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安，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研究员，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新闻社会学、应用新闻传播、互联网平台与治理

龚沈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22级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政治传播、互联网平台

［摘要］步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青年拥有更高质量的发展条件，更宽阔的人生舞台，更全面的社会支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新时代青年在面临着丰富人生机遇的同时也不可避免遭遇了诸多风险挑战。文章聚焦2022年，从新型城镇化、数字化时代、风险社会、老龄化社会等四个关系青年成长与发展的现实时空背景切入，关注“小镇做题家”“网络原住民”“985”青年、“90后”“00后”等四类青年画像，总结归纳了青年基层实践、青年人口流动、青年社会交往、青年粉丝文化、青年网络参与、青年社会心态、青年就业择业、青年教育焦虑、青年结婚生育、青年养老责任等十大方面的中国青年发展热点。“青年是标志时代最为灵敏的晴雨表”，通过本年度热点问题的回顾，从描述这些青年发展热点的现象表征入手，剖析现象背后产生的原因，以期如实地反映青年温度，为全社会开展青年工作提供青年真实图景，为开展针对性的政策研究和学术分析提供更多思考和启发，助力形成推动青年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的强大合力。

［关键词］青年；新型城镇化；数字化时代；风险社会；老龄化社会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的中国繁荣发展，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在这一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新时代的青年拥有更高质量的发展条件，更宽阔的人生舞台，更全面的社会支持。2022年10月，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青年对国家和社会的未来激情满怀，超九成的受访青年相信自己未来的生活会比现在更好。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新时代中国青年正在踏上自我奋斗和奉献青春的新征程，在充满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近年来，国际国内诸多矛盾叠加，风险挑战显著增多，国家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环境，作为“标志时代最为灵敏的晴雨表”的青年群体，青年的成长与发展也呈现出复杂多元的现实图景。青年群体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不断以热点话题和学术议题的形式呈现在公共视野、网络空间和学术场域中，但相关议题的讨论比较专题化，相对缺乏整体“图景式”观察，为此有必要加以系统梳理和跟踪分析。

本文材料分析的时间段主要聚焦于2022年，尝试以新型城镇化、数字化时代、风险社会、老龄化社会等四个富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现实场域作为切入点，聚焦青年发展的十个热点，从特征、原因和政策等维度进行分析，以期立足当下社会实践语境中呈现出青年热点的变与不变、困境与挑战、现实与未来。

一、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小镇做题家”的参与与融入

自改革开放以来，青年流动加速。青年流动更加自由，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深入实施大背景下，中国青年逐渐由单向的“孔雀东南飞”转变为多向“自由随心飞”，更多青年通过城乡之间的发展流动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实现发展跃升。青年的流动一方面既体现在城乡之间的横向地理空间流动，另一方面也体现在阶层的纵向流动上。教育是改变青年人命运的重要途径。2022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7.8%，十年来提高了27.8个百分点，各级教育普及程度达到或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其中义务教育普及程度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等教育实现了从大众化到普及化的历史性跨越。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大背景下，大批农村和城镇青年通过自我努力、考试通关进入城市。2022年以来，“小镇做题家”一词频频出现于青年网络关注话题中。“小镇做题家”作为热词走红背后，既有“后高考”人生境况的迷茫和焦虑，也有对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反思和审视。“小镇做题家”的青年热点启示着全社会，只有坚持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新一轮新型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才能化解青年焦虑，让青年的良性、有序流动成为现实。

热点一：青年基层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青年人口流动的总体趋势是从农村流向城市。这一人口流动模式推动了城市社会的发展和繁荣，但客观上造成了乡村社会的一系列现实问题。在部分地区，乡村社会成为老人儿童的留守地，呈现出低龄化、老龄化、空心化的特点。乡村社会的人口结构失衡，让乡村的基层治理面临举步维艰的困境。青壮年人口的大量流出瓦解了乡村基层治理的结构和秩序，属地治理逻辑失灵，属地治理规则失效。

研究者视野中参与和服务乡村基层治理的青年群体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国家基层村治体系中的“大学生村干部”（俗称“大学生村官”）。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背景下，农村基层干部年轻化正成为我国基层治理的新趋势。青年村干部的加入为乡村基层治理注入了活力，但乡村也存在着制约青年村干部发挥作用的实践困境。政策性因素是青年村干部大量涌现的主因，这一群体是否可以成为一个稳定存在的治理主体仍有待实践检验。

