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刚，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19级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分配公正、中国政治

［摘要］职场妈妈作为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职业女性群体，在拼搏于职场追求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同时依然容易受到歧视与不公正待遇，回到家庭中又要继续承担照料家庭的大多数无酬劳动， 无形中被剥夺了自主选择工作与家庭劳动的自由。本研究以平等自由为内在价值基础的能力理论作为研究进路重新审视和反思职场妈妈的生存境况，认为她们没有真正脱离社会环境、文化习俗及制度的约束，生活被限定在家庭与工作之间，自由选择的权利和机会受限，甚至没有被当作独立的社会成员而被有尊严地平等对待，这是一种“能力缺失”的状态，是文明社会中存在的“明显的非正义”。由于女性主观上的适应性偏好、传统观念的束缚、“丧偶式育儿”、生育制度的效率损失等多因素的相互叠加影响，又进一步固化了职场妈妈的能力缺失。因此，本研究尝试从家庭支持、组织博弈、赋权增能以及制度的形塑等方面构建改善职场妈妈能力缺失状况的路径，提升职场妈妈的可行能力，扩展其实质性的自由和选择机会，从而促进女性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关键词］工作与家庭；职场妈妈；生存状况；能力理论；女性发展

一、问题提出

2021年9月，国务院正式印发《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明确提出，“妇女是人类文明的开创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力量。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程度，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1］。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女性所扮演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经过三次女性主义运动后，妇女权利的诉求也从就业、选举等基本权利逐渐扩展至生活的大部分领域。随着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男主外，女主内”传统家庭结构逐步被消解，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到职场中，发挥自身的专长和优势，实现个人的内在价值和社会价值。但是，现实社会中女性劳动不受保护和性别歧视现象依然存在，甚至出现所谓“保护越多女性就业越难”的悖论［2］。即使女性获得了就业机会，一旦涉及到结婚生育，母职的密集劳动就会影响其职业发展，从而构成“母职惩罚”［3］。生育行为还会导致女性职业的中断，贬低女性的人力资本，不仅使生育对于女性的职业惩罚效应长期存在，还固化了劳动力市场中已有的性别隔离［4］。奇怪的是，生育行为也可能会提升父亲的工资，形成与“母职惩罚”相对应的“父职收益” 现象［5］。此外，女性生育次数也会直接对薪酬产生影响，每生育一个孩子，母亲的小时工资比未育女性约低5%［6］，总体的工资率下降约7%，且这一负面影响随着生育子女数量的增加而变大［7］。还有学者概括了母职对女性职业地位的惩罚主要体现在对母亲工资、就业率、就业形式、职业、职位升迁等各个方面的影响［8］。

当前我国生育政策已经做出重大调整，针对生育政策调整对女性的职业发展影响的问题，学界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在部分释放家庭生育需求的同时也在加剧育龄女性的照料压力以及职业发展困境，主要表现在隐性歧视强化、收入下降、职业中断、职业发展机会受阻等方面［9］。也有研究指出，“全面两孩”对女性求职艰难、薪酬福利减少、退出劳动力市场、非正规就业增加都有明显的影响，且企业人工成本在“全面两孩”政策对女性就业的影响中起着显著中介作用［10］。许多学者的研究也印证了“全面两孩”政策的推行使职业女性面临崭新就业环境，隐性就业歧视现象愈加严重［11-12］，等等。“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再次触发了就业性别不平等的敏感神经，不少雇主不得不重新评估雇用女性所带来的二次生育成本及风险，由此加重了原有的就业性别歧视，进而恶化女性的职场生态［13］。虽然既有研究大多关注“全面两孩”政策，但是也能预估到“三孩政策”对母职惩罚的效应将会更大，企业从防御性心理出发而导致的性别准入不平等不仅长期存在，而且还可能进一步固化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差异和性别分层。

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类文明因女性的繁衍而得以延续和发展，生育行为是女性最为独特而伟大的贡献。但是，社会却没有给予她们相应的回报和认可，反而在人类文明的进步中使她们逐渐陷入更加被动的困境，承受着性别—母职的双重赋税［14］。既有研究大多从广义的女性视角讨论性别与母职的惩罚，从女性长生命周期的视域研究女性将会承受的歧视、隔离，却较少关注到女性实然层面已经发生或面临的多重“重税”。因此，本研究将研究视角聚焦到既要拼搏于职场追求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又要回归家庭承担其生育、抚养、照料家庭等大多数无酬劳务的“职场妈妈”，她们作为社会发展所塑造的职业女性群体，应该得到学界的关注和重视。同时，在研究视角及方法上，学者们也较少从分配正义的视角进行讨论和分析。分配正义不应只是停留在抽象的制度和规则上，更应关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平等，寻找的并非绝对的正义，而是致力于减少明显的非正义［15］。从政治哲学中的分配正义视角对职场妈妈所遭受的“明显的不正义”进行研究或许能弥补相关研究的缺憾，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路径。

