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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少阳：日本知识分子与战争责任问题：在“战后思想”与“现代思想”之间

NJU学衡研究院 2021-10-15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外国文学动态研究 Author 林少阳

林少阳  2019年9月前任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2019年9月起转任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教授。研究领域为近代前後的中国及日本的思想史及学术史，兼及文学史、史学史及批评理论。著有《鼎革以文——清季革命与章太炎“复古”的新文化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文”与日本学术思想：汉字圈1700-1990》（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修辞」という思想: 章炳麟と漢字圏の言語論的批評理論》（白澤社，2009）、《“文”与日本的现代性》（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等。

内容提要 欧美（尤其法国）现当代思想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2010年代中期，在日本风行大约近四十年，其时间跨度之大，影响之巨，不可小觑。这一被俗称为“后现代思潮”的新理论，其本土化的、有着一定批判意识的部分，近年则被称为“现代思想”开始在日本学术制度中固定下来，并在日本学术和知识分子思想史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战后日本知识分子共同的关心，是新日本的再出发，而这一目标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则与战争责任的追究及历史真相的捍卫息息相关。“现代思想”在战争责任和历史认识问题上与日本“战后思想”之间有着怎样的连续和断裂，这一连续和断裂又是发生在怎样的社会、政治和思想史的脉络中，是本文的主旨。

关键词 日本知识分子 战争责任 战后思想 现代思想


一、日本知识分子思想史中的

“战后思想”与“现代思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为美苏开始国际政治角力等原因，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的处理不够彻底，其影响延续至今，日本国内遂有了“漫长的战后”的说法。所谓“漫长的战后”，意即无论时光如何消逝，“战后”的感觉却始终挥之不去，无法轻装前行。就经济而言，日本是举世瞩目的经济大国，即使在战后第一个十年的1955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已恢复至战前水平。其实战后初期日本的经济增长与朝鲜战争不无关系，美国的军事订单对日本的经济复苏贡献良多。这一类订单被称为“朝鲜特需”，由此带来的经济成长也被称为“特需景气”。美国学者约翰·道尔在其日本战后史著述中指出，“朝鲜特需”为日本带来23万亿美元的经济成果，其总额超过1945至1951年日本接受美援的总额。1951年12月，股市暴涨80%，在朝鲜战争最初的八个月，日本钢铁出口增长了三倍，造船和汽车工业尤其受刺激。而且，在朝鲜战争后，美方的特需还在持续，1954至1956年，与军事相关的特需经济为日本带来总额为17.5亿美元的“出口”收入（Embracing：542）。因此，日本政府1956年经济白皮书便有了“再也不是‘战后’”（もはや戦後ではない）的说法，并成为媒体流行语。然而，“再也不是‘战后’”的说法，在后来的日本历史中，反而成为“漫长的战后”的讽刺语。因为“战后”的问题远非一个经济的问题，而是国际政治的问题，更是一个伦理的问题。有必要就本文的两个概念做出简单界定。在日文中，“战后思想”意指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至今的整个知识分子思想史。“战后思想”主体由日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左派以及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知识分子（共产主义者以及社会民主主义者）构成。但是，近数十年，另一个日文概念“现代思想”频现，并且逐渐在大学的学科制度中固定下来（比如，东京大学教养学部便设立了“现代思想”专业）。其字面之意是“现当代思想”。这一用语的起源实际上是俗称为“后现代”的、以法国当代哲学为主的欧美现当代思想。这一欧美现当代思想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2010年代中期，在日本知识界风行大约近四十年。其时间跨度之大，影响之巨，不可小觑。它有近现代日本知识分子的特殊历史脉络，因此也必须从知识分子思想史脉络加以审视。本文使用“现代思想”时指的是1970年代以来自觉地接受以法国现代思想为代表的欧美理论的日本知识分子对理论的批判性使用。他们利用这些新的理论批判地思考伦理、政治、包括战争责任在内的历史和现实的问题。这些知识分子有别于后马克思主义时代对后现代理论的时髦的追逐者。因此，“现代思想”这一名称，既有在名称上游离于“战后思想”的一面，又在明确的批判意识上有着延续“战后思想”直面战争历史的一面。毫无疑问，它们都是持续至今的“漫长的战后”之构成部分。在此尤其想强调的，是“现代思想”是作为“战后思想”的配对概念这一事实。如是观之，则“战后思想”这一广为人知的日本思想史概念也因为“现代思想”实质上纯然的外来思想性质，而有了特殊意味。这一“配对概念”掩盖了“现代思想”其实也是广义的“战后思想”之一环的事实（此处狭义的“战后思想”则是指时间意义上战后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期的日本知识分子思想，其特征之一是其现代主义理念）。关于这一对概念的配对用法，出于方便，我们看看历史学者成田龙一在其2019年出版的书中的说明：　　

