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石嘉，博士，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作者简介：

朱通，中共抚州市委党校助教

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摘要］抗战时期，知识青年深入后方农村，积极宣传抗战救国思想，在唤醒广大农民群众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动员农民群众参军参战起到重要作用。在江西农村从事抗战动员工作的知识青年， 包括返乡知识青年、外省流亡知识青年、本省知识青年三大类。知识青年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抗战动员工作，包括抗战宣传、抗战教育以及组训工作等。知识青年下乡动员，一方面缓解了部分知识青年失学失业问题，知识青年在农村得到锻炼、成长，其文化救国、文化抗战理想得以实践；另一方面知识青年大力宣传抗战救国思想，动员了广大群众走向抗战前线或支援前线抗敌将士。然而，由于知识青年缺少实践经验、地方政府的扶持及统一有效的组织，最终在国民政府的强力干预下，知识青年下乡运动遭受挫折，其宣传动员难以发挥持久、广泛的效果。考察知识青年在江西农村的社会动员，总结其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在新时代下鼓励青年深入农村，在农村中锻炼成长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抗日战争；江西；知识青年；社会动员；农村

抗战爆发后，中国文化教育事业遭受极大破坏，大批知识青年失学失业。为反击日军暴行， 不少知识青年走向文化救国、文化抗战之路，即深入后方农村，积极宣传抗战救国思想，唤醒广大农民群众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动员农民群众参军参战。目前国内相关研究大多侧重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知识青年活动，对于国统区知识青年群体关注较少，鲜有论述知识青年在江西农村的社会动员。事实上，江西作为西南大后方的前沿与东南战场的后方，曾汇聚大批流亡知识青年，他们在江西农村开展了各种宣传动员工作，为动员江西农民群众支援和参加抗战做出一定的贡献。鉴于此， 本文主要采用历史研究方法，考察抗战时期江西省知识青年群体及其下乡动员工作，对其宣传动员效果进行客观评述，以期对当代青年工作有所启示。

一、抗战时期江西的知识青年群体

“七七事变”后，日军不仅加强政治、军事、经济侵略，而且企图从文化、教育上灭亡中国。抗战时期，中国90%以上的大专院校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摧毁，师生死亡108人，财产损失总数达65367409元［1］371。日军的野蛮掠夺和轰炸，致使中国文化教育事业遭受重创，大批青年学生失学失业。据统计，抗战时期以前全国大学及专门学校学生约4万人，到1938年已不足2万人，不及战前的50%［2］。大批青年学生陷入绝境，难以为继，“现在不仅是失去了学习，而且失去了自己的老家，不仅是学膳费用无所出，而且连最低限度的生活都难于维持”［1］137-138。不少青年学生被迫流亡，成为“特种难民”，“自抗战发生以来，各地青年，流亡在外面的很多，这些青年受日寇伪组织的压迫，不愿作‘顺民’而抛弃家乡”［3］。平津沦陷后，出现第一批流亡学生，仅在北平一处，流亡学生就达万余人，不少学生流向离平津较近的济南［4］。战争形势恶化后，流亡学生被迫再次南下，流向沪宁一带。1937年8月14日，流亡学生群体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设立救济处，帮助滞留在平津的学生转移，在政府的领导下参与救亡工作［5］。同年8月，流亡学生还在上海、南京等地成立“平津流亡同学会”。9月4日，上海“平津流亡同学会”发布《告全国同学同胞书》，号召全国学生“不但要有在炮火下上‘最后一课’的镇静与勇敢，而且要有直接参加抗战工作牺牲一切的决心”［6］。

国民政府教育部曾收容、救济部分流亡学生。一方面在南京召集流亡学生，提出解决流亡同学食宿问题，征求高级人才为政府机构工作，解决部分学生就业问题；另一方面在南京设立来京学生登记处，对流亡学生进行登记，免费将其遣送回籍，若有愿意继续求学者可暂时借读他校［7］。然因经费拮据，1938年以前接受救济之流亡学生不过29000人［2］。仅靠政府救济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流亡学生问题，大部分学生依旧失学失业、流离失所。对此，部分抗战进步人士提出知识青年下乡，负责动员广大农民群众参加抗战，致力于抗日救亡运动。罗叔章认为，“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如果都市里的文化人或大中学的同学们能下最大的决心回到家乡去负起组织或教育他们的话，在很短的时期内，必然的会突飞猛进，产生出最伟大的抗战力量”［8］。魏文希认为，“智识青年的下乡去，组织与训练农村民众，这是比个人参加到前线去，其所得来的收获，对于抗战， 是更有力量的”［9］。显然，他们看到了广大民众尤其是农民群众参加抗战的重要性。此时国民政府方面也放松对民间救亡团体的管控，开始重视训练知识青年动员民众参加抗战的能力，1938年出台的《抗战建国纲领》明确提出要“训练青年，俾能服务于战区及农村”［10］。其后，各地涌现出大量青年训练班，“在接近战区的许多地方，如雨后春笋似的成立了许多青年训练班，甚至还有大规模的由政府举办的青年干部训练所”，以此招收失学、失业青年，灌输抗战方面的基础知识和宣传技能，方便其深入乡间开展战时动员工作［11］。在时人的倡导和政府的推动下，“知识青年下乡”“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成为当时响彻云霄的口号［12］。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走向农村的知识青年达到数十万人［13］。

