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祖汉：时代与学问——熊先生与牟先生的一次论辩
牟宗三先生遇到熊十力先生，得到熊先生之指点启迪，而洞见“生命的学问”之真义，即此学问是由真生命而生发，仁即是人之真生命，此是人的“真正的主体”，真正的自我，而此主体亦是宇宙生化之本源，天道之生生不已，亦即是仁心的纯亦不已。熊先生于牟先生，有如是重要的影响，故牟先生对他这位老师，是终生感激与怀念的。但牟先生与唐君毅先生，在哲学理论上，虽如牟先生所说，是顺熊先生之说而往前进，但客观来看，牟、唐二位并非直接承“熊学”而往前进，而应可说是“曲折地发展”。对于熊先生的《新唯识论》、《体用论》之说，在精神上说，牟先生当然是赞成的、肯定的；但在客观的学理上说，熊先生所运用的哲学概念，牟先生是不赞成的。此点熊先生应相当清楚，故虽对牟先生说“弘斯学者，吾不能无望于汝与唐君毅。”但亦对韩裕民说：“吾年六十以上，一向无人可语，聪明过汝者，非无一二，然恐终不离粗浮之痛耳。吾舍汝，其谁望矣？”此处所谓“非无一二”是指唐、牟二先生。
牟先生的学思过程，是先从逻辑入手，研究怀德海、罗素、维特根斯坦，然后契入康德哲学，由消化康德的三批判，指出康德学可作中西哲学会通的桥梁，一方面藉康德的理论架构，以撑起及证成中国哲学的智慧，另一方面由中国的哲思，指出康德的不足；由此比较、会通，可以使康德学(其实亦可说“哲学智慧”)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牟先生此一学思的进路与过程，不同于熊先生；他认为处于现时代，通过西方哲学(以康德学为主)以架构、证成中国哲学的智能，是不能避免者，对此，熊先生并不赞成，在牟先生未正式发表的手稿《信札集》中，有《湖上一夕谈》一篇，是记载及评论熊、唐、牟三先生一次会晤时，有关上述问题之见解。
二、论说理文字的表达方式
牟先生此一信札，尚未公开发表，所知者不多，其中对熊先生亦有些稍为激切的批评，此在牟先生后来的著述中，是未曾见到的，故这未必是对熊先生之“平心之论”。但此文对牟、唐二位与熊先生在学思进路上的差异，有明白的表示，对于理解牟先生后半生思想的发展，是有相当的参考价值的。现摘抄其重要内容，略作讨论。
牟先生此文开首说：卅七年(按即1948年)八月十三日与君毅兄同游西湖，往谒熊先生，作一夕谈。熊先生慨叹曰：“人当慎所与，日处攘扰之中，而无师友夹持，提撕警觉，鲜有不堕落而昏狂者。吾老来，尚有此惧，而况汝曹乎？”
师生一见面，熊先生便有切责之言，熊先生此段话，大概是不满牟、唐二位当时疏于到熊先生处问学。认为师友不常见面相聚，精神便易堕落。熊先生于《与韩裕文》书中，有一段话即表示此意，而言之较详，熊先生云：
吾告汝，凡上上资质，无师自得；中上之资，得师而长相依，可以青出于蓝，冰寒于水。……中中之资，得师而长相依，虽难希上哲，而必远于凡庸。凡人精神志气，必待夹持辅养。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此有至理。……然如得良师，而常亲謦欬，究比尚友为亲切也。……古今会斯意者少，轻浅怠慢之毒中乎身，必欲远老成，以自鸣得意。学之绝、道之丧，良有以也。人日与流俗处，精神志气，日靡乎流俗，欲无下达，其可得乎？
熊先生此段话确十分真切，人若非上上之资，于真理有自发之创获，则必须藉师友夹持，若得遇良师，须有一段长时间之相处，不能浅尝辄止，欲速成自立。据此段，可知牟先生上文所述熊先生之言，是有责备唐、牟二位欲违师而自立之意者。对此切责，牟先生回答说：