我们将战争体验作为“战后思想”的内核去分析战后日本，并将此作为所谓的“战后思想”。然而，上世纪80年代之时，这一“战后思想”却失去了影响力。代之而起的，是所谓“现代思想”，知识分子思想逐渐由“战后思想”往“现代思想”推移。在讨论战争责任时，以前是以战败后旋即开始的“悔恨”论为基础进行讨论。而在上世纪80至90年代之间，我们则可以看到有人运用（属于“现代思想”的）列维纳斯和汉娜·阿伦特的思想去讨论战争责任。

（列维纳斯，图片源自Yandex）

上述引用似乎可以作如下解读。首先，“战后思想”与“现代思想”之间有某种关联，尤其是某种“作为断绝的关联”。这一说法略显拗口、难解。“现代思想”或“后现代思潮”的日文出版物中“差异”（différence）、“差延”（différance）、“书写”（éccriture）、“文本”（text）等法国思想新概念泛滥。假如可以将此一现象视为“战后思想”与“现代思想”之间的一个断裂现象的话，基于同样的危机意识，批判性“现代思想”的追随者从新理论中吸取养分去面对“战后思想”知识分子所面对的同样的历史。这却又是“战后思想”与“现代思想”之相通之处。这就是笔者所说的“战后思想”与“现代思想”之间“作为断绝的关联”（尽管在规模上两者是如此不对称，因为“现代思想”的追随者人数毕竟大幅下降。这本身便是一个大的断裂）。其次，我们也可以从上述引用中读出：“现代思想”影响下的知识分子似乎没有列维纳斯、阿伦特之类的西欧知识分子的思想就不容易谈论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历史。列维纳斯的思想立足于绝对的他者性，将自我时刻置于与这一绝对的他者的关系中进行自省，同时糅合犹太教的慈爱与希腊的城邦正义，重构其政治哲学。狭隘的民族主义无疑是排斥了他者的问题的。因此，列维纳斯的哲学也适合于日本知识分子对民族主义的批判。同时，阿伦特以哲学层面上对纳粹等极权思想慎密的批判分析而为人知，其重构的希腊城邦共和政治理论以及其立足于“判断力”的政治哲学，更为个体的参与性民主政治提供了一个哲学的基础。对于日本知识分子来说，阿伦特不仅直接探讨了战争责任问题，还与马克思展开批判性对话，并在1989年后完全告别马克思思想。似乎可以说，在“战后思想”时代尚有“作为方法的亚洲（或中国）”，然而在“现代思想”时代，“亚洲/中国”就连“方法”的意义都失却了。取而代之的，是“作为方法的现代思想”，似乎只有依靠“现代思想”方能进行现代性批判。如是，我们可以同时看出战后良知派知识分子与后现代思潮中批判性知识分子之间的某种关联和断裂。以上笔者也许对成田的表述做了略微过度的阐释，但是，成田于此处确实强调了“战后思想”与“现代思想”之间所体现出来的“代沟”。战后日本知识分子的共同关心是新日本的再出发，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战争责任问题、对国家主义以及天皇制的批判问题。所谓“悔恨共同体”，源于自由主义左派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之丸山真男（1914—1996）的论文《近代日本的知识分子》。丸山这一用语指的是“展望将来之希望与回顾过去之悔恨——也就是解放感与自责感——难以分割地交织、涌动”，“知识分子的再出发——知识分子不应该超出专业的藩篱，拥有连带与责任的意识吗？不应该将这样的情感推之广之吗？我将之称为‘悔恨共同体’”。它指知识分子联合在一起，组成一个精神共同体。这些知识分子都有被战时及战后的历史所欺骗的悔恨记忆。这一共同体为未能阻止战争、为游离于日本共产党为主体的左翼运动之外而痛感自责。