江西省地处华中内陆腹地，更是东南战场的大后方，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战略位置吸引了大批流亡知识青年。“七七事变”不久，一批平津返乡知识青年流亡至南昌，为了唤起当地民众的抗战热情，他们在南昌发起“平津流亡同学会”，并向江西省教育厅请愿，要求解决生计问题、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4］113。1937年“双十节”期间，“平津流亡同学会”成员联合江西省青年学生举行游行示威活动，沿途高唱抗战救国歌曲，“各马路围观民众，莫不为之感动”［15］。淞沪会战以后，上海沦陷，此前流亡沪宁一带的学生被迫再次南迁，从外省流亡至江西的青年学生达4万余人［16］490。大批平津返乡知识青年、外省流亡知识青年流入江西后，联合本省知识青年组建各种青年救亡团体，深入农村动员广大农民群众支援、参加抗战。“智识青年是全国最前进最有力量的阶层，他们在革命运动中总是起着推动的作用和桥梁的作用，因此开发农村和动员农民的责任，就恰好落在他们的身上”［17］。在江西农村从事抗战动员工作的知识青年，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一是返乡知识青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华北大部分地区沦陷，江西籍学生被迫辍学，返回江西，他们成立“平津同学会”，积极动员江西民众支援、参加抗战，为激发广大农民群众的抗日救国热情，还专门成立“江西省乡村抗战宣传巡回工作团”（以下简称“乡抗团”），深入乡村发起抗战救国宣传工作。该团起初有50名队员，包括“大学毕业，或大学肄业，以及自愿从事抗战宣传工作，且有乡村服务经验之青年”，这当中各大高校的肄业知识青年多达38名［18］。1937年11月26 日，乡抗团以5人1队、成立8支乡村巡回宣传队，其余10人组成乡村巡回剧团，深入江西广大农村开展巡回宣传［19］2-6。

二是外省流亡知识青年。这批青年是从沦陷区逃亡出来的，他们饱受战乱之苦，是反对日本侵略的“急先锋”，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沪宁等地相继沦陷后，东部沿海省份教育机构、文化机关纷纷转移内地，大批青年学生也逃亡到内地，如江西汇聚了上海流亡大学生、无锡流亡团、丹阳青年救亡服务团、溧阳流亡团、上海蚁社等有组织的青年群体；浙江大学、暨南大学等高等学校流亡学生①；以及南京、苏州、常州、镇江、宜兴、杭州等地的流亡人员，“他们中有高级知识分子、中小学教师、大中学校学生、少数店员工人等共590余人”［20］。其中南昌汇聚的流亡青年尤多，“大部分青年学生因找不到工作而转往长沙、武汉后，留在南昌的仍有两千多人”［21］。为了接纳这些流亡知识青年，在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和第三党人的推动下，江西省政府成立“江西省青年服务团”， 吸收对象包括各级学校教师、各机关疏散人员、初中学校毕业生以及高中以上学校肄业生［22］。1938年初举行入团考试，共录取738人（后陆续扩充到千余人），“该团团员大都由平、津、京、沪各地流亡大中学生及本省优秀青年所组成，他们的救亡情绪和政治认识，多是极高的”［23］。由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担任该团名誉团长，教育厅厅长程时煃兼任副团长，第三党党人王枕心任总干事。1938年2月16日，青年团分为10队，绝大多数深入江西省乡村进行抗战宣传［24］。

三是本省知识青年。主要包括中等以上学校师生，民国时期江西省中等以上教育已经有所发展，1935年江西省创办中等学校、职业学校及师范学校共65所，在校学生共12151人，到1938年中等学校、职业学校及师范学校增至93所，在校学生增至27414人［25］。抗战全面爆发后，不少师生率先举起抗战救国之大旗，成立各种救亡团体和宣传队。1937年11月9日，全省教育机关人员举行谈话会，决定“全省各级学校，一律要组织宣传队”，总计组成宣传队18000支，分赴广大乡村开展抗战宣传工作［26］。