第二类是返乡就业创业的外流青年。在新型城镇化战略大背景下，部分乡村地区迎来发展机遇，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群体日益庞大。有研究发现，中西部地区的外流人口通过返乡就业创业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骨干力量，直接或间接地在基层治理中发挥重要影响力，甚至被基层权力主体吸纳成为村干部，形成“能人治村”。

第三类是通过数字手段异地参与基层治理的外流青年。有学者研究了腾讯“为村”（WeCountry）应用程序在乡村基层治理中的作用，认为数字平台的介入为外出青年参与基层治理提供了一条数字化路径：外出青年村民能以低成本解决“不在场”困境；数字平台的开放性扩展了村民间的横向联系，也缩短了基层治理架构的纵向层级；数字平台的可视化也提高了基层治理的透明度和公平性。

有学者指出，在第一类和第二类群体之间还有一种特殊的青年基层治理参与。返乡青年还可以通过乡镇临聘下派和村干部推荐等非正式的途径参与基层治理。这些青年有两大来源：一是以报考公务员为目标、暂时考“公”失败的待业大学生，二是有多年外地工作经验、为照顾父母返乡的青年。这一类青年基层治理参与有很大的临时性和不稳定性，但体现了实践情境中青年基层治理参与的多元图景。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城乡要素流动关键是人的流动，乡村振兴关键是青年人才的支撑。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不少青年领办专业合作社、推广现代农业科技、壮大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带头移风易俗、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倡导文明乡风，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助力农村焕发新貌。这些都是青年基层治理参与的生动实践，也为新一轮新型城镇化提供了生机活力，也为新时代下青年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实践空间。

热点二：青年人口流动

人口流动是当前我国人口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根据国家统计局2022年10月发布的《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八》显示，2012年以来，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我国人口流动日益活跃，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2020年，我国人户分离人口达到4927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34.9%，其中，流动人口达到37582万人，占全国人口的26.6%。与2010年相比，全国人户分离人口增长88.5%，流动人口增长69.7%。从人口在全国空间布局来看，人口主要流向沿海、沿江地区及内地城区；而在各省域内部，中小城市、农村人口主要流向省域中心城市。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人口增长迅速，分别增长了35.0%、12.0%和7.3%。上海、北京、广东、浙江4省（市）10年间人口密度增量均在100人/平方公里以上。

求学和务工是青年人口流动的两大内生动力。《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指出，1980年以后出生的流动人口叫作新生代流动人口。新生代流动人口具有在流入地长期生活居住的规划，拥有强烈的融入流入地的意愿。影响青年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留意愿的因素主要可分为结构地位因素和社会融合因素两大类。结构地位因素包括青年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职务地位、住房状况等；社会融合因素包括青年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情感生活、人际关系、朋友网络、婚姻状况、社会排斥情况等。其中，结构地位因素对青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往往比社会融合因素更为显著。

民间智库团体“城市数据团”依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的分县数据资料，汇总梳理出全国各大城市各年龄段人口的比例变动情况。其中，20~29岁人口的变化代表了当下青年人口的流动状况，40~49岁人口的变化代表了当下中年人口的流动状况。再将二者比较后发现，各城市的人口流动情况出现了显著差异。在青年人口流入最多的大城市中，广州、深圳、成都等城市的中年人口也在增长，而北京、上海、天津、南京等城市的中年人口却显著减少。

中年人口的流动现状或可看作是青年人口流动现象的“悠长背影”。当公众习惯于将聚光灯打在此时此刻的青年身上，彼时彼刻的“青年”的背影已在历史的墙壁上悄然拉长。城市中年人口的增减情况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过去的一个时期内青年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状况，也反映了青年在一些大城市的“扎根”情况，对于我们了解青年的融入状况有一定的启发。

2022年7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增强了青年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的信心，方案中首次提出“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部未落户常住人口”，要求人口流入地区加大公共服务供给，特别是教育、住房等供求矛盾较为突出的领域，并在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和形态、推进新型城市建设、提升城市治理水平、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五个方面作出全面部署。可以预见，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和生活质量持续提升，新生代流动人口可持续发展的潜能将得到更多释放。

