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浩，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网络舆情，新媒体与青年。

［摘要］青年是推动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中坚力量，在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新媒体时代，网络信息化，思潮多元化，青年的自主性也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在此情境之下，教育引导青年理解爱国主义内涵，认同爱国主义精神，并合理、自觉表达爱国主义情感就显得至关重要。通过对帝吧“出征” 事件、“饭圈女孩”为祖国庆生事件、许可馨事件三个典型案例的分析，发现新媒体从信息、话语、关系等层面赋予了青年新的权力，使其能够借助新媒体获取信息、进行发声并采取行动。而藉由对这些权力的实践，青年爱国主义情感传播呈现出传播形式多样、群体性和互动性明显、娱乐化倾向严重等新特征，并可能对国家、社会和青年本身产生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影响。未来，国家和政府应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引导青年理性爱国；加强网络引导与监控，防止爱国主义情感变质；提升青年的媒介素养，疏解其不良情绪；同时积极与媒体、学校、社区等多元主体形成合力，共同促进新媒体赋权下青年爱国主义情感的合理传播和有效实践。

［关键词］新媒体；爱国主义；帝吧“出征”；饭圈女孩；青年

2020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同心同德、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强调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要“面向全体人民、聚焦青少年”，要把青少年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中之重。另外，据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11亿，互联   网普及率达71.6%。其中，30~39岁年龄段网民占比最高，达20.3%；10~19岁年龄段及20~29岁年龄段的网民占比分别为12.3%、17.4%，甚至10岁以上年龄段的网民占比也有3.3%，青年“触网”已日益普及，网络已成为青少年信息获取的重要渠道［1］。由此可见，青年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在新媒体环境下，青年爱国主义教育既不断发展，又面临诸多挑战。如何应对网络信息化、思潮多元化的冲击，教育引导青年理解爱国主义内涵、认同爱国主义精神，并合理、自觉表达爱国主义情感，成为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时代主题。

本研究从新媒体赋权的视角出发，将青年爱国主义情感的传播过程看作青年借助新媒体进行自我赋权的过程，在此基础上选取2019年“帝吧出征”事件、“饭圈女孩”为祖国庆生事件以及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许可馨事件作为典型案例，通过对三个案例的分析，从动机、路径和效果等层面考察青年为什么传播爱国主义情感、怎么传播爱国主义情感以及引起了怎样的传播效果。藉由此，希望能够呈现新媒体赋权下青年爱国主义情感的传播机制，并进一步提出促进青年更好传播爱国主义精神的对策建议，为将青年的爱国热情转化成合理自觉的实际行动提供借鉴。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的提出

赋权（Empowerment）又译为“增权”“充权”，是西方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用语。赋权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体系，可分为个体心理与社会关系两个层面，分别对应赋权的动机性概念和关系性概念［2］。赋权理论主要有三个取向：其对象主要是社会中的“无权”（Powerlessness）群体［3］；其方式是互动传播［4-5］；其价值取向是使社会权力更趋公正［6］。

新媒体的迅猛发展重建了大范围的社会场景，为赋权理论提供了新的结合点和实验场。西方学界对新媒体技术介入下具体人群的赋权过程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相关研究常与第三世界、性少数人群、女性发展等议题相结合［7］。我国学者则主要基于新媒体赋予了什么“权”、“权”的来源、赋权的对象［8-9］等展开探讨，具体研究涵盖集体性行动［10］、社会治理［11］，传播关系重构［12］、用户话语权［13-14］、数字乡村建设［15］等议题，涉及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多学科领域。

而另一方面，新媒体作为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物，对青年爱国主义情感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引发学者广泛关注。在我国，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媒体对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影响、新媒体环境下青年爱国主义情感培育等方面，较具代表性的如王小东将奥运火炬传递、汶川地震等一系列事件中以“80后”为主体的境内外青年通过网络发起的爱国主义行动称为“新爱国青年”现象，并从思想、文化、组织三个层面对该现象进行分析，提出共青团组织和青年工作的改进策略［16-18］。部分学者将青年作为行动主体，来研究其爱国主义情感的传播行为。如马燕和黄鸿业分析了“‘帝吧出征’维珍航空”事件中我国青年的话语文本，发现其彰显了爱国、平等、公正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素［19］；王淼认为新媒体时代青年爱国主义话语具有多样化和泛娱乐化、民间化和有组织化、感性化和弱对抗化等新特征，并提出应着力引导青年网络爱国主义由群体自发向个体自觉转变、由情感向信念转变，通过线上爱国和线下爱国相结合，使理性爱国精神迸发出更强的力量［20］；徐明华和李丹妮则基于对B站弹幕中青年爱国话语的分析，认为其不仅在虚拟空间下的集体狂欢中衍生了特定意义与信念，更通过建构情感符号和民族身份来询唤现实世界的国家意识，创设出了一种新颖独特的认同建构机制［21］。

