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她和父亲还有家里人大吵了一架。下午，她牵着我的手，在村子里转了一圈，晚上又因为某些原因和父亲吵了起来。然后我睡着了，哥哥姐姐也睡着了。父亲坐在炕头，她坐在堂屋大桌子前的地上，吃下了用来毒耗子的老鼠药，走了。”当时大概凌晨五点，他被姐姐叫醒，摸黑到了医院。再有记忆已经到了中午。“母亲躺在堂屋两张长板凳支起来的简易床上，用一张大白布隔开外面的世界，脸上也遮着白布。我没看到她最后的样子，几年之后甚至想不起她的脸，我只知道她是我妈，仅此而已。”妈妈死后第三天出殡。“年幼的我十分可笑，甚至不知道人死了是什么意思”。周围的人都在哭，他忙着用葬礼上招待客人的纸烟盒叠元宝，因为“这东西平时很少，想要都得到处去捡，现在却都在我家院子里。”他“甚至觉得人死了是赚的”，因为邻居们来的时候，都会带两把挂面，“这是几个月见不到一次的美食”。埋完母亲，父亲拉着他跪在了从坟地回家的必经之路上，过一个人磕一个头。“我们没钱招待来帮忙的邻居吃一顿饭，所以别人送来的挂面都被用来抵债或者还礼了。我终究是没能吃上朝思暮想的她用命换来的那堆挂面。“那时，他们家住在甘肃，和姥爷家只隔了一条河。房子是姥爷帮忙盖的，大概30平方米。家里有三间屋子：一间堂屋、一间厨房、还有一间大通铺。他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一家五口睡在一起，“我们那边住炕”。小时候，他对甘肃的印象就是“吃不完的洋芋”。家里偶尔吃米饭，能高兴很久。有一次，爸爸从外地打工回来，带了一包花生，他吃撑了，“差点死的那种”。母亲去世第二年暑假，爸爸带兄妹三人回河南老家探亲。他猜测，那是父亲“对甘肃彻底失望后，对河南的一次试探”。爸爸有四个兄弟，在老家排行老三。大伯家生了两个男孩，二伯生了三个男孩，四叔没结婚，他们回河南就是住在四叔家里。小叔生了三个女儿，最近又生了个儿子。“一家人穷的到处都是事”。河南之行不欢而散，因为“两边比着穷”，也因为哥哥受了委屈。哥哥逗邻居家的小鸡玩，不知道怎么着，小鸡死了。人家找过来，不由分说把他打了一顿。哥哥因此想回甘肃，“这最终为将来的各据一方埋下伏笔”。回到甘肃，爸爸被娘家人不待见，“她们把母亲自杀的原因推到父亲身上”。再加上穷，而且“那里算一个伤心地“。忍受了两年，父亲还是带着他和姐姐回了河南。哥哥留在甘肃，由几个姨妈照顾，“从此家和远方互相置换”。他依旧记得，凌晨走的时候，父亲让他朝家里磕了几个头。后来他听说，那天姥爷无声哭了好久，几天没吃饭。他在河南成绩很好，“每年稳定四张奖状到手，同时伴随着几个本子和一两只笔”。与此同时，姐姐辍学了。姐姐本该上初一，那年忽然多了一个六年级。她不愿意浪费时间。“其实直接去初中人家也收的，不过家里人都不懂，所以她辍学了”。“大概13岁那年”，姐姐跟着堂哥去广东打工，从此兄妹三人天各一方。中间，父亲带他回甘肃过了一次年。他上小学才到河南，所以“在河南受到排挤和白眼”。等回到甘肃，他发现和甘肃的朋友也陌生了。自己不算河南人，也不算甘肃人，不知道到底算什么。那年过年，他没什么印象，唯一记忆深刻的是姥爷带他去了朋友家的喜宴。“那天下大雪，地上滑溜溜的，玩的很开心”。他在商丘念到高中毕业，高考考了400多分，“这个成绩在河南很尴尬，往上一点是二本，往下一点是大专”。招生办给他打电话，让他去看一所学校，那所学校是河南化工，学费要3000元，再加上其他零碎的下来，最少需要5000块钱。但他知道家里拿不出这笔钱，所以跟爸爸说的时候，“摆出一副上不上无所谓的样子”。爸爸打电话，问甘肃那边借钱。他不知道具体说了什么，但电话的最后，“我姥没做声”。他说：“可能有点臆测，但大致就这样。”上不了大学，爸爸问他想干吗。他说第一想当兵，第二想去学开挖掘机。想当兵是因为受到《士兵突击》的影响，再加上他从小就有点“驰骋沙场、指挥千军万马的梦”。想开挖掘机是因为“大概蓝翔的广告确实拍的好”。他爸同意他去当兵，但离征兵还有几个月，他有一个同学在苏州，他决定去苏州打工。其实，从初一开始，他每年暑假都会打工。初中他在商丘的一家洗浴中心做服务生。到了初三，姐姐和一个四川小伙结婚了。两人婚后去了上海，姐夫学了修车，现在两人经营着一家汽修店。所以高中每年暑假他都去上海，在一家电镀厂干活。他高中的大部分学费和生活费都是自理的。但每年暑假归来，赚的钱只够交学费，为了减轻父亲的压力，生活费主要靠借钱。