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通识·教与学】任军锋：经典研读课程的手段与目的
通识教育理念有效落实到教学的各环节中，离不开任课教师对通识教育的思考和探索。复旦通识“教与学”栏目将持续推送来自校内外通识课程教师的教学感悟、研究成果、心得体会。本期推荐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主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任军锋教授的《经典研读课程的手段与目的》。本文是任军锋教授在2022年4月28日复旦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通识教育论坛中所作的报告”经典研读课程的手段与目的“的文字整理稿。
【概要】语言不仅是教学过程中的重要媒介，而且是达成有效理解的核心要素。无论采择何种教学语言和文献语言，均服务于思想的有效传达以及对文献的深入理解。本报告将结合本人过去二十年的教学实践，对相关环节进行必要的清厘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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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主任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任军锋 教授
任军锋,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教授。主要研究以修昔底德和托克维尔为轴心的西方政治传统的古-今之变、美利坚从立国到南北战争的政治理论。代表著作：《帝国的兴衰》《民德与民治》等，主编《共和主义：古典与现代》《修昔底德的路标》，译著有《剑桥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等。曾被评为复旦大学2011届本（专）科毕业生“我心目中的好老师”，曾担任2016年第八届“全国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授课导师，荣获“2018年度复旦大学通识核心课程优秀教师”。
经典研读课程的手段与目的
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主任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任军锋教授
过去十数年里，我面向复旦本科生相继开设了“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与“修昔底德战争史”两门通识核心课程，这两门课程均围绕特定经典文本展开，即《论美国的民主》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两门课在春、秋学期交替，至今基本上未有中断。既然教学过程中直接涉及到的经典文本本身涉及到中译译本，因此牵涉到文献语言和教学语言之间关系的处理。事实上，无论是西方经典还是中国经典，均涉及广义上的“翻译”，尽管这里所涉“翻译”的性质有所不同。既然是“翻译”，一定绕不过任何翻译过程中所必然面临的“得”与“失”的问题。
一、经典的源生载体与衍生载体
对于经典文本的载体，我们可以大致分为源生载体和衍生载体。源生载体是指某部经典最初是用什么语言创作而成的，无论是古代汉语还是古希腊语、法语、英语，等等。衍生载体则是指文本的翻译，衍生必然意味着源生文本必然在某种程度上“溢出”原初的思想和历史语境。我们这里所说的“翻译”，不仅仅是单纯的语言转换，更有与语言转换相伴随而来的视角切换。语言的转换必然带来视角的切换，因为目标语言不可避免地携带着该语言自身的语境信息，我们阅读译本，本身会产生原初语言所没有的某些意涵，这就牵涉出所谓的视角切换。无论是从原文走向译文，还是从译文返回原文，读者必然要在不同的视角之间及时切换。
经典文本首先嵌入其时代的思想语境，都有针对特定时代问题直接或间接的回应。当然，有的著作家自觉预期自己的文本不会被时间之流冲刷掉，如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开篇即明确宣示，自己的著作将与天地同久，与日月同辉。但作为任何特定文本的思想语境，它首先是历史性的，要求作为现代读者或研究者的我们必须时刻保持理智上的自觉。教师在讲授这些古代、近代或者用另外一种语言写成的文本时，一定要对该文本所必然嵌入生成的思想语境有较为清晰且准确的把握，这就涉及到经典与解释之间的张力。合意且适当的解释需要从思想语境出发的，需要考虑文本原初生成的语言所表达的历史、政治、社会元素，对这些元素保持高度自觉，是经典研读课程教师基本的学术素养。