（丸山真男，图片源自豆瓣）

“悔恨共同体”说法令人联想起“一亿总忏悔”的说法。“一亿总忏悔”的说法无疑空洞、笼统，只是借此谋求为真正的责任人开脱。就此，丸山真男在1956年3月的文章中说：“毫无疑问的是，战后不久的‘一亿总忏悔’，其本来面目无非是面对危急场面时统治阶层像墨鱼一样释放出来的黑墨。”这一大而无当的“一亿总忏悔”在日本战争责任问题上是如此含糊、模棱两可。它是忏悔发动战争的责任，还是忏悔输掉战争的责任？还是两者兼而有之？被害的包括日本平民在内的亚洲人民是否是忏悔的对象？这些自然都无法从“一亿总忏悔”中看到。从上述批判中也可以看出，丸山真男在战争责任问题上是明确的。他直指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在批判忠君爱国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同时，期盼建构一种理性的、有着一定批判性的民族主义，以实现立足于公民社会（即市民社会）的战后民主主义。

就战争责任问题上的含糊性，作家大江健三郎在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发表演讲《我在模棱两可的日本》（「曖昧な日本の私」），其标题不仅是讽刺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日本得主川端康成授奖演讲《我在美丽的日本》（「美しい日本の私」），也是在讽刺近现代日本在历史认识、战争责任上的模棱两可。川端文学独特的东亚神秘主义和虚无主义美学不无其魅力，但却是历史无法进来的“美”，客观上是无视血的历史和现实而作美的沉迷。在大江演讲的1994年，也正是日本语境的后现代思潮出版物洛阳纸贵之时，政治上也是日本战后秩序趋于解体、走向进一步保守之际。因此，大江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后现代的日本，作为国家，以及日本人的现状，都蕴含着歧义性。正如战后文学工作者作为当事者所表达的那样，日本与日本人，以五十年前的战败为契机——在现代化的历史中，也正因为这一现代化扭曲才有了太平洋战争——是从巨大的悲惨和痛苦中再出发的。”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丸山用语中“悔恨”与“共同体”之不可分割性。丸山的“悔恨”也是指战后社会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左派面对某些拒绝“转向”、坚持抵抗法西斯的日本共产党人的自卑意识，同时也指自由主义左派和社会民主主义者希望与作为整个政党的日共一起，在反省各自战争责任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统一战线”。也就是说，“悔恨”这一情感的共享可以令日本知识分子获得某种政治性、公共性。类似的，是战后日本“民主”“和平”这一类话语所拥有的政治功用和道德作用。正如学者小熊英二所指出的那样，1946年的和平宪法第九条（“永远放弃战争力量”）正是新的民族主义和道德的基盘。在战后知识分子思想史中，丸山的“悔恨共同体”话语也有着类似效果，起着反省战争、批判专制、走向民主化的知识分子民族主义作用。丸山的民族主义致力于否定战前及战争期间以天皇制国家主义为基础的民族主义，而试图建构起立足国家理性之上的以公民社会为基础的民族主义，正如马克思主义者中也有着某种公民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构想一样。以上的“悔恨共同体”说法也正是战后日本知识分子监督、批判战后国家权力的民族主义之另类表述。