先生之言，诚当铭记。所幸年来因家国天下之感，得令此心未至丧失。先圣之学，至此得一印证，后以此印证而略有所守。所守者，非特出处进退之间而已也。乃实秉承至道，以悲生民，以拒邪魔，而后为国家民族历史文化指陈一康庄大道也。惟赖此故，得不坠失。世人能有此觉悟者甚少。闻余等之呼声而有感触者不多见。先生眼目高亢，不肯垂察。故于余等之言论，或有不暇顾及耳。
牟先生认为自己的生命并未退堕，其所以未退堕，是因有家国天下之感以维系，当时世局动荡，思想界、文化界有巨大的转变；牟先生反省当时之政治问题、文化问题，而深有所感，此所谓“客观的悲情”，由此牟先生得以印证先圣之学，亦自信可以指出一条国家民族将来必须走的康庄大道。牟先生当时的心情，是很向上而奋进的。他与唐先生当时发表的文章已不少。熊先生当时已入老年，或未免较多悲观与失望，此意见后文。对于此一响应，熊先生答：
汝所说，吾略有所闻。但老来精力短，不耐看纠绕万分之文字。君毅文字，好铺排，缴绕复缴绕，看了不知有何意味。汝亦好七翻八翻，多不必要，吾老眼不花也。
熊先生对唐、牟二位之文字表达方式皆有不满，以为是缴绕翻覆，并无必要。熊先生之文字表达，较属传统的方式，虽说理精深，但较简易直截。唐、牟二先生则有意采取西哲的表达方式，思辨较为曲折。当然二先生文笔畅顺、明白易晓的作品仍是很多的，如唐先生的《人生之体验》，但唐、牟二位当时正在撰作其重要哲学著作，《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与《认识心之批判》，此二书则确是非常不容易读的。唐先生对此，有一自我之反省，他说，
唯余对文化及道德之问题，于世书俗说，多所未安。意吾所欲言，皆须历经曲折而后能达。乃不惜取西方哲学著作之体裁，缴绕其辞，碎义析理。粗心自读，亦苦文意艰涩。
唐先生此段文，正好是对熊先生“缴绕”之评之响应。若说理而要随顺世间有关说法而分析，则不能免于缴绕。此一写作方式，在现代应是有必要的。当然，唐先生省察之功深，对自己文字之曲折艰难，在晚年有如下之自我批评：
兹尚有附陈者，即此书之论哲学问题，其曲折繁密缴绕之处，大皆由其问题之横贯西方不同学派之哲学而来。初学之士，于此或将感艰难。然对此诸问题之究竟答案，为东方智慧所存者，原自直截、简易、而明白，不历西方哲学之途，亦能加以悟会。此诸问题，在有福慧之士，亦原可不发生。……若原无问题，则此或见其福慧具足，原不必读此书。……要之，吾于此书，虽亦自珍惜，然亦只是一可读，亦可不读之书，亦天地间可有可无之书，唯以读者之有无此书之问题以为定。此不同于圣贤之书，先知，诗人之作，不论人之有无问题，皆不可不读者，亦天地间可有而不可无者也；世间之一切哲学论辩之著，亦皆可读可不读，可有可无者也。……昔陆象山尝言人之为学，不当艰难自己，艰难他人。吾既艰难自己，不当无故更艰难他人。
唐先生此段文检讨《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之内容及文字之表达方式，认为人有感受到此书之哲学问题，才须要读其书，若没有此等问题，则不必读；若无此等哲学问题，是表示其人福慧具足，而不是浅薄。而且对这些哲学问题，中国之先哲亦有答案，且表达得简易而直截。故唐先生认为自己此书既艰难自己，又艰难他人；为可有可无，可读可不读之书。按唐先生此段话真是大贤之言，其谦德至足感人。但唐先生既有如是反省，则何以他仍要用这种似乎缴绕的表达方式？何以仍要随顺有关的哲学问题，古今的有关说法，而一层一层地反复思考，而不用短语、韵语来表达？故唐先生亦当认为，在现在的时代，他和牟先生所采的表达方式，是有其必要的。通过曲折的思辨，详细了解有关的哲学问题各种可能的想法，及其解决之道，方能回归简易；即必须有方以智的精神，方能撑起先哲圆而神的智慧。对于熊先生的批评，牟先生当时的反应，便比较直接而激越：