在当代政治哲学研究中，分配正义是政治哲学研究的重点，以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和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C.Nussbaum）为主要代表的能力理论已经成为分配正义的主要理论之一，强调以人为中心，关注的是人们“可行能力”的平等，直接反映为人们所享有的实质自由。能力进路作为评估人类发展的生活质量的一种理论，并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的《人类发展报告》中得以实践和运用而负盛名。因此，本研究以能力理论为研究进路检视当代职场女性在母职这一“既是天赋，又是诅咒”下的窘境。不平等的社会发展结构导致职场妈妈的能力发展受到限制，不利于女性的发展的同时也会阻碍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 她们需要得到国家、社会以及家庭的关怀、尊重和平等的对待。根据研究问题，笔者深度访谈了不同职业的职场妈妈及其配偶（见表1），她们的年龄介于27~35岁之间，刚好处于生育与事业发展的黄金期，以她们的案例作为分析对象窥探整个社会的女性发展状况，尝试为实现女性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提供一些学理支持和建议。

二、图景式展示：职场妈妈的生存境况

妇女从传统的相夫教子到如今角色的多元选择和自由切换，是社会进步发展的重要表现，但今天不少女性为自己赢得了独立的、体现自我价值的空间后，似乎又有重新回归家庭的“回潮”趋势。这是女性实现独立自主后的自由选择，还是面临多重压力下迫不得已的无奈之举？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职场女性面临着工作与家庭的双重挤压，工作与育儿的两难困境成为她们面临的新的社会风险，并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一）拼搏职场：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职业多样化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因其知识水平、价值观念、专业技能等方面的进步而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工作中，展示自己的能力，获取更多的权益和机会。这就要求职业女性在工作与家庭两个领域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但社会对不同的角色有着不同的期待，且这样的期待是不一致的。当她们难以调和不同的角色期待时，家庭与工作的矛盾和冲突也就随之产生。当家庭与事业出现冲突时，她们需要做出一些退步和妥协，但不放弃自己的事业却是她们的底线［16］。

“要是完全放下工作，回归家庭做一名全职妈妈，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肯定也不干。经过多年的努力打拼，在工作业务能力、交往能力等方面都得到同事们的认可，还建立了自己的团队。我喜欢这样有挑战性、有激情的状态，肯定不会轻易就放下工作，全职投入家庭和孩子上。若是让我过那样的生活，我可能会疯掉的。”（小霞，女）

对于现代女性来说，她们不安于现状，努力提升自身能力和竞争力，不断进取和拼搏，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已经成为她们生命历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她们的自我价值形成于长时间能力的培养、远大的志向、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价值观的形塑等，体现了现代化进程中女性独立意识的构建和能力的增长，在自我欲望的满足过程中实现自身的价值。但是，从人类的生命周期来看，在女性事业上升期也刚好是生育的“最佳年龄”，她们中的大多数将会陷入“升”与“生”的两难抉择中。“职场妈妈”所展示的是现代女性努力实现自我价值与家庭伦理之间的平衡，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她们面临着比一般女性更多的压力和痛苦。

“下班回来，我得给孩子哺乳、洗澡。我家这个小孩脾气也不好，动不动就使劲哭，我一回家就不离我的身，连吃饭我都要抱着他。生个孩子真的太难了！现在也是生育的最佳年龄，要是不生的话，以后生孩子对身体伤害很大，而且孩子的健康也可能存在风险。但是，我的工作方面也进入一个发展阶段，辛辛苦苦好几年，很不甘心啊。孩子刚满月不久，我就申请入职了，担心离职太久跟不上工作的节奏而被迫退居二线。哎，可能熬过这段时期就好了吧。”（小慧，女）

