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岩，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心理学、青年研究、残障研究

石力，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2021级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科学社会学

［摘要］在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公共服务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服务于弱势群体的民办公益机构蓬勃发展起来，但这些机构的从业者面临的工作困境往往被忽略，是“情怀”还是“收入”影响着这类青年公益人对工作的感受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本研究以从事公益性服务行业，在孤独症儿童社会融合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民办孤独症服务机构中的职业照顾者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基于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探讨该从业群体的社会结构性因素、共情能力与工作倦怠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 包括收入在内的多个重要社会结构性因素与工作倦怠关联显著，此外，研究凸显了共情能力的重要性及其与工作倦怠的复杂关联，即同情与认知共情是比收入等物质因素更重要的保护性因素，能有效缓解工作倦怠，而情感共情则会加重工作倦怠。由此，研究建议在关注这群青年公益人物质困境的同时， 更要重视人文关怀，培育他们的职业共情能力，以避免过高的情感卷入，缓解工作倦怠，提高职业照顾质量。

［关键词］青年公益人；职业照顾；工作倦怠；共情；孤独症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国家大力支持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一大批具有公益性质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参与到社会建设与发展的过程中来。其中，民办孤独症康复服务机构就是一类极具公益属性，关系到残障群体社会生活福祉，但又易被忽略，艰难求生的草根社会组织。这些机构中的从业者，尤其是包括特教康复老师和社会工作者在内的孤独症职业照顾者，他们的工作状况与机构发展、服务对象的社会福祉息息相关。聚焦这一群体有如下两个主要原因：

其一，孤独症（Autism，又称自闭症）是一个社会大众熟悉又陌生的称谓。严格来讲，该症应被称作孤独症谱系障碍（ASD），其在美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DSM-5）中被归为神经发育性障碍，主要特征表现为社交交流和互动方面的缺陷，并且常伴有受限的、重复的行为、兴趣或活动模式。与其他精神障碍相比，人们对孤独症的认识时间并不长。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基于对十一名儿童的临床观察，美国临床医学家Leo Kanner首次命名了孤独症一词，并发表了《情感交流的孤独症障碍》（Autistic disturbances of affective contact ）一文，详细描述了孤独症患儿的症状。在我国，孤独症于1982年由中国儿童精神医学之父陶国泰教授首次报告。2010年，电影《海洋天堂》引起巨大社会反响。借助影视媒体聚光灯下信息的迅速传播，社会大众开始关注到孤独症群体。影片中所展现的困境，折射出孤独症社会康复困境与社会支持的重要性。孤独症患者的照顾反映着社会公共服务的深度与广度。

其二，在我国，对残障者的照顾趋势是从家庭照顾为中心转向社会照顾为主，由于孤独症的诊断与康复干预起步都比较晚，民办孤独症康复机构的发展也是近二三十年的事情，大多数从事康复照顾工作的从业者是年轻人。这些民办机构的青年工作者，作为新时代青年公益人的代表之一，他们的工作往往具有利他性质，拥有家长难以替代的专业性康复知识，是孤独症儿童的重要职业照顾者，其工作状态直接关系着孤独症儿童的机构照顾质量，影响着孤独症儿童的社会康复效果以及整个家庭的福祉，是服务于残障群体不可或缺的社会力量。目前，随着孤独症知识的普及，绝大多数城市孤独症患儿家长在自己孩子确诊后，在政府的帮扶下，都会就近寻找合适的民办机构对孤独症孩子进行长期干预训练。伴随着长时间的社会康复过程，孤独症儿童与职业照顾者的接触时间仅次于自己的父母。如果说孤独症群体及其家庭照顾者目前尚处于社会生活的弱势地位， 需要社会福利政策的进一步完善，那么，在公益利他属性和草根身份的民办康复机构工作的青年从业者，也处于职业生涯环境的弱势地位。并且，这些孤独症儿童机构专业照顾者的工作境况常常被忽视。