热点三：青年社会交往

城市是多数青年最向往、最渴望定居和发展的地理空间。在新发展阶段，青年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家政策层面的高度关注。2022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的意见》，期望通过政策的手段让城市对青年更友好，让青年在城市更有为。其中，明确提出要从规划环境、教育环境、就业环境、居住环境、生活环境、健康环境、安全环境等七个层面营造青年发展型城市环境。其中在诸多议题中，城市青年的社会交往作为一项现实而突出的问题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青年发展型城市的打造也离不开青年良性社会交往行为的培育和城市青年社会交往空间的有效塑造。

在大城市打拼的青年群体绝大多数来自外地，他们离开家乡的父母亲人，来到大城市独自一人居住生活，人际关系网络的拓展可能需要从零开始。这一青年群体被称为“空巢青年”。据《“空巢青年”心态特点与生存发展状况调查报告》显示，“空巢青年”的社会关系比其他群体更为疏远，59.7%的“空巢青年”在城市生活中缺少亲密朋友，介于“一个也没有”和“1~2个”朋友之间。

导致部分城市青年的社会交往困境的原因比较复杂。社会交往意愿在城市青年内部存在差异。“乡—城”流动型的“进城”新生代流动人口有着比父辈更友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也有着教育和技术条件进步带来的更强的城市生活适应能力。但是，他们的城市归属感和居民身份认同感却更弱，因为他们的身份认同建立在流入城市对自己接纳的基础上，更易被外在环境的排斥行为影响。对外在环境评价的敏感性，阻碍了这些青年群体与本地社群的交往交融。相比之下，“城—城”流动型的“择城”而居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却有所不同，他们拓展社会交往的意愿不仅没有下降，还远高于前几代。

同时，社交媒体侵占了城市青年大量的闲暇时间，青年网民高频使用社交媒体来排遣孤独并沉浸其中。这种虚拟时空的交往实践，看似消弭了个体与社会的距离、加强了彼此之间的联系，实际上却可能成为了青年在现实世界进行社会交往的阻碍因素。青年群体在网络空间中极为重视社交边界感，十分看重在自身交往活动中的独立性，他们基于社交媒体进行社会交往时，倾向于建立弱联系，有意避免形成强联系，例如一些青年在使用抖音时会主动选择削弱与现实生活中熟人的关联。当社交媒体过多地侵占城市青年的闲暇时间，青年在现实世界的社会交往时空就会被压缩，青年可能因此无法建立更真实更紧密的社会关系。社交媒体上普遍存在的弱关系与难以建立的强关系，可能导致青年使用社交媒体越频繁、内心感受反倒越孤独。

不过，我们仍应坚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社交媒体与网络技术在青年群体中的普及。传统视角之下，把存在于现实空间中的亲缘、地缘或业缘看作是培育强关系的土壤。当网络空间的互动成为青年人日常社会交往的主流，网络特有的社交行为便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青年的社交态度和社交文化。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之间不断交错的交往关系的动态演变，为分析青年社会交往问题开启了新的考察维度。也正因为社交媒体和互联网技术带来的动态不确定性，使社会交往成为颇具政策创新潜力和想象空间的青年发展要素。因此，建设青年宜业宜居的发展型城市，既要注重现实空间的软硬件改善，也要看到网络空间提供的丰富可能性。

二、数字化时代下“网络原住民”的文化与心态

1994年4月，中国第一次实现与国际互联网的全功能连接，当今世界最壮阔的数字化变革由此在这个国家拉开序幕。中国青年一代的成长，一路伴随着互联网、计算机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他们是地道的“网络原住民”。这个总数接近4亿的庞大群体，在生活方式、文化观念和社会行为上都留下了深刻的互联网烙印。中国互联网正处于从“野蛮生长”转向规范化、制度化发展的节点之上。2021年至今，中央网信办多次部署开展“清朗”系列专项行动，打击处理了一批互联网乱象，互联网生态得到明显改善。数字化生存的青年一代依托互联网形成了新的文化形态，与此同时，互联网也在无形中影响并塑造着青年人的社会心态。