经济快速发展引发物质消费水平的不断提升，而工资收入的增长速度却相对缓慢，劳动力投入率和薪酬回报率长期处于失衡状态，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支出占据家庭收入的大部分。“双薪”模式成为很多家庭的必然选择，只有夫妻双方都进入劳动力市场，才能获取足够的经济收入， 保证家庭的生活质量。同时，职场妈妈也希望通过工作在经济上保持一定的独立性，避免依附于男性而丧失在家庭中的话语权。智联招聘《2019年职场妈妈生存状况调查报告》的数据显示，在职场妈妈重返职场的原因中，74.9%的受访者认为是“女性保持经济独立很重要”，71.3%的职场妈妈认为是“不想跟社会脱节”，59.9%是为了保持良好的自我状况，55.9%是为了缓解经济压力等。因此，女性在生育之后，依然重返职场，一方面是为了追求事业的发展，展现个人能力实现自我价值，赢得社会的认可和尊重；另一方面，又是基于最基本的经济因素，维持家庭运转，避免依附于男性而丧失在家庭中的话语权。究其根源，这是现代化与传统家庭理念的博弈，以往以男性为主体的家庭传统在现代化浪潮和女性主体性权力崛起中被逐渐解构，女性逐渐改变依附于男性的传统状况，重构了新的家庭生活方式。

（二）职场歧视：社会性别制度的延续

虽然女性在社会发展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平等对待，社会地位也逐渐得到提升，但那些惯习、职场歧视、家庭内的传统分工的不平等仍然存在［17］。社会发展并没有完全实现男女的平等状况，在某些领域的不平等状况反而越来越明显。例如，女性在求职、就业等过程中被歧视的问题呈现出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她们在通往职场权力的道路上也存在明显的性别不平等［18］。通常来说，职场妈妈往往需要比正常人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她们渴望被“看见”，能够获得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

对于女性来说，生育权既是女性的特权，又是女性的基本人身权利，具有家庭内部效应和社会发展的外部效应，应该得到全社会的关怀和支持。而就业单位则是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视角看待女性的生育行为，只关注员工能否带来多大利益的现实问题，从而导致生育问题在女性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过程中演变成为一种无形的“障碍”。虽然从法律层面上制定了保护女性就业权益的相关政策，但女性生育福利保障的相应成本难以完全由国家、企业来承担，最终难免有部分成本会回归到家庭及女性身上。因而，企业与社会结构的分离形成了女性社会与职场的悖论，即女性履行社会责任、为社会做出的贡献由个人承担的比例越大，她们在劳动市场中的处遇就越是不公平［19］。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根深蒂固的社会性别制度的延续，当市场经济的谋利天性与传统性别观念的结合则会愈加固化女性的不平等地位。企业以追逐利益为根本，更是将传统观念融入于企业的人事管理中， 并将其固化成为“潜规则”“不成文的规定”。生育功能使她们失去了时间和精力优势，提高了就业的门阀值和离职概率，面临晋升的挑战和歧视，降低收入水平，无形中形成了“母职惩罚”，造成“性别式的市场分割”［20］。在“全面两孩”政策环境下，女性遭遇更大的就业歧视，而这种歧视说到底还是社会性别制度的不平等在当代的延续［21］。可想而知，随着生育政策的进一步放松， 女性在职场中的发展将可能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和挑战。

（三）家庭照料：不被承认的社会劳动

职场妈妈工作之余还要肩负绝大部分的无酬家务，她们的工作与其说是“朝九晚五”，毋宁说是“白+黑”“5+2”的“全日制”模式，在社会的期待中，她们的家庭责任远远高于男性，性别隔离、职场中的性别歧视形成了循环叠加效应。在女性“不被承认”的家务劳动与“被承认并计入” 标准国民账户的劳动的比率中，职场女性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成本、机会成本和劳动成本。

有研究表明，76.5%的18~29岁职业女性需要同时承担大部分或全部孩子生活照料和功课辅导的家务劳动［22］。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告》数据显示，男女两性的平均每天外出工作时间男性为7小时52分钟，女性为7小时24分钟，两者基本持平。然而无酬劳动时间的分配却存在很大的差异，男性的无酬劳动时间为1小时32分钟，女性为3小时48分钟，女性的无酬劳动①是男性的两倍之多［23］。这就意味着女性不得不付出了更多的劳动，也面临着更重的压力和负担。

“以前没有生孩子的时候，我下班回家还能认真备课，为学生们多收集一些复习资料，平时也能看看书打算考一个研究生再提升一下自己。但是，现在我什么都干不了，大多数的空闲时间都在照顾小孩和家庭上。我老公每天都加班到晚上才回来，家里面事情基本上都是我在打理。晚上把小孩哄睡着之后，我才能备第二天的课，备完课都十一二点了。生个小孩，我的人生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小红，女）

