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良 | 乡村振兴视域中的农村居民媒介接触：数字赋能与纾困释能

2021年初，在《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加强农村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字技术全面赋能乡村振兴。完成释能是数字赋能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核心则在于农村居民的数字媒介素养。

当前研究都普遍意识到数字难民问题不仅隔绝了数字难民群体与现实世界、虚拟世界的互联，也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开始影响人的生存和社会发展。

一、乡村振兴：数字赋能与释能实现

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加快，但在短时间补齐硬件短板同时，却给当地居民接受新技术、社会消解数字媒介接触弱势群体等问题的时间极其有限。因此，农村居民面对政策、商业强劲驱动下的数字化浪潮，短时期内无法快速适从。农村数字媒介接触弱势群体因其信息接受、分享、反应困难成为数字赋能乡村振兴过程中释能环节的关键阻力。

二、农村居民数字媒介接触困境：

问题形成与特征描述

数字化迁徙是一种解构与重构，是将人类的生产生活从物理世界迁移到数字虚拟世界。从当下来看，智能手机成为完成迁徙的重要工具。当然，使用智能手机不能说明其已经完成数字化的迁徙，但可以说具备了数字化迁徙的基本前提。

（一）基于年龄的分析

样本年龄越大对智能手机使用愈受限制，且学习困难、主观能动性越差；“不想用”的样本观念保守，对智能手机持怀疑和抵制态度。随着移动互联网向农村地区持续渗透，农村未成年人在互联网接入方面与城镇未成年人已经不再有明显差异，老年人已然成为农村地区数字媒介接触弱势群体的主体。

当然，年轻数字媒介接触弱势群体占比虽小却更能说明数字鸿沟的存在以及影响未来发展的可逾越性制约因素，也再次说明跨文化意义的“数字难民”意义与我国农村实际的差异性。

（二）基于性别的分析

在农村地区，女性在家庭中的分工多是照料家庭成员、处理家务等，这些“日常”行为往往被归为不会对家庭维系作出重大贡献的琐事而不受重视。男性从事农业生产劳动，掌握着主要权力地位，使得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往往低于男性，只要性别间的不平等存在，就会映射到技术世界。农村地区女性的家庭地位也促使女性在技术领域被边缘化。主观上对技术接受的思想认识、接受困难和客观上的制约导致农村地区女性面对数字化生存的困窘状态。

（三）基于文化水平的分析

受教育程度明显地影响着农村地区居民智能手机的使用。通过调查发现，显示“不会用”的样本均为无教育经历者和小学学历者。其中无教育经历者占73.58%。而初中及以上学历的人群中则没有“不会用”的数据呈现。可见，学历和不使用智能手机情况成反比。同时，调查显示，“不想用”智能手机的样本随着学历的提升也在逐渐减少，真实有力地反映了受教育程度与个体媒介认知和媒介使用动机之间的紧密因果关系。文化水平制约对数字技术传播价值的全面认知、信息获取和接收能力，间接造成一部分农村居民不敢逾越、也不想逾越数字鸿沟，成为数字化生存的观望者、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固守者。

（四）媒介依赖程度分析

大多数农村地区居民对智能手机、数字技术的态度是可有可无，认为不会对生活产生影响。他们主要依靠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介娱乐、获取信息，并且认为这些信息已经满足他们的需求。这就说明数字媒介技术还没有在农村发展到与农村用户形成稳定的关系。

数字难民也是一种客观身份赋予，并不是主观体验感知。与之相反的是，调查发现37.37%的智能手机认同者却在积极使用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种超乎一般的强烈依赖，这也与样本基于文化水平等因素对媒介与人的关系缺乏理性认知和合理把握有直接关系。农村居民在接触数字媒介的过程中具有简单的数字媒介抵触和强烈不自觉的数字媒介依赖表现。

（五）媒介使用主观能动性分析

农村地区居民对数字媒介存在两种极端现象：一种是直接逃避、对抗的心理和行为，不会使用也不想使用；一种是强烈的依赖性，但这种依赖是一种缺乏判断力的依赖，数字技术、信息未能对其产生建设性的影响，主要原因就是接触过程中缺乏选择性和判断力。这两个看似对立的现象却有着共同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及其个体年龄、性别、文化水平等因素。对于农村地区数字媒介接触弱势群体共同特征的描述、画像正是探寻解决问题方法的重要前提。

三、数字移民：

缩短周期的纾困路径选择与策略

从乡村数字传媒领袖培养、组建农村数字媒介学习小组、教育子代重塑家庭数字反哺、公共服务植入倒推等四个层面，社会、乡村、家庭、个体“四位一体”全方位驱动纾解农村地区数字媒介接触困境，打通数字赋能乡村振兴的关键性释能环节。

（一）历史逻辑：组织传播视域中的乡村数字媒介素养教育实践

建立在具体生产生活方式基础上的组织传播具有鲜明的优势，能完成建构进而影响、主导社会大众观念的任务。在我国农村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基于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产生过变工队、互助组等分工合作的生产组织形式。这种以推动生产作为主要目的而建立的组织形式为组织内部的政治、文化、技术交流传播提供了可能，依靠组织传播推动文化、技术传播和农村社会文明进步是一种乡村传播实践的历史。

（二）传统逻辑：家庭传播的价值引导与行为重塑

在乡村家庭传播环境中，家庭反哺实施的可能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调研中未成年群体较高的接触及率为部分农村数字媒介接触弱势群体家庭的代际反哺提供了可能，后疫情时代部分农村外出务工青年更多与家人共处的时间，使得数字反哺的设想具有可行性；二是“数字弱势群体”并非失去了学习能力，而是具备通过良好的教育和引导能享受数字福利的可能；三是在乡村社会的“熟人”环境下，子代或孙辈作为亲人，其与农村数字媒介接触弱势群体中的老年群体之间的人际传播相较更容易实现，传播效果也更为有效。 

（三）实践逻辑：人际传播习惯借用与乡村数字媒介用户领袖培养

乡村数字媒介领袖培训应该纳入基层政府乡村振兴工作范畴，根据数字媒介的发展和数字赋能乡村振兴的具体工作开展常态化培训。乡村数字媒介领袖在助力完成本村数字媒介接触弱势群体数字化接触“传帮带”之后，可以接续成长为乡村数字媒介使用的意见领袖，引导、影响农村数字媒介接触弱势群体在完成数字化迁徙之后成长为能趋利避害、有效使用数字媒介技术服务生产生活的新时代农民，这也是乡村振兴、乡风文明的应有之义。

（四）反向逻辑：大众传播数字体验生成与农民接触意愿增强

基层公共服务部门一方面可以适时开发针对农村居民数字媒介素养教育的新媒体产品，普及相关技术和知识，增加使用体验；另一方面是在与农村居民利益攸关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通过服务介入、虚拟环境创设、体验加速形成可以提升数字媒介技术对农村数字媒介接触弱势群体的公信力、影响力和引导力，倒推农村居民接触使用数字媒介技术，激发可能的家庭反哺式数字媒介素养教育功能最大释放和最快实现。

作者简介：郭小良，延安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新闻系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乡村传播，延安时期新闻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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