二、知识分子与战争责任：

影响日本战争责任问题的因素

总的来说，如下几个因素深刻影响了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与历史认识问题。而知识分子与这些问题的关系亦不例外。第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冷战格局中的日美关系。朝鲜战争爆发后的1951年9月8日，美日两国在《旧金山和约》基础上签署《美日安全保障条约》，1960年1月19日签订其更新版的正式同盟条约，俗称“新安保条约”。这些条约的签订深刻地影响了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一般的印象认为，1955年以前的自由党与民主党以及之后合并的自由民主党，除了1956年只出任两个月首相的石桥湛山明确主张自主外，自民党对美国是采取全面追随政策。原则上美国设定美日关系的本意基本如此。但是，就其具体执行而言，这一说法也容易有简单化的一面。比如，曾出任日本外务省国际情报局局长和日本防卫大学校长的前外交官孙崎享（1943—）便在其著作中强调了自1945至2012年日本战后政权如何在美国的直接间接干预下为谋求自主而举步维艰的过程。孙崎认为日本执政者绝非单纯的追随。他甚至认为，即便是以亲美、反共著称的岸信介首相（1957年2月至1960年7月执政）亦非仅是唯美是从，而是努力追求日本的自主。岸信介长期被认为是战后美国利益的最大代言人。他1960年在美国的主导下不顾百万日本民众的街头抗议，强行签订了“新安保条约”。孙崎认为，田中角荣之所以在1974年表面上因金权政治被迫辞去首相一职，并非肇因于田中意图摆脱美国去谋求石油能源自主，而是因为他在1972年9月底上任两个月后迅速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并与中国台湾“断交”。美国虽然早在同年2月便实现了尼克松访华，但是，中美外交关系的正式确立却是在1979年。孙崎认为美国因此无法容忍日本捷足先登。

（《旧金山和约》的签署，图片源自Yandex）

笔者此处想指出的是，日本战后战争责任处理问题，必须放在日美关系、中美关系（尤其前者）的大格局中进行考察。日本知识分子对战争责任的追究，也应该放在日美关系中思考。换言之，它有着一定的反对美日国家权力的色彩。90年代之后日本政治的保守化也必须放在自民党这一“自主”的脉络中进行考察；同时，也必须明白这一“自主”不可能逾越《美日安全保障条约》这一军事同盟的大框架。一个日本自主的对华关系并不符合美国东亚利益。另一方面，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历史认识的态度既然确保了中日不可能轻易实现和解，日本与中韩的适当对立客观上也确保了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利益。同时，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在精神上又游离于美国对其的控制之外，在此意义上不妨将之视为“自主”的构成部分。总而言之，新的《美日安全保障条约》进一步在法律上确保了美国在东亚的利益，也规定了日本在美国主导的东亚国际格局中的位置。在这一大环境下，研究者留意到1960至1970年被认为是“几乎不见”战争责任讨论的十年。这一说法基本正确。但是，事实上日本知识分子和革新派市民的和平运动却从未间断。比如，1965年4月“越平联”（“给越南和平！市民联合”）便以学者鹤见俊辅（1922—2015）、文学家小田实（1932—2007）为核心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这一无固定组织和会员制度的市民反战运动，其方式与2004年成立的捍卫和平宪法的“九条会”在形态和性质上颇为相似。事实上鹤见俊辅和小田实也是发起“九条会”的九位著名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中的两位。“越平联”的贡献在于去除了以丸山真男为代表的战后思想家的知识分子精英主义色彩。这一特点为“九条会”继承和发扬。此外，日中友好协会、日本教师组合（简称“日教组”，“组合”为工会之意）等反战团体尽管在90年代后失去其激进的政治色彩，但也在日本应该如何面对战争责任问题上不同程度地进行着各自的活动。