正如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所主张的，人们所经历的困境是人们对“生活中的问题”的心理感知， 是个人问题在其生活的社会环境系统的影响下产生的。对于这群需要较高专业性与较强公益精神的青年从业者来说，职业发展中诸如工作收入等客观因素与驱动他们在工作中展现关爱和责任的心理因素，都是可能造成从业者的工作倦怠。工作倦怠是从业者面临的一种工作困境，也是其工作的主观消极感受，倦怠感无疑会影响工作效果与工作质量。那么，对于这些青年从业者来说，是收入重要还是情怀重要？是社会性因素驱动着这一青年群体的工作热情，还是共情这种能够反映利他情怀的心理因素起着主要作用？共情是一个复杂的心理学概念，共情是如何影响着这群青年从业者的工作倦怠的？本研究的目的就是旨在通过问卷调查，以民办孤独症康复教育机构青年从业者为研究对象来回应上述问题。具体而言，一方面，探查社会结构性因素（如收入、户籍、流动情况等）与工作倦怠的关系；另一方面，探索共情在工作倦怠中的作用，分析不同共情成分（即认知共情、情感共情、同情）与工作倦怠各指标（即情感耗竭、人格解体、个人成就）之间的关系。

二、孤独症儿童的职业照顾及其工作倦怠与共情能力

照顾（Care）是社会福利和政策领域的重要概念。最初对个体的照顾并不涉及有偿工作，而是一种基于性别角色或亲属关系被社会规范赋予的照顾他人的责任与义务，并且照顾工作主要局限在家庭中。后来，随着照顾需求的增加以及幼托、养老与医疗日趋市场化，学校、医院、社会福利机构等作为提供照顾服务的组织机构开始提供有偿的照顾工作，学校教师、医护人员、残疾人社区服务机构中的工作者等亦成为了市场化下的专业照顾者。相较于家庭照顾，市场化下的专业照顾实则并未削弱照顾的要素（如个性化与责任），还可能给照顾关系带来积极的影响，比如当照顾者获得报酬后可弱化被照顾者的附庸感。

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的社会学家怀特在探讨照顾工作动机的著作中指出，照顾不论是有偿的还是无偿的，都可被视为一种劳动过程（Labor Process），这种劳动过程并不是标准化的产物，而是建立在人与人的互动关系中的，从而照顾服务是多样化的、情感密集的与个体化的；照顾“成果”通常是被雇佣的照顾者、家庭成员和被照顾者的共同“产出”，是三者互动的结果。他进一步指出，无论是家庭照顾者还是职业照顾者，照顾行为并非完全利他取向；提供照顾的动机不仅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以及帮助他人后带来的自我满足感等内在奖赏，也包括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强调的利益或社会认可等传统的外在奖励。因此，照顾质量的高低与照顾者的动机、照顾者和被照顾者的互动结构紧密相关。

显而易见，孤独症儿童由于自身的症状特点，不仅使家庭照顾者面临着较大的照顾压力，也向机构照顾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由于孤独症儿童在发展阶段难以与他人进行有效交流，这种能力上的受损使照顾的互动关系缺乏双向性，照顾者往往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激发他们的积极回应；不仅如此，由于不同孤独症儿童的行为习惯具有差异性，照顾者也要对此作出相应的调适。其次，孤独症儿童的康复过程较为缓慢，通常同时患有多种疾病或障碍，照顾与疗愈无疑是一个持久且漫长的“旅程”。在这段“旅程”中，照顾者重复体验着绝望和期望相互交织的复杂情感。国外学者曾对泰国乡村地区的孤独症儿童主要照顾者进行研究，发现照顾者大多将照顾体验形容成“一种饱经折磨的生活”（A Tormented Life）。这除了可以归因于他们在提供情感与生理照顾时的压力与焦虑、对被照顾者未来发展的担忧与顾虑、公众对孤独症群体的不解与污名，以及有限的财政与教育支持之外，也是由于他们往往将自己视作孤独症儿童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换言之，对孤独症儿童的同情体验会激发其使命感和责任感，强化“自己是孩子重要依靠”的观念，这也令照顾者不断地努力做他们力所能及的事情，以确保孤独症儿童的生存发展，进而加剧了照顾压力。近年来，国外研究表明孤独症照顾者的工作倦怠、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都会对其工作中的照顾质量产生影响，而照顾质量与孤独症家庭的利益紧密相关。