余曰：“文字乃表达之工具，与时代有关。思想概念有出乎以往思路之外者，其表达之文字即不能为前此之方式所限也。试观以往说理之文，晚周诸子为一格，魏晋为一格，宋明语录又为一格。吾人在此格套中，其意境及道理总不出乎古人之所说与所显。纵稍有开扩或引申，而不能越乎其型范。况以往诸格皆造其极而成典型。吾人若处其中，不觉仰望而学之。仰望而学之，尤难出乎其所说与所显。佛学东来，别成一体。然习乎其中者，亦不能越其所说与所显。以往格调，尽乎数者。然道理无穷，意境无穷，概念之结构多端，审辨之方式亦极不一。西人之思路与意念，有迥非昔人所能具备者，故辞而出之，会而通之，亦有非以往之诸格所能奏效者。余等行文，自不善巧。然其所以碍眼者，固非只文字本身之技巧一事也。其中道理与思考方式亦有非不与于其中者所能习知也。先生老矣，不暇俯看。试卒读一篇，当不至全无意味也。或亦不至只见其其表面文字之缴绕铺排矣。”
牟先生这段申辩，可以使我们了解他和唐先生的著述，何以用的是这种文体。一般研读他们二位著作的，都会感到其文体特殊，不能随便看过，稍不留意，便会不知所云。唐牟二先生的较严格的论著，确都会使读者有艰难，甚至不能卒读之感。原来他们认为现在要表达的思想概念，是以前所未有的，则必须有一不同于以往的说理文字的方式。故一代有一代的说理文字的方式，此好比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确，晚周诸子、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都有其不同的文字表达方式。而南北朝隋唐的佛学，其文字表达方式，确更有特色。依此类推，若吸收消化西方哲学，而以中国文字表达之，便一定会有新的说理文字方式的出现。文字表达的方式与其要表达的内容，是很有关系的。抑唐牟二先生的文字要表达的不同内容，不是泛说的因有新的事物，故有新的内容，而是较根本的，文化型态的不同。中西文化的不同，用牟先生的话说，是“综和的尽理、尽气之精神”与“分解的尽理之精神”的不同，亦是“理性之内容的表现”与“理性之外延的表现”之不同。牟先生他们认为中国文化重在“理性的作用表现”，必须转出“理性的架构表现”，才能继续发展、创造，才能使科学与民主生根于中国文化。牟、唐二先生是自觉地作文化精神的转型，而亦自觉地作说理文字表达方式的转型，要为中国文化之吸收、消融西方文化，而转出一新的文字型态。故上引文牟先生说，他与唐先生文字所以会予人有碍眼之感，不是文字巧技上的问题，而是文字所要表现的，是以前不曾有过的思想概念、思考方式之故。他认为熊先生对此中之不同，未能垂察。
熊先生见出唐、牟二位文章表达方式的特别，他认为缴绕繁复，并无必要。牟先生在响应此质疑时，表达了义理思想若有异于以往之发展，则文章亦应有新体之见解。且认为若仍沿用往昔说理之文体及表达之方式，便不能超越以往之型范以显新义。而义理无穷，西方哲人亦有其深刻而异于中国之见地，故不能以往昔之表达方式为已足。这一论辩，从文体与表达方式之讨论，触及了文化生命之发展与说理文字方式之转变之关系问题。此是很深微的问题。新的说理文体之出现，似亦表征了文化生命有其新的发展。
三、自转而转他
以上是论文字与义理的关系，下文则论及性情、学问与师友之道，牟先生于此，对熊先生有“责善”之言。
对于牟先生上述之辩言，熊先生答：
汝等只不虚心耳，不肯承认己过。得无蔽乎？反而察之，可自知也。