（鹤见俊辅，图片源自必应）

1960至1970年战争责任讨论乏善可陈，此一事实绝非偶然，不妨理解为东亚冷战和热战格局所致。之后，1989至1991年之间冷战格局中东方阵营渐渐解体，更成为日本战争责任讨论的分水岭。无论如何，日本知识分子始终是战争责任讨论的主力。朝鲜和韩国于1991年9月17日同时加入联合国，之前的1990年，被强迫成为日军性奴隶的韩国慰安妇首次公开指控日本政府，次年提出诉讼，引发了中国、菲律宾、荷兰等地前从军慰安妇幸存者的连锁抗议。因为日本知识分子和左派政党的响应，更引起了日本保守势力强烈的危机意识。这些战争罪行迟迟未能曝光，是因为冷战格局下对立双方阵营的利害关系被压抑所致。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知识分子的讨论中，慰安妇问题并非在国家、民族的框架中展开，而更多是作为普遍的人权问题而提出来。这一点与“战后思想”是不同的。这正是日本语境的“现代思想”对批判性知识分子的影响。这将在后面进一步讨论。第二个影响日本战争责任问题的重要因素是伴随着韩国、中国经济的崛起，日本在亚洲经济主导权的相对弱化，尤其是中国经济、军事的发展引发的美国势力在东亚的相对弱化。在这样的格局下，东亚一方面经济高度合作、融合，另一方面，美国为了抗衡正在崛起的中国，进一步强化了日美关系。日本统治精英也积极利用美国的这一战略考虑而谋求其保守化。更加重要的是，一个经济、军事上崛起的中国也会影响日本原本反美的知识分子在国际政治上对美国和中国的看法：战后日本知识分子的美国认识与中国认识是有着相当的互动关系的。第三个影响日本战争责任问题的因素是日本国内“五五年体制”的变化。所谓“五五年体制”，指的是1955年10月13日原本因《旧金山和约》和《美日安全保障条约》的分歧而分裂的日本社会党左派与保守派重新联合，提出“护宪·革新·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口号，以及保守政党自由党与民主党在危机感下于同年11月15日合并为自由民主党（自民党），标榜“修宪·保守·安保条约护持”。长期以来，自民党占据参议院议席三分之二，社会党及日本共产党等维持在三分之一。这也被认为是冷战格局在日本国内政治上的反映。“保守对进步”的对立因1994年6月自民党与社会党成立联合政权而告解体。从1993至1996年1月村山富市内阁辞职为止，除日共以外的所有政党都参与了执政，因此，也被认为是“总执政党时代”，左右对立结构被大幅弱化。除了这短暂的几年外，自民党长期一党独大以及与之相结合的官僚体制，也令日本知识分子质疑日本民主制度的质量。1994至1996年是日本政治“五五年体制”彻底解体之时。以上因素的综合作用，势必影响到战争责任、历史认识问题，因为“五五年体制”也是一种“进步”对“保守”的态势。“五五年体制”的解体，主要是以进步阵营的弱化为特征的。在这一变化下，“保守”对原本没有明确立场的大众的影响力开始变大。自战争结束50周年的1995年，及至2005年，日本社会在这十年进入保守化时代。其标志之一便是“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新しい教科书を创る会」）于1997年1月30日以及其后成为日本最大、最有影响力的保守派政治团体“日本会议”（Japan Conference）于1997年5月30日分别成立。在此之前，有所谓的“第一次教科书问题”：1982年6月26日，日本文部省试图通过审查高中历史教科书而将“侵略华北”改为“进出华北”，引发日本舆论和中国的抗议，最终作罢。须知，这是“五五年体制”尚存之时。著名作家和学者加藤周一当时批判说：“文部省给教科书出版社的强大压力，从形式上看是教育的中央集权化的表现；从内容上看，则是为复辟日本军国主义所作的努力。”