卡脖子，有可能被国际金融体系制裁等种种准备。

有人说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中国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传统。如伟人所言，中国被封锁上几年，所有问题都解决了。这几年，芯片被各种封锁、制裁、打压，国内的芯片研发和制造能力不就大幅攀升吗？20左右纳米以上的芯片国内不就基本都可以自主生产了吗？

还有人说，被国际社会封锁有什么大不了，俄罗斯都被封锁了快一年半了，经济和社会不也没有发生崩溃，至少到现在看上去内循环的还是比较正常，汇率也基本稳定了，股市比A股走的都好。

这些观点都是错误和危险的，是在拿着国家前途命运试错。大国之间的竞争一定不是几十纳米级，而是最前沿最尖端的领域，差半代就不是一个量级，而且还要看能不能量产，经济不经济，否则没有意义。俄罗斯之所以在战争和制裁下仍然运转正常，主要是它的经济产业社会结构历来就是符合战争国家的逻辑（被称为“战争民族”）：粮食自足、能源自足、苏联时代建立的重工业基础等。

而中国完全不同，中国当前的产业、经济、社会无法形成战争国家的结构，用于战争的基本物资，粮食、能源、核心科技等都依赖于地球村；中国享受和平文明已久，历史上就是一个不会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元朝除外，蒙古族的民族基因与俄罗斯的斯拉夫民族更接近）的民族，现在也不会。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内核就是和平文明。

不能用机械主义静态历史观来看现在的中国。现在的中国是已经高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现代中国，是复杂、精致又脆弱的城市中国。在全球化的视野内，世界离不开中国的生产和供给能力，中国更离不开世界的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能源和粮食，尤其是庞大的市场需求。任何朴素原始的“自立更生”，“离了谁都能活下去”的想法，都是过去年代闭门造车的传统理念，是逆历史潮流的危险理念。

为什么说“离了谁都能活下去”的理念是传统理念、小农思维？因为中国经济当前已经发展成为复杂精致的现代社会，已经不再是过去以工农产业为主体的战争国家，而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现代经济社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又是极其脆弱的。在一个农业社会，你如果失去工作了可以回到土地，但是在一个现代工业城市社会呢？如果没有完备的社会保障，大城市出现恶性通胀、普遍S业和生活物资短缺都是可能的。这个时候，会有多少人理解国家的难处，理解社会转型的痛处？亨廷顿早就说过，一直传统（比如朝鲜）和一直现代（比如北欧）的社会是稳定的，最不稳定的是一个尝过现代文明甜头的社会突然发生变化。

离不开全球化，从另一个角度讲并非坏事，反而恰恰是中国经济走向现代文明的标志。现代经济社会的核心标志就是从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中走出，将自己融入到与他人、他国合作的精致分工体系中。总是想着自给自足、闭门造车，那是逆历史潮流。有人说中国的高铁、大飞机，核心零部件都来自其它国家，并深以为耻。我觉得大可不必，每一个国家都是全球产业链中的一部分，中国能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采购并集成，这不恰恰是全世界信任中国，愿意与中国合作的标志吗？至于中国产业链附加值过于低端，缺乏话语权、品牌影响力和定价权等顽疾，这本身是产业发展的规律。中国当前也在加快向全球产业链高端跃迁，最近一年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出口“新三件”取代“旧三件”不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证明吗？

从大水漫灌的速度型模式，转向精准调控的高质量模式，从过度依赖外循环和投资，转向以内循环和消费为主，从依赖房地产转向回归制造业，这些大方向都是正确的。难就难在，传统模式的形成有其历史成因，如今也陷入了路径依赖，因此在转型过程中会出现巨大的阵痛，甚至是会发生系统性风险。发展、改革、稳定，这三者本身是既统一又矛盾的三个方面，有时三者统一居多，比如本世纪初加入WTO后的黄金增长期，就是将改革和稳定统一到发展的主线上。有时三者矛盾居多，比如改革开放初期，三者基本无法兼顾，分歧和争论导致发展停滞，最后发生了极端事件。而今天，我们觉得三者之间的矛盾又到了一定的临界值，需要重新确定发展的主线，以发展这把金钥匙来平衡这个“三角难题”。

那么如何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和发展有时也是个矛盾体，因此需要抓住发展的核心点。现在发展的核心点还是信心，现代经济是预期型经济，有信心才会投资、消费。今天大家的信心比较萎靡，迫切需要重振。信心建立在生动活泼、互相信任、宽松自由的社会氛围之上。而这个社会氛围的培育，看上去很复杂，实际上也不难——那就是借鉴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坚持走市场化、法治化、全球化的正路，对内对外都释放友好和善的信号，树立服务型、现代化、包容型的公共形象。只有坚定不移的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经济发展，坚持民生保障，才是真正的安全，才能在转型最复杂、最艰难的时间，将阵痛和风险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