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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打麻将被殴:权力幻觉将人性拽回到哪个年代

将爷 人格志 2021-02-04

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鲁迅《华盖集 ·这个与那个》

中国人并不缺乏智慧,也不缺乏耐心、务实、快乐,这些方面他们都是杰出的,他们缺乏的是人格和良心。

             ——亚瑟·史密斯《中国人的性格》



文丨将爷 


大家好,今天还是想和大家说说湖北一家三口之家打麻将被举报群殴的事。

就是上面这个视频, 我看了好几次,越看越心凉。

一家人呆在屋中,围桌搓个麻将,幸福满满的,其乐融融的。这样生活消遣排解,于人于己,没有任何伤害。

问题是,“红袖章”,他不干。冲上来,拿起麻将就摔。

遭到桌上小伙反抗后。结果,这群“红袖章”群起围猎,再围殴。

他们用暴力成功控制了这家人。

这种暴力做派,也在成功控制着更多人。

他们,其实也是精神被控制者。

看完这个视频,有人对“红袖章”义愤填膺,有人为“红袖章”点赞叫好。

这就是真实而复杂的中国。

有人说,一些人在开始自我膨胀了。

这里意犹未尽的指向,懂的人,自然也都是懂的。

历史悲剧不能重演。

当批评向上的指尖轻易就被掐断,有时候,也可以把视角往下面探照。

有什么样的基础,就有怎样的建筑。

“红袖章”,让我想说说国民性这个话题。

关于中国人的国民性,题记里的鲁迅先生,还有亚瑟.史密斯这位西方传教师,剖解是入骨见血的。

普通人说国民性,很容易被涓滴口水汇成的巨流冲击到不知名的暗角。

只是,疫情下人性动物凶猛,已经被拽回到哪个年代了呢? 

0 1

  比"夫妻在家看黄碟被抓"还让人屈辱


一家三口之家打麻将被砸打扇耳光的事,让我想到发生于2002年8月18日的延安“夫妻在家看黄碟”事件。


在我看来,湖北一家三口打麻将被打的事,比夫妻在家看黄碟被抓还让人屈辱,还窝心。

这样的人格伤害和尊严屈辱,令人悲愤和绝望。

不妨先简单回顾”夫妻在家看黄碟“事件:

1、新婚20天的张某夫妇在自己卧室看黄碟,被群众举报。
2、警察到张某房中检查,遭遇不配合,发生争斗。张某被抓,家中被翻,光碟连同电视机、影碟机被带走。
3、张某被刑拘,在看守所度过15个昼夜,身心遭遇严重伤害。
4、离开看守所1个月后,张某终于解除其取保候审,未被以“妨害公务罪”送上法庭。
5、整个过程中,全国媒体纷纷介入报道和监督评论。

“夫妻在家看黄碟被抓”事件发生后,经过舆论介入,成功固化一些观念:

1、不能以是否看黄碟考量广大人民群众的道德水准。
2、“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成为一种判断常识。
3、人们对警察这个公共权力的符号,有了更多认知,监督权力使用的正当性,追求“免于恐惧的自由”成为共识。
4、公共事件舆论不能缺席,不论是对真相的追踪,还是对性质的判断,以及意义的探究,用好舆论监督对社会运转有着良性作用。

一转眼,时间就过去18年了,没有夫妻在卧室里看黄碟会被抓了。

然而,一家人在家中打麻将却被殴被砸。

而且,肇事者不是公权力,是经过让渡而来的权力。

“红袖章”,就是他们眼中的权力象征符号。

面对网友愤怒质疑,他们不只是一脸无辜,而且觉得浑身上下都充满正义。

权力是最好的春药,他们确实早就自以为是地膨胀着。

防疫是一面镜子,被他们用作了保护伞。

监督这样的“二权力”,与这样的违规违法行为博弈,甚至要远难于对待公权力。

这就是国民性难题,因为他们集体无意识,他们不讲理,他们身上带有某些年代植入的暴力因子。

这一些,在疫情语境下,如同病毒一般在他们身上迅速裂变。

没有谁能想到,在下一刻,谁会被这样的“互害性力量”给击中,击伤,击倒。 

0 2

  不讲理不讲法是一种国民性底色


“小伙打麻将被扇”,是过激房防控的一个缩影。

对待疫情防控,绝不能“一刀切”,国家到地方都有明确态度。

“(一人确诊)不应该把全小区居民都作为密切接触者”,2月16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出了这样的声音。

