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来，中国重新融入主流世界的基本经验，却产生了一种独特的中国经验组合。这使得21世纪的中国如何理解自身和确定未来愿景有了不同的思路。21世纪，真正富有竞争意义的世界歷史演变就是中美之争。中性，美性，中美性，不确定性，如同性别政治一般波谲云诡，惊心动魄，也激动人心。

中国模式的属性与未来

作者：田飞龙

中国模式讨论，是中国改革取得基本的经济成功和秩序稳定之双重信心后，产生的一种重新确立自身正当性与自主性宏观意识形态与制度模式讨论。其意义，在内政层面表现为深度挖掘和凝炼自身价值观与实践理性，以作为进一步改革的可靠基础，避免全盘西化的和平演变，而在国际政治层面则表现为与美国的体系性竞争。

1840年以来的中国歷史，是自我否定和脱亚入欧的歷史，救亡图存的基本思想资源亦主要来自西方，中国大地成为西方内部不同思想方案的实验场和竞技平台。这一基本格局至今未能改变。但1978年以来，中国重新融入主流世界的基本经验，却产生了一种独特的中国经验组合。这使得21世纪的中国如何理解自身和确定未来愿景有了不同的思路。21世纪，真正富有竞争意义的世界歷史演变就是中美之争。中性，美性，中美性，不确定性，如同性别政治一般波谲云诡，惊心动魄，也激动人心。

独特的中国经验组合

中国模式讨论大体始于2005年左右，其思想文化标誌为甘阳的“通三统”论，而体制模式标誌则为关于“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的对峙性讨论与建构，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期间达到一定高潮。中国模式论大体面临三个层面的核心问题，以及四个面向的体制建构任务。三个问题是指：第一，执政党体制的政法经验与合法性；第二，中国古典儒家的文化正当性与适度公共化（復兴）；第三，对西方自由民主体制的批判或吸纳。

四重建构是指中国作为世界歷史大国重新崛起的四个维度，是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的融合性建构，一种超大规模的混合政体。具体表现为一个逐步外扩的宪制性层次：第一，作为治理现代化基础性架构的民主法治国（多数社科学者在这一层面工作，有专业学识但缺乏战略视野）；第二，作为政治决断与统合机制的新党国（强世功、王绍光、郑永年、柯华庆等，称为新左翼国家主义）；第三，作为新帝国模式输出与跨境安全架构的“一带一路”共同体（王义桅等，主要是国家核心智库研究专家及战略性国企高管）；第四，作为终结对抗政治、实现永久和平之中国方案的天下主义理想秩序（赵汀阳、贝淡宁、秋风等，对抗康德自由共和国联盟范式的中国政治哲学努力，最为艰难）。

与上述命题和建构层次相协调，国内知识界除了传统的自由派坚持西方自由民主整体方案之外，新左派、国家主义、大陆新儒家乃至正统的马列派，总体工作方向大体在于肯定“中国模式”之基本存在性与正当性的前提下，进行各自学科与思想资源上的重新阐释与论证，相互之间亦存在复杂的正统性之争。比如，正统马列派继续以相对僵化的意识形态思维批判传统儒家，所谓的“儒马关系论”。从体制性话语动向来看，传统文化復兴与实证政治体制稳健改革并驾齐驱，但对于全面深化改革时段的西方整体方案则保持战略性戒备。

2017是一个关键的歷史时刻，中国如何对待西方正逐步分化为三种立场和方法论：

• 其一，中国经验本位论。以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和文化基础即刻而直接地理论化，在“四个自信”的结构性维度充实论述，周全内部关系逻辑，清理“深度西化”的意识形态杂音和企图。

  
  

• 其二，西方模式本位论。即中国之崛起是非制度性、缺乏现代内涵的威权崛起，具有极大的体制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其最终命运是崩溃和重建，而重建的蓝本即为西方的自由民主，中国成为歷史终结论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註脚。接近原教旨的自由派，包括港台反对派持有这一立场。

  
  

• 其三，动态学习超越论。即中国之制度现代化仍未完成，应适度克制民族主义情绪，以战略视野和开放心智，继续深度学习西方的民主法治基本治理体系与能力要素，改善中观以下的治理层次，保留国家宪制层面的政治体制，以“中体西用”的思维而非本体性思维对待西方的民主法治，拆解吸收，移植转化，适应全球化条件下大众开放多元社会的治理实际与需求，完成中国国家建构之第一层次（民主法治国）的制度塑造。在此基础上结合新党国、“一带一路”共同体，以及天下主义理想秩序，而最终超越美国及其所提供的西方普适体系。笔者大体持有第三种立场，即学习超越论。

超越西方的中国论述

中国模式要有前途和吸引力，必须适度包容民主选举，将之作为吸纳多元政治精英及民意认受性再生产的活力机制。但为避免分离倾向和碎片化后果，需要以理性严密的宪制制度建构为前提，并以法治约束之。中国模式要避免落入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陷阱，应以普遍主义品格加以论述和建构，应正面面对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问题，并给出超越西方的中国论述。

总体上，中华民族伟大復兴必须以完善的中国模式论为基础，这是復兴进程至关重要的顶层设计，所谓纲举目张。伴随中国模式的思想与制度成熟，“中国学派”“中国共识”“中国风”“汉语美学”等将风靡世界。港台问题既为中西文明长时段冲突整合的一个缩影与局部，其解决就不能单纯“以香港看香港”，而需要以“中国”乃至“天下”观之。

中国模式讨论，是一场关乎中国与世界命运和前途的综合性讨论，是几乎所有学科介入和所有人类经验掺杂的21世纪最为重大的人类思想实验。我们是否具备了参与这一伟大思想实验的必要知识基础和心智开放度呢？这一歷史机遇是否会与我们擦肩而过呢？我们需要对中国和世界同时负起责任，才能匹配上这一超级歷史命题的繁复内涵与价值理想。

田飞龙，法学博士（2012，北京大学法学院），现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兼任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高级研究员，北京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专家委员，郑州大学边沁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台湾法律问题研究所研究员，香港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Leslie Wright Fellow，2014—2015）。曾赴韩国成均馆大学和瑞士弗里堡大学从事学术交流与访问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宪法与政治理论、行政程序法与公共治理、港澳基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