二、知识青年在江西农村的社会动员

深入江西农村的知识青年，不仅成立各类救亡团体，而且开展以宣传、教育和组训为主要内容的抗战动员工作，增进了广大农民群众支持、参与抗战的热情。

（一）抗战宣传工作

首先，采取个别访谈形式的宣传。由于广大农村风气闭塞、农民受教育程度较低，许多农民国家意识、民族意识淡漠，难以认识民族危机的严峻性和国破家亡的道理。“‘抗日’并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衣穿，多数农民是不高兴听这一套。你就是告诉他们‘亡国后的惨痛’，听的时候虽惊心动魄，听过之后多数农民也会诿之于命运的”［27］。对此，知识青年积极寻找办法，首先充分了解当地农民实际生活情况和思想状态，采用个别访谈方式进行抗战宣传，“只有从个别谈话，个别访问，才能捉摸对方的情感，跟踪追击，使他终究也有被说服被兴奋的可能”［28］。在访谈过程中，知识青年往往不以宣传员的高姿态出现，而是以流亡学生或过境商人甚至难民自居。谈话时从日常生活、琐碎问题说起，将其思想导向认清民族危机和抗战救国上，进而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本质、激发其民族国家意识。如在赣东的“乡抗团”宣传队展开乡村工作的第一步，即开始个别谈话，从谈话中了解到当地农民真实的家庭生活水平，对农民受到的压迫感同身受，开始对农民产生同情之心，从而使宣传更加贴近农民，农民更容易接受［29］。

其次，分赴各地组织公开演讲。知识青年组织的公开演讲，主要有集合演讲、巡回演讲、举行纪念周演讲、利用原有集会演讲和利用广播演讲等几种［30］。内容涉及战争的性质、倾诉暴日的罪行、分析敌人侵略所造成的农村破产、报告前方的抗战消息、揭露汉奸卖国的丑恶以及鼓励民众积极服兵役等方面内容［31］。各级学校宣传队的演讲材料一般由省民教馆发放，每周更新，分为“本周战况志略”和“战时民众须知”两部分；青年团和“乡抗团”的成员知识水平较高，演讲稿多为自创，有时还根据当地民众的文化程度状况自由发挥。如“乡抗团”的知识青年通常写标语、贴标语，吸引许多人之后举办演讲会，“因为每个队都有流亡同学，这些同学在演讲时，现身说法，以亲身所受亲目所睹，控诉着日寇的种种残暴罪行”［32］，因此演讲形象生动，且富有感召力，能够吸引许多村民围观。演讲完毕，还会和村民相互交谈，有时还邀请听众中的优秀分子交流。

再次，采取各种形式的文字宣传。一是壁报宣传。知识青年下乡后积极创办抗战主题壁报， 宣传抗战救国思想，针对民众难以理解的壁报内容，宣传队员及时、耐心讲解，“在解释时，我们往往从当前的简单题材引申到许多更有意义的抗敌问题”［14］115。壁报中带有形象的图画，即便是目不识丁者亦能理解。如“乡抗团”的知识青年到达峡江时，用悬挂壁报的方法来吸引民众，壁报添加日军轰炸的照片，当民众渐渐聚拢时，向他们讲解壁报、解释照片。青年团第三大队在万家垅时，“拿着一幅幅的敌人残杀我们同胞、焚烧房屋的写真画，给田间乡民宣讲，加强他们的抗敌观念”［33］。二是采取标语宣传。知识青年一般在民众聚集的公共场所张贴标语，而且重复撰写几条主要的抗战主题标语，时刻提醒广大农民群众牢记抗战救国，形成全民抗战的良好氛围。如青年团在九江乡村街头写满了“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坚持抗日，反对投降”等标语［34］。青年团第六大队在吉安组织识字班时，还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句口号作为识字课文［14］256。标语内容不仅着眼于抗战主题，还关注农民生活，如“实行民主政治”“实行优待出征士兵家属”“实行改善人民生活”等，标语宣传更接近农民群众［32］。

最后，通过各种文艺表演宣传。一是戏剧宣传。知识青年认识到戏剧宣传是战时社会动员的重要手段。“全国人努力抗战戏剧的创作，各地剧团努力抗战戏剧的演出，北平、上海、南京等地的剧人组成很多流动演剧队，到各战区各内地流动演剧，各省市的抗战宣传团体都以戏剧为重要工作”［19］21。当时举办的戏剧主要有街头剧和舞台剧，尤其是街头剧倍受广大农民群众欢迎。青年团和“乡抗团”表演的街头剧主要有《放下你的鞭子》《打回老家去》等，围绕抗战主题展开，把敌寇的暴行、汉奸的罪恶、民族英雄的故事等内容搬上舞台、移到街头，“戏剧对于目不识丁的农民们，可以说是无字的平民教育”［35］。激发广大农民群众抵抗日寇、保家卫国。二是歌咏宣传。知识青年的歌咏宣传，是将歌咏与抗战结合起来，利用歌咏比赛动员广大民众参军参战。救亡歌曲动员效果明显，各学校宣传队通常组织合唱比赛，选用救亡歌曲激发广大民众的抗战热情。如青年团第一大队队长何士德原为上海救亡歌咏队领队，深入农村唱响《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救亡歌曲。知识青年结合农村实际情况，选用适合农村题材的歌曲，如“乡抗团”第五队改编的《抗敌民歌》《大家都要拼命干》《张铁打》等［36］。

