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教授看武义(七）】脱贫是共同富裕的起点一一记武义脱贫引路人董春法
编者按：
作为浙江省山区26县之一的武义，如何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中，奋力交出时代答卷？乡村振兴是难点，也是关键点。围绕乡村产业、文旅融合、古村落保护等课题，国家发改委区域规划咨询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上海发展研究所所长朱荣林教授，沉浸式体验武义，他的系列调研文章，远见卓识，高屋建瓴。
图一，奔波于武义深山密林的“下山脱贫”领路人董春法
唐代大诗人刘禹锡有“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句，寓意事物演化的新旧交替规律不可抗拒，正如“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只要秉执信念，百折不挠，美好的未来非有志者莫属。
政府执政目标的价值指向，主要应是满足绝大多数民众的“雪中送炭”之需，而非少数人“锦上添花”之望。因此，联合国衡量一个国家人民的整体生活水平，主要不是观察其高收入者，而是着眼最低收入群体。这也符合我国全面奔向小康社会要实现的根本目标，更应是社会和谐的重要评价指标。贫困，是指一部分群体因社会、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等原因被置身于主流社会之外而弱化了其生存能力。按成因因素分析，本质上贫困者主要并非缺少帮困资金，而是缺失生存环境。脱贫的意义便在于确保贫困者回归主流社会，进而启动贫困者内在的生存能力。基此分析，传统的财政扶贫只是治标的“过程管理”，产业脱贫才是治本的“目标管理”。离开了脱贫，共同富裕将偏离其价值取向。
图二，作者(右一)与武义县脱贫致富引路“达人 ”董春法同志(左一)探讨农民下山之途，（中）坐者为上海第一财经频道主持人李奉芩同志。
“八山半水分半田”的浙江武义，多山少水，山高岭峻，海拔800米至1560米的高山就有101座。1993年７月，董春法从武义县土管局局长调任县扶贫办主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连续3个月上山调研。“修一条路不如搬一个村。”董春法调研时发现，海拔917米的紫溪村有几户山民自发搬迁下山后快速脱贫致了富，这给了他很大启发，并最终形成了“搬迁下山、易地致富”的思路。
1993年之前，武义全县有８万人居住在高山、深山和石山区，其中４万人生存环境特别恶劣。当时政府做了大量尝试和努力，从送钱送物，到修桥修路等，但都只能暂解燃眉之急，难以改变贫困面貌。董春法回忆道：“海拔1041米山上的俞源乡九龙山村，当时全村11年没人娶过亲，8年没有人生过小孩，人均纯收入仅380元。”
图三，浙江广电《百名记者进武义》活动采访董春法(右二)
浙江武义县“下山脱贫”的真正意义在于通过改变生存环境，实施产业脱贫，改变村民身份，提高生存能力，其产生的积极意义，既惠及村民，又恩泽生态，还为全国山区脱贫走出了路子。这一创举具有稳定性、持续性和可复制性，得到了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推广。至目前为止，武义经验已惠及全国一千万大山里的贫困者下山致富。
《道德经》有言：“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历史证明，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都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任何一位历史人物的出现都始于鲜为人识的举动，时任武义县扶贫办主任董春法便是如是。
早在20世纪末，武义还是浙江全省8个贫困县和26个欠发达地区之一。上世纪90年代的武义，8万多贫困人口居住在高山、深山和石山区，令董春法寢食难安。时年经过走遍群众的探询，董春法总结出了高山、深山区贫困农民出门、上学、婚姻、就医、用水用电、改变环境、发展经济等七大难题。他据以往经验所知，仅凭传统的帮扶形式已无法满足群众脱贫的客观需要，可谓治标而不能治本。
据说，董春法平日随身带着“三件宝”进山实地查访：
第一件是多功能手表。它除了显示时间，还能测定方位、气压、温度和气象；
笫二件是武义地图册。它详细标记了山上所需要搬迁的村、特困村的布点，以及有多少户没有通电、有什么特产等；
第三件就是手电筒。有时老董返程时，天已摸黑，它便用于照明探路。这些年来，老董胸怀脱贫之志和一心为民谋福利的抱负，手持这三宝走遍了全县７００多个地处深林高山的自然村。
