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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滩旁边这栋楼的故事,读完保证你会想去看一看丨住在上海

周亦鸣 上海市民生活指南 2020-01-07


上世纪30年代,英籍犹太商人维克多•沙逊一统上海高层建筑的天下,一船又一船的进口建材停靠黄浦江畔,汉弥登大楼(福州大楼原名)在外滩拔地而起。

多年来,摄影师、导演们一批又一批地前来,从不同的角度,把长枪短炮对准这里,按下快门。

阿婆走到晒台倒痰盂,爷叔低头喂鸽子……他们履行日常的步骤,并不自知成为被观察的对象。

青绿色脖子的鸽子成群结队从鸽棚中飞出,升空。此处的因陋就简和周围的江声楼影形成一种反差。

福州大楼逐渐陷落在高楼林立中,在此已不能一览众山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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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福州大楼内部仰视


福州大楼从来不是一栋没有故事的建筑。

上世纪30年代,英籍犹太商人维克多•沙逊一统上海高层建筑的天下,一船又一船的进口建材停靠黄浦江畔,汉弥登大楼(福州大楼原名)在外滩拔地而起。装饰艺术风格(Art Deco)的大楼在寸土寸金的地块鹤立鸡群,吸引各大外国公司争相租用。一时间,这里成为上海滩的聚焦点。

60年代,每逢国庆节人民广场放烟花,附近的居民都会早早吃完晚饭,搬着小板凳到福州大楼门前占座,足有两三百号人。大楼面向人民广场,空中绽放的五彩烟花照亮了他们欢欣的脸庞。每次燃放结束,从福州大楼走到人民广场,沿路能捡到两三个箩筐的鞋子。

70年代,唐山大地震之后,上海疯传“即将地震”的消息。三十几个亲戚挤到大楼居民倪建芳(化名)近百平方米的房间打地铺“避难”。因为“福州大楼能抗八级地震,要是福州大楼塌了,全上海都要倒了”。

80年代,倪建芳的远房表哥为追求一位沪上名媛,在她家策划了一场盛大的派对。亲友、同学们穿上家里最好的衣服,围坐在一起吃自助餐。自家烹制的罗宋汤、熏鱼、酱鸭和德大或东风饭店买来的糕点熟食摆满整个吧台。年轻人们谈论国家大事,伴着古典音乐起舞,洋派作风在新时代露了苗头。

“葡萄美酒夜光杯,搞得全大楼轰动。楼上,天桥上,很多人都来看、来听。人家没有的呀。”她说。

那时对于住在福州大楼里的人来说,这里就是“世界的中心”。


站在街角看福州大楼


如今,那些声光和浮华早已黯淡。只是,当行人路过江西中路、福州路路口的时候,还是很有可能会驻足多看上几眼。

路口上,福州大楼与新城饭店、建设大楼相对而立。三个内凹的立面合抱起来,形成环形。外立面由笔直的流线贯穿,从高层开始逐层缩减,如同三座山峰,俯临马路上的川流不息。若站在其阴影下,多少会被一种宏阔的气势所笼罩。

福州大楼是其中唯一一栋商住两用房。由于三栋建筑的高度和风格极其相似,福州大楼与对面的新城饭店甚至互称“双胞胎”,如若不注意门上的名字,走错楼也是不可避免的。

整栋大楼分老大楼和新大楼,以天桥为连接点,连成一体。里面的走道有时纵横交错,有时又首尾相连,在其中行进,不觉遁入一个迷宫。

初建时,大楼除了一部分作为写字间出租之外,另设有公寓客房。每套客房由几间房间组成,每间房间约二三十平方米,主人和仆人有各自专用的电梯和房门。

空间缩减是从7楼开始的,每间房间仅7平米,用作大楼保洁员、门卫和电梯工等工作人员的休息室。而8层到14层则每层只有一两户。

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大楼,大楼也迎来了新居民。由于大楼各个区域最初的功能不同,煤卫状况也就参差不齐。然而,当时的居民觉得能住进这样的高楼大厦,已经心满意足了。





解放后,大楼迎来新居民。


“我听父母说,当年管理员拿了一串钥匙,凡是有空房间,就给他们打开看,你要哪套就哪套。”李德金(化名)说。

李德金的父母是南下干部,在化工系统工作。1956年,他们得到组织分配,搬入福州大楼。那年,她3岁。

电梯上方时钟的铜制指针闪着金黄色的光泽,电梯工从一边到另一边徐徐打开铜制的电梯门,一家五口和保姆坐上电梯到达5楼。 

光亮可鉴的走廊上悬挂着亮晶晶的大吊灯。大楼内部的天井使得每套房间都能得到均匀的采光和通风。经过一扇扇材质结实、装配铜锁的木门,他们进入属于自家的那个套间。那可以说是当时罕见的“全装修电梯房”,在李德金眼里宛如是簇新的宫殿。

房间内,柚木地板上打着一排排顶天立地的壁橱,一个套间里足有七扇门,一方面合理分隔房间,另一方面形成良好的隔音效果。结构大方的钢窗前都配有黑色百叶窗。

连卫生间里也充满了考究的细节:墙上雪白的瓷砖镶嵌黑白相间的马赛克;打开小镜子,里面暗藏三小格置物空间;抽水马桶使用墙排,比如今普遍使用的地排更加美观、灵活;瓷质的浴缸和毛巾架经久如新,粗大的铜制水龙头里流水喷涌而出……