在文本原初思想语境的基础上，更为重要的是经典文本本身所承载的某种跨越时空的精神意涵。阅读经典能训练读者的头脑，不仅能够训练我们的文字识别、换位思考能力，而且可以开启我们更为根本的现实关切和观照现实的视角，古代文本焕发新生，经受时间的洗礼，常读常新。
经典之所以能够常读常新，在于经典与每一个时代的深层关切有着这样那样的内在关联。教师需要把这种关联向学生充分揭示出来。教师选择某一文本，需要首先对该文本与当下现实的思想关联有适切的把握，无论是在理智上还是直觉上的。只有这样才能把文本自身的丰富意义呈现出来。读经典，无论是古代的还是异域的，当代人不可避免地会有这样的疑问：作为中国人，我们为什么要读托克维尔？作为现代人，我们为什么要读修昔底德？仅仅是因为这些书是经典吗？还是说，它们不仅仅是经典中的经典，有着纯粹智性上存在的理由，更与中国人生动活泼的文明经验具有非常深切的关联，这一关联需要我们通过教学过程不断开启。
为此，我本人在教学过程中有两个最为直接的关切：第一是借助语言转换实现视角切换；第二就是历史与当下、文本世界与生活世界之间的内在关联。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始终要对这两项关切保持高度自觉，需要将文本放在“古-今-中-西”这一坐标结构中观察，在古-今之间、中-西之际往返穿梭，左右观照，彼此切换。只有这样，经典文本的内在生命力才能真正被激活。
二、文本翻译中的“失”与“得”
接下来我想谈的第二点与文本翻译有关。狭义的“翻译”当然指的是语词上的翻译，而更广义上说，“翻译”往往延伸至政治、社会乃至文化层面。其中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关注：首先是翻译的准确性，毫无疑问，翻译的准确性是判断翻译好坏的基本标准，能做到严复所说的“信、达、雅”自然是比较高的要求，但是翻译的“信”即准确性应该是判断学术翻译好坏的基本标准。只要是翻译，总是难以避免存在这样那样的瑕疵。教师给学生推荐哪个译本，以及选择该译本的理由，一定要向学生交代清楚，这是教师首要的学术责任，选择译本这样基础性的工作完全没必要交给学生，而且这样做对学生来说信息成本会很高。尽管任何译本在准确性上都有瑕疵，但这些瑕疵完全可以在教师教学过程和学生阅读过程中予以克服。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为学生指出文本中某些具体的翻译问题，通过在原文与译文、不同版本的译文之间彼此对勘，有助于更为深入地理解文本义理。
比翻译的准确性更重要的是经典在学理的针对性：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读这部经典？这样的问题很是关键。我当初之所以选择《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论美国的民主》，既是因为这两部经典在整个西方政治思想史和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也是因为相关文本与时代的精神状况密切相关。我在最初几轮教学过程中只是有一个大致的轮廓，而随着教学过程的不断积累，不断反思，再加上学生的不断反馈，我自己对文本的现实针对性也有了较为精准的把握。学生只有在深入研读文本的基础上，才能够深切地领会文本的内涵以及我选择相关文本的用心。
与上述学理针对性相关联的，就是文本世界与文明经验之间的关联，两者之间完全可以做到双向激活。比如我们读《论语》，阅读的过程中，无论对教师还是学生来说，作为读者，很自然地会与自己当下的生存感受彼此衔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把这种共同的感受揭示出来，同时用这种共同感受主动衔接文本的内在义理。这种衔接并不意味着文本和经验之间刻意附会，或者仅仅是为了影射或针砭时弊，而在于用我们的生活经验激活文本，发现文本自身的丰富性和生动性，揭示文本强大的思想生命力。
既然经典文本都有自身原初的语言载体，翻译过程中难免遗失某些内容，这就要求我们在阅读过程中，努力把翻译过程中丢失的东西补回来，将文本本来意在呈现的那个世界的轮廓弥补勾勒，进而将其放大。比如修昔底德所处的公元前5世纪，展现了轴心时代希腊世界从城邦到帝国的转型蜕变，修昔底德的政治理论传统与柏拉图的哲学思想传统之间的勾连和张力，一旦将这些与中国人的文明经验对接，用我们当下的直觉和理智上被接受的某些意见与文本义理对观，在深入理解文本的同时，呈现文本自身的丰富性，这样，即便翻译过程中遮蔽了某些信息，但我们可以通过仔细深入的研读文本，穿透某些显白的文辞，深入字里行间领会文辞背后的隐微教诲。事实上，经典文本的留白往往比文辞本身更加耐人寻味，这需要教师带着学生在研读文本过程中不断体会。经典文本挑战的是读者智性和耐性的极限，而阅读经典的过程也是无形中对合格读者的筛选过程。