热点四：青年粉丝文化

整治直播、短视频领域和“饭圈”领域的乱象是“清朗”行动的两项重要工作内容。粉丝文化和网红文化是青年网络文化问题中的两大突出现象。

“饭圈”又称“粉圈”，是“粉丝圈”简称，是粉丝对自己所属的追星群体的统称。粉丝文化始于大众媒体的追星文化，2005年《超级女声》节目是我国追星文化的开端。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推动了追星文化向粉丝文化转型。粉丝通过网络自发自主地聚集，不受空间、时间的影响，便不再是被造星工业统摄的对象。这种基于网络的粉丝聚集行为日益组织化，便形成了“饭圈”。

作为单纯的文化现象，“饭圈”和粉丝文化毁誉参半。尽管自诞生起就背负着毒害青少年的污名，但还是有不少人愿意把它看作是一种应当尊重的青年文化创造，提倡去污名化，发展其在建设青年意识形态方面的积极意义。但在商业逻辑和产业力量深度介入后，粉丝文化就不再是单纯的文化现象，“饭圈”被整合为娱乐产业的重要一环。娱乐公司为了获取巨额利润，诱导未成年人消费，“买榜”“雇水军”扰乱公共秩序，对社会尤其是未成年人的发展造成恶劣影响。整治“饭圈”就成了势在必行的紧要问题。

网红是“网络红人”的简称，原指由于某些行为、某个事件被广大网民关注从而走红的人。由于人们在网络上走红常常是因为迎合了“审丑”和低级趣味，所以网红文化的处境原本比粉丝文化更为糟糕。然而随着网络视频应用的兴起，直播和短视频逐渐成为人们流行的消遣方式，网红作为直播和短视频的主角，突然获得了正当的职业身份。头部网红的高收入更是让网红成为受众多青年追捧的光鲜职业，网红文化因网红经济而壮大。

不过，迎合低级趣味依然是网红行业的顽疾。视频平台为追求流量，不但对其存在听之任之的情况，甚至使用算法推荐为其推波助澜。同时，短视频应用在设计上鼓励用户对内容进行翻拍模仿，其中不乏低俗和危险内容，造成现实社会风险。包括多数青年在内的网民群体早就对短视频乱象深恶痛绝。实践证明，青年网络文化的健康发展需要一定的外部规范性力量介入。

热点五：青年网络参与

网络是青年政治表达的窗口和首选渠道，青年政治参与也因此主要表现为网络政治参与。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6月，我国10~19岁、20~29岁、30~39岁、40~49岁及50岁以上网民占比分别为13.5%、17.2%、20.3%、19.1%和25.8%。可以看出，随着互联网技术在中老年群体中的普及，青年群体在我国网民总体规模中已不再占据绝对多数。中国互联网空间的人口结构正日趋平衡，中国网络空间的其他参与者对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亟待重新审视。

网络爱国主义是近年来被广泛讨论的一种青年网络政治现象。网络技术让爱国主义在青年群体中的传播进入到一个新阶段。2016年初“帝吧出征脸书（Facebook）”让人们第一次认识到网络在国家认同、民族自信等议题上对青年群体具有强大动员作用。青年群体独特的粉丝文化和图像文化使爱国主义教育在网络空间变成了一种不同“日常操演”实践。

然而，这一网络政治现象背后有更多元的参与者。不同代际、历史记忆和生活经验中形成的网络行动者群体共存于当下互联网环境之中，他们既是民族意识原材料的提供者，也是青年网络政治行动的凝视者。他们是“小粉红”“战狼”等标签化认知的来源，客观上影响了青年的网络政治行为。

这一糅杂着民族国家复杂意识碎片的网络政治参与形式，尽管存在着容易发生意见极化的潜在不利因素，但也有助于增强民族自尊心、提高民族自信心和激发青年群体的爱国热情。客观上，也激发了青年主动拓展全球化视野，让越来越多的青年关注到外部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意识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他们赋予的时代使命。对于此类青年网络政治现象，既不能一味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要立足于青年发展的大局对其进行规范管理，要伴随中国互联网治理水平的提高对其进行理性引导。

对于更广泛的青年网络政治参与行为，要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方面，互联网管理者要摸清青年意见表达的规律，对青年政治参与进行正确有效引导，让青年的网络政治参与更好地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另一方面，互联网管理者需要关注互联网空间的其他群体对青年的影响，整治刻意制造对立、煽动情绪、放大焦虑等对青年产生不良影响的网络乱象，协调好互联网空间中的各方角色。