（一）照顾中的工作倦怠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拉奇（Maslach）认为，工作倦怠（Burnout）是一种心理综合征，是个体在工作时产生的一系列身心消极体验，通常在个体于工作期间需持续性地回应较多的人际压力源时出现，可具体划分为三个维度，分别为情感耗竭、人格解体（即与工作环境的异化）和低落的个人成就感。情感耗竭是工作倦怠最为核心的指标，指个体处于情感空虚或饱和的状态，此类情感状态将导致个体在生理和心理上感到疲倦，并会增加个体从事日常工作的困难。人格解体意指工作者将自己的服务对象当作“物”而非“人”来看待，具体表现为个体对他者的态度较为负面与冷漠，对工作存在疏远与抵触的行为，并且在人际互动时保持明显的距离。此外，当工作者的个人成就感低落时，他的自尊心以及对自我价值的认知会下降，并将伴有强烈的失败感和罪恶感。整体而言，工作倦怠是一种结合了身体疲劳、认知疲倦与情感懈怠三种特征的长期且负面的情感状态，该状态在直接影响工作者的工作效率、工作态度、服务质量和个人职业体验的同时，也是致使其扰乱工作任务并选择离职的风险因子。

对于从事服务、教育和卫生保健等行业的工作者而言，他们需要在构建以治疗或服务为核心的工作关系时与服务对象保持一种高强度的个人化与情感化联系，而且普遍要求工作者具有无私的品质，将服务对象的需求摆在首位并全身心地付出。近年来，针对精神障碍人士职业照顾者的研究发现，工作倦怠在该行业内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在孤独症人士社会康复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职业照顾者们，体验着较多的身心负担并深陷于职业发展的困境，而工作倦怠会影响他们的工作质量，最终影响到那些需要照顾的个体与家庭福祉的实现。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二）照顾者的共情与工作倦怠

工作倦怠作为照顾职业中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心理现象，也自然吸引了研究者去探究影响工作倦怠的各种因素。目前，来自医疗照顾领域——聚焦临床医护人员工作倦怠的研究发现，照顾者的共情是一个与临床工作者的工作倦怠联系紧密的因素。共情（Empathy）是一种能够感受他人的情感、理解他人的情感、并对他人的痛苦做出感同身受的回应的能力，也是一种心理过程。共情主要包含情感与认知两个维度，其中，个体能切身感受到他者的情绪称为情感共情，而个体具备心理能力从一个客观的视角去识别、理解另一个人的内心感受则被定义为认知共情。

共情能力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Batson的共情——利他假说（The Empathy-Altruism Hypothesis） 指出，当他人需要帮助时，旁观者会产生一种包含同情、怜悯等情感的共情情绪，这种情绪越强烈，个体越具有缓解他人困境的动力。因此，由共情引发的利他主义不仅可以用于改善对污名化群体（如艾滋病感染者、无家可归者等）的负面态度，而且能促进竞争性局面（囚徒困境）中的合作行为。此外，情感共情和认知共情能力均正向影响个体的亲社会行为（即分享、合作、捐赠等使他人获益的行为）。一方面，情感是亲社会行为的重要动机，积极情感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也可能通过共情能力的中介作用来实现。另一方面，认知共情的概念类似心理理论和观点采择，即理解他人。高水平的共情能力可帮助个体更准确地推断他人的心理状态，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共情与利他行为的情感联系也凸显了作为照顾者的从业人员工作中的利他动机，对他人的照顾，即使是一份工作，也需要倾注关爱、理解和耐心，具备一定的奉献精神。