因此事件，才有了1996年所谓的“第二次教科书问题”的说法。必须注意的是，后者正是发生在日本知识分子中后现代思潮流行的时代：后现代理论影响下的知识分子解构立足于现代主义思维的“战后思想”的某些特点：对进步理念以及国家理性的信奉、“民族”概念的信奉等。作为一个结果，在后现代理论影响下的许多年轻知识分子开始疏远历史认识问题、战争责任问题，这些问题也因此更进一步趋于风化——而历史认识问题、战争责任问题，正是“战后思想”主体构成之知识分子的关心所在。因此，后现代思潮客观上默许了日本政治的保守化。此正是“现代思想”的某些有着批判意识的应用者的危机意识所在——如何以新的理论去延续上一代的“战后思想”构成者的使命，去批判国家权力、反思战争责任、回归东亚。此处提及的“日本会议”也是当今日本最为保守、最为有力的政治团体（它被认为成功地支撑了安倍晋三的长期执政）。它主张修改和平宪法；教育上主张修正“自虐的”“反国家”的教育，主张学校强制实行升国旗、唱国歌仪式；主张提升皇室地位，但反对女性皇室成员继位；在历史认识和战争问题上认为过去所发生的都是日本解放东亚的战争，否定其侵略战争的性质，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慰安妇并非性奴，而只是公娼制度而已；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强烈主张在任首相以官方身份进行参拜。值得留意的是，“日本会议”在否定大东亚战争、提升神道在统合保守派民族主义问题上似乎也在试探美国的底线。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上的崛起，以及朝鲜核武的进展，日本在美国东亚战略中的作用在不断产生变化，美国这一历史认识和战争责任的“底线”也势必变得越来越“宽容”，甚至推波助澜：它发展为美国默许日本修宪，并鼓励日本协助、甚至直接参与美国在全球的某些军事行动。首相小泉纯一郎（2001—2006年执政）在2001年“9·11事件”后积极令海上自卫队发挥美军的后援作用，支持美国的海湾战争，即是这一新的日美关系的表现。小泉政权甚至还积极支持2003年美国在缺乏足够理据下对伊拉克的入侵。美国令和平宪法成为日本再度武装军备在宪法上的紧箍咒，但是，实际上，在日本再度军备问题上美国却又一直是另类的推手。约翰·道尔在其《拥抱战败》中便指出朝鲜半岛战争时期在日本军备问题上美国的直接作用：“在邻国的战争过程中日本获得了一支军队，但失去了该军队的最高司令。美国迅速地重新武装了这一昔日的敌人。再度军事化开始了实施：既无修宪，亦无保守的吉田茂政权的热情合作；既看不到商界兴高采烈（尽管再度武装化的游说确实出现了），又在是否容许将一支军队称为‘军队’、甚至是否容许将一台坦克称为‘坦克’的问题上缺乏足够的公众支持。”（Embracing：547，“坦克”的日文为“戰車”）1952年2月的民意调查显示，48%的回答者认为在再度军备问题上日本首相在撒谎，因为他否认日本正在实施再度军备，只有12%的人相信首相所言（Embracing：547）。朝鲜战争中的美国秘密地要求日本建立一支3万～3.5万人的部队（Embracing：548）。这支被称为“自卫队”的日本国家武装，其创立之时无疑是美国压力下的产物。而吉田茂开头只是希望在经济上利用这场战争，在军事上则努力想保持距离，因为即使保守的他也对刚过去的战争心有余悸，更担心经济因此而崩溃（Embracing：548）。事实上日本也在巧妙地利用美国在东亚、东南亚的战略。在之后的越战中，日本再次享受了类似朝鲜战争中的“特需”经济。以上的因素都深刻地改变了日美关系和东亚局势，进而影响到日本保守势力以及批判性知识分子在战争责任与历史认识问题上的态度。

