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圣经》马太福音26—52
耶稣在客西马尼的夜里，“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并不是因为第二天将被钉十字架，而是因为他看到未来的圣城明珠耶路撒冷，会在一次次的血与火中毁灭。
让他更加忧伤的是，他付出生命的舍身救赎，竟也换不回人与人之间的温柔以待。然而在弥留之际，他仍然为钉他手脚的士兵祷告：神啊原谅他，因为他做的他自己也不知道。这句话成为人类命运的终极隐喻。香港，曾经闪光的东方明珠，如今也正遭受着耶路撒冷式的宿命。一群群黑衣小将，就像一千多年前东征的十字军，打着所谓信仰的旗号在街头打砸抢烧，企图光复他们心中的“天使之城”。可惜，天使之城没有建立，地狱的城门已经打开：砖瓦狼藉的街头，熊熊燃烧的油桶，门窗败落的店铺，头破血流的路人——雅致纤弱的香港，治安秩序和居住环境一直位列世界前茅的香港，何曾受过如此野蛮的对待？我们走过她空旷寂寥的街头，墙边涂满狰狞的标语，砖瓦零落一片狼藉，感觉她才像是亚细亚的孤儿——一个宁愿自我放逐的浪子，一个唤不起乡愁的异乡人。让海风吹拂了五千年，外夷的炮火都不曾让她如此狼狈不堪形骸破落。当初日寇的空中轰炸，毁坏的也不过是建筑，而不是人心。何以至此？！想必是很多人心中的疑问。美丽的东方之珠，治安最好最宜居最开放自由，人均寿命最长的地区之一，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旅游中心等等名副其实的殊名，何以落得如此难堪又令人遗憾、伤心甚至恐惧的下场。原因看上去似乎很简单，用一句歌词形容，“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才会陷入感情漩涡”。自由的对价是责任，自由的前提是自律，自由体制的背后是深厚的宗教和民族文化积淀。那些没有根基的自由不是自由，而是自我放纵。更不用说那些十几岁的孩子，他们打着自由光复的名义点燃叛逆的心灵火山，迸发的岩浆足以让繁华的香港成为第二个“庞贝”。香港病了，并不是十五年前的生理传染病非典，而是一种集体精神传染病。我们往往将生理的传染病比如非典鼠疫视为洪水猛兽，却不知道集体精神和心理的传染病一旦蔓延起来更加可怕。社会心理学的实验结果已经证明，集体极端情绪和行为的羊群效应（法不责众），蒙面后心理阴暗面的压抑—释放，会将一个原本文明礼貌理性冷静的正常人变成精神病态，并会快速呈现出传染和蔓延的现象，而且通常还会让人上瘾。
尤其是还未成年，心智不够成熟，抵御精神传染病的免疫系统还未完善的年轻学生，特别容易被蛊惑感染。当非典等生理传染病出现的时候，大家都紧张万分视若猛虎并快速处理，但为何精神传染病出现的时候，公共部门反应却如此迟钝？当然，也如同非典鼠疫和流感，社会精神疾病的爆发和蔓延也需要一定的社会人文气候条件和土壤。国内小气候，国外大气候，交织在一起，为精神传染病的爆发创造了条件。
亚细亚的孤儿，一个内心没有乡愁和归属感的离乡人，最容易患精神疾病。那一群年轻人，用方老爷子的话说就是，“看似悲秋，实则伤春”。
然而，看到那蒙的密不透风但身形依然单薄稚嫩的孩子，那些或是自我放逐或是蛊惑煽动或是金钱奴役下的打砸抢烧，把街头政治和暴力当做游戏的孩子，人们的心中难道就只有愤懑？更多的还是忧伤，那种“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忧伤。这是一个时代的忧伤，这个忧伤可能要比一百多年前她被抛弃时更加浓郁。原因看上去简单，实际却是复杂无比。从迦南的应许之地到索多玛的罪恶之城，天使之城的堕落不过是一念之间。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动荡表象的背后是历史累积的沉疴，是多重矛盾交织下形成的难解的结，是长期作为特殊时空存在下极度扭曲的集体情绪的变态宣泄。背后各方利益的博弈，复杂程度可能超出我们所能想象的阴谋论的范畴。
香港问题，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缩影。“废青”文化，有点类似美国曾经的“垮掉的一代”，但不同的是，香港的“废青”文化没有根。所以，我们看到香港漂泊孤独这么多年，也没有过浓郁的乡愁，没有出过余光中这样的诗人。当然，在争分夺秒熙熙攘攘皆为利来的香港街头，看上去没有人有时间去追忆过去。是故乡抛弃了游子还是游子抛弃了故乡？历史上，香港似乎就一直处于华夏文明的边缘，中华主流文化的局外人。虽然历史也非常悠久，但一直到宋朝的古籍，才出现“屯门”二字。而香港一词的出现要到明朝万历年间，当时有大臣建议朝廷在香港地区设置县制，但大部分官员并不同意（附议），认为香港一带地处偏僻，管理起来浪费人力物力。虽然最后仍然设了县，但也没有入朝廷的法眼。所以大多数时候我们听到的是英国学者安德葛(G.B.Endacott)的话：香港历史的开端，是从英国到来后才开始的。那一年是1841年，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L.Palmerston)评价香港为“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那一年，也是晚清政府丧权辱国的开始。当时的租借国英国还是日不落帝国，资本主义世界的代表。香港作为英国贸易往来的重要港口，在它的治下当然也就取得了不一样的发展。在以后的战乱岁月里，英国租界的身份获得了更好的庇护，吸引了大量的人才和财富流入。当然，也在日寇的铁骑之下忍辱负重过一段时间，也就有了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新中国建立以后，势如破竹的解放军当然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的武力修复香港。但是武力总是简单，复杂的是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导人也知道与西方世界虽然藕断但不能不丝连，所以才会“留下两个鼻孔好通气”，于是香港和澳门成为那个时代与资本主义阵营交流的主要通道，也富有战略智慧的在实施向苏联一边倒的方针后留了不少余地。