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雯等：试论中国新闻的“建设性” ——基于我国专业媒体新冠肺炎新闻传播的观察和思考

近年来，西方“建设性新闻”的兴盛引发了国内新闻业界与学界的广泛兴趣，相关的研究机构已经建立，以“建设性新闻”命名的媒体实践亦受关注，但围绕中国“建设性新闻”的学术讨论尚未有定论。因而，若展开“建设性新闻”的本土化研究，还要从本国的社会现实与媒体实际出发，以中西方相比照的视角，考察其“再语境化”过程中的同与异。本文将我国专业媒体对新冠疫情热点事件的新闻传播作为依据，对应西方“建设性新闻”的相关研究成果加以辨析，讨论中国新闻的“建设性”。

西方“建设性新闻”的兴起出于对新闻业角色的根本性反思，试图对新闻价值中过度强调“冲突性”进行纠偏。西方研究者对“建设性新闻”的研究取向总体上看有两类：其一，对“建设性新闻”的阐释侧重于新闻产生的影响、新闻业自身的重塑以及新闻业如何帮助构建美好社会；其二，“建设性”应成为一种新的“新闻标准”或新的“框架手段”以此影响新闻报道中对新闻故事的选择和呈现，通过对传统新闻“冲突”框架的调试与补充实现报道的平衡与完整。

由此可见，新闻业的“建设性”包含目标与方法两个不同的面向，这也为我们展开本土化的观察与思考以及做中西方的比较提供了可行的框架。

一、“建设性”的目标指向

在西方语境中，“建设性”的目标分别指向公众、新闻业、社会三个层面。

2019年路透社报告显示，39%的受众认为新闻媒体对事件的报道过于负面,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新闻回避，受访者觉得无力改变事件，新闻对他们的情绪有负面影响（58%），新闻业失去与公众的联结。因而在公众层面，“建设性”意味着在新闻报道中实现“积极中立”，向观众提供向前看的观点，避免新闻报道对于公众情绪的消极影响。

同时，面临新闻所处环境中信息化、全球化、个性化、非正式化的改变，新闻记者作为“第四权力”的权威被进一步消解，新闻业面临着信任危机。因而，西方新闻业试图通过“建设性”达成重塑自身价值的目的，形成第五种规范性角色“建设者”。

在重构与公众的关系、重新定义自身价值的过程中，“建设性新闻”促使新闻业承担负责任的角色参与社会发展之中，传递更加乐观、充满希望的世界观，进而改善公民与社区以及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社会层面，“建设性”目的指向保护公共利益、推进民主政治。

而在中国，“建设性”作为目的在这三个层面意涵则有不同。

在我国是否存在负面报道过多导致“新闻回避”的现象？不尽然。从我们对新冠肺炎20件热点事件的首发稿件的统计来看，我国专业媒体报道并未如西方媒体一般突出事件的“负面性”特征，这与我国历来倡导“正面宣传”的方针相关。而当技术赋权人人可发声时，自媒体或能更快地提供信息，成为新闻首发者，特别是在负面事件中，专业媒体有时受制于外部因素难以及时发声回应公众真正关切的问题。这说明中国新闻“建设性”的目标设立更应重视切合本国实际，将公开、公正、全面、客观，尤其是不回避矛盾和问题作为要旨。

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新闻媒体并非中立的“监督者”，受传统文人情怀的驱使，中国记者始终是积极的参与者。研究表明，中国记者较大程度履行“协作者”角色，同时在具体新闻实践中，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可以同时担任多种角色，33％的被调查者选择“协作者”角色，35％有充当“监督者”的想法。中国学者则以中国媒体的新闻舆论监督实践说明，可以理解为何我国“建设性舆论监督”在西方“建设性”还未引介之前即得到强调。新闻业与政治权力间的距离影响新闻业在“监督者”与“协作者”之间的坐标位置，中国新闻业角色“建设者”的转向会始终较为靠近作为“协作者”的一端，而这即涉及“建设性”在社会层面的指向。

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基本方针在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总目标下被确定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的“二为”方针，同样强调公民与社会作为建设目的。但同时，我国的政治制度决定了必须要坚持“人民性与党性的统一”。因此，我国新闻的“建设性”还具有坚持党和政府的领导的意涵。

综上，中国语境中的新闻“建设性”，在目标层面上与西方“建设性新闻”既有共同之处，也有差异。如两者都着力于重新联结公众，以服务公共（人民）利益为宗旨；但在以“建设性”重塑新闻业自身角色层面，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业或较难与西方语境中的“建设者”角色完全一致；另外，在社会层面，中国新闻“建设性”的落脚点不仅包括公民与社会，还包括坚持党和政府的领导。

二、“建设性”的实践方法

西方学者认为“建设性新闻”的四个核心关系在于：权力、现实、受众、时间。即在新闻实践中，如何处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如何选择呈现现实，如何定位受众并获得与之的联结，时间性上如何处理现在与未来的关系。本文借用这个分析框架来考察我国新冠肺炎事件中专业媒体的新闻实践，并与西方“建设性新闻”略加比较。

1.监督与预警：权力关系中的媒体应对

西方“建设性新闻”在操作层面强调报道避免过于突出冲突与负面的元素，这也反映出其监督和审查政府等权力机构、揭露社会弊端的单向性角色不再适应社会发展和变化，需要做出调整。而我国新闻媒体在党和政府领导之下的角色规定，容易出现的问题反而是对问题预警和权力监督有时难以到位。