这就是文本翻译中的“失”与“得”。我把“失”放在前面，“得”放在后面，意在突出所谓的“失”不是绝对的，“失”的过程中其实也有“得”，因为文本的转换，比如从西文转换成中文，会衍生出某些新的意涵，在丰富中文本身的表现力的同时，译文会有意无意中带出我们先前未能完全得到反省的经验，带出我们的“前理解”，它们会激发我们的理解力和想象力。所以，“失”和“得”也要辩证地看。按照我个人这些年讲授托克维尔和修昔底德的感受，我觉得中国人现在读托克维尔和读修昔底德，某种程度上比当下的美国人或希腊人读，其意义更为真切。现代中国人的文明经验已经足够丰富，托克维尔和修昔底德已然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必要的组成部分，我们能够从阅读他们的著作中获得更为真切的精神教诲，这可以说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得”。
三、西方经典与当下中国
阅读经典需要“点面结合”。任何文明传统里的经典，可以说汗牛充栋。尽管经典本身有不同的品级，但即便是那些经典中的经典，其中几部就足以专业研究者投入一辈子的心力。将来可能会有个别同学涉足相关的专业研究领域，但绝大多数同学需要掌握进入的可能性和获得教益的机会，这就需要选择某一部或几部经典，而经典本身“以点带面”的能力便是上述选择的基本出发点，而经典“以点带面”的潜力，需要教师通过授课过程循序渐进地呈现出来。学生只有跟随教师，在潜心的阅读过程中不断体会其中的关节和奥妙。
比如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本身就能够将整个西方政治传统带出来，教师透过教学过程向学生呈现其中的知识和学术史路线图，领会其中所涉问题史的方向感。托克维尔上承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传统，横向贯穿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下启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托克维尔的现实关切正好处于西方现代性的转捩点上。由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所创发的政治、社会和文化问题，经俄国革命，转而进入中国。托克维尔笔下的两种民主，以及民主与所谓的“专制”之间的关系，直接关涉到中国当下，当然，这种关涉不是直接从托克维尔那里“蛙跳”至当下的中国，而是必须通过20世纪中国人的文明经验深入把握。
因此，“点面结合”可以帮助教师与学生学会正视西方，如何正视那个与中国不一样的另类文明传统，以及这一另类传统如何与当下中国不可分割地扭结在一起的。通过一部经典进入某一文明传统，继而给学生呈现进入这一传统内部核心问题的路线图，真正领会该传统内部的基本冲突和张力。
与上述努力直接相关，我们中国人需要借镜西方，反观中国，“西方”已然成为中国人生活经验的一部分。无论是观念形态，还是日常交往，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已经以不同的方式进入中国人的自我理解当中。中西比较，这一视野本身就要求我们自觉地换一种眼光认识自己身处的中国。我们经常以为自己生活在中国，就想当然地以为自己对中国很了解，认识得很清除，其实不然。我们要做的，恰恰是通过借镜西方，将自己的处境、经验陌生化，而陌生化是我们在理智上变得清明通达的基本前提。
四、通识经典的目标
最后我想谈谈通识经典的目标。阅读异域经典，从翻译开始的所有努力都是手段，其核心在于通识经典的目标。我这里暂时将“通识”一词化用为动词。这里不妨引用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表述，分别涉及中、西教育哲学的基本理念：即柏拉图“美德即知识”和孔夫子“尊德性而道问学”。
柏拉图《美诺篇》的核心观点体现在“美德即知识”这一著名表述当中。既然知识是可以传授的，也就意味着美德是可以教的，德性的涵养和智性的提升，应是任何教育的基本出发点和重要使命，也是这些年来我们“复旦通识”不断努力的方向。德性并不是单纯的教学生怎么做人、怎么待人接物。德性和智性从来就是一体两面，相得益彰。如果将本来有机的教育过程机械地分割开来，那么片面的道德训诫非但不能起到正向的作用，反而经常会事与愿违，很容易激起学生的本能反感，甚至会让年轻人觉得，你们这些人自己做得都不怎么样，反而还要教别人做人，实在虚伪。我们知道，德性的涵养是一个通过不断自我反思求得上升的渐进过程，需要我们每个人结合自己的伦常日用和一言一行不断反省，进而获得德性的改善。在西方传统里，柏拉图《美诺篇》提出的“美德即知识”，在于强调德性的涵养和智性的提升本质上是彼此关联的，二者合则两全，分则两害。如果人为地割裂智性和德性，一方面智性无法提高，另一方面德性也会越来越糟，这也是目前我们的教育面临的最为突出的挑战。
与柏拉图的教育哲学相呼应，孔夫子在《礼记·中庸》有这样的表述：“尊德性而道问学”。在深沉而丰厚的中华文教传统中，德性与问学、广大与精微、高明与中庸、温故与知新、保守与进步，彼此平衡，相互加持，行稳致远。
排版 | 沈先亭
审核 | 沈 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