近年来，研究者也开始关注同情与共情二者之间的差异。共情的发展顺序依次为情绪感染、同情关注和观点采择。情绪感染只是一种简单的情感反应，指个体被其他同伴情绪影响的能力和共享其他同伴情绪的能力。以往当我们从心理学角度谈及共情时，往往是指观点采择共情，即同时强调共情的认知基础与情感过程；个体的共情不仅限于对他者情绪的反应，还包括一种理解的过程，从而这种情绪状态实际上是与他者的感受相匹配的，有助于个体采取满足他者需要的方式来实施帮助。同情关注，与前两者不同，其在情绪感染的基础上产生，包含利他动机，意指个体源于他人情绪状态但又不同于他者情绪的情感反应。相比之下，这种情感反应中包含了个体对他者境遇的关心。

那么，共情作为一种具有社会价值的个体心理能力，它是如何影响着人们的工作积极性的呢？换句话说，共情是否是避免工作倦怠的保护因素？已有基于医护工作的研究显示，虽然医护人员对病人的共情可能对医疗照顾的工作质量产生积极影响，但也有可能产生消极的影响，共情与工作倦怠有着复杂的关联。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情感共情、认识共情与工作倦怠的关系上，已有结果显示，情感共情促进了工作倦怠的生成。当个体过分暴露于他者的痛苦之中并进行高强度的倾听与理解时，易产生“怜悯疲乏”（CompassionFatigue）的状态。这也可以从共情的情感维度来理解。高情感共情会让照顾者模糊自己的专业界限，使其在病人的境遇和感受上存在“过度识别”（Over-Identification）的情况，而且情感共情本就与工作倦怠中的情绪懈怠维度紧密相关。由此，个体会被持续卷入受制于患者情绪的困境之中，而导致不恰当的情感关怀，进而增加照顾者在工作中的情感负担与压力，并且限制了医患关系的互动。认知共情则可预防工作倦怠。具体而言，高认知共情可以帮助照顾者“走进”被照顾者的视野并更好地理解病人所需，能使照顾者意识到自己接收到了负面的情绪反馈来及时进行反思和消化。因此，良好的共情能力能有效地促进医患关系、缓解照顾者的工作压力与倦怠感、提高治疗效果，并使照顾者更可能获得较高的工作满意度和个人成就感。

综上，笔者发现，国内关注自闭症职业照顾者群体，尤其是民办从业人员工作倦怠的研究匮乏，目前聚焦共情与工作倦怠的关系研究主要集中在医护领域。但是，对于同样从事照顾性质的工作、投身民办非营利性机构、从事具有利他属性或公益属性的残障康复服务行业的青年职业照顾者们，影响其工作倦怠的重要因素是情怀（共情能力），还是以收入为代表的社会物质基础？澄清这一问题，能够让我们更关注这一常常被忽略的青年群体的职业困境与需求，并为改善其工作状态以提高残障人士照顾质量提供更为详尽的参考。由此，基于上述的文献回顾，呼应我们的研究问题， 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一：社会结构性变量，尤其是工作收入，会影响民办孤独症康复机构青年从业者的工作倦怠，但主要影响个体的工作成就感。

假设二：共情对民办孤独症康复机构青年从业者的工作倦怠影响大，认知共情可以促进工作成就感，降低负面情绪体验，避免对被照顾者的服务异化，而具有强烈情绪卷入的情感共情则容易导致青年从业者的情感耗竭，降低工作成就感。

三、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与数据收集

由于民办孤独症康复机构没有明确官方统计数据，机构分布也十分分散，本研究依托深圳市自闭症研究会在行业渠道上的优势，参照便利抽样方法，面向全国民办机构进行线上问卷调查，收集了涉及22个省市地区的319位民办孤独症康复教育机构从业人员的问卷数据。在数据整理的过程中，依据问卷IP来源、问卷填写人的工作/职业信息等进行填答质量筛查，删除了3份无效数据，最后共有316份有效数据纳入本次研究。

（二）变量及测量工具

1.因变量

工作倦怠（Burnout）采用了国际上最为常用的马氏工作倦怠问卷（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 简称为MBI）进行测量，包括情感耗竭（Emotional Exhaustion）、人格解体（Depersonalization）和个人成就（Personal Achievement）三个维度，量表共包括22个项目，并要求在李克特（Likert） 7点量表上评分（从“1”非常不符合到“7”非常符合）。分数越高，倦怠感越强（其中，个人成就分量表得分越高，则个人成就感越低，工作倦怠感越强）。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总体一致性信度值为0.91。情感耗竭、人格解体和个人成就三个分量表的一致性信度值分别为0.93，0.90，0.90。