职场妈妈要做到家庭与工作游刃有余并不容易。即使职场妈妈为家庭付出了很多时间和精力，甚至是出现身体健康问题，大多数职场妈妈依然觉得自己对孩子的照顾不够周全，对孩子感到愧疚。根据招聘机构BOSS直聘《2019职场妈妈生存现状调查报告》显示，虽然只有7%的职场妈妈后悔要小孩，但九成的职场妈妈认为没有小孩目前事业发展会更好；同时，85%的职场妈妈对小孩感到愧疚，但也只有10%左右的职场妈妈会考虑转型为全职妈妈［24］。她们不甘心放弃自己的事业， 相比对孩子的愧疚感，她们更害怕完全依附于男性后导致经济不独立、与社会脱节等带来更大的烦恼和焦虑，而愿意忍受现在所遭受的压力和不平等继续驰骋职场。从整个社会发展来说，社会对女性职责的要求尚未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包括育儿在内的家务劳动仍然被看作是女性的分内之事，却没有被当作是一份职业。她们的这种付出与牺牲还没有被社会认可和尊重，似乎变成了一种隐形的“负担”，形成了一种悖论，社会性贡献越大，所承受的挤压或偏见就越深。

三、能力的缺失：职场妈妈的境况解析

在当代政治哲学研究中，阿马蒂亚•森和努斯鲍姆共同创立和发展了以人为中心的能力理论。阿马蒂亚•森认为，“能力”与“功能”密切相关，“‘功能’（Functioning）的概念反映了一个  人认为值得去做或达到的多种多样的事情或状态”，功能性的活动包含很多种类，从很初级的要求，如有足够的营养避免饥饿、穿着衣服抵御寒冷、摆脱基本的疾病避免过早死亡等，到非常复杂的活动或者个人的状态，如识字算数、参与政治生活、公开发表演讲、拥有自尊等。可行能力（Capability）就是某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可行能力因此是一种自由，是 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25］。这种能力就是实现各种生活方式的自由和机会， 获取所珍视的生活的实质自由。努斯鲍姆在森的基础上将能力（Capability）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 倾向于多元能力理论（Capabilities），强调人类生活品质中最重要的元素是多样的，扩展了人类能 力的范围，并提出了生命、身体健康、身体的完整性、情感、感恩和合理的愤怒、亲密关系、玩等十项人类核心能力清单［26］。每个人都拥有人类核心能力和基本的选择能力，都有权利在道义或法律意义上要求获得自我实现和美好生活的机会。由阿马蒂亚•森、努斯鲍姆等人为主要代表的能力理论突破传统的研究，开创了一种新的理论范式，重新审视和思考人类发展问题。这种理论范式起源于简单又复杂的问题：人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做什么，又能成为什么？他们可以得到哪些真实的机会？等等。换言之，能力理论把每一个人当作目的，所问的不仅是总体或平均福利，而是每一个人可以得到的机会，关注的是选择和自由［26］。在当代政治哲学视域中，能力理论对于衡量和重新审视人类的生活质量与人类发展极具影响力。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阶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主要目标和方向之一。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将意味着人民将会过上一个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包含着追求充裕的生活品质和最低限度的公平正义，各项政策都将保障人们发展的机会以及选择和行动的自由。能力理论能够为国家发展政策提供某种参考和洞见。因而，笔者尝试以能力理论剖析现有秩序结构下职场妈妈的生存境况。

（一）适应性偏好：“幸福的奴隶”

适应性偏好是在一个人缺乏控制或意识的情况下，因某个不由自身选择的因果机制而形成［26］。一定程度上说，适应性偏好也是行动者在深思熟虑之后所选择或至少是认可的。基于工作与家庭双重的压力与负担，大多数职场妈妈不是寻求改变以追求自己原初欲求的生活，而是采取战略性退却的方式，通过调整自己的心态、欲望以适应她们所面临的生活处境，以实际可能的生活方式降低她们的欲求。她们通过对外界环境的感知而进行自我妥协、调适。这是一种因外界障碍削减自身欲望的方式达至斯多葛学派式自由，形成了“幸福的奴隶”悖论。当职场妈妈面对职场的不公正对待、歧视，和担负家庭大多数家务而失去自由选择的机会时，渐渐养成了某种良好的心态，坦然接受它作为她们生活和命运中自然而然和不可避免的问题。智联招聘2022年5月公布《2022年职场妈妈生存状况调查报告》表明，在业余时间分配上，83.3%的职场妈妈将时间主要用在陪伴家人上，显著高于未婚女性（36%）和已婚未育女性（65.1%），也高于职场爸爸（72.2%）。具体到家务方面， 61.3%的职场妈妈每天在家务中投入1小时以上，占比高于职场爸爸的56.7%，超2成职场妈妈经历“丧偶式育儿”［27］。在这样适应性偏好下的职场妈妈其实逐渐失去自主性，也塑造了她们带有特定社会结构的人格特性。久而久之，职场妈妈似乎也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方式。