热点六：青年社会心态

青年的社会心态问题是把握中国青年生存和发展状况的重要窗口，昭示着时代的观念演进。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上海信息安全与社会管理创新实验室等机构联合发布《中国青年网民社会心态调查报告（2009—2021）》，打破了对时下青年社会心态的一些刻板印象。

“佛系”“躺平”并非绝大多数青年心态的真实面貌，“躺平”更多是当代部分青年的一种情绪表达。尽管“逃离北上广”成为热门的舆论话题，但一线城市在大多数青年人中的吸引力仍在上升。大家对体制外工作的认知相对统一，倾向正面。但是实际的择业倾向中，更多的青年网民倾向体制内工作，“00后”较“90后”更倾向于选择在体制内的单位工作。

与互联网上“恐婚不婚”“独身主义”言论不同，恋爱、结婚仍是中国青年看重的“人生大事”。然而，愿意恋爱者与愿意结婚者之间的比例差异悬殊，青年群体的婚恋心态呈现出一种矛盾的趋势：渴望美好爱情，但怯于走入婚姻。青年网民群体生育意愿整体消极，持消极生育意愿的人数是持积极生育意愿的人数的四倍左右。

因此，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青年社会心态变化背后的底层逻辑。有学者指出，青年社会心态背后是一系列潜在的或正在形成的冲突，包括对既定经济利益分配格局的不满、对资本与工作的反抗、对主流家庭秩序和生活方式的不认同，还有源自亚文化共同体与泛意识形态的冲突，其内在逻辑是“丰裕一代”面对资产社会的深切无力感。

青年的社会心态敏锐多变、动态多元，一些类型的社会心态常常会被现实环境中阶段性、暂时性的困境所放大，由此导致少数群体的心态极端化，甚至在青年群体中逐步蔓延，进而冲击社会公序良俗，引发意识形态风险。关注青年社会心态变化的底层逻辑，有利于更好地评价、把握青年社会心态的特征和趋势。党的科学理论和初心使命是青年形成健康社会心态的坚固根基。为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

三、风险社会中“985青年”的压力与焦虑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安全”成为高频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1986年出版《风险社会》，认为在工业社会以后，人类已经进入一个以风险为本质特征的风险社会。在我国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青年既面临着建功立业的难得机遇，但同样也直接承受着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所带来的风险挑战。在网络社区中，青年人以自嘲的方式来表达在风险应对中的迷茫与乏力，其中不乏一些传统意义上的“优秀青年”。例如通过高考激烈竞争进入“985”“211”名牌大学的高校学生，这一群被外界视为“天之骄子”的青年人在豆瓣网上组建“985废物引进计划”的兴趣小组，在小组中分享自己从考上名校到走向“失败”的故事。然而，他们所谓的“失败”更多是一种自嘲和反讽，并不完全符合事实。“985”作为一种由来已久的青年话语实践，不仅仅是对一部分重点高校的指代，更是处于迷茫困惑中的青年的群体表征。这一话语实践背后的就业压力与教育焦虑是多数青年面临的社会问题。

热点七：青年就业择业

就业择业是所有青年最关注问题中的“牛鼻子”和“老大难”。2022年以来，在复杂的国际环境、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经济以及反复的疫情形势下，我国部分行业遭受冲击，劳动力需求下降，一部分青年群体面临阶段性的就业压力。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和2021年我国16~24岁青年调查失业率月度峰值分别为16.8%和16.2%，而2018和2019年月度峰值仅为13.3%和13.9%。2022年初，青年失业率从2月的15.3%一路飙升，至7月达到19.9%的历史最高值。

随着经济加快恢复和稳就业政策的倾力支持，青年就业情况也将整体趋向好转、趋于稳定，截至9月已降至17.9%，这一转变来之不易。值得关注的是，在一部分青年“就业难”的同时，一部分行业却陷入了“用工荒”，2022年上半年我国市场岗位需求事实上大于求职人数。

2022年我国青年就业困难较往年更加突出，直接原因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在供给端的高校毕业生总量创历史新高，首次突破千万；二是在需求端的企业因疫情冲击吸纳就业的能力大幅下降，疫情也阻塞了部分青年人的正常求职渠道；三是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群体，普遍面临摩擦性失业困境。除这些短期因素影响外，还有一部分中长期因素导致结构性失业、周期性失业与摩擦性失业相叠加。

