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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这么想的”:同辈压力能改变社会观念吗?

Nature自然科研 Nature Portfolio 2021-11-13

原文作者:Thomas Dietz

《影响力下》一书认为,社会背景会影响我们对气候变化等问题的应对,而政策制定者忽视了这一要素,必然要承担风险。


1947年的美国军队护士。不断变化的社会规范在许多地方推动了吸烟的迅速出现和消亡。来源:Underwood Archives/UIG/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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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下:发挥同辈压力的作用》

(Under the Influence: Putting Peer Pressure to Work)

作者:Robert H. Frank 

出版社: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20)


1989年,仅有12%的美国成年人支持同性婚礼合法化;到2015年,这个数字达到约60%。是什么引发了这种转变?经济学家Robert Frank在《影响力下》(Under the Influence)一书中表示,同辈压力是推动这类改变的背后原因。一旦观念开始转变,这个过程就会自我强化。


如Frank所说,我们人类特别擅长向同辈人学习。我们的决定受到社会规范的强烈影响——我们认为别人在做什么,以及我们认为他们认为我们应该做什么。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自私自利;在其他情况下,我们又可能无私奉献。因此,很多社会科学研究都聚焦社会环境对决策的影响就不足为奇了。Frank浏览了多门学科的大量研究证据,这些研究阐述了同辈压力对吸烟、饮酒、肥胖、消费主义和许多其他重要社会问题形成的影响。

压力点

由于模仿的倾向会带来快速的社会变革,因此不论好坏,这都是政策制定的关键杠杆。然而,Frank断言许多政策分析师和经济学家尚未认识到这一点。《影响力下》通过有力的论证提出了纠正措施,将社会环境纳入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公共财产筹资、社会正义、税收等方面的政策设计中。


Frank研究的一系列变革堪称“军备竞赛”,聚焦从核武器到消费品的所有事物。它们是一种公共资源困境或集体行动问题:追求狭隘的个人利益,导致资源的过度使用,以及灾难。(例如,如果林业工作者限制每年砍伐的树木,那么森林可以再生,造福所有人;如果他们每个人都通过最大限度地砍伐树木来追求自己的短期利益,那么森林生态系统会崩塌。)但在军备竞赛中,重要的不是你对资源的绝对衡量,而是你拥有的对比我拥有的。因此,每个人都有永无尽头的螺旋式向上积累资源的动力。

繁荣和萧条

举例来说,Frank指出美国住房价格的急剧上涨导致了2000年代初期的泡沫。为了确保进入最好的学区,购房者争相居住在最富有的街区,无情地抬高了住房成本。结果是:房价脱离实际,房贷负担超过偿还能力,以至房价暴跌,银行破产,贷方崩盘——这些都助推了2008年的经济崩溃。

对于许多人来说,相对于他人的财富比绝对的消费能力更重要。来源:Chris Ricco/Getty

Frank研究了另一个有问题的军备竞赛:富人普遍反对增加税率。他认为这来源于他所谓的“所有认知错觉之母”:认为幸福建立在绝对财富(以及消费能力)之上,而税收会大幅削减绝对财富。Frank无法认同这一观点,他断言富人的快乐建立在相对财富上,也就是他们相对于同辈人的地位。针对最高收入阶层的税收不会改变相对地位——其对绝对消费能力的影响先不论。Frank的分析是及时的,因为美国针对最高收入阶层的税率较低且不断下降,已经导致政府收入减少,进而导致公共产品投资不足,如教育和基础设施。Frank建议的补救措施是:对最富有的人群征收消费税(收入减去储蓄)


《影响力下》的最大优点之一是,Frank利用了包括心理学和政治科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但他未能结合与其观点最重要的部分。例如,关于气候变化和肥胖症等政策挑战,他承认自己“最大的热情”在于效率,也就是他主张税收而不是监管。因此,他采用了标准的实用主义方法进行决策。为了证明这种方法的有效性,他引用了美国从1995年开始对二氧化硫排放定价的政策,说明该政策大幅降低了酸雨水平。但当他探讨深入审议对解决冲突和改变个人对同性恋权利及环境保护等看法的重要性时,他没有提到大量文献证明:审议过程能强化决策,这一理论是对他实用主义的补充。

未曾探索的因素

Frank的分析受益于对社会背景、社会结构、权力和社会互动的更深入研究,例如对环境社会学中增长动力的批评,或Michael Vandenbergh和Jonanthan Gilligan在2017年的《超越政治》(Beyond Politics)一书中对私人环境治理的分析。举例来说,Frank关于富裕人群依赖相对地位的论点并未考虑富人可能在寻求政治权力和对政府的影响。在最富有的人群当中,权力可能取决于绝对财富。与此类似,Frank对气候变化的深思一章没有完全解决强大的化石燃料利益方对气候政策的反对问题。


此外,Frank只提及了人类倾向于和自己相似的人交往(同质性),倾向于肯定我们已经相信的事物(确认偏差)等问题。在政府官员、游说者和其他影响政策的社会网络中,这些倾向导致两极分化,且对重要问题行动不足。因此,尽管Frank敦促我们考虑社会背景,但他遗漏了需要更多关注社会结构的需求,包括不平等和权力。


当然,一本书,无论它有多包罗万象,也无法涵盖所有内容。甚至在我认为Frank没有涉及重要研究方向的地方,这些差距也表明,我们需要对人类行为及其背后的政策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在多重危机高悬之时,《影响力下》将以建设性的方式激发你的思考。

原文以 Leveraging change: the power of peer pressure为标题发表在2020年1月20日的《自然》书评版块

© nature

Nature|doi:10.1038/d41586-020-00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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