这是市内历史建筑中少有的商住两用房


每个月,房管所派来的三名保洁员在房间内外依次扫地、打蜡和拖地。孩子们在锃亮的地板上“趴”地滑行到天桥,一阵嬉笑。

大楼中间那部电梯速度特别快,来客乘上来,多少会不习惯。“哦哟哟,心脏病要出来了。”

地下室的锅炉每周为配有浴室的人家供应两三次热水,这在住房紧张、洗澡困难的年代称得上是“特权”。倪建芳1959年搬入大楼时7岁,她记得小时候会有要好的亲友同学偶尔来蹭“福利”。

一个人的居住环境多多少少决定了他的心理状态。当年福州大楼的居民无疑是有优越感的。“高房子气派,人走起路来也笔挺,感觉自己好像很高。神态也不一样,心里很自豪。” 倪建芳说着昂首挺胸。

这种自豪感多半也和家庭出身有关。不过,父母在单位里素来谨言慎行,邻居们在楼里见面只点头问好,不会多费口舌唠家常。在这样的言传身教下,小孩子也很少互相串门,顶多晚上听到天桥传来歌声,会凑过去一起乘凉。

共同的记忆使他们至今有许多共同点。比如,他们不习惯说上海话。因为双亲单位里的同事来自五湖四海,他们从小都说普通话,跑到商店里甚至被当作是外地人。



大楼里充满生活的痕迹




上世纪60年代末,风暴席卷福州大楼。

内廊天花板上挂着的一盏盏玻璃灯被打碎,木门被一扇扇拆下来拿去搭了鸽棚,铜材料被替换,暖气被拆除,老电梯被焊住,地下室的锅炉停止运转,电梯工、保姆都被请退……一切明显的“资产阶级色彩”被一一抹去。

邻里间板结的边界感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特殊年代相同的际遇,让原先相敬如宾的邻居们有了共同语言,心扉打开了。“子女扶着老爷子到别家,就开始串门了不是吗?”倪建芳说。


如今,附近新的高楼接连拔地而起。


本不懂柴米油盐的小辈们接棒扛起了生活的担子。放暑假的时候,排行老二的李德金把钥匙挂在脖子上,拿几个搪瓷碗,搀着妹妹,中午去元芳弄食堂吃饭。晚上再去,则多买一点带给父母吃。

她寻思不能老是吃食堂,得想别的法子。她家对门有两个90岁老人,得到批准留下一个保姆。她就跟着保姆学样。

保姆阿姨每天晚上先烧稀饭,接着出门,凌晨赶去菜场排队买菜。李德金半夜总是很早醒来,穿好衣服,坐在床上等着。一听到对门开门的声音,就轻轻开门出去,免得保姆阿姨叫唤她,把父母吵醒。

就这样,李德金跟着保姆从茭白炒肉丝学起,学了一手好菜。过年亲戚团聚的时候,她已经能自己掌勺,招待大家了。




学会当家的李德金很快离开了福州大楼,上山下乡去了外地。1995年携着儿子回来的时候,已阔别二十余载,大楼在她眼里熟悉又陌生。

从70年代起,福州大楼和她的居民们经历了接二连三的变化。从子女插队落户,到老一辈离世,再到出国潮,从大楼整修、置换房屋热,到住房制度改革,公房出售,再到进入外来租户……人去人来,大楼的面貌也跟着改变了。



大楼已不复昔日的光彩


如今,过道里的灶台和杂物暴露在人们的视野中,也曝光了生活的拥挤和凌乱。油渍、灰尘和潮湿日积月累腐蚀着昔日光鲜的墙体。

脏兮兮的天桥上堆满花草,夏天蚊虫不断。这里早已不是那个可以让孩子们躺在一起开故事会的地方了。

“现在房子就剩个外壳。”李德金不无遗憾地说。


大楼内部的设施已显破旧


从入口处棕色木头转门和上方镶嵌的花纹,还能依稀看到旧时的派头。只是积灰的转门已被堵住,几名年轻女孩一边拖着箱子从侧门走入,一边谈论着天南海北。或许出于对大楼的倾慕,她们住进了这里的民宿。

“标书制作”、“大图复印”……大门一侧以高饱和度红蓝两色为主色调的打印公司广告简单粗暴,与大楼气派又内敛的“绅士”风格不太搭调。从指示牌上可以看到,大楼一到三层现为商用,四层以上多为民居。

曾经作为全楼最佳观景点的8到14层如今早已是铁将军把门,闲人莫入了。7层晒台可能是目前唯一可以进入的观景区域。



从一扇生锈的铁门迈入晒台,只见鱼缸、盆栽和晾衣绳挤挤挨挨。见到生人进入,一个爷叔带着一只狂吠的狗从门口探出脑袋:“哎,倷做啥?”宣示他对这片私人乐园的主权。

沿着晒台狭窄的过道继续往前走,只见从前做电梯工的阿婆正走过来倒痰盂,旁边一位爷叔在低头喂鸽子。此处的因陋就简和周围的江声楼影形成一种反差。



青绿色脖子的鸽子成群结队从鸽棚中飞出,升空,绕着老大楼凸出的楼顶盘旋,一圈又一圈。不远处海关大楼舒缓的钟声每十五分钟响起一次,像是为它们的飞行打着节拍。

福州大楼逐渐陷落在高楼林立中,在此已不能一览众山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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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稿子:周亦鸣/ 画图画:顾汀汀/

拍片子:杨 眉 汪鹏翀/ 拍照片:杨 眉/

编稿子:韩小妮/ 写毛笔:杨  卓/

拿摩温:陈不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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