青年的就业择业需要公共部门的支持和引导。一些青年面对更加严苛的就业环境，抱着“先就业再择业”的想法，在短时间内草率就业。这样的就业方式可能会严重影响青年就业者未来的发展，带来终身的负面影响。在择业观方面。一项针对大学生群体的调查发现：大学生择业更趋向于务实理性，更重视工作收入；从偏好看，体制内工作的吸引力在上升，大城市就业持续受青睐；从去向看，“211”高校生更倾向高薪企业，一般本科院校生偏好公务员，专科院校生相对更爱创业。受访大学生表示在多个方面愿意妥协，唯独薪酬待遇上不愿妥协。

同时，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2022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大学生薪酬期望在今年出现了下降。2022届毕业生的平均期望月薪6295元，比2021年下降约6%。其中，期望薪资4000元以下的占比12.8%，高于2021年的8.9%；期望薪资6000元以上的占比44.6%，低于2021年的50.8%。这也进一步说明青年群体在就业择业问题上的务实理性。

青年的就业问题已引起国家的高度关注。党和国家立足于发展全局，通过整合全社会力量，努力化解不利于青年就业困难的短期和长期因素。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强调“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提出要“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同时针对青年人集中的新就业形态等也明确提出“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新时代的青年脚踏实地、务实理性，兼具较高的劳动素养和认识水平，是党和国家敢于向发展难点、堵点、痛点发起挑战的底气和根基。从长远来看，协调好青年自我实现与国家宏观发展的关系，才是破解就业难解之结的关键。

热点八：青年教育焦虑

在当下社会情境中，青年就业择业压力的镜像问题往往呈现为以学历文凭为核心的教育焦虑。近十年来，得益于高等教育的加速扩招，如今超过一半的18~24岁青年人口已取得了高等教育文凭，且这一比重还将继续爬升。随着高等教育人口规模的扩大，就业压力的加剧，“文凭贬值”的困境在一些行业、地区和群体中接踵而至。我国教育部门与产业、经济、社会等部门的匹配性仍有待提高，高校的人才培养也存在与市场的人才需求不匹配的问题。在这一结构性困境下，青年群体的教育红利难以一蹴而就地有效地转化为就业红利。

客观上，文凭和学历仍是青年就业求职必需的敲门砖。高等教育分流机制在现实就业环境中仍具有显著的“好上加好、差上加差”的叠加效应，重点院校的毕业生更可能进入体制内单位、获得更高收入。根据北京大学“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显示，2021年博士、硕士、本科、专科的月起薪算数平均值分别为14823元、10113元、5825元、3910元。青年群体面对高等教育分流机制带来的就业差异，不得不转身继续投入到更高层次的学历竞争。在就业形势严峻的2022年，不少企业招聘广告上都标明“只招硕士”“硕士优先”，这使得考研成为学生提升竞争力、缓解就业压力的普遍选择。根据教育部数据，2022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考试有457万人报名，比2021年增加了80万，增幅超21%；而2021年较2020年的增幅仅为10.5%。相比2017年，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增加了256万。青年群体的教育焦虑由此可见一斑。

青年教育焦虑现象也存在明显的外溢效应。在已婚已育的青年群体中，中国城市“鸡娃”之风兴起，教育焦虑最终促成了以阶段化、指标化、计量化为特征的对少年儿童的超前教育和密集化教养。在农村家庭中，“寒门难出贵子”的教育焦虑再次泛起，农民家庭期望通过加大教育投资推动子代实现阶层流动和跃升，但“刚性教育预期与教育资源不均衡分配之间的张力”进一步刺激了农民家庭的教育焦虑。这种愈演愈烈的个体竞争会进一步加剧全社会的教育焦虑。

教育焦虑问题需要从根源上进行系统治理。其中，对职业教育的价值观念亟待重建。教育部数据显示，2022年1076万高校毕业生中有483.6万来自高职高专。职业教育是中国教育体系中不容忽视的重要一环，却一直处于教育资源洼地。根据《2020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高职高专仅占全国高等教育经费支出的18.2%，而同期高职高专在校生在高等教育总数中的占比为34.89%。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已于2022年5月1日正式施行，职业教育在宏观政策层面的重视程度得到提高。例如，职教本科成功入法，县级“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将由教育部门担纲建设等政策设计将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更多可能。