2.变量

共情采用沃森（Vossen），彼奥特罗夫斯基（Piotrowski）和瓦尔肯堡（Valkenburg）修订的共情和同情量表进行测量。该量表共有12个项目，最大特点是区分了认知共情、情感共情和同情，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进行从“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不符合）的评分。分数越高代表共情能力越高。在本研究中，认知共情、情感共情和同情子量表的一致性信度值分别为0.91，0.88，0.86。收入则包括个人月平均收入、除工资外的其他收入、家庭月平均收入三部分，从不同侧面反映从业人员的经济收入状况。

本研究还将性别、年龄、工作年限、户籍（即是否为农业户口）、流动情况（即是否离开户籍所在地六个月以上）、婚姻状况、教育水平、是否为照顾者、是否参加过培训以及是否有合同10个项目纳入自变量，并对类别变量进行了虚拟变量的处理。

四、研究结果

（一）基本统计结果分析

本次受访者的平均年龄为30.45周岁（SD=7.06周岁），其中有233名（73.7%）受访者为专业照顾者（康复人员与特教老师），平均工作年限为5.24年，其中女性居多，有290名（91.8%）。从业人员的户籍比例较为接近，有144人（45.6%）为非农业户口，有172人（54.4%）为农业户口，其中流动人口占比略大，有179人，占比56.6%；其中142人为未婚（44.9%），已婚161人（50.9%）；294人参加过职业培训（93.0%）；274人签订了劳动合同（86.7%）。接受过高等教育（包括大专及本科及以上）的从业人员居多，共有248名，占比78.5%。就从业人员的工作情况而言，收入水平偏低（个人月平均工资收入在2001至3000元的最多，有126人，占比39.9%），家庭整体收入也不高，为了保障个人与家庭的生活，部分从业人员通过加班或课外辅导等方式来赚取更多的收入（没有其他收入来源的有185人，占比58.5%）。受访者对服务对象的同情分数最高（Mean=4，SD=0.66），情感共情分数最低（Mean=2.90，SD=0.85）；从业人员工作中的情感耗竭最严重（Mean=3.91，SD=1.18）。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就共情而言，参加过培训与未曾参加过培训的从业人员（F=2.82，p＜.001，η2=0.13）在情感共情维度上有明显差异，没有参加过培训的工作人员对服务对象有着更高的情感共情。不同户籍类别（F=2.46，p＜.01，η2=0.08）从业者的同情水平差异显著，非农业户籍的工作人员更同情服务对象。就工作倦怠而言，在情感耗竭方面，照顾者（即康复人员与特教老师）与非照顾者的差异性显著（F=1.81，p＜.01，η2=0.23）；农业户籍与非农业户籍从业者的情感耗竭差异显著（F=1.47，p＜.05，η2=0.20），照顾者与农业户籍的工作人员的情感耗竭程度更高；在人格解体方面，签订过劳动合同与未签订过劳动合同的从业人员（F=1.65，p＜.05， η2=0.12）的倦怠程度明显不同，未签订过劳动合同的工作人员的人格解体程度更高；在个人成就方面，性别差异的影响较为显著（F=1.55，p＜.05，η2=0.16），男性的个人成就感更低，工作倦怠感更强。

（二）多元线性回归方程结果

研究结果显示（表1），民办机构孤独症儿童照顾者的总体工作倦怠与机构中的非照顾工作人员无显著差异。从业人员的社会结构因素诸如性别、婚姻状态、流动、户籍、教育与各类收入均与总体工作倦怠没有显著关联，而反映共情的三个维度，认知共情（95%CI=［-0.43，-0.17］）、情感共情（95%CI=［0.18，0.37］）与同情（95%CI=［-0.47，-0.19］）则与工作倦怠关系显著。给予孤独症儿童更多认知共情与同情的从业人员，其体验到的工作倦怠感更少。情感共情则相反，情感共情高的从业人员，体验到的工作倦怠更多。