三、当“中国”不再成为“方法”：

“现代思想”、战争责任与中国认识

自从“战后思想”失去影响，后现代思潮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下文将探讨其后日本知识分子在战争责任问题、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变化。90年代初，世界范围内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影响力退潮的现象，这一现象其实在60、70年代便在西方阵营渐现。取而代之的是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后者质疑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比如新马克思主义批判正统马克思主义将一切还原至经济基础（经济还原主义），因此而无视文化等的作用，此外在生产与流通的关系上无视流通的作用，而表现为生产力中心主义。又比如，正统马克思主义在历史进程上的目的论色彩也被质疑。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另一方面，一定程度上融合了马克思影响的自由主义左派继续发挥其影响力，然而其进步的理念（现代主义理念）、“民族”的集体性框架等被质疑（如前注释所引安丸良夫所述，日本的丸山真男即属此例）。进入70年代，尤其80、90年代，后现代思潮成为颇具影响的思潮（在日本尤其如此）。后现代思潮本身也是在西方阵营中马克思的思想影响趋于弱化的结果之一。但是，另一方面，对其中富有良知的左派知识分子而言，“现代思想”也是马克思的批判伦理在新的框架下的继承。就此，似乎可以借用日本史研究者安德鲁·巴尔谢在评价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代表人物宇野弘藏（1897—1977）时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所需要的，不是更好的科学，而是更好的伦理。”马克思在战后日本的贡献，对包括自由主义左派的日本知识分子来说，除了其理论装置、对社会的深刻分析外，更在于其对弱者充满同情的伦理性。如是观之，一方面，马克思思想在90年代日本影响的下滑，令知识分子伦理资源减少，进而也会令其伦理关怀多少受影响，因此，对于有着强烈伦理关怀（批判意识）的某些知识分子而言，寻找新的理论资源便成为一种必然，而“现代思想”正是其持续时间不短的一个归结。近现代日本知识分子一直有倚重西方外来理论的倾向。就日本知识分子这一对外来理论的狂热，丸山真男曾说：“［日本的］样板国家古代是隋唐，其后很长时期是圣人统治下的远古中国。幕末维新以后则变为欧美。”（「近」：128）丸山又说：“从尼采至萨特的艰涩的哲学连续不断地翻译，而且发行量动辄几万、十几万部。不仅战后日本是如此。比如，马恩全集1928年由创造社开始发行，五年便完整出版。这样的全集即使在当时苏联都没有，是全世界唯一的全集。”（「近」：84）另一方面，这样的倾向也带来流于理论、耽于空谈的危险。就此，丸山也说：“战前日本左翼运动的学术性格，尤其是书呆子式（bookish）的‘学习’，是不可否认的。”（「近」：107）在马克思以外寻找新的理论资源，其结果之一便是日本语境的“现代思想”。新一代“现代思想”应用者在战争责任问题上对外来理论的倚重，根本上是因历史认识问题、战争责任问题而引发。丸山对战后日本知识分子过分依赖西方理论的倾向以及排斥西方和中国影响的“国学”主张者进行批判时曾说：“如何切断‘外边’的普遍主义与‘自家’的本土主义［二者择一的］恶性循环，是现在日本知识分子更为紧迫的课题。”（「近」：130，括号中内容为引者所加）“现代思想”的批判性实践者与丸山的危机意识，可谓相通。“现代思想”带来的变化是在战争责任的问题上“民族”“国家”的框架弱化。成田龙一表示：

［90年代日本知识分子］在解构日本单一民族神话的过程中，出现了与“大众”的乖离，这些大众不知不觉被［狭隘的］民族主义吸引，持有简单的爱国心。90年代左派的重要课题，是在解构［狭隘的］民族主义同时，响应冲绳、阿依努族、从军慰安妇等“他者”的问题。［……］90年代的左右对立不再是冷战时代左右对立中的比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类的对立，而是围绕着以亚洲为舞台的他者问题上的伦理对立。也许有人会说这一对立的构图没有意义。但是我们确实进入了新的形态。这一新的形态与80年代为止的左右对立结构迥异。东亚成为政治性的引发因素。