四、老龄化社会下“90后”“00后”的婚育与养老

当前，“90后”和“00后”已成为我国15~34周岁青年群体的主力。1992年，中国正式确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体制改革的目标。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90后”和“00后”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浪潮中高速增长的三十年。他们是物质条件相对丰裕的一代，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红利滋润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当他们的父辈开始步入老年，茁壮成长为青年的“90后”和“00后”，即将承担起维系家庭运作的支柱角色。

热点九：青年结婚生育

老龄化已成为全球普遍问题，我国的老龄化问题具有国情的特殊性。首先，我国老年人口庞大。截至2021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67亿，占总人口的18.9%；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亿以上，占总人口的14.2%，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20.8%。其次，我国老龄化速度快、程度深。根据国家卫健委预计，2035年左右，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将超过30%，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从国际上看，我国老龄化进展时间短于法国的126年、英国的46年、德国的40年。

与此对应的是我国生育率的不断下降。我国的总和生育率自1992年起就长期处于更替水平2.1之下。根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3，在国际上已跌入最低水平之列。青年群体作为未来十五年结婚生育的主体，其低结婚率、低生育率问题已日益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经济因素通常被看作是诱发低生育率的主因。青年群体生育率下降被看作是宏观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微观个体经济负担综合作用的结果，养育子女的直接经济负担和难以负担的住房成本是其中最为重要的诱因。2017年进行的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育龄妇女不打算再生育的前三位原因依次是“经济负担重”（77.4%）、“年龄太大”（45.6%）、“没人带孩子”（33.2%）。大量研究也从经验证据上佐证了房价上涨、高昂的住房成本对青年群体生育意愿的负面影响。

经济因素并非诱发低生育率的唯一原因。在社会因素上，社会和家庭层面的性别不平等使女性需要承担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挫伤青年女性的生育意愿。青年女性的社会地位、社会对青年女性的支持都是值得关注的方面。

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客观推迟了青年群体尤其是育龄妇女的初婚初育时间。大规模人口流动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也会推迟相关青年群体的初婚时间。1990至2000年间，我国男性和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分别推迟1.52岁和1.13岁；2000至2010年间，推迟幅度分别降至0.64岁和0.72岁；2010至2020年间，推迟大加速，推迟幅度分别提升至3.63岁和3.95岁。初婚年龄推迟显著降低了青年男女的生育行为，且对青年男性负向影响显著大于青年女性。

在文化因素上，有学者认为受长期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青年群体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了改变，从传统的“多子多福”趋向于少生、独生甚至不生，形成了一种内在的文化自觉。而一项针对大学生的研究发现，大学生的婚育观并未发生转型性变革，生育仍是绝大部分大学生理想人生的一部分，婚姻仍被视为生养子女的必要条件，但婚育成本和工作竞争压力等经济因素导致大学生采取实际行动的意愿下降。

需要区分的是，生育意愿并不等于生育行动。我国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鼓励生育政策既要提高生育意愿，又要促进其转化为实际的生育行为，否则就会出现意愿高于行动的生育赤字。一项基于上海的调查研究发现，尽管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存在偏差，但二者同时呈现出向超低水平发展的趋势。这一趋势应当引起警惕。

热点十：青年养老责任

在深度老龄化的发展趋势下，“养老养小”的代际冲突问题是“90后”“00后”未来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困境。独生子女是“90后”“00后”区别于古今中外其他青年群体的重要特征。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1982年作为基本国策写入宪法，“一孩”的计划生育政策直到2016年1月才因“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走下历史舞台。独生子女是“90后”“00后”的主体。在这样一种特殊的矛盾张力之下，独生一代如何面对老龄化带来的代际冲突问题变得尤为重要。

在现代社会中，“孝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代际关系处理原则正在遭遇城市化、工业化、世俗化等要素的挑战，“孝道”的伦理秩序在发生着变化。虽然传统的权威性孝道模式在中国日渐式微，但相互性孝道模式在维系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中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项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研究发现，城市青年更加认同相互性孝道模式。一方面，城市青年对父母的各项支持都在提高，尤其是精神慰藉；另一方面，父母对子女的支持也在提高，且在照顾支持和经济支持方面比子女有更多投入。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相互性孝道模式在实践中常令父母付出更多。子女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工作生活，父母也从农村迁移至子女所在城市居住。“老漂族”大量涌现，成为中国城市化发展中的一种特殊现象。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照顾晚辈是老年人向城市流动的主因，比例高达43%，而为与子女团聚或自行异地养老的比例仅为25%。老年流动人口规模从2000年的503万人增加至2015年的1304万人。