进一步，我们具体分析自变量对工作倦怠各个维度的影响。对于从业人员的情感耗竭，研究结果显示，照顾者的情感耗竭显著高于其他从业人员（95%CI=［0.10，0.73］）。家庭收入，而非个人收入是影响从业人员情感耗竭的一个重要因素，家庭收入高的工作者情感耗竭更少（95%CI=［-0.12，-0.01］）。认知共情与情感耗竭没有显著关联，但情感共情（95%CI=［0.17，0.47］） 与同情（95%CI=［-0.47，-0.02］）对情感耗竭影响显著，情感共情越多，情感耗竭越严重；同情越多，情感耗竭越少。

对于人格解体维度，结果与总体工作倦怠类似，照顾者与其他从业人员没有差异；认知共情（95%CI=［-0.49，-0.07］）与同情（95%CI=［-0.73，-0.28］）程度越高，人格解体程度越低；情感共情（95%CI=［0.25，0.55］）程度越高，人格解体程度越高。

对于个人成就倦怠，研究发现，照顾者与其他从业人员亦无差异。从业人员的婚姻状况与个人成就倦怠有关，已婚人员（95%CI=［-0.55，-0.06］）的成就倦怠低，成就感高。流动与个人成就倦怠负相关（95%CI=［-0.42，-0.07］），流动人口的成就倦怠低，成就感更高。个人收入而非家庭收入，与成就倦怠的关系显著，个人收入（95%CI=［-0.18，-0.03］）和其他收入（95%CI=［-0.21，-0.02］）与成就倦怠负相关，即收入越高，成就倦怠越低。此外，认知共情（95%CI=［-0.72，-0.44］）与同情（95%CI=［-0.46，-0.16］）与成就倦怠呈负相关，认知共情与同情越多，成就倦怠越低；情感共情（95%CI=［0.05，0.25］）与成就倦怠呈正相关，情感共情越多，成就倦怠越高，成就感越低。

五、结论与讨论

国内关于医护人员的研究已表明，医护人员较易产生职业倦怠，而我国民办机构中的孤独症儿童照顾者也同样身陷于相似的境遇。根据本研究数据显示，民办机构中的孤独症儿童职业照顾者——康复特教老师，相较于其他工作人员，情感耗竭的程度更为严重。国外研究显示，残障工作者的工作倦怠受到多重因素影响，既有个人内在因素，也有社会组织层面因素。本研究则进一步发现，社会结构性因素的确与照顾者的工作倦怠存在重要关联，但照顾者自身的共情能力与其工作倦怠之间的密切关联与复杂关系较为突出。

（一）青年从业者的社会结构属性与工作倦怠

首先，基于单因素方差分析的异质性检验发现，在是否照顾者、户籍、性别与是否签订劳动合同这几个结构性因素上，工作倦怠存在组间差异。换句话说，照顾者与农业户籍工作人员情感耗竭高，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从业者人格解体程度高，男性从业者的个人成就感更低。

进一步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青年从业者的经济收入与工作倦怠子维度的关系重要程度不同；各类收入变量只影响情感耗竭和工作成就感，与人格解体维度均无显著关联。具体来看，工作者的家庭收入，而非个人收入与情感耗竭关联显著，家庭收入水平越低，情感耗竭程度越高。不过，有限的家庭收入并不会削弱个体的个人成就感，二者并无联系。工作者的个人收入（包括工资收入和加班收入）与个体的工作成就感关系显著，个人经济收入水平越高，个人成就感越高。由此可见，经济收入对这一群体的工作倦怠仍有影响：来自家庭的经济支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他们的情感倦怠，而个人收入的提高可有效增强其工作成就感，推动其积极地投入工作，改善服务质量。