以上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纵观已有研究发现，“新媒体赋权”一词多穿插于数字鸿沟、身份认同、社会治理等研究中，与青年这一群体直接关联的成果较为匮乏。而有关青年爱国主义情感传播的研究多关注话语文本，较少从深层动机、传播路径、传播效果层面对传播行为进行具体阐释。从研究方法上来看，相关研究多停留在宽泛的应然式探讨，基于具体案例的实证调研不多。

事实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者就发现，资讯发达等现代化因素会催生公民价值观从传统价值观向“自我表达价值观”转变。我国学者王正绪的实证研究同样表明，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导致民众开始关注自我表达价值观，更愿意参加政治行动等［22］。那么，新媒体赋权下，青年被赋予的数字化特质和创造力［23］，对于其主动传播、自觉认同与践行爱国主义，是否同样具有价值与意义？基于此，本研究将赋权理论延伸至思想研究领域，思考其对青年爱国主义情感传播的影响， 并尝试解决以下问题：1. 新媒体赋予了青年怎样的权力，这种权力在青年爱国主义情感的传播过程中体现在哪些方面，其背后有哪些深层次动机？2. 新媒体赋权下，青年爱国主义情感有哪些传播路径，体现出哪些特征？3. 新媒体赋权下，青年爱国主义情感传播取得了怎样的效果？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4. 新媒体赋权下，国家和政府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促进青年合理自觉传播爱国主义情感？

二、研究设计

作为理论方法，“赋权”提供了一种重新思考青年爱国主义情感传播实践的思路。赋权并不是如字面上“增权赋能”那么简单，而是一个动态的、跨层次的概念体系，是一个社会互动的过程， 因此，理解赋权需从作为关系性概念的“权力”下手，思考新媒体赋权背后所隐藏的青年群体的动机和诉求，并基于此提出促进青年爱国主义情感传播的策略。

具体而言，新媒体赋权指个体、群体、组织等行动单位通过新媒体这一渠道获取信息、表达意见、分享观点、建立关系进而采取行动、带来改变、实现目标的过程［24］。本研究将青年传播爱国主义情感的过程看作青年借助新媒体进行自我赋权的过程，假设新媒体对青年群体的赋权导致青年爱国主义情感的传播机制呈现出新的特征，尝试研究这一过程的发生机制。研究选择三个代表性案例进行具体分析，这三个案例分别为2019年8月的“帝吧出征”事件、2019年9月的“饭圈女孩”为祖国庆生事件以及从2020年3月的许可馨事件。

一是“帝吧出征”事件。以2016年1月“帝吧出征”脸书（Facebook）事件为起点，如今的  “帝吧”已迅速成长为一股重要的爱国力量和群体象征。2019年8月，香港部分激进示威者的极端暴力行为引起广大香港市民的不满。在此背景下，“帝吧”官方微博“@帝吧官微”发布微博，宣布将于8月17日晚“出征”照片墙（Instagram）、脸书（Facebook）等海外网站，通过互联网统一 行动，挺香港、反暴力。此次“出征”仅用一个小时，就接连攻陷乱港分子发起话题下的热门帖和话题。共青团中央官方微博“@共青团中央”发布微博“今晚，属于帝吧网友！”予以支持，并创设了“帝吧网友”这一词条。人民日报、央视新闻等权威主流媒体也报道和赞赏了此次“出征”行为。

二是“饭圈女孩”为祖国庆生事件。2019年9月28日，新中国成立70周年华诞即将来临之际， 饭圈女孩“出征”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英国广播公司（BBC，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Cable News Network）等外媒中文网，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照片墙（Instagram）等网络平台，为祖国母亲献上生日祝福，向世界展示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风雨历程和伟大成就。在此次网络爱国“出征”中，饭圈女孩成立“@China 后援团”，开设了“饭圈女孩网络出征超话”，发起了“#我为阿中哥哥庆生#”的微博话题讨论。通过挺港警、晒美食、科普真相、介绍我国美食美景以及我国取得的成就、反映国人的真实生活状态等，有组织地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和支持，其爱国行动得到了环球时报、观察者网等我国主流媒体的赞赏与报道。