“我也理解我老公的处境，工作上的压力很大，每天要处理很多案件，而且从小也没有做过什么家务。他一直都很懒，我改变不了他，对他要求太多也不太可能。只能自己多辛苦一点，毕竟一个家庭总需要一个人多付出一些，才能维护下去。”（小敏，女）

“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的生活模式，只要能维持家庭生活就行。生活真的太困难了，能稳定下来，有一个家就很知足了。刚开始还不甘心，想怎么样，时间一长也就习惯了。”（小羽，女）

从一定程度上说，职场妈妈因社会习惯和压力而轻视了她们的基本可行能力，并没有将自身当作权利的所有者，长期承受着家庭与工作的双重剥夺。或许她们已经适应了这样的环境，不认为用人单位对她们的歧视是一种剥夺，不认为多承担家务劳动是不公平的，甚至认为“能维持家庭”“守住一份工作就不错了”。通过调整自己的状态去适应所处的环境，深深地固化了这种适应性偏好。当她们逐渐丧失了自主性偏好，社会就越容易形成不利于她们能力发展的环境。更为严重的是，不少女性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是对权利、法律和正义的侵犯，合法的权利正因自己的默认而遭到不断的侵犯，同时意味着她们没有把自己视为权利的承载者和拥有与男性平等的尊严与价值的公民。只有当她们意识到自己有权、有机会、有能力获得更好的待遇、生活方式时，才能真正实现女性的发展。

（二）社会观念的束缚：传统文化习俗的幽灵

虽然女性独立解放运动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女性在生活方式、经济独立等方面得到改善和提高，对男性的依赖程度也逐渐降低。但是，传统社会分工没有完全瓦解，传统家庭结构下的性别分工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仍然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及行为方式，女性主体的提升也没有实现传统家庭分工的重构［28］。一般而言，男性通过努力奋斗为改善家庭生活、追求家庭幸福的过程也是他们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而女性的价值在此过程中却总是被遮蔽或被社会所忽视，由此所导致的不平衡随着女性独立、自主以及家庭贡献的日益增长而不断加剧［29］。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女性承担了诸多新的角色，但传统的性别文化规制仍十分稳定且疏于变化。她们若不遵循既有的行为准则并按此行动，就可能招致排斥和惩罚［30］。

“自古以来都是‘男主外，女主内’，男人的世界应该是外边，整天围在女人身边哪里成样子？做家务、照顾小孩本来就是她们女人的事，我们大老爷们儿粗手粗脚的，做不来这些细活。我在外边多挣点钱，补贴家里也是一样的。”（小贵，男）

在现代社会中，男性的人生意义是在个人价值嵌入家庭意义中寻求完整与统一，而女性所面对的则是家庭意义掩盖甚至替代个人价值的人生。一方面社会对母亲身份的道德要求高，认为育儿主要是女性的责任，丈夫们只是在“帮忙”带孩子而已。家庭内的家务劳动女性化和母亲的时间缺失是性别权力失衡在家庭内的体现［31］。正如社会学家安·奥克利调查发现，十分之九的非职业女性是家庭主妇，十分之七的职业女性也是家庭主妇，女人在诸多领域中被视而不见，在家这一领域中她被过度可见［32］。职场妈妈和男性一样参与社会工作，共同创造价值，但她们回到私人领域（家庭）还要担负育儿等家庭事务，男性却较少承担私人领域的责任，这是在“男女平等”制度框架下隐形的不平等；也是婚姻与生育制度对女性的生育剥削，生育被普遍认为是女性的事。尤其是当用人单位面对经济转型的压力时，很容易会转嫁到职场妈妈身上，进一步将她们推向更加不利的生活状况中。

（三）“丧偶式育儿”：男性角色的缺场

在育儿过程中，男性角色的缺场并不是指男性完全没有参与到育儿的过程中承担起男性的责任，而是说大多数育儿的责任由女性承担。由于男性通常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为努力工作赚钱就是为家庭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大多数男性却忽视了照料家庭的职责和作为父亲的育儿责任。生儿育女本是夫妻共同的责任和负担，现实中却可能出现“只见母亲，不见父亲”的图景，使得许多职场妈妈们难以从时间和精力困境中解脱出来，被迫成为“超能妈妈”。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直言：“女人，不是生而为女人的，是被变成女人的”［33］。