此外，本研究除了对经济收入指标进行了考量之外，还探究了其他社会结构性因素对青年从业者各工作倦怠维度的影响，并获得如下发现。

其一，民办机构中的从业者职业身份会影响照顾者的情感耗竭程度。机构中的直接照顾者—— 康复教师，由于需要与孤独症儿童保持接触，且工作挑战性最强，相较于其他工作人员（如行政工作者等）具有更严重的情感耗竭情况；但是，他们在人格解体与工作成就感方面与其他职业身份无异。这也提示我们应当向这些在民办机构中为孤独症儿童提供直接照顾服务的青年从业者提供更多情感上的支持，舒缓他们的情绪压力。其二，青年从业者的教育程度，而非接受职业培训的情况与工作倦怠的个人成就维度关联显著。受过高水平教育的个体更可能从照顾工作中体验较高的成就感。曾经参与过职业培训的从业者并不会因此比那些未参加过培训的从业者具有更好地应对工作压力、避免陷入工作倦怠的能力。这或许是因为在客观层面，目前相关职业培训缺少缓解个体工作倦怠的针对性技能训练，此类职业培训在知识体系的构建、理论与实践的平衡上仍有较大的进步空间；亦可能是由于在主观层面，青年从业者可能更重视公益情怀，而对照顾服务本身的专业性要求没有较为清晰的认知。然而，照顾服务只有利他的公益情怀却没有充分的专业性是远远不够的。其三，青年从业者的婚姻状态会作用于他们的工作成就感。研究表明，未婚青年的成就倦怠更高，工作成就感更低。对此，笔者认为，一方面，良好的婚姻家庭关系能够使个体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 家庭的陪伴是预防和消解工作倦怠的积极因素；另一方面，对于分居、离异或丧偶的照顾者而言， 他们目前的独立生活状态可能也促进了其当下工作成就感的提高。在今后探讨工作倦怠个人成就维度的影响因素时，婚姻体验与经历可进一步纳入分析范围。其四，是否为流动人口也影响着青年从业者的成就感，相较于非流动人口，流动人口的个人成就倦怠更少，工作成就感更高，这与青年人敢闯敢创的心理状态相符合。流动对于新时代青年人已是常态，离开自己成长的城市找寻更广阔的一番天地，在工作中实现自我价值，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正是不少青年人如今在努力和奋斗的方向。

综上，研究假设一部分成立。社会结构属性与总体工作倦怠无关，但可能与工作成就维度、情感耗竭维度相关。对青年从业者的工作成就感而言，个人经济收入（包括工资收入和加班收入）、受教育水平、婚姻状态、流动情况是显著的影响因素；其中，个人工资收入和流动情况的关联度最高。

（二）共情与工作倦怠的复杂关系

我们的研究发现，职业培训与户籍是两个与共情异质性有关的指标。换句话说，没有参加过培训的工作人员对服务对象有着更高的情感共情，两者在情感共情上存在组间差异；不同户籍群体的工作人员则在同情上存在显著组间差异，非农业户籍的工作人员更同情服务对象。

进一步，本研究对共情与工作倦怠关系的回归分析结果与国外医护领域研究结果相似。国外已有的医疗照顾相关研究表明，认知共情作为一种理解他人内在状态的能力，能够促进人们的助人行为，这种利他的驱动力可缓解照顾者在工作中由于工作环境或工作压力等诸多因素导致的工作倦怠。情感共情往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是照顾者共情卷入以触摸服务对象心灵所必需的情感共鸣；另一方面，过强的感性共鸣又可能会导致照顾者情绪上的起伏，使其陷入抑郁并恶化其工作倦怠程度。本研究验证了对于孤独症儿童照顾者而言，他们的共情水平与工作倦怠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复杂的关联，并进一步明确了同情与工作倦怠的关系。