我为董春法感叹之余，想起了清末大家梁启超之叹“国家之主人为谁？即一国之民是也。”这才是当代公务员执政理念的底线思维，理应成为各级人民政府行政为民的“三观”。
图四，武义昔日山上居民刀耕火种的遗存
董春法的坚定抱负佐证了我对治国理政目标的价值判断。我认为，影响一个国家发展的主要障碍有二：一是人口的贫困，方向是共同富裕。二是生态的恶化，方向是可持续发展。
1993年正值我国经济层面反思“大干快上”负面效应的第一年，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思维初露端倪。时年初秋，我应邀赴美国总统克林顿毕业的母系一一乔治顿大学公共政策系之邀，前往讲学。
在这座曾造就过我国外交部精英(如王毅部长等)的公共政策系的讲台上，我就被置身于主流社会之外的贫困之內涵作了如下表述：“作为社会的人，除了有生存权之外，还有接收良好教育、拥有文化科学知识、参与社会政治活动、行使民主权利、享受良好生态环境、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获得民族以及个人平等的权益等权利。” 我的观点当场引起听讲教授和亚洲裔研究生们的普遍响应。时年，在场的有我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一秘周培年同志，他是我国时年声望卓著的大学者周培元先生之子。
讲课时我表示，贫困与否，以及贫困的程度是一个多目标管理的系统视角，必须从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生态学、伦理学，甚至是美学等多学科的价值评估加以权衡。由此可见，从人的全面需要出发去实现脱贫目标，仅靠现有“扶贫办”单一的扶贫资金手段，显然是难以奏效的。因为，脱贫实际上是一个有涉脱贫环境重塑的命题，而非取决于每年财政拨款的有限扶贫资金的多寡。扶贫帮困只能解决村民一时的温饱，脱贫才能在永久解决温饱前提下，使村民既有需要和又有能力去追求主流社会所赋于的物质生活、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因此，无论是过去的扶贫，还是今天的脱贫，其需求主体是处于贫困之中的人，而他们的真实需求，才是政府决策的唯一依据。
从武义县九龙山提供的经验中令我想到了导师马克思，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书中告诫过人类：“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这一系列社会关系折射的是制度安排，即制约劳动关系的劳动制度，制约分配关系的分配制度，制约交换关系的交换制度等。而这一系列制度红利的挖掘，是我国工业化进程中政府合法性地位的集中体现。武义政府为山民“下山脱贫”设计的政策条件和创造的物质条件，本质上是一种脱贫环境的重建，归根结底是一种与制度安排相联系的机制创新，它既符合导师马克思的理论依据，又符合历年来中央关于乡村振兴和民生改善的重要精神。
图五，武义下山山民的新居小区
人类社会除贫困之外，面临的第二大难题是生态环境的恶化趋势。全球生态环境容量的被挤压，主要集中体现在不合理配置自然资源导致的生态失衡之上，“三废”的泛滥导致气候变暖和臭氧层破坏，资源的非持续利用导致资源的严重短缺。这种趋势起源于人类需求的无序性与地球资源有限性之间的背离和冲突，其态势的后果有二：一是地球资源的负债性透支，二是人类生存环境的不可逆转的恶化。在此后果面前，无论于成功者，还是失落者都无法改变其对未来世界走势的最终恐惧。为此，联合国环境署在世界环境日上向人类无奈地发出过“不要让地球变成不堪忍受的环境”和“气候变化需要全球合作”的呼声。对于职能配置体系与权力配置体系严重背离的“联而不合”之联合国而言，其苍白的呼号，与其说是警告，不如说是一种哀诉。
绿水青山能否成为“金山银山”，前置条件是水要绿，山要青。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人若负青山，青山定会负人。因此，以白云为帐，青山为床的生活，必定会以践踏生态，毁林损山为高昂的生态代价。从此意义评说，下山之举有两得：一是脱贫致富，二是还原生态，二者呈手心手背之势。我国之所以呈现“东富西贫”的二元财富结构，源自于”西高原、东平原“的地貌结构特征。规律显示：山上多贫，山下多富。换言之，“靠山吃山”的俗语正是对既毁林又致贫格局形成机理的解读。
武义经验价值的普惠性，似乎在为我的学术知友、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原局长曲格平先生讲话的注解。这位时任全国环境保护职能的最高主管，在1992年4月22日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曾不无忧虑地指出：中国自然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最突出的问题是森林覆盖率低。” (见曲格平：《中国的环境与发展》)