“她只是看到我的清闲，说我没有承担起爸爸的责任。其实我也很累的啊，自从家里有了小孩，我的压力比以前更大了，心理负担也增加了许多，整个家庭都压在我一个人身上。工作本来就很忙、很辛苦，家是一个休息放松的地方，下班回家，我就想坐在沙发上玩会手机放松放松，照顾孩子、做家务，女人多做一点也没有什么的吧。而且，我也不是什么都没有干，她叫我做什么，我也会做一些。她忙不过来的时候，我也会帮忙带一会儿孩子，做点其他事情的。”（小跃，男）

“我老公要么就是不干，要么就是帮倒忙。有时候，他心血来潮了，说要帮我做点事情，主动承担起丈夫和爸爸的责任，当时心里还非常高兴。结果呢，我去做饭了，他带了一会儿孩子，竟然让小孩碰了一个包，当时就和他吵了一架。现在小孩都一岁多了，他连小孩的尿不湿也不会换，教了他好几次，还是不会弄。最后，我还是我自己亲自弄，他是越帮越忙。”（小莲，女）

可以看出，“丧偶式育儿”映射出家庭生活中男性长期以来在家庭事务中的缺场，形成了某种“不会做”的习惯，从而将大多数的家庭照料职责转嫁到女性身上。如此一来，不可避免会挤压职场妈妈的自主活动空间，时间和空间上的缺乏限制了她们在娱乐休闲、自我学习提升和选择其他生活方式等方面的行动。这种能力的缺失将可能导致职场妈妈逐步被社会所边缘化，在一定时间内与社会发展脱节。或许她们不是没有能力，而是没有行动的自由。社会对女性的偏见仍然是限制女性自由和发展的主要因素。自由被视为人类基本精神能力的发展，与身体能力一样，精神能力只有在被运用时才能得到发展，在一个限制女性自由的社会里，人类能力会枯萎和匮乏［34］。

（四）效率损失：生育制度与现实需求的错位

当前我国的生育制度与生育行为之间存在错位现象。一方面强调对女性生育的鼓励与保护， 给予女性相应的产假调理身体及照料婴儿，例如，《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七条规定，女职工生育可享受98天产假，各地方根据本地状况适当增加休假时间；另一方面整个生育行为涉及到陪护、照料等一系列动态过程，但男性的陪护假期仅有15天，意味着漫长的生育假期大多只能是女性独自料理。从这个角度上说，在生育的过程中男性很大程度上就处于某种“缺场”状态。同时，对于许多企业而言，生育对于女性的工作正常开展将会产生很大影响，出于经营成本的考虑，企业给予女性的生育保障和福利可能并不充分，甚至会排斥她们，将其置于边缘化的地位，有些女性在生育期间还不得不面临着失业的风险。

“哎，生孩子已经成为职场女人的‘痛点’了，不仅是身体上的疼痛，还有生活的伤痛。我大学毕业就进入这家公司，已经五年多了，将我最美好的青春都贡献给了公司。当我去年请假生孩子时，公司就调岗了。这几年经济形势也不太好，这段时间公司好几个请假生娃的女同事，被各种理由开除了。资本家是不讲情面的，他们只在乎你能不能继续给他赚钱。”（小慧，女）

企业总是以利益最大化为行为准则，人性和道义在资本运转逻辑中显得无比渺小。社会发展中若是缺乏健全的生育制度保护女性的生育行为，仅仅依靠企业管理者的自律、自觉是无法保障女性的生育权利。这就需要国家的及时介入，切实保障生育女性的合法权益，从生育制度的完善到基础设施的健全等全方位、全过程地建立人性化的友好的生育环境。女性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平等成员， 有资格在生活和工作中得到平等的对待和尊重。政府有责任提供完善的保障机制，给予她们平等的权利和机会，使她们过上体面的生活。

四、改善职场妈妈境况的能力路径 

在人类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每个人都应该被视为“目的王国”的成员，而不是作为实现他人生活、目的和价值的手段和工具。国家的发展不仅关注经济社会的发展，更要关注国家每个资格成员能力的提升。然而，职场妈妈在主观与客观双重因素的叠加影响下，限制了她们自由选择的机会和权利，造成其能力的“缺失”状态。因此，以平等和自由理论在内的人类能力作为研究进路，通过扩展职场妈妈自由选择的权利和机会，从能力而非实际功能发挥的角度构建改善职场妈妈能力缺失困境的路径。家庭、社会、国家都应该容纳并尊重职场妈妈的自由和权利，促进女性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一）家庭支持：女性作为目的存在的起点