（二）抗战教育工作

首先，举行座谈会。知识青年定期举行抗敌座谈会，参加座谈会人员包括各机关人员、各级学校师生、在乡知识分子、农民群众等，主要讨论抗战的一般问题及宣传工作的技能问题［19］16。座谈会主要有两种：一是文化界座谈会，邀请当地知识分子参加。如“乡抗团”第五队曾在浮梁组织文化座谈会，邀请当地进步青年讨论时事问题及中国抗战问题［37］；二是各界座谈会，广泛邀请政府机关人员、文化教育界和其他社会各界人士参加，如巡回剧团曾在弋阳邀请各界人士举行座谈会，讨论“第二期抗战与宣传工作”问题，并对各机关团体提出有关政治、文化、教育的改进意见；巡回剧团曾在进贤县组织召开各界抗敌座谈会，讨论“怎样加紧春耕运动”，明确后方农民群众的生产责任，并且认识到努力耕种、增加生产同样是为抗战做贡献［38］11、19。座谈会成为激发广大农民群众关心国情时事和前线抗战兴趣的重要媒介。

其次，建立书报阅览处。广大农民群众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淡漠的重要原因在于，受教育程度太低，“中国大众，文盲太多了，由于文盲太多，所以以往民族意识，国家观念，在大众生活上， 极其薄弱”［28］。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知识青年在广大农村设立阅览室，即小规模的“图书馆”， 以普及大众教育，寓宣传于教育之中。阅览室内多放置一些抗战书报，有的还会布置一些象棋、胡琴、箫、笛之类。如巡回剧团曾在进贤县置办了流动图书馆，馆内放置着日军野蛮侵略的照片， “每一幅画，一张敌机轰炸的照片，都有一堆人围着”；在吉安沿河茶馆也设有三处书报阅览室， 均张贴标语壁报，共捐赠通俗的抗战读物150种，订阅了数种报刊［38］10、25。以此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普及抗战知识、加强抗战宣传。

再次，创办民众学校。1938年7月，江西省教育厅出台《江西省战时失学民众补习教育实施办法》，要求“策动全省各机关各学校，尽量附设民众学校或成人班妇女班，农村服务区至少须各办民众学校一所”，并征调全省知识分子任教［39］。下乡知识青年在推广民众学校、发展民众教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民众学校经费主要来自各地士绅，知识青年遂积极联络地方政府和士绅，“我们认定当局和士绅是地方上有力的上层分子，和他们联络得好，使他们了解我们，相信我们，那便可以得到很大的帮助”［32］。此外，还重视与其他团体合作，如青年团三队在德安县曾和抗敌后援会合办“新民职业补习学校”，借此“一则可以救济一般失学的青年，再则可以使这班青年学习一些抗战救亡的理论，同时还要他们实地去工作，不但把他们劣根性除掉，并且要他们每个人都成为很好的干部，去发动民众”［40］。民众学校主要有成人教育和义务教育，成人教育主要办理成年失学民众补习教育，义务教育则招收失学儿童，传授基础知识。教员多由专科以上学校及职业学校学生构成，并且做到学以致用，“农业学校学生，应兼办农业指导及农业补习班，工商业职业学校学生，应兼办工商业职业补习班，医科学校学生应办救护训练班及公共卫生指导等事项”［41］。民众学校紧扣抗战爱国主题教育，“各校因实施战时教育常以激发学生抗战意识为目的，故不论青年与儿童，杀敌复仇的意识无不潜伏心内”［42］。

（三）组训工作

首先，设立短期训练班。“因为民众的散漫纷乱，不能发生作用，所以要严密的加以组织；因为民众的无知无识，不能发生力量，所以要积极的予以训练”［41］。知识青年积极创办各类短期训练班，如宣传干部训练班、抗战知识讲习班、职业工人训练班、妇女训练班等，训练、培养专门的宣传人员。如青年团第二大队曾在永修抽调70余名高年级学生和进步教师组织“抗日宣传训练班”，系统开展团结抗日、全民抗战的主题教育，明确宣传目的和内容，研究宣传方式，结业后组成三个抗日巡回宣传队在凃家埠、艾城、白槎、马口、虬津等地开展宣传工作［43］。此外，知识青年组织的妇女训练班颇有成效，妇女训练班不仅宣传抗敌报国精神，还开展妇女生活、妇女运动、女权主义等专题教育。为动员农村妇女积极支援抗战，知识青年团体一般配有女队员，并带动妇女班的创建。如下乡到安义的青年团女队员，只用“半天的工夫，就在距离万埠六里的地方，把七十几个女同胞组织了一个妇女互助会和妇女识字班”［44］。“乡抗团”在贵溪除了在每区设立人民自卫队外，还在每保连设有妇女连队，并设立短期训练班加以组训。在妇女普训班毕业典礼上，“受了训的乡下妇女居然敢登台演说，妇女应当怎样救国，应当鼓励丈夫去当兵，说的很有道理”［19］15-16。“乡抗团”在余江还联系了许多家庭妇女以及女学生、女教师，成立了妇女小组，每周都会开展集会组训，讲解妇女救亡的重要性，动员她们起来抗战［14］211。