森林覆盖面的低下，除原始因素之外，与我国现行森林保护机制的落后不无关系，其中默许山上村民散居，保留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习性，是其败策之一。因此，武义县九龙山村民“下山脱贫”的创举之所以令我震憾，又令我振奋，就在于它让我看到了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未来。董春法作为的背后，是武义政府的职能和力量，否则其个人作用系数极其有限。但在董春法的力谏之下，武义县政府及时发布了《武义县高山、深山农民居住迁移试行办法》，在新村规划、建设用地、基础设施建设、接受安置、资金补助等方面制定了系列而又明确无误的优惠政策。该办法作为浙江省第一个旨在专门鼓励引导农民下山脱贫的地方性政策文件，其覆盖面远非惠及本县本省，更是走向全国，甚至是全球不发达地区的亿万山区村民。
图六，董春法同志(中)在苦口婆心地做山民下山工作
董春法的成功实践证明，下山脱贫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涉及迁出地搬迁动员和迁入地的接纳，以及在建房、土地、户籍、教育、致富等方面的系列问题。董春法一头扎进下山脱贫事业后，便身陷千头万绪之中。但正是武义经验的“下山脱贫”这简单的四个大字，既告诫了世人下山之难，又明示世人下山脱贫是“自古华山一条路”。进而为我国全面小康之路上需要解决的脱贫与生态两大难题的“目标管理”，找到了完全与之有效对应的“过程管理”。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培根说过：“人生如同道路。最近的捷径通常是最坏的路。”我想，脱贫之路何尝不是如此！
知恩图报是国人传统美德。2003年8月，当地下山脱贫农民得知董春法要退休消息之后，18个下山脱贫村自发联名向武义县委县政府写信挽留，不希望他退休，以求完成未竞事业。最终，县委县府专题讨论后恪守承诺，兼顾两全地既让董春法办理退休手续，又回聘留任履职。
广大武义下山居民之所以有此情结，是因为他们永远无法忘记：20余年来，武义县山民在董春法的带领下，持续为下山脱贫发力，累计搬迁415个自然村，有1.67万户的5.06万贫困人口通过搬迁下山易地发展走上了致富路。凡到访过老董家的，无不被50多根拐杖和30多块牌匾所吸引。这都是下山脱贫村民为表达感恩之情送给董春法的，董春法从不收受群众任何谢礼，却收了50多根拐杖并将之视为家珍，在他看来，这些都是有钱买不到的百姓一片真情。老董说：“如果一个人当官时与不当官后，在百姓心中一个样，那你这个官就端正了。”
图七，董春法珍藏的脱贫民众赠送的上山下山之用的“交通工具”纪念品
武义的“家底”是全域性的生态氧吧
武义的目标是全民的共同富裕
这两件举足轻重的大事要靠全县上下代举接力，董春法不仅毕生身体力行，而且功到有成，且为社会所公认。其可贵的心路历程，彰显的是一种武义使命，武义责任，武义精神，武义品质。这是一笔不属于个人财产的共同财富，理应在武义代际传承，家喻户晓。
简约出经典，疏狂收神韵。董春法为人豪爽，说一不二，言出行随，处事简约，繁事简办。他的使命践行路径是“下山”，事业目标的宗旨为“致富”。董春法想过的事，遇过的人，立下的誓，走过的路，这一切构成了他命世之才的人生格局。这种格局，潜藏着时代正在呼唤公务员的人格底线：一是如何对待地位比他低下的人，二是在没人知道的情况下干了些什么？它印证了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伏尔泰对人格美的判断：“外表的美只能取悦于人的眼睛，而内在的美却能感染人的灵魂。”此文的撰写，正是我接受这种感染的结果。三年后在武义田庐文创园，与发趋掀顶的董老重逢时，我不禁触景生怀：成熟，不是发际线在后退，而是人生在前进。
图八，作者(左)与董春法同志重逢后的依依惜別
国家发改委区域规划咨询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上海发展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导，嘉兴发展规划院名誉院长，北京诚蒂设计院首席研究员，米科军旅园顾问。
作者：朱荣林
编辑：雷蓉蓉
二审：周礼芳
三审：许军 吴景阳
终审：朱跃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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