家是充满爱和关怀的地方，是每个家庭成员生产生活的起点和终点，也是人们接触并且反作用于社会规范、价值观念、权力和特权的主要场所［35］。职场妈妈作为家庭成员，在家庭中若是没有拥有自由、平等的权利，得到公正的关爱和尊重，试想整个社会又如何会善待她们？家庭支持是女性作为目的存在的起点，也是提升女性能力的起点。首先，家庭分工是保障职场妈妈充分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的重要方式，或许女性比男性更适合照料家庭，但这不应该是理所应当地对女性“剥夺”，更应该尊重女性的付出和劳动。其次，正视她们作为家庭成员应该拥有的成员资格的权利和自由，男性应转变“帮忙”的逻辑惯性，主动承担家庭事务并视为分内之事，夫妻双方共同照顾孩子，使女性从繁重的家庭事务中解放出来，获得选择其他生活、学习方式的机会和自由，实现女性的充权。再次，家庭是人们成长和接受教育的第一所学校，教育又是一种孵化性能力，从一开始就广泛影响公民生活的权利和自由，每个女性都是作为目的存在的家庭成员，她们在家庭中应该获得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和自由选择的机会。形成良好家庭环境的过程也是发挥教育的孵化性能力的过程。以家为起点扩展至社会，内化女性的权利意识，最终形成男女平权的生活习惯和社会规范予以调和女性权利。家庭结构中的性别规范效益并不局限于家庭内部，也会在社会上更高级的机构、组织中得到反映和重塑。质言之，这不只是家庭和家庭成员之间的简单的事情，而且是关系到超越家庭的更高层次中对性别如何认同，以及在当前的新性别规范形成过程中女性如何参与的问题。家庭既是国家的基础，深受国家法律、制度的影响，同时又具有社会构建性意义，反过来形塑国家的法律制度规范。

（二）“抱团取暖”：博弈的路径

在长期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秩序中，女性群体要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机会，就需要主动地声张自己的价值。职场妈妈需要改变她们的思维模式、生活惯习和行为方式，从以他者为主导的适应性偏好转变到以自我需要为主体的主动性偏好。当然，个体的力量是微弱的且难以发生实质性效能的，她们需要联合起来“抱团取暖”，从一盘散沙凝结成坚固的堡垒形成变革性的内生性力量， 发挥合力，与家庭、职场中的歧视、不平等博弈抗争，争取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团结与合作是“弱者”的武器，更是在外界压迫之下的一种联合自卫自救运动，其根本目的是增进女性社会关系和增强女性能力，而不仅仅是一种工具、手段。诚如努斯鲍姆所言，对于每一个通常在各自家庭中被孤立的女性来说，从群体团结中寻求力量是改变自我认知的一个主要来源，明显能增强反对家庭暴力的博弈能力，能够对恶劣的行为采取行动，但这种能力也因为一个女性在群体中获得的力量感和尊严感而得到增强［26］。

同时，在女性团体内部，职场妈妈之间可以情感沟通、分享生活经验，甚至可以彼此提供贷款、生活或职业帮助，在团体中得到支持与关爱，进一步地打开通向幸福的更多大门。职场妈妈在团体中被平等尊重和对待，获得真挚的友谊，从而增强其生活的自信心、尊严感和可行能力。因此，建立职场妈妈团体是满足女性联络感情、获得社会支持，增强社会地位、提高其对自身权利的觉悟的有效途径。尤其是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代，职场妈妈们可以充分利用网络资源，突破时间、地域等界限方便快速地组织起来，以QQ群、微信群等及时沟通交流，形成传达姐妹情谊、深层次感情交流与相互支持的重要平台，也能通过微信公众号、微博、论坛等手段发布信息，形成舆论压力，引发政府、社会等主体的关注。她们通过组建团体结成集体行动，增强整体博弈能力从而在家庭与工作中产生积极变化，赢得尊重，实现“重生”。由此反复，在这个过程中职场妈妈又能获得新的博弈力量，进而助推支持女性争取更多的合法权利和机会。