其次，慰劳出征士兵家属。抗战之初，兵员损失甚巨，江西壮丁源源不断地补充前方部队。据统计，整个抗战期间，江西为国家输送了1037880名兵员，占全国总数的7.4%，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45］。1937年底，国民政府颁布《保障抗敌军人家属暂行条例》，军属生活状况开始得到一定的关注。但在某些偏远乡村，一些下乡青年反映“征兵优待条件，多数未被实行”［19］22。而且政府对于军属的慰劳，大多集中在物质层面，而忽略精神上的慰藉。鉴于此，知识青年每到一地，都会组织探访出征军人家属。如“乡抗团”宣传队员到达丰城后，帮助应征壮丁家属代写书信、寄送慰问品，使其全力抗敌而无后顾之忧。此外，还帮助当地组织慰问队，区设区队，保连设连队，保设分队，以当地保甲长、教员和地方公正士绅为队员，使得政府对于军属的优待慰劳政策能够更好地执行［46］；乡村各地的师范学校及小学宣传队员也积极开展负伤将士及出征军人家属的慰劳工作［42］；在上饶的青年团第五大队曾帮助办理抗敌将士家属要办的事情及一些殉国烈士家属的善后安排等［47］。

再次，协助地方政府工作。一是健全、协助各县区抗敌后援会机构工作。考虑到“各县后援会多不健全，不能积极工作，不无空挂招牌之识”［19］22。江西省抗敌后援会委托“乡抗团”各队队长担任各县抗敌后援会视察员，协助其开展抗敌救援工作。“各团员亲自参加帮助其工作，或就其工作人员，加以调整，使之实际有效”［19］15。二是发起各类募捐活动。如“乡抗团”第六队曾在第二行政区和第六行政区发起“万双草鞋劳军运动”，该队拟定具体办法后由当地抗敌后援会主办，并于两周内募得足额后全部交给省抗敌后援会。另外还募得铁锁万斤，除一半捐给省抗敌后援会外，另一半留作该地当作自卫武器［48］。此外，在丰城的宣传队也曾发起过“征集破铜烂铁运动”，由各级保甲组织、各级学校全体动员劝募，最后由省抗敌后援会核收［46］。抗战初期江西省内各中等以上学校包括乡村教育机关还曾发起了献金运动，为前方将士制备了19000件棉背心。三是处理各种善后事务。如青年团第五大队在上饶时期调查统计各种物品的生产、消费与价格涨落，侦查汉奸、敌特、间谍活动，防止奸商乘机扰乱市场物价，设法救济难民［47］。各级学校教职员在学校所在地亦多能负责侦缉工作中，如1937年就曾有乡村师范学生侦缉汉奸送到政府去惩办的事例［42］。

三、知识青年下乡社会动员效果与当代启示

知识青年在江西农村的社会动员工作，一方面缓解了战时知识青年失学失业问题，尤其唤起广大农民群众支持或参加抗战，为实现全民抗战起到积极作用；另一方面由于知识青年自身局限性及地方政府强制干预，其宣传动员难以产生持久、广泛的影响。总结知识青年下乡动员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开展新时期青年工作有着积极意义。

（一）知识青年下乡社会动员的成效

首先，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知识青年失学失业问题。抗战爆发后，绝大部分知识青年因战争失学失业，此时将各地流亡青年组织起来，经过一定的战时社会动员训练，然后将其分配到后方广大农村，对于缓解知识青年失学失业问题起到一定作用。战火蔓延至江西后，省内亦出现大批失学失业知识青年，瑞昌当地政府曾报告，“本县失业青年曾经分别介绍党政军各机关团体录用，无如范围有限难以收纳”，故呈请江西省青年服务团收留该县失业青年，组织知识青年下乡参加抗战动员工作，解决青年就业问题［49］。战时华北地区、东南沿海大批知识分子流亡至内地或乡村，到1937年底下乡的知识青年达5万余人，至1938年3月又增加了6万余人，他们响应政府的抗战救国号召，深入广大乡村、开展农民动员工作［50］。知识青年纷纷下乡开展抗战动员和宣传工作，“一方面可以解决上海人力过于充斥的问题，另一方面将抗敌后援工作的种子散布到全国各地”［51］。