三是许可馨事件。2020年3月，微博用户“@许可馨Nova-”发布一系列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当言论，引发广大网友关注，网友们通过微博评论、开设相关话题、人肉搜索等方式对其行为进行指责，实现爱国主义情感的直接或间接传播，“许可馨”一词迅速登上热搜。随后中国药科大学、中国留学生协会、江苏省纪委监委等有关部门对该事件表示关注并介入调查核实，网友持续打卡关注处理结果。

三、研究发现

（一）信息、话语、关系：青年爱国主义情感传播中的新媒体赋权

基于对三个典型案例的分析，本研究发现，在传播爱国主义情感的整个过程中，青年借助新媒体工具及平台进行了信息赋权、话语赋权、关系赋权三方面的自我赋权行为，而这些行为的背后，是青年在传播爱国主义情感的同时试图获取、交流信息，进行人际互动，寻求群体认同的深层动机。

1.信息赋权：借助新媒体获取信息

信息是青年爱国主义情感传播的基础和前提。传统媒介环境下，传统媒体主导着信息供给与呈现，青年只能获得媒体过滤后的信息，获取额外信息则需要付出人力、关系等诸多附加成本，信息呈明显不对称态势。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结构去中心化，信息不再由传统媒体垄断，而是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由生产与接收。“人人皆有麦克风”的时代来临。在这种背景下，作为网民主体的青年，不仅可以较为自主地进行信息的生产和发布，还能够充分利用网上资源的共享特性，从微博、微信等各类社交媒体平台上获取海量信息，信息交换能力得到充分释放。青年的信息获取成本大大下降，青年的权力在信息层面获得了极大提升。

以“帝吧出征”事件为例，为此次“出征”而设立的微博话题“#爱国青年网络出征#”开设不久后，微博热度就飙升至2.3亿，讨论量达12.4万次；“@帝吧官微”所发布的多条“出征”檄文得   到了网友的热烈响应，累计评论量上万条；“@帝吧视图部”制作的海报、漫画以及设计的文案也得到了大规模转发。藉由微博、YY、QQ群等网络社交平台，青年之间的信息交换极为便捷，有关“出征”的信息扩散迅速，爱国主义情感也实现了迅速而广泛的传播。

2.话语赋权：借助新媒体实现发声

话语传播是一种意义输出，藉由话语传播，某一主体能够为其他主体所认识，进而确立自身的社会地位，因此话语也是一种权力。传统媒介环境下，国家、政府、传统媒体等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决定哪些信息可以流通，在哪里流通，流通多久。而在新媒体时代，话语表达门槛极大下降， 青年作为独立话语主体的地位得到彰显。一方面，青年通过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表达爱国主义情感，在官方话语、专业话语之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话语场域；而另一方面，藉由“出征”脸书（Facebook）等国外社交媒体，青年仿佛也在国际舆论空间寻得了一席之地。

以“帝吧出征”事件为例，在此次“出征”中，表情包、漫画成为青年传播爱国主义情感的主要载体和工具。此种较为新颖的传播形式既明确又含糊，不仅将全部解释权掌握在使用者自己手里，有规避风险的作用，更蕴藏了丰沛的情感，能于娱乐中实现影射、反讽等目的。这种不同于主流话语体系的语言体系构建行为，本身就是青年借新媒体赋予自己话语权的生动实践。而通过大规模文明友好的饱和攻击，散落在青年群体中的爱国主义情感得到汇集，更是形成一股强大的话语压力，使境外有意抹黑我国形象的媒体在实时直播时完全被“撑港警”和“爱港爱国”刷屏，香港警察的主页得到了数万正面评论的支援，照片墙（Instagram）上相关页面被网友制作的海报、表情包  占领，彰显了话语赋权的胜利。