所以，那个年代的香港承担了两大阵营对立下很多的转口贸易和其它经济往来。上世纪60年代以后，香港跟上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步伐脱颖而出，成为了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文化各方面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在大陆非常特殊的年代，很多人偷渡香港寻找生计，出现了所谓的“逃港潮”。改革开放以后，大陆与香港的交流日渐频繁，来自香港的物质和文化商品，一度成为大陆热烈追捧的潮流。香港的影视和音乐，武侠小说等一度成为大陆一代人的青春印记。大批港商投资大陆，与大陆开展越来越频繁的国际贸易。当前最成功的四大特区之一深圳，无疑也是得益于香港，而其他特区都相对沉寂。当然，作用是相互的，大陆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香港的繁荣。1997年香港回归大陆以后，很多东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以说是为今天的事情埋下了伏笔。当统治了香港一百五十年左右的英国人突然撤出香港，被一国两制下港人治港的自治模式所取代，给予了香港人充分的自由，但来自五湖四海的香港人并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社会人格，他们将自卑的殖民身份和自负的西方身份掺杂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复杂的心理结构，所以他们今天走向街头却不知所终，只能最后蒙面黑衣，通过幼稚无理的打砸抢烧等极端行为来宣泄极度迷茫的内心。社会心理学家会指出，蒙面黑衣的心灵和潜意识映射是什么。另一个问题是，在英国统治模式退出后，新的模式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尤其是支撑这种自由的底层文化和信仰更没培育出来，以至于形成了一个公共治理和社会文化的断裂带。今天来看，这些“自由的确过了火”，以至于迷失了方向，他们的自治模式在处理起暴乱事件来，并不如过去的英国政府，优柔寡断分歧严重，无人敢担当的腐朽的建制文化。所以有议员大声质问大法官和律政司，为什么不学习英国经验来及时处理暴乱案件，让一线工作的警员背负那么大的压力。
当一个城市地区突然从被殖民模式走出来，获得了充分的自治和自由空间的时候，谁来填补权力和文化的空白，尤其对一个没有民族和文化基础，又处于极其特殊体制环境下的国际化都市。答案是金钱和资本。我在过去几篇文章都谈到过，当威权模式退位，自由主义形成的两极分化会让资本走上权力的舞台。这些资本大家族往往会在幕后操纵权力，成为真正的统治者。政府势力过大，权力资本化；资本势力过大，资本权力化。作为一个城市国家（地区），新加坡的家族威权民主是一个相对较好的平衡两者的模式，至少不会发生对暴乱束手无策和对蛊惑学生无能为力的问题。然而看看高等法院各法官复杂的身份，就知道他们在处理起打着西方价值观体系闹事的学生为何如此优柔寡断——投鼠忌器而已。
回归大陆后的香港迎来了新的黄金年代，掩盖了一些深层次矛盾。过去主要是大陆受益香港，回归之后更多的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尤其是最近十几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腾飞和各方面的快速发展，尤其是金融业和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极大的带动了香港的经济。中国金融业的跨境和对外业务，大部分是在香港，香港旅游业的游客大部分来自大陆，转口贸易大部分进出大陆。可以说，两地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持续繁荣，掩盖了上述的公共治理和文化断层的问题。但经济快速发展的成本，一些毒素病菌开始在这个“体制飞地”不断累积。大陆四十年的快速发展，尤其是最近十年金融业的飞速发展，也出现了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当中国经济开始转型，降低增长速度寻求高质量发展时，很多问题就暴露了出来。尤其是当中美关系开始重构的时候，香港作为中西方经济文化贸易往来的桥梁，一定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她的这种自由体制，是一种敏感体质，当大变局来临的时候，首先会在她身上发生变化。而在国内，投机套利和金融腐败是最严重的问题，作为自由体制“飞地”的香港在一片繁华背后，也成为“藏污纳垢”之地。（此处省略部分内容）。总之可以说，香港的自由开放是繁荣的原因，但治理机制和社会文化的断层，大变局中引发的迷茫和混乱，社会情绪疾病的爆发和蔓延，则是自由付出的代价。这也是爱的代价，她虽然现在“病了”，但仍然值得世界去爱和怜悯。因为世界上，再也没有香港这样特殊的存在。她像一颗明珠冉冉升起，然后像浪子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她曾经无比自由与宽容，但又在体制的夹缝中矛盾的存在，像一个漂泊太久的人忘记了已经回家。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五湖四海，在英国治下一个半世纪，对于他们来说，乡愁是多么昂贵的奢侈品。所以当他们蒙面黑衣不敢真相示人的走向街头宣泄暴力的时候，实际上他们早已经不知道身处何地、将向何方。这不仅是一个城市的忧伤，而是这个时代所有人的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