日本语境的“现代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解构民族主义神话。它质疑了占据“战后思想”核心部分的左派民族主义叙述框架，后者植根于“民族”这一集体性概念，信奉进步主义理念。亦因此，“现代思想”也同时淡化了亚洲其他受害“民族”的集体概念，将关注中心转移到诸如慰安妇之类的具体的他者上。
在国内政治的层面上，对民族概念的这一类解构、回避，学术上固然有其根据，但也令左派知识分子在与肯定战争的保守派势力的抗衡中失去了批判性的民族主义装置。正如上面引文中成田所谈及的那样，其结果导致了左翼知识分子越来越游离于大众。90年代保守的漫画家小林善范（1953—）1998年的漫画《战争论》在草根阶层和年轻人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亦可视为明证，这一类政治漫画是以大众文化影响大众的有效手段，而令保守派在90年代的社会保守化上发挥作用。它与借助西方最新理论的批判性知识分子的影响对象、影响范围形成对比。而且，当批判性知识分子明确了“民族”之类概念的现代建构过程并因此与之拉开距离时，保守阵营却从来未曾放弃这一类的概念。批判性知识分子对“民族”之类概念所采取的敬而远之的态度，并非仅仅是学术上的认识，更加重要的是，也是经验上的认识，因为他们深明正是此类概念将整个日本推向了侵略战争。所谓日本社会的保守化，更是指原本没有明确政治立场的大众更容易受到保守一方的影响，而为近数十年日本的选民政治带来有利于保守阵营的变化。

（小森阳一，图片源自豆瓣）

但是，“现代思想”在追究战争责任的问题上亦有其优势。尽管“民族”“国家”的框架弱化，却因角度转变而观照到以往“战后思想”框架下战争追责时难以获得注目的主题。比如90年代韩国的前慰安妇忍辱负重下挺身而出，也激活了日本后现代框架下的女性主义运动，令日本的女性主义运动与战争责任问题得到了结合。在超越民族和国家去认识战争问题上，比如高桥哲哉（1956—）如是回顾90年代在战争责任与历史认识问题上的特点：（1）战争责任不仅限于1937至1945年的战争及殖民地责任，而是指日本整个近代的战争和殖民地责任（如中国台湾、冲绳、桦太等），因而强调与邻国的关联，以相对化国族历史框架；（2）追求整个“战后日本”在战争责任和历史认识问题上的结构性问题，更关注一个超越国族（民族国家）框架的东亚；（3）历史认识与战争责任固然是建构在史学成果上，但在以现实为本质、彰往开来的用意上有别于史学；（4）摒弃貌似“局外中立”的毫无现实关怀责任的“解说”。


（《作为方法的中国》，图片源自豆瓣）

战后日本左派知识分子的“亚洲”在许多场合也是理念的“亚洲”：是被侵略的、被同情的，但却未必有着足够实际内容的“亚洲”，甚至更多是作为“方法”的“亚洲”而已（“作为方法的亚洲”是竹内好的说法，也是其极力推广的一个概念。类似的理念，亦见竹内好影响下新一代中国研究者沟口雄三的《作为方法的中国》）。尽管这一“亚洲”（或“中国”）与实际的亚洲（或中国）不完全相同，但是，却不能否认其在日本知识分子思想史中发挥了重要的政治现实作用，甚至是学术作用。然而，在90年代以后，随着冷战的结束，韩国在经济上起飞，慰安妇问题成为惊醒民众战争责任的重要议题。尤其近年经济和军事上崛起的中国，完全改变了战后将“中国”作为“方法”的中国想象。当“战后思想”中“作为方法的中国”不能再作为“方法”时，笔者以为，其对日本知识分子思想史甚至学术史带来的影响都是深远的。这些都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日本知识分子的战争责任讨论。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1年第5期，专题·“战后思想”与右翼话语反思。为方便阅读，注释从略。感谢“外国文学动态研究”公众号（Dongtaiyanjiu）授权转载。

封面图片 /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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