相当一部分“老漂族”的处境并不乐观。他们失去了熟悉的社交网络，也难以享受到流入城市的社会医疗保障，在家庭内部的代际竞争中更处于弱势地位。一项基于广东、江苏和陕西三省家庭的实证研究发现，“儿童优先”是家庭照顾资源分配的原则，家庭中未成年儿童越多，老人越容易从被照顾的对象变成照顾服务的提供者；高龄老人家庭、独生子女家庭存在着更严重老人照顾赤字。结合倡导“三孩”的政策背景，假如一个独生子女家庭同时有高龄老人和三个未成年儿童，其所面临的代际竞争的困境是个体难以承受之重，因此加快推动相关领域公共服务建设是当务之急。

由于初婚年龄的普遍推迟，当前绝大多数“90后”“00后”尚未婚育，他们的父母也还不需要子女照料。当2035年重度老龄化社会到来时，他们才真正进入上有老、下有小的“夹心困境”。由此带来的代际冲突问题不只是青年群体的生活烦恼，也是他们父母的养老焦虑和他们子女的成长难题，更是全社会需要协力应对的风险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要求“关注青年所思、所忧、所盼，帮助青年解决好他们在毕业求职、创新创业、社会融入、婚恋交友、老人赡养、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操心事、烦心事，努力为青年创造良好发展条件，让他们感受到关爱就在身边、关怀就在眼前”。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将给青年的发展带来崭新的议题，要让青年感受到党的温暖，更加离不开对“老人赡养”“子女教育”等青年现实问题的关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目前已有不少城市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实践，如深圳已经开展了一系列养老服务政策创新实践，包括深化粤港澳养老服务合作、打造嵌入式养老地产、构建“互联网+”智慧养老模式等。这些应对老龄化的策略理应与青年发展型城市的建设协同共进。

五、结语

本报告概括了在新型城镇化、数字化时代、风险社会、老龄化社会等四个富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现实场域中的十大青年发展热点，可为全社会开展青年工作提供相对全面完整的“现实图景”，相关学术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也为解决青年发展问题贡献了比较清晰的“发展路径”。

2022年的中国与世界、国家与社会发生一系列大事和变化。新冠肺炎病毒在变，全球化格局在变，多极化世界在变，诸多变化逐渐使人们意识到不确定性并非临时的、短暂的，而是较长发展时期内的阶段性特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为此要增强忧患意识，做好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的准备。

站在本年度时间节点上回顾和展望青年热点，我们应当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青年困惑，在发展的脉络中把握青年期待。发展的眼光意味着要充分认识到青年这一对象的流动性，青年不是一个静态、孤立、笼统的对象，而是动态、复杂、分层的群体。发展的脉络意味着要结合历史的、整体的、具体的线索分析当代青年的现实性和超越性，既不能因一时一地的情境特征而夸大了感性认知，也不能不假思索地把特定的结论性认知直接放置到此时此地的实践情境中来。

对青年发展热点的观察研究，需要进行常态化、可持续地整理、反思、总结、提炼。一方面，要针对青年发展热点，进行更多的长期性、跟踪性的社会调查研究，建立起多元化历时性的经验材料库；另一方面，也要密切关注青年发展热点中的积极探索和实践案例，进入复杂情境，研究典型个案，努力从个案经验中提取普遍方案。此外，要立足地区差异、行业差异和群体差异，探索支持青年发展的宏观政策和具体措施，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供更多智库建言。

虽然面临新挑战和新考验，但我们始终相信，民族复兴大业和青年成长机遇将会成为广大青年的力量源泉和牢固根基，新时代的好青年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出绚丽之花。

参考文献：略

本文来自《青年探索》

2022年06期

P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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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 / 李　洋、图片来自网络

编辑 / 廖君颖、郑　航　　　

初审 / 吴　瑾　　　　　　　

终审 / 谢素军、谢碧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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