新冠疫情的新闻传播再一次暴露了这方面的问题。在2019年12月下旬，武汉出现非典病例的流言出现在社交网络，而后武汉本地媒体却并未对该事件发展给予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新冠肺炎前期也有一些专业媒体的报道受到广泛的好评和肯定。《中国经营报》、界面新闻、澎湃新闻、《财经》等有零星对患者家属及事发海鲜市场的报道，而在此次疫情中受到较多关注的财新网则更新频率最高。

中国的政治制度与媒体规制决定了新闻媒体不是独立于党和政府之外的一种权力，媒体所践行的“建设性”也必须在党和政府的意志范围内，有助于推进国家管理和社会治理。在媒体的具体新闻采制活动中，从业者的职业理想和外部权力因素的张力一直存在，在权力关系网络中的各类媒体不可能完全步调一致。中国新闻的“建设性”在这方面还需要继续负重前行，更多地直面社会问题，更好地实现其监督与预警的功能，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2. 内容与效果：现实呈现的媒体策略

西方“建设性新闻”侧重现实中“令人振奋”的内容，使人联想到我国新闻一直强调的“正面宣传为主”。在我国对于何为“正面”有两种基本观点，其一，正面宣传强调的是宣传什么，宣传的内容应是积极的；其二，“社会效果的好坏是检验宣传是不是正面宣传的唯一标准”。

在新冠疫情热点新闻传播中，专业新闻媒体对于现实的呈现恰恰说明，内容正面的新闻不一定具有正向社会传播效果，代表性案例是对中成药双黄连的报道。同时，也有报道负面内容却获得了积极的社会效果，如第一财经《现场视频丨武汉东大门出城通道畅通无阻》在封城当天发挥了舆论监督作用，文章发布后一小时，相关出城漏洞被全部封闭。

中国新闻媒体对于“建设性”的实际操作显然比西方媒体面对更加复杂的社会因素，在以往的新闻改革中提出的“建设性的舆论监督”实际上就是这种复杂性的产物。媒体在内容与效果两方面的把握以及两者的关系处理，还需要根据本土的现实条件继续进行探索和改进，并且要有充分的应对各种困难和阻力的思想准备。

新闻的“建设性”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都以新闻传播的实际效果为考量，而这种效果还与接受信息的公众的心理紧密相关。财新记者也表示，在报道中需要在监督性与顾及公众情绪间达到微妙的平衡。作为方法的“建设性”要求新闻的选择和采制要预判其可能的影响，不仅对报道内容本身负责，而且对报道产生的结果负责。我国始终强调“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是统一的”，两者的统一取决于呈现现实的媒体策略。

3.联结公众：中外媒体的共性行为

“建设性”在方法层面关注公众，将其视为新闻报道的合作者、理性的社会成员及独立的个体。

首先，视公众为合作者并将其纳入新闻生产环节。在统计的20件新冠肺炎热点事件中，由公众“揭露”进入大众视野的事件有8件。媒体对这些事件展开报道时，公众是重要的信息源和协作者。

第二，带动公众直接参与媒体发起的各类活动，推进问题的解决。“建设性”的新闻报道将公众视为理性的社会成员，不仅通过报道让其了解正在发生的问题，达成媒体与公众之间的对话与交流，还要鼓励公众参与解决方案的制定。如人民日报旗下新媒体平台“人民好医生”上线在线表格提交功能，面向全国征集新冠肺炎求助信息。

第三，关注和服务作为独立个体的人。“建设性”在方法层面关注受众的个人生活并致力于为其提供信息与指导。如凤凰网在人间living的《妈妈在武汉隔离病房去世》等向读者描述了发生在疫区现场普通人的故事，形成共情，与公众对事实源头的追究形成了呼应。

然而，联结公众作为“建设性”的实践方法，在实际运用中也会面临风险和争议。要真正实现新闻的“建设性”目标，媒体要帮助受众以公民为身份，以理性为基础，共同为公共事业而行动。

4. 面向未来：积极的新闻取向

西方“建设性新闻”在时间性上体现出的“面向未来”在我国疫情期间的一些新闻传播中同样有所表现。如新冠肺炎初期，《管轶：这次我害怕了》一文虽引起争议，但其中财新记者对管轶的采访提问如“如何研判接下来疫情走势”以及“作为个体，现在可以做什么，应该如何做”等，都有关注事件未来走势及问题解决方案的特点。面向未来的新闻取向在传统的新闻五要素上增加“那么现在或是下一步做什么？”的问题，并提出具体可实施的方案。

新闻“面向未来”的取向不仅体现于聚焦“现在该怎么办”“下一步要做什么”，还在于对问题关注的持续性与连贯性，以及新闻报道的多角度和全方位，能够带给公众的全局观和前瞻性。因此，先报客观事实，随后再跟进事实发展、全面呈现事实、进行深度分析、提供可能的解决方案等等，全景式与过程式报道本身就是作为方法的“建设性”。

三、结 语

马特·卡尔森（Carlson Matt）认为，新闻业作为嵌入复杂社会环境中的多种文化实践，并不是要指向的坚实、稳定的事物，而是根据上下文不同而不断变化的含义。西方“建设性新闻”在我国的“再语境化”过程中，在目标层面不可能超越社会制度和国家利益与西方完全一致；在方法层面，也必然是在本土的媒介规制与新闻传统的制约下，做出各种努力和尝试。

作者简介：蔡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应用新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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