其次，对知识青年是一个“自我锻炼”的过程。下乡之前，许多来自城市的知识青年远离农村，不了解农村情况，理论知识与农村实际脱轨；知识青年下乡后，通过实地考察农村现状、结合农村实际情况，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宣传和动员策略，将广大农民群众引向抗战救国之路，并结合农村现状，提出许多改革举措。如“乡抗团”知识青年通过对江西农村的实地调查，指出农村兵役存在的问题：“一是各地办理征兵的手续，往往会和征兵法令有出入，二是部分办理征兵的人员的方法和态度有欠妥之处，三是应征士兵家属未得优待，四是各地散漫的民众，还没有切实地组织起来”［52］。针对这些问题，知识青年提出完善征兵法令、改进征兵态度和方法、优待前线军人家属、动员农民群众参军参战。知识青年在下乡开展农民动员工作中也得到了锻炼，“不少的知识分子借着这个机会，获得了‘在工作中锻炼自己’的途径，无形中把抗战实践变成了一所大学校，造就了无数意志坚定能力优秀的富于战斗性的青年”［53］。下乡知识青年更是感叹道：“随剧团出发各地公演，迄今经过时日不过一月有奇，经过地方亦不过七八县之多，然从实践中得来的教训， 却胜过读了几本死书”［54］。经过下乡锻炼后，知识青年观念发生转变，能够切身体会到民间疾苦，结合农村实际情况，改进动员和宣传方法，“老百姓和他们慢慢的熟起来，慢慢的觉得和蔼可亲”，宣传动员效果更加明显［55］。

最后，唤起广大农民群众抗敌报国的热情。知识青年下乡动员之前，大多数农民群众民族意

识和国家观念淡漠，甚至模糊不清，将“国家”等同于“官府”，“国家和人民的关系仅是‘完钱粮’和‘打屁股’，你无论如何对他讲，是没有方法叫他‘爱国’的”［27］。对此，知识青年广泛深入江西农村，动员农民群众参加抗战，掀起江西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省内各地留下了知识青年的足迹，如在九江地区，“满街有他们鲜丽动人的标语，和通俗的壁报——《人人看》，并且我们同志在这里开办了六七个民众学校，有成人、儿童和妇女班，使他（她）得到一点普通常识和对抗战的认识，还有，救亡歌咏在这里也有很大的效力”［56］。江西省内的抗日救亡运动还吸引大批省外知识青年，“过去许多英勇的江西青年向西北跑，现在江西已能吸收外省青年来此工作”［57］。在知识青年的宣传动员下，农民群众的国家观念发生转变，积极支援或者参加抗战，许多农村青年踊跃参军参战。1939年中共江西省委在《江西青年工作的报告》中曾指出：“农村青年，……对抗战均比较积极，经常参加修筑公路及参加兵役等”［16］715。由普通农民，再到农村青年、农村妇女， “运动由城市延伸到乡村，一路奔腾澎湃，激荡着整个地区”［58］。占据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被广泛动员起来，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二）知识青年下乡社会动员的不足

毋庸讳言，知识青年下乡社会动员活动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缺乏实践经验和工作计划。知识青年缺少农村社会动员经验，或者因为“蛮干”而不辨方向，工作热情有余而效率低下， “许多热情青年往往不注意于干部训练，样样事情都要自己去做，结果就被个人精力限制，工作永远不能开展”［59］。某位下乡知识青年谈到其工作方法时指出，“我以为应付世界的万事万物，只有一个‘干’字，无论任何事情能用自己的汗血去做，才会有精神上的安慰，否则颐指气使，徒作空论，究于事物何补”［60］。知识青年在农村宣传和动员期间往往急于求成，而忽略封闭落后的农村现状，“这些风俗习惯是建立在农村的经济基础上面的，是几百年几千年的遗传，已经深入乡村民众的心理，不是简单的办法和短时间可以改革的”［61］。遇到诸如此类的“顽疾”，不少知识青年难以坚持，不能一以贯之地深入农村、耐心宣传动员。“他们干工作也只是一鼓作气，没有理论的根据，也没有和整个的救亡工作互相联系”［62］。加之，知识青年的宣传动员方式单一，难以起到广泛而又持久的动员效果。“今天的一般的青年组织几乎和各种抗敌后援会没有任何差别，它对团员所做的只是支配他们出去演讲、宣传、游行、募捐等等”［63］。

其次，知识青年与地方政府不能协调一致。许多知识青年与地方政府关系并不融洽、协调， 相反经常出现矛盾、甚至互相敌视，最终影响到动员效果。地方政府通常采取自上而下的动员方式发动农民群众，重视政府的强制性和权威性，忽略民众的思想状态和思想动员，不能联合民间团体和知识青年，共同开展农村社会动员工作。“有些动员机关，都还是抱着过去征兵的方法，强拉、硬派、死编，结果只是做到单纯的执行一种法令，没有真正完成动员的任务”［64］。而知识青年则更倾向于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去发动民众，通过提升农民群众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使其自觉、自愿加入到抗日救国的队伍。这两种动员方式如不能有效配合，最终会削弱动员效果。“省方面的宣传团体，一到县里来，单独的工作，往往不能与当地的宣传团体取得一致的行动。因此，不但不能发生宣传的作用，并且引起许多误会”［65］。政府的强制干预和控制也严重影响到知识青年的下乡动员效果，“我们向民众宣传抗敌战争的意义，告诉他们应征入伍和协助抗战，是件最光荣的事情；好容易得到一部分人的信仰。可是某军突然跑来强拉壮丁，像待土匪一样把我们看成最可怕的骗子”［66］。更有甚者，地方政府捏造各种罪名取缔知识青年的抗战救国运动。1938年在赣县工作的“乡抗团”第五队，被地方政府指控以“组织学联、奉教厅密令有监察学校之新任务及侦察小组”为“破坏国民团结”之三大罪状，被团部电召返省［67］。