有报纸这样说:
部分社区不分青红皂白、无故限制和拒绝必要的人员进出,地方在高速路口设卡拦截、“一刀切”地扩大执行实质性的限外措施,已经严重影响到居民的正常工作和生活,影响到企业的复工复产
回顾这样日子,很多教条化、野蛮化的过激防控行为,在频繁发生。
未戴口罩在小区无人道路跑步,被拦截、阻挠和训斥。
一线医护人员回家,被小区管理者排斥、敌视、阻拦
返程人员在家和远方之间,陷入到来源地的纠缠中,找不到可以落脚之处。
那些在高速公路漂流记,写满了被同类拒绝的忧伤。
所有的治理,都需要基础。这样的国民性基础,是谁的幸运,又是谁的不幸?

一个社会的基础底线是,讲理,讲法。

不能过激防控的理由很多:

钟南山说:在家中和人流不密集的地方不需要戴口罩。
戴口罩的科学方法论,从央视新闻到社区传单,从中疾控到社区卫生单位,都做过无数次普及。

不讲理的第一连体儿,是不讲科学,不懂科学,不学科学。

打麻将被扇的小伙反问,“一家人能不能一起吃饭?

对“红袖章”来说,这句常识又尖锐的质疑,本是一记最有力量的耳光。

只不过,你永远也扇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装睡,是因为他们沉醉于权力春药制造的美好幻觉中。

于是,情理、学理全然不顾。

不讲理的第二连体儿,是不讲法治,不懂法治,不愿法治。

被时评家们十几年前就写烂掉的那句“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对他们来说,只能是耳旁风,是毛毛雨,如果有机会,他们都想当自己的国王。

对他们搬出一堆物公法、隐私权法,就如同是百年前给阿Q在面对什么是革命。

革命就是:打王胡一顿,睡吴妈一晚,那才是真爽。一直打,一直睡,就一直爽。

这就是欲望,是国民性中最不忍直视的那部分。

“当灵魂失去庙宇,雨水就会滴在心上”,里尔克这字,对照这样的人性,是不用任何注解的。

于是,法治,对他们就是一种笑话。 

0 3

  谁的赋权能让他们将人性拽到低谷


围殴一家三口打麻将中小伙的“红袖章”,也让我想到2012年钓鱼岛事件中,抵制日货打砸日本汽车的那些人。

同胞用血汗钱购买的日系车,成了他们释放愤怒与快感的工具。

鲁迅先生早就这样说过:
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

这样的国民性,其实一直存在。只不过,很少有人敢于触碰,以锐利的力量去刺破。

现在,这一场疫情,又将国民性拽回到哪个年代?

答案在风中飘扬!!!!

都说现在是一个互联网时代。那边,这里就说一个相关的热词——赋权。

“红袖章”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

有人肯定会说,还是公权力让渡的。

也有人会说,赋权必须要经过相应的制度程序,这些人其实没有。

这些才是问题最本质最核心的关键。

也就是说,这是未经程序正义赋权的虚假权力。

然后,这样的权力却可以公然在这片土地上大行其道。为什么?

这正是面对国民性问题时绕不开的困境。

钱杏邨早在1928年3月就写过那篇著名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可是,有人还说我们现在还处在未曾死去的阿Q时代。

越是在艰难的时候,越要警惕普通人上演的“庸常的恶”。

如果,连睡在自己的家中都不能获得一片安宁,连走在大街上都能失去安宁,我们就不知道,哪里才会是真实的生活空间了。

疫情中一些人遭遇的人格尊严侮辱,经历的权利遭遇践踏的尴尬,绝不是以“特殊时候”四个字,就能轻易消解的。

所有的越界与违法,最终还是要到文明与法治的语境下,来进行制度求解。

疫情终将过去,冷漠、麻木、卑怯、自私、狭隘、保守、愚昧、粗暴、野蛮都能够随病毒一起消失吗?

对国民性的沉默,有时也是怯弱;对国民性背后的问题不作反思,我们也永远不可能转身成为合格的现代公民。

必须要警惕,对权力过度迷恋形成的幻觉,正在把人性拖向更加沉沦的低谷。

愿在下一个场景中,我们都不会成为被“红袖章”群殴的小伙!

因为,他,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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