（三）赋权：扩展女性主体性能力

赋权（Empowerment）起源于社会工作领域，主要关注到社会中明显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弱势群体）。赋权意指个人对自尊、成就与权力等方面的主观感知，还包含对资源的权力与控制［36］。赋权是一个动态地赋予权利（权力）的过程，给予弱势群体（被赋权者）更多的支持与照顾，增强其选择的机会与自由，从而提升其维护自身权利、利益的能力。对于职场妈妈而言，赋权意味着给予她们做某些事情的权力，使她们能够更多地掌控自己的生活，而且能去寻求更好的体面的且受尊重的生活。换言之，赋权就是让职场妈妈拥有能力去做她们想做的事，能够自主做出选择和决定，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别人代表她们所做的决定，发展获得对她们生活进行合理控制的技术和可行能力。从赋权的视角扩展女性的主体性能力，是承认增加女性权力的重要性，增加其自我依赖和内在的力量，而不是依附他人权力、地位而获得，引导她们感知到她们做出决策的能力和资格的过程。

具体而言，赋权应涉及个人、组织和体制等三个方面，通过教育、培训和接触信息等提升女性的知识水平、素质，改变女性的认知结构，从自我意识、价值层面进行解构与重构两性关系，提升女性权利意识；组织层面要真正发挥妇联等女性组织的效能，帮助职场妈妈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使得其在实践中进一步增强权利意识和获得感；体制性赋权强调的是政府在推动男女平等方面的努力，在制度层面保障女性权益，为她们创造尊重和关爱女性发展的社会环境。从个人认知的改变和提升，到社会组织的帮助与推动，再到制度上的切实保障，形成一套动态的赋权体系，使其获取对所珍视的生活的更多自由和选择机会，从而扩展女性的主体性权力。当把女性发展定义为扩大她们选择的过程和自由时，赋权与女性发展也就产生了交叠，女性发展需要扩大选择，而赋权则是获取在扩大的选项中做选择的能力的过程。

（四）制度的形塑：生育友好型文化的构建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37］。在一个和谐的社会中，社会制度首先是正义的，目的在于消除明显的不正义，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制度不仅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也是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竞技场，持续规训着各类主体的思想和行为，具有引领、规范、促进和保障等重要作用。换言之， 制度不仅对社会形成强制性的规范力量，还能通过形塑某种制度文化影响人们的行为逻辑，“社会的制度形式影响了它的成员，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了她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她们实际上是什么样的人”［38］。制度的构建应避免原则性的法律保障制度与实际上的落地保障严重不足或需求不符的错位，给予两性提供契合真实需求的家庭支持政策。家庭支持政策应该辐射包括夫妻双方在内的所有家庭成员，而不仅仅是针对年轻夫妻。既有研究已表明，父母的照顾支持以及公共幼教资源的存在有助于缓解生育对女性就业的不利影响［39］。良好的制度环境也有利于形成生育是整个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共同责任理念的社会共识，对职场妈妈给予更多的尊重、宽容和关爱。这不仅仅指多设母婴室、实行弹性工作制、供给更多社会福利等物化的保障，更重要的是对女性精神层面的关心和包容，促进公众更多认可她们的付出与价值。传统观念惯习、社会结构、市场预期等对女性都产生不同程度的挤压和歧视，通过制度的完善推动整个社会观念的转变，以制度设计形塑国家与社会的生育友好型文化和环境，消解女性生活和职业发展的约束和障碍。生育是一种女性的自由和权利，是出于爱的自主选择，不应该是女性必须承担的义务。

五、总结与讨论

男女平等一直是人类社会所关注和亟须解决的问题，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在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男女平等”，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象征。然而，由于历史文化、制度习俗、生活方式等因素，社会性别权力的不平等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现实生活中依然存在很多限制女性发展的因素。从男女两性构建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来看，两者之间是相互影响和制约，“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0］，实现女性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也是在促进男性更加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换言之，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男性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了女性的发展为代价， 束缚了女性作为“人”的发展，使她们处于一种“欠发展”的状况，其实也约束了男性以及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当职场妈妈能够在家庭与工作之间自由选择与切换，获得与男性平等待遇，得到社会的爱、关怀与尊重，才能够在实质意义上获得各种选择机会和行动的自由以过上独立自主而有尊严的生活。让女性没有顾虑去选择她们热爱的，不论是选择事业还是家庭，都应该被尊重和支持。所以，从能力的角度讨论职场妈妈工作与生活的权利和自由，不是再一次认证她们的弱势地位，强化社会对她们的不公正行为，而是呼吁全社会关爱、重视和尊重女性的努力和付出，最终目的是提升她们的可行能力，增强女性发展的核心能力，促进女性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参考文献：略

本文来自《青年探索》

2022年04期

P64-76

END

图文 / 李　洋　　　　

编辑 / 廖君颖、郑　航

初审 / 吴　瑾　　　　

终审 / 谢素军、谢碧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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