按由熊先生此数语，可知他对唐、牟二位吸收消融西学，致使文体亦有特殊的转变之情况，并不相契。大概熊先生认为哲学主要是“见本体”之学，西哲于见体方面，不及中土哲人，中国文化的再造，不必非吸收西方哲学不可。他们师生在此一问题上，似是有“代沟”的。此意见后文。牟先生对熊先生上述“不虚心，不承认己过”之责备，作了详细的反驳：
余曰：“余等自问，处今之世，敬先生而行先生之训者，恐皆不若余等也。余等实有隐忍之心克制自己以听先生之训。然先生不肯俯察，只凭蓦然一见，便下断语，则不中其病者，不能服其心也。设若真中其病，则一经点出，未有不愧耻而赧颜者。……余等若非自外于真理，何能不认己过？……先生凡有所责，余等皆觉不甚相应。即蔽亦不至全蔽也。余等愿有申辩，而先生辄不肯听，使人不能尽其辞。先生亦未尽循循善诱之道也。……先生一味高亢，得无侔于天而畸于人乎？畸零久之，则自己封闭，而己处之门不开，人亦封闭先生也。如此下去，在先生则必日趋高慢，而对他人，亦必一切抹杀。此甚非相亲之道，亦非印证真理开扩自己之道也。”
牟先生此处认为熊先生的批评切责，是“蓦然一见，便下断语”。其指责是不中人之病的，即乃是不相应的批评，故牟先生不能接受。牟先生更由熊先生此一不细察便下评论之作法，对熊先生的生命性情作出批评及规劝，以为熊先生有一味高亢，不肯细察异于己者之想法之习气，若长此下去，熊先生必日趋高慢，封闭其自己。人当印证真理而不断开阔自己，不能自以为己之所见即是真理所在，对世间其它说法，皆一律抹杀。大概此时牟先生之思想有长足之进步，但未能得熊先生的了解与肯定，精神甚为痛苦。熊先生对牟先生此一反驳，答曰：
先生曰：“若如汝等言，我岂不虚心者乎？我自问读书衡理，反复推敲，必求其当。此非不虚心者所能为。世间一切浮辞，浅薄混乱，尚堪入目乎？若稍有理趣，足成一家言，吾未有不详细体玩者。吾俨若忽视他人者，实因吾已一一经过也。吾以上智之资，直凑源微，凭空架起，机参造化。真理不外是矣。汝等无创造之资，便应虚心守吾成规，顺吾型范。汝等不诚，而谓吾高慢乎？
对于牟先生的批评，熊先生亦不接受。熊先生认为自己并非不虚心，而所以予人有不细察便抹杀世间各种议论之印象，实因此等议论都是浮辞陋说，自己其实已一一经过，确知其蔽，并非作不相应之批评。熊先生又认为自己已直凑源微，机参造化，自己所见，便是真理所在。既是如此，而牟唐二位便应遵从师说。牟先生等不遵师说而欲另行发展，正是不诚。言至此，师生可谓是针锋相对。由此处论辩，可见熊先生对自己所见，有充分之自信；而牟先生与唐先生，则并不以熊先生之学为已足，要融通西哲，以开拓中国哲学的理境。牟先生答云：
余曰：“先生自谓虚心衡理。然以余等观之，先生实未能如朱子所云：‘平其心，移其气，阙其疑，浅者浅说，深者深说。’而只横撑竖架，必将对方冲破而后快，未能予以妥贴之理解；或好胜之心强，而必欲克服之，未能予人以分际而肯定之或超转之。夫自创者固不易，客观了解亦不易。先生属于前者，而未必能合乎后者。浅薄混乱，固可不理，而谓吾已一一经过，则非余等所敢随合。盖天下道理至无穷尽。而就哲学而言之，西方大哲，固未必皆能冥契至道，然其用心与其问题亦有非不入于其中者所能尽晓。而可全不理会乎？舜好察迩言，而况代表一文化骨干者乎？余等固不敢云有创造之资。然于西哲或有比世俗所了为多者，思有以移植之以充实吾二千年之文化，则于先生亦不无少益也。余等非不诚。每欲致其诚而为先生抹杀矣。此余等所深以为痛苦也。