再次，知识青年缺乏统一的领导组织。知识青年曾组建“乡抗团”、青年团、学校宣传队、外省流亡团等开展农村动员工作，但各团体之间缺少联系、配合，加之政府方面缺少全面而又细致的工作方案和目标，导致宣传动员工作不够彻底、全面，“在多数地方，民众工作还是发展得非常不够、不普遍、不平衡，有的地方有一点表面工作，有的地方就没有或者不太像样”［68］。如奔赴第八行政区的“乡抗团”，固定以兴国、于都、广昌、宁都、石城、瑞金、会昌为宣传地［19］6-9， 而青年团第十队也以宁都、石城、于都、瑞金为工作区域［69］。交通便利的地区更受青睐，而偏远山区农村被忽略，“我们走到XX县——一个交通相当便利的所在，县长就告诉我：宣传之类的工作团体，经过了三四次，我们走到另一个XX县，县的东南隅一区，是一个山岭重叠，与外绝缘的所在……那儿抗战以后，我们的宣传团体，从没有人光顾”［70］。此外，缺乏统一的组织和领导， 也导致城乡宣传动员不能协调一致，“乡村中现在还不能很快，不能很正确的知道城市的一些情形和消息，不能得到城市来的文化食粮，城市也不能供给乡村以足够的工作人员”［71］。在城市中的知识分子也曾谈到：“虽然我们有相当多的工作经验，但各地工作着的流亡青年，却很少得到我们的指导和援助”［72］。城乡救亡工作不能协调一致，甚至割裂分离，影响到社会动员工作的整体效果，不利于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力量共同抵御外侮。

知识青年的宣传动员要对农村社会产生持久、广泛的影响，激发最广大人民群众抗战救国之热情，是一个长期而又艰难的过程，既需要有坚强的、核心的领导组织长期支持和推动，也需要知识青年在农村实践过程中转变宣传动员方式，即长期扎根农村社会、通过“宣传—组织—训练”三位一体的动员方式，引导广大农民群众自觉、自愿加入抗日救国运动。然而遗憾的是，面对蓬勃发展的知识青年救亡运动，国民政府深感不安，时常采取管控、限制政策。1938年3月29日至1938年4月1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并在各省成立支部，“征求全国优秀青年而训练之，使各成为三民主义之信徒”［73］。1938年6月16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青年书》，将该团任务归为“积极参加战时动员、实施军事训练、实施政治训练、促进文化建设、推行劳动服务、培养生产技艺”等六个方面［74］。1938年下半年起，国民政府不断通过收买或利用“合法”“统一”“训练”等名义，压制知识青年运动。1938年8月，江西省国民政府发布密令至省会警察局，要求所有“以青年救国团名义在外活动者应严予取缔”［75］。同年10月，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发布《战时民众团体整理办法》，认为“名实相符组织健全有裨于抗战建国者固多，而踪迹反动别有企图，或荒诞离奇，愚民牟利者，据报亦复不少”［76］。国民政府以此为借口，开始整顿全国各地抗日救亡团体。1938年12月，江西青年服务团被熊式辉强令解散，其他抗日救亡团体也相继被解散或改组。至1939年3月，南昌失守，江西省会迁至泰和，知识青年大多转移大后方， 或复工复学，或参加战地服务，或被并入三青团，知识青年在江西的乡村社会动员落下帷幕。

（三）对于新时期青年工作的启示

知识青年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重要贡献，不仅投笔从戎、勇赴国难，而且深入乡村宣传动员，“任何一个角落里，都有青年的足迹，任何一个斗争里，都有青年们在参与”［11］。以史为鉴，抗战时期知识青年下乡社会动员的经验和教训，对新时期青年工作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首先，尊重知识青年主体地位。在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青年都是时代希望的寄托者。抗战时期，张闻天曾高度赞扬知识青年，他认为青年不但有“热烈的革命情绪，纯洁坦白的胸怀”，而且他们能够“不顾一切困难与个人利益，向着自己的理想前进。”诚因如此，知识青年在反对日本侵略、宣传抗战报国思想上成为“最急先锋”，这些优良品质，“是我们应极力爱护与发扬的”［77］。知识青年富有工作热情和干劲，更有献身抗战报国的牺牲精神。然而，在实际运动中，青年受到国民政府的严格管控，缺少自主决策权，始终受制于政府，知识青年的主体地位得不到尊重和扶持， 其运动遂难以持续、广泛开展下去。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不论在哪个时代，都需要有开拓创新、乐于奉献的知识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青年一代培养造就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任务，是全党的共同政治责任”［78］。因此，在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上，党不仅要关心青年、帮助青年，还要尊重青年的主体地位，调动最广大青年群体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才智和青春。