3.关系赋权：借助新媒体采取行动

传统媒介环境下，受限于时空、传统媒体特性和社会关系网络规模，个体所能调动的行动资源有限，青年的爱国主义情感传播难以有组织地进行。而新媒体时代，一种虚拟与现实交融的社会关系网络在互联网基础上得以构建，青年的社会关系网络半径急剧扩大，巨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藉由青年之间的交互、协作和共享而得以释放。随着无数网络节点的加入，时空限制被打破，集体行动成为可能。通过扫码加微信群、QQ群，成立贴吧、论坛等方式，分散的、原子式的青年个体联结起来， 成为事件性公众，最大限度地激活了个体及其关系资源网络，从根本上改变了权力格局与游戏规则［25］，在爱国主义集体行动中实现了对自身的关系赋权。

以“饭圈女孩”为祖国庆生事件为例，在“出征”之前，阿中后援团“@China后援团”发布了标题为“吴铭英雄留步‘招贤纳士’的海报，并公开了十个QQ群号，召集“出征”者入群；为此次“出征”活动精心制作了“港珠澳大桥”“祖国生日快乐”等宣传海报，向祖国母亲献礼。无论是通过QQ群号应征的青年，还是阿中后援团内部的组织者，他们借助此次“出征”事件和QQ 群、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形成了一个群体，并形成自身独特的集体行动逻辑，即“打破西方刻板印象，吾辈青年为国发声”，由此，青年群体正构建出全新的认同，这正是卡斯特所阐述的“规划性认同”［26］。

（二）新媒体赋权下青年爱国主义情感的传播特征

新媒体赋权下青年爱国主义情感传播呈现出新的特征，这不仅表现在浅层的传播形式上，更表现在深层的群体互动和政治认同上。

1.传播形式多样

新媒体为各种新型传播形式的产生与流行提供了平台。视频、段子、表情包等更新颖、更有趣味性的新兴传播介质，已成为互联网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传播爱国主义情感的独特形式。

一是视频传播。以“帝吧出征”乱港媒体事件为例，内地青年“钢七连”制作了名为《迷徒》的视频，汇集了香港示威者的卑劣行径，并采取说唱的形式唱出呼唤“迷徒”迷途知返的心声。微博账号“@幼稚园杀手官方微博”制作的视频《红色》，以“没有一国的繁荣稳定哪来的两制”“国际舆论只会表现出虚伪的和善”为台词，表达了“让五星红旗飘扬，让歌声嘹亮”的愿望。不仅如此，诸多青年还使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发布相关视频，表达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主权完整的爱国情感。

二是段子传播。段子作为一种民间表达，有着较为悠久的历史。新媒体时代的段子不仅继承了传统段子短小精悍、结构松散、雅俗共赏的特质，还迎合了网络信息的碎片化传播要求。在青年爱国主义情感的传播过程中，段子成为描绘现实、针砭时事的工具，表达了青年对相关事件的见解。例如，在“帝吧出征”事件中，网民们编写了多个版本的段子来表达中国对香港的主权立场。

三是表情包传播。表情包多为静态图片或者GIF动态图片，既包含表情、动作等元素，也可涵盖传统的文字、拼音等元素。表情包简洁直接、诙谐有趣且互动快捷，在青年爱国主义情感传播过程中被广泛使用，而热衷于使用表情包的青年于无形中形成了一个群体，表情包就成为这个群体成员间表达、交流的工具。以“帝吧出征”事件为例，在“出征”过程中，表情包成为爱国青年“轰炸”乱港媒体脸书（Facebook）粉丝页所使用的主要传播形式。

2.群体性、互动性明显

新媒体高速、泛在、互动的鲜明特征使得新媒体赋权下青年爱国主义情感的传播也呈现出高度的群体性。这首先表现在青年爱国主义情感传播的有计划、有组织、有纪律上。

以“帝吧出征”事件为例，这虽然是一起爱国青年的自发行为，但是组织有序，分工明确。在“出征”之前，开设微博“#爱国青年网络出征#”话题，并在微博、贴吧等平台发布召集令， 增加“出征”行动的影响力。整个“出征”行动分为三大阶段，从“占领”第一战场、第二战场到“撑”第三友军，整体而言较为有序。而除了前锋部队外，还有“@帝吧视图部”“@帝吧出征参谋部”“@帝吧爆破组”等后援保障和技术支持。与之类似，“饭圈女孩”为祖国庆生事件以《证吾国家，this is China》的“出征檄文”，“秀出精彩中国、展现大国风范”的口号，在“出征”活动正式发起5分钟内，接连攻下乱港媒体和乱港分子个人主页下的评论区。