牟先生并不否认熊先生是上智之资，于义理能有创造，但认为熊先生缺乏客观的理解，如缺乏客观的理解，不能对世间各种有意义的学理作恰当的理解，则不能与外界相接触，别人将不能了解你的智慧，你亦不能逐步开拓其自己，如是自己便渐成一封闭系统，此病不可谓不严重。牟先生从熊先生对己及唐先生学问及用心之不欣赏而强调客观理解的重要。此处可见到熊先生和他这两位高弟，对于“时代”的感受与反应，是相当不同的。牟先生于上引文说“欲移植(西哲之学)以充实吾二千年之文化”，正道出了他与唐先生后半生用心之所在。对于唐牟这两位新儒家对时代的感受，及对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的想法，即必须融入西哲思想，以丰富固有之哲思；此一想法既不同于保守派之一味肯定固有文化，又不同于西化派之以中国文化为一无可取。又他们之学习及吸收西方哲学，并非只要作一这方面的专家学者，而是要消融西哲之长，使中国文化生命有更进一步之发展。唐牟二先生此一看法、悲愿，研究他们思想的人，必须正视之，深长思之。牟先生续云：
又先生以明圣学自任。夫圣学非只哲学理论也。先生雅言生化，自谓机参造化。然“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质诸鬼神而无疑，建诸天下而不悖，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此实为圣学之全体。而所以能至此者，必起于“本诸身”也。本诸身者，仁者人也。本人伦以明实理，立人极以参造化，故能建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明道云：“道之浩浩，何处下手。惟立诚才有可居之处。”……若离开此一落脚之实事，而空对浩浩之大道，且复浩浩言之，则未有不落于以意为之之戏论者。而浩浩大道之生化亦只成一虚的光景而不能落实也。先生用智照境，而不肯摄智归仁，则智之所照即悬空，而不能贴体于仁道，而自家一落现实便遑遑无所措，此岂非推置至道于悬空，而立诚可居之处反为空无耶？无怪乎先生只在文字上较量，言说上凑泊，而不肯就人己相与之际，平心指点实理，藉以自转而转他也。余等所愿诚心以尊先生者，乃在先生能摄智归仁也。倘或不能至此，而唯欲以一套言说以为吾人之型范，则余等不敢昧心，屈圣学以从先生也。先生屡言仁，终未归于仁。仁亦非可以空言说也。何不本诸身以立可居之诚乎？”
此段从熊先生之学，进而论及熊先生生命实践之不足处，此即对老师责善也。牟先生认为熊先生之思参造化，是“智照”之境，未能“摄智归仁”。若不能本诸身，将所悟之道体现于一己生命活动中，即不能显一己之仁，以印证天道。则己所言之生化之道，便只成一光景，并非实事实理。必求道体具体化于一己生命中，方是圣学，圣学并非只是一套哲学理论。而道之能否体诸身，在于自己是否能“立诚”。牟先生言下之意，现在时代已不同，欲发扬传统学问，必须如上文所述，加强“架构之思辨”，于西哲之长，不能轻忽。既知此而不肯调整自己，只坚守一己所见，排斥世间其它理论，这便是“不诚”。而熊先生在与批评者周旋响应时，所表现出来的，似是以胜人为务，只在文字上较量，对于异论，并不能平心细察，此则是令人遗憾的。由此看来，熊先生实未能摄智归仁。牟先生此处所说的“就人己相与之际，平心指点实理，以以自转而转他。”是非常深刻入微的话。天下之道理无穷无尽，人所见有限，岂有一己所见便是道之全体？即使己之所见者为真，但人的生命不能无感性之限制，或如熊先生所说，不能无污染。这便必须时时克己复礼，不敢以圣贤自居，又须与外界相接，正视异于己之议论，以开拓自己，使生命保持开朗与畅通。如此方能立己立人，此应是牟先生所说“自转转他”之意。牟先生说熊先生只在文字上较量，是针对熊先生对批评者响应时，于对方之理论未能细察。熊先生对内学院一系学者，及印顺法师对《新唯识论》的批评，都一一作出仔细的响应，一步不让。大概牟先生并不认为熊先生对唯识学及中观学的理解，是恰当无误的。熊先生于响应批评时，实亦可借机作客观的理解，提升自己以转化他人。牟先生此一责善之言，是相当重的，但熊先生的反应，据牟先生之记述，则亦表现了大贤的雅量。