其次，鼓励知识青年扎根农村。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场全面抗战，除军事力量的直接对抗外， 更需要动员广大民众，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参与到全民族的抗战中来。故毛泽东曾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指出：“青年们一定要知道，只有动员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 才能战胜帝国主义，才能战胜封建主义。现在我们要达到战胜日本建立新中国的目的，不动员全国的工农大众，是不可能的”［79］。战时知识青年在江西农村的社会动员，是青年运动与农村相结合的一次有益探索。然而，知识青年缺乏农村生活和工作经验，其宣传动员不能贴合农村实际情况， 农民群众不能最广泛、最有效地动员起来，知识青年的理想无法实现、理论亦无法付诸实践。新时期我国农村发展仍然比较滞后，大批农村精英和青年流向城市，城市知识青年更是远离偏远乡村， 农村在经济上、文化上、人才上陷入“贫困”。欲要真正实现乡村振兴，必须吸引大批青年人才， 认识到青年人才参与乡村开发、乡村治理的重要性，加强青年思想教育工作、完善青年人才激励机制，引导大批知识青年甘于扎根农村，自觉为乡村发展、乡村建设奉献青春。

再次，加强知识青年的正确领导。张闻天在肯定青年优秀品质的同时，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当时青年的许多缺陷，如过于理想主义，急于求成、缺乏斗争的坚持性，容易盲目冲动，脱离群众等［77］。知识青年的缺陷和不足在战时后方动员中也有所体现。知识青年能否团结一致、肩负抗战动员之使命，能否动员最广大人民群众支持抗战，关乎到战争的成败。针对知识青年的缺陷和不足，需要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以科学的斗争理论和组织经验来指导知识青年的农村动员工作，尤其要结合农村实际情况制定长期、合理的工作计划，将青年运动有效融入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中，从而实现全民抗战、全面抗战。尽管，知识青年在江西农村成立“乡抗团”“青年团”等团体，开展宣传动员工作，但各团体之间缺少必要的联系，不能紧密团结一致，没有一个领导核心， 国民政府既想发动青年服务于抗战，又担心青年运动过于膨胀而横加干预，最终影响到知识青年下乡动员效果，青年运动只得草草收场。要发动广大青年群体“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 必须要有一个科学的领导组织和有力的领导核心，加强对青年运动的正确领导，争取和团结最广大青年群体，将青年群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发挥到极致。

四、结语

知识青年在促进广大人民群众的觉醒、唤起各民族团结一致抵御外侮，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七七事变”后，大批知识青年深入江西农村，开展以谈话、演讲、文字、文艺为主要方式的抗战宣传活动；以座谈会、设立书报阅览处和民众学校为主的抗战教育工作；设立训练班、慰劳军属、协助当局工作为主的组训活动。这些宣传动员不仅提高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激发其抗日救国之热情，而且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知识青年失学失业的社会问题，不少知识青年在下乡动员过程中得到锻炼，培养了一批服务于后方社会动员的干部和人才。知识青年先进的思想理论和文化知识，无疑对当时落后的、封闭的农村社会有着强烈的冲击作用，为唤醒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参军参战、最终取得抗战胜利起到重要作用。然而，知识青年缺乏长期扎根农村社会的经历，地方政府不能有力支持，缺少统一的组织领导，使其宣传动员效果难以最大化， 尤其国民政府后期严格管控、限制知识青年的抗日救亡运动，其下乡动员难以为继。此外，江西农村的封闭性、落后性、独特性决定了知识青年必须开展长期、艰苦的宣传动员方能奏效，许多农民群众并不理解抗战救国的道理，而且缺少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教育，加之农村经济凋敝，部分农民群众心系基本生计，而不会牵挂抗战救国，“农民们在不会充分了解国家存亡对于自身关系以前， 绝不会愿意抛弃田地家庭舍身从军的”［80］。诸如此类的困境，如不能长期扎根农村进行宣传动员，结合农村实际情况宣传抗战与生产、国家与家庭、前线与后方的关系，也就难以真正调动全国人力、物力、财力支援抗战。总结抗战时期知识青年下乡社会动员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新时期青年工作仍具有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略

本文来自《青年探索》

2022年03期

P70-81

END

图文 / 李　洋　　　　

编辑 / 肖　彬、郑　航

初审 / 吴　瑾　　　　

终审 / 谢素军、谢碧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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