青年爱国主义情感传播的群体性意味着群体内部的互动成为常态。不仅如此，群体与其他主体之间的高度互动也成为青年爱国主义情感传播过程中的一大特征，而这可能进一步演变为民族主义甚至民粹主义行为。以“帝吧出征”事件为例，尽管已事前设立友好条约，参与青年也采用较为克制态度，有意识避免谩骂言论，但“出征”过程中仍存在一些参差不齐的语言表述和随意而行的图片创意。而在许可馨事件中，更有诸多网友掀起骂战。

3.娱乐化倾向严重

爱国主义本身是个政治议题，爱国主义情感的传播本应是一个严肃的过程。但新媒体的草根性、商业性以及青年固有的群体特征常使得爱国主义情感在传播过程中“跑偏”，出现娱乐化现象。

这突出体现在“饭圈”等青年亚文化的渗入。在“饭圈”文化中，粉丝给偶像取昵称、为偶像应援（通过各种方式支持偶像）等都是极为常见的行为。在“饭圈女孩”为祖国庆生事件中， “饭圈女孩”借用粉丝文化中粉丝对自己偶像的追捧方式，把祖国拟人化为“阿中哥”，创建了“@China后援团”，并在微博中发起“#我们都有一个爱豆名字叫阿中#”和“#我为阿中哥哥庆生#” “#守护最好的阿中#”等话题。饭圈女孩将中国悠久的历史看作是“出道 5000 年”、中国庞大的人口则是“拥有14亿真实粉丝”；将自身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发声的行为看作“应援”。通过这些娱乐化的方式，严肃正经的爱国主义情感传播仿佛成为了轻松有趣的追星过程。

“恶搞”图片、段子、表情包等的使用也使得爱国主义情感传播的政治性被消解。如上文所述，段子、视频、表情包等新兴传播介质体现了平民意识文化需求，其集消遣性、讽刺性、交流性于一体，本身就具有较强的娱乐色彩和游戏本性。通过使用这些介质，青年们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并以一种戏谑的方式宣泄了对乱港分子、西方敌对势力的不满情绪，极富传染力，但也可能使得爱国主义情感传播演变为一种情绪狂欢。在情绪宣泄中，青年获得极大快感和满足，而事件、行动原本的抵抗性被消解。例如，在“帝吧出征”事件中，“表情包”成为了政治争论武器，“出征”一定程度上成为了表情包大战，沦为娱乐和消遣。

（三）新媒体赋权下青年爱国主义情感的传播效果

基于以上三个典型案例对新媒体赋权下青年爱国主义情感的传播效果进行分析，本研究发现， 基于网络新媒体的青年的爱国主义情感传播兼有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

1.积极方面

对于国家而言。爱国主义是对自己国家特殊的爱和认同，对国家及其同胞福祉的特殊关切以及为祖国利益和兴盛而奉献的意愿［27］。新媒体赋予了青年信息获取权、话语表达权和关系建构权， 基于这些权力基础的青年爱国主义情感传播因而也具有传统媒体时代所不具备的强大精神能量，其自带强大感染力与传播力，有助于宣扬爱国主义思想，增强国家凝聚力与向心力。在内政外交事件中，青年爱国主义情感的传播体现了中国青年坚定的爱国立场和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决心，对于国际社会加深对中国认识，具有重要政治意义。青年在传播爱国主义情感的过程中也不乏对中国内政外交的独特见解和想法，能够汇聚民智，为政府提供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此外，青年爱国主义情感的传播过程中混杂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新媒体为这些情绪的表达提供了虚拟空间，一定程度上具有“安全阀”的作用，有助于减少此类情绪积压可能引发的游行示威等现实冲突。

对于青年本身而言，新媒体所赋予青年的信息获取权，使得青年爱国主义情感传播的过程也是青年彼此普及爱国主义知识（如“一国两制”知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缩小与其他群体的“知识鸿沟”的过程。新媒体所赋予青年的关系建构权使得国家和政府对青年爱国主义情感的传播行为高度关注，“帝吧出征”事件得到了官方媒体的认可，“饭圈女孩”为祖国庆生事件也得到了主流媒体的赞赏，政府、媒体与广大爱国青年的高度互动对于促进青年与整个社会的互动、提升青年对祖国的认同度、引导其理性爱国等都大有裨益。新媒体所赋予青年的话语表达权则使得青年可以通过点赞评论、话题讨论等形式彰显自身作为“公众”的权力地位，并在爱国主义情感传播的过程中提高自我的反思能力。