先生曰：“余病亦非全不自知。智及不能仁守，此余之恒言也。近复悲厌二心，互为起伏，亦非孔子好学不厌、诲人不倦之至诚。贪嗔痴与生俱来，好名好胜亦所隐伏。汝所说者，正中痒处。然须知此只是吾生命之夹杂，吾自有其确向而不肯退堕也。确向者何？明先圣之道，藉以自警而警人也。”余曰：“先生之确向，吾等非不知之。然若病痛不拔，则确向非确向矣。而先圣之道，亦终不能明而取信于人也。”
熊先生此时一下子便转回来，对弟子之批评，很能坦然接受，自承生命中确有毛病。但生命虽有夹杂，然亦有其确向而不退堕，此生命之大方向，即明圣道以自警警人。此见熊先生性情之真，亦可见先生平居于一己生命有深刻之省察。从此一表现上看，熊先生非“不诚”也，从这一段对话，可见出熊牟二先生师弟子相处之真诚，能直下以真生命相照，实在非比寻常。牟先生后来有一段文字，应是忆及此次与熊先生晤谈之情形的，兹抄录以资参考。牟先生说：
我们这样子了解真人的时候，这个真人不是很容易的。你不要以为“不厌”“不倦”是两个平常的字眼，不厌不倦也是不容易做到的。所以熊先生当年就常常感到他到老还是“智及”而不能“仁守”，只是自己的智力可以达到这个道理，还作不到“仁守”的境界，及做不到拿仁来守住这个道理。所以也时常发生这种“厌”“倦”的心情，也常是悲、厌迭起的(意即悲心、厌心更互而起)。当然这个时代，各方面对我们是不鼓励的，这是一个不鼓励人的时代，到处可以令人泄气。令人泄气，就是使人厌倦，这个厌倦一来，仁者的境界，那个“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境界就没有了。……当年我们的老师，到老这样感触，也可以说这就是我们老师晚年的一个进境。
四、结语
牟先生此《湖上一夕谈》，除上引之文字外，后面还有一些熊、唐、牟三先生之言论，是有关对当时世局的感触者，今不拟多论。大意是牟先生当时希望熊先生效法印度之甘地，作“为国家政治性之讲学”，“扩大为历史文化之铸造”，要“掀起壮阔之波澜”。但以当时的世局，及熊先生之年纪，此实在难以实行。熊先生亦认为印度人有宗教之情绪，中国人则否，不能起信向上。此虽不可行，衡之于牟先生后来的讲学活动，及在研究上的创获，牟先生应是以此自任的。
上文所引述的显出了熊先生与他的两大弟子对于时代的反应，是有所不同的。又由于当时牟先生对家国天下、中国历史文化深有悲感，故他的言论，对老师的批评，可能过于激切。这些批评，在牟先生后来的著作中，是很少见的。在《熊十力先生追念会讲话》中，牟先生说：
但圣贤讲仁，讲性命天道，讲良知，都不是一假定，而是一真实生命的呈现。但只这一句话亦不行，你说你真实，我说我真实，那究竟真实是在那里呢？所以需要师友，要在现实生活中找一个见证。而这现实上的见证，在当今之世，只有熊先生够资格，其它人都不够。所以熊先生是一个真人。
牟先生又说：这一点我们便差得很，我自愧不能达到我老师的万分之一。尽管我讲哲学系统、哲学概念或许比我们老师知道得多，他一生想要写的量论写不出来，而我或许可以写出来，我可以顺着他所呈现的内容真理来讲，把它建立起来，而往前发展，但这并不表示我比我老师好。世俗之见会以为我超过我老师，但真正了解起来，其实是差得远。
牟先生这一段话，说得非常真挚，绝非客套恭维语，此亦可见牟先生之真处。必须将此段文和《湖上一夕谈》所说者合看，方能见牟先生对熊先生的真实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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