其一，在认知共情方面，认知共情可以避免个体陷入工作倦怠，并且与工作倦怠的人格解体和工作成就维度关系密切，与情感耗竭程度无关。良好的认知共情水平能够减少照顾者在工作中由于身心疲倦而伴有的去人性化行为表现；同时，个体的认知共情水平越强，其工作成就感也会有所提高。其二，情感共情是影响照顾者的工作倦怠的核心成分，在工作倦怠的人格解体、情感耗竭和工作成就维度上，情感共情均具有消极影响，即情感共情会加剧个体的人格解体、情感耗竭与工作成就倦怠，减少其工作成就感。这也提示我们，在日常实践工作中我们一方面要提升照顾者的认知共情，另一方面要谨慎处理情感共情，关注照顾者的情绪体验，即时提供对照顾者的情感支持，缓解情感共情给照顾者带来的情感消耗。其三，由于我们已将认知共情、情感共情和同情进行了区分， 所以在本研究中也进一步澄清了同情与另外两个概念在工作倦怠关系上的差异。研究发现，较高的同情水平在总体上能减少工作倦怠程度，并且不同于情感共情的是，同情由于缺少了一种“情感卷入”的心理过程，没有将自我的情感与他者情感相互混淆，所以对于青年从业者来说，能够更好地激发其利他助人的动机，而又不会使其过分感性地将自身的情绪卷入照顾服务之中，从而可以帮助缓解他们的情感耗竭与人格解体倦怠。由此可见，基于各共情成分与情感耗竭关系的比较，同情是有效缓解照顾者情感耗竭倦怠的要素，因而从照顾的角度来看，照顾者的同情是很好的工作倦怠缓冲器。

综上，研究假设二得到验证，并且本研究也证实同情在照顾中具有帮助青年从业者预防和缓解工作倦怠的潜力。简言之，社会结构性因素虽然是这一群青年从业者工作热情的部分来源，但是共情水平作为与利他的公益性道德品质密切相关的心理因素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

六、总结

本研究既验证了社会结构性因素，诸如照顾工作类型（直接照顾还是间接照顾）和经济收入等指标，对以青年人为主体的孤独症儿童职业照顾者的工作倦怠的影响，也进一步明确了作为照顾者利他行为心理动机的共情水平与工作倦怠之间的矛盾关系。总体上来看，共情作为一种精神或心理因素，是比社会结构性因素或者说物质性因素更重要的，与照顾者工作倦怠关系更密切的因素。

来自医护领域的研究表明，加强临床共情的知识和技能训练，如明确医疗服务提供者和患者间的“恰当距离”（Right Proximity）概念，可有效降低医护人员遭受工作倦怠的风险。本研究的结果也提示我们，不仅要提升民办机构中这群青年照顾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关注他们在性别、户籍和流动等方面的异质性，保障他们的生活水平，增强来自家庭、社会等各方面对其工作的肯定与支持，并且更要充分发挥专业职业培训的作用，构建全面的共情能力培育体系，强化青年从业者对培训内容的重视，在实践中调整照顾者不同共情成分的比重并辅导其共情能力的正确应用。由此，我们才可在提高职业照顾者对服务对象正确认识的同时，提升照顾者的情绪处理能力，避免情感共情的过度卷入。

现如今，草根公益性服务机构中的青年从业者在社区服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社会有责任与义务为这群富有情怀的青年人排除工作中的种种困境与限制，并借助培训和职业发展机制为他们提供更多身心方面的支持，鼓励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提升服务质量，这也关系着其背后千百万弱势群体及家庭的社会福祉，以及他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当我们将更多的关注投入在这批职业照顾者身上后，也会有更多优秀、无私且富有社会责任感的青年人加入其中，壮大我国孤独症人士的社会康复力量，为“十四五”规划中以增进民生福祉、改善人民生活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相关工作以及稳步迈进第二个“一百年”打下坚实的基础。

最后，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本研究作为一项横断研究无法明确社会结构性因素、共情与工作倦怠间的因果关系，因此后续可采用纵向研究进一步揭露各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其次， 本研究以探讨孤独症职业照顾者为代表的青年公益人的工作倦怠与社会结构性因素和心理因素（即共情能力）的关系为目的，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究各变量间潜在的中介关系与调节关系，更深入地揭示青年公益人利他行为背后的社会心理机制。

参考文献：略

本文来自《青年探索》

2022年04期

P51-63

END

图文 / 李　洋　　　　

编辑 / 廖君颖、郑　航

初审 / 吴　瑾　　　　

终审 / 谢素军、罗飞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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