对于社会而言。新媒体丰富了媒介形态，为青年参与舆论场域活动、进行话语表达提供了权力基准，也创造着全新的社会生活形态和公共空间领域。藉由新媒体赋权，青年爱国主义情感的传播行为同样衍生出了特定的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这些空间成为决策运作的民意基础。而新媒体环境下多元、立体的传播形式为青年身份识别提供了符号资本。在以上三个案例中，表情包、“饭圈” 语言、段子等特殊的语词编码体系已成为青年亚文化的符号表征。通过对这一套或多套语言符号体系的认同、摹写、复制和再加工，青年能够获得特定的社会心理基础，完成自身的社会定位和群体归属［28］，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网络文化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2.消极方面

对于国家而言，青年爱国主义情感的传播不当可能会影响国家的决策。政府决策讲究策略性， 要综合考虑特定时期的国际环境、国内需求等因素，政府的表态及决策会更为审慎。而青年在传播自身爱国主义情感之时，混杂有对战争、霸权的鼓吹。这种爱国主义情感具有极端民族主义倾向和浓厚的情绪化色彩，可能会干扰内政外交决策的流程。不仅如此，此类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多涉及对西方国家的仇恨，还可能影响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形象，抵消已经取得的外交成果，对战争的鼓吹也违背了维护和平的国际秩序准则。

对于社会而言，由于缺乏规范和引导，青年在传播爱国主义情感时，言论带有强烈非理性、煽动性、谩骂性和攻击性色彩，这可能会带来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加强。以许可馨事件为例，一些青年因对许可馨持中立态度而遭到网民的集体围攻。这种爱国主义情感表达的“泛政治化”不利于社会文化的良性发展，而由此可能进一步引发出的“人肉搜索”“网络欺凌““网络暴力”，不仅可能会损害一些公民的合法权益，还可能催生线下群体运动。

对于青年本身而言，爱国主义情感不等同于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情感可导致爱国主义情绪的产生，但爱国主义情感的产生并不完全是由爱国主义导致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也可能导致爱国主义情感的产生。青年在传播爱国主义情感时可能附带的“贴标签”“扣帽子”等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行为，会影响青年对爱国主义的正确认知。而另一方面，新媒体平台的虚拟性为青年提供了庇护，爱国主义情感的非理性传播所付出的成本较低，可能助长青年的非理性行为；新媒体的互动性和高效性容易形成“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情感共振，当目的完全被手段压倒，青年可能会沉浸、陶醉在群体极化的自我宣泄和满足之中，并在自我陶醉和娱乐消遣中迷失。

四、结论与讨论

新媒体从信息、话语、关系等层面赋予了青年新的权力，这种赋权体现在青年爱国主义情感的传播之中，导致青年爱国主义情感传播呈现出传播形式多样、群体性和互动性明显、娱乐化倾向严重等新特征，并可能对国家、社会和青年本身产生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影响。而这种消极影响是多种因素复合作用的结果，既包括政治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也包括文化心理因素、家庭因素等。

从国家层面来看。一方面，近年来中国发展速度较快，综合国力显著提升，青年对国家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不断提升，对中国“大国身份”的认同感逐渐增强。但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仍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制定者、主导者和最大受益者，中国在既有体系中仍处于不利地位。这造就了青年“大国情怀”与“自卑情结”交织的矛盾心理，可能进一步导致青年对于国际社会的不公平现象和秩序产生过于激烈的应激式反应。

从社会层面来看。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矛盾多元化复杂化，住房难、就业难、教育不公等问题使青年受挫；信仰缺失、道德沦丧、人际关系冷漠等现象更令青年困惑。青年在不同程度上产生被剥夺感和自我怀疑感。而新媒体赋权使得新的权力存在于信息的符码中和再现的影像之中，为青年表达抵抗、宣泄情绪提供了机会。而爱国主义情感的传播相对来说“安全性”较高，因此披着爱国主义的外衣，而将愤怒、仇恨情绪发泄至“不特定的对象”上，就成为青年爱国主义情感传播中出现的怪象。这时的“爱国主义情感”已经变味，成为青年向社会进行回击的“武器”，具有强烈的民粹主义“泄愤”“欺凌”特征。

从青年自身层面来看。随教育水平的持续提高及互联网的日益普及，当代青年具有鲜明的群体心理特征。首先，有天赋的正义感和爱国情怀，朝气蓬勃、积极向上、富有理想，关注社会现实和国际形势，对不公平现象较为敏感，嫉恶如仇，这种正义感朴素但过于单纯。其次，较为情绪化， 相当一部分青年还处在成长阶段，身心发展仍不成熟，缺乏认知经验和辨别能力，思想前卫却简单，情感丰富且激烈，容易被激怒、被利用。最后，具有较强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但可能仍处于“叛逆”阶段，喜欢怀疑，习惯挑剔。此外，很多青年还具有从众、害怕被孤立、寻求被认可的基本心理，不同家庭教育背景也可能对青年产生不同的影响，以上各种因素综合作用，可能导致青年出现偏激思想，产生冲动行为，导致其爱国主义情感发生“变质”。

对此，我们必须辩证地分析青年的爱国主义情感传播行为，充分发挥其积极意义，同时加强对其消极面的疏导与调控，减少其破坏性影响。

具体而言，首先，应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引导青年理性爱国。2020年1月16日，中共教育部党组正式印发《教育系统关于学习宣传贯彻落实〈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的工作方案》，要求在教育系统扎实开展深入、持久、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彰显了党和国家对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视。新时代，应重新解析爱国主义的时代内涵，用理性主义对非理性爱国行为进行约束和提升［29］。例如，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适当化解“愤怒”情结，日常教育中保持对持不同立场的国家的尊重，不进行仇恨教育；引导青年正确区分爱国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在肯定其爱国主义意识和热情的同时教育其将爱国之志转化为爱国之行，把口头言论转化为实际行动，将爱国主义情感转化为爱国主义。同时，应丰富拓展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实践领域，密切与社区、农村、企业、部队、社会机构等的联系，增加青年的爱国社会实践机会，创造实践条件，以满足青年发展需求、促进其行为自觉。

其次，应加强网络引导与监控，防止爱国主义情感变质。网络的虚拟性和相关规章制度的不完善为非理性爱国主义情感传播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国家要完善网络法律监管体系，将网络法制建设和维护公民言论自由两者紧密结合，建立良好的网络生态。要加强网络舆情分析，及时发现网络舆情新动向，有效阻断非理性信息的传播扩散渠道。还可加强与爱国主义情感传播中的青年“专业人士”的合作，这些人往往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公信力，在爱国主义情感表达中起到“意见领袖”的作用，拥有可观的追随者和较强的话语权，与此类青年意见领袖建立对话机制，对于非理性爱国主义情感的引导大有裨益。

最后，还应提升青年的媒介素养。新媒体赋权是一种“权力释放”，在这种情境下，引导青年正确、正向地使用权力，能够从源头上减少非理性爱国主义情感的传播。应充分发挥学校、社区等机构的积极作用，结合新媒体特征和互联网法律法规，加强媒介素养和网络伦理等方面的教育与普及，提高青年对自身的内在要求和约束能力，引导其理性爱国。对于心志尚未成熟的青年，应遵从其心理发展规律，保持高度敏感性的同时给予充分的耐心，从高校、企业、社区等多个层面完善心理辅导机制，帮助青年疏解不良情绪。此外，还可结合青少年兴趣点和接受习惯，融合主流文化与网络青年亚文化［30］，大力开发并积极推介体现富有爱国主义气息的短视频、Vlog、二次元动漫、   电子游戏、网络文学等新媒介形式。

总之，爱国主义情感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包括自身因素，如与生俱来的爱国心和民族认同感；也包括外界因素，如国家、政府的爱国主义教育。新媒体赋权下，青年爱国主义情感传播呈现出新的特征，既有利于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但也可能具有破坏力。对此，不仅需要国家、政府从较为宏观的爱国主义教育、网络引导与监控切入，更需要充分发挥媒体、学校、社区等多方面的协调与纽带作用，多主体通力合作，多管齐下，方能促进新媒体赋权下青年爱国主义情感的合理传播与有效实践。

参考文献：略

本文来自《青年探索》

2022年01期P10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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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 / 李　洋　　　　

编辑 / 肖　彬、郑　航

初审 / 吴　瑾　　　　

终审 / 谢素军、何思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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