到高中毕业时，他已经欠了4、5千的外债。就这样，他去了苏州。他在苏州的金鸡湖景区找到了一份保安工作，没有编制，属于临时工，工资每天110元，管中午下午两顿饭。在最热的7、8月，他和十几个人猫在一间宿舍里。“没有空调、风扇。马桶被来之前的人折腾的堵住了。屋子里靠近门口的地方堆了一大堆垃圾，大概两三立方米”。在金鸡湖干了两个月，该回家报名当兵了，正好他姐怀孕，想回家待一段时间。父亲让他去上海接她。接完姐姐，他比原定回家的日期晚了一个礼拜。到家后，征兵日期已经过了两天。“因为是网上报名，我爸一个农民也不懂，也没人跟他说，就这样错过了”。他想着明年再报。当时有个同学在昆山打工，他就去了昆山。一年后，他又回到老家报名当兵。这次报上了，也考了，但没通过。当晚，亲戚们一起吃饭，有人说起此事，最终演变成一场口角。具体的原因忘了，“大概就是，亲戚们这个过来说两句，那个说来说两句，看似是一群人在抚平伤口，实际上是埋怨或者没用的话”。他忍不住和他们顶嘴，大吵一架。饭后，爸爸用棍子打他，除了脑袋，身上都打了一遍。他在家一瘸一拐地休息了几天。这期间，“有那么一两个出息的亲戚，动了他们的贵口，打听了一下，发现他被同乡的一个小孩顶了，花了两万块钱左右。当然你要让我证明我也证明不了”。他在家里缓了两个月，又去了昆山。临走前，爸爸给了他300块钱。到了昆山，他在一家包装厂找到工作。“加班比较多，每天13个小时，一个月4千多块钱，不到5千。”干到年底，他要回家过年。他去售票处，票卖光了。他蹲在售票窗口底下，用“铁路主营的app搜，搜出来一张”。他问售票员说：“这上面为啥有票？”于是，人家卖给他一张站票。在家过完年，想回昆山的票也不好买，他跟领导说晚几天回来，领导批准了。然而等他晚几天回到了工厂，“收到的却是一张冷冰冰的辞职单”。他回昆山的时候是正月15左右，缺人的厂已经提前招好了。虽然“当时完全没有混日子的想法，到处找中介，想当正式工，但后来就越拖越远”。他“慢慢学会了钻网吧，变成网吧大神”。只要没工作，他就去网吧。他上网只玩《英雄联盟》，因为别的游戏“不充钱就得不到乐趣”。有时候，他在网吧玩累了，或者游戏里心态被人打崩，不想玩游戏也不想回出租屋，就在那里坐着听歌发呆。如果不玩游戏，他就回出租屋睡觉，玩手机打发时间。因为长期在黑网吧上网，他认识了一个网管。后来黑网吧被取缔，网管没地方睡觉，两人因此合租。两年来，他们一直住在一间10来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夏天热得跟桑拿屋一样”。里面摆了一张双人床，睡觉的时候，一人一个被窝。在网吧呆了一个月，他再想进大厂，找稳定点的工作，已经做不到了，“因为没钱”。进大厂都需要通过中介，中介会在委托人和人力之间两头抽成。找工作要交中介费，就算有了工作，有些厂还要押一个月工资。“如果你运气好，上一个月就会发工资，如果运气不好两个月才发，而这两个月之内，你怎么活下去呢？”2017年至今，他一直都在干临时工。他呆过的地方有：塑胶厂、电镀厂、包装厂、CNC（操作机台）。目前，他在一家生产电动车配件的厂里工作，主要负责“原材料进来之后，我操作机器给它弄成一定的形状”。他没有朋友，“室友勉强算一个”，他室友30多岁，连电话都没有。除了父亲，钟生也不跟任何家里人来往。刚来昆山时，因为没有工作，他问姐姐借过几千块钱，至今未还。所以他“没脸和姐姐联络”。如果他爸给他打电话，他也是“想接才接”。因为每次打电话，家里都要问：“‘你这两年做什么了？怎么弄成这样的？’再加上家里还催婚，我今年都26了，年龄也不小了。”但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他问爸爸要过1000块钱，因为那时候没有工厂开工，“活不下去了”。爸爸今年“50多岁”，在老家一家砖窑里打工，偶尔会去外地，也是在工地，“干的都是体力活”。就这样，到了2017年的10月，有一个以前商丘的老同学，喊他去北京干活。他同学是装修小工，记名在一个公司下面。同学跟他说：“跟着别人干装修，活多的做不完。”于是，他连续在一个中介那做了7、8天，攒了几百块钱，花100多买了一张去北京的车票。坐的是火车不是高铁，他“从小到大没坐过高铁，那是一种奢望”。当时正好北京开会，查的严。“上火车之前，过了好几个岗”。他出发的时候带了3瓶水，到车上已经喝了一瓶半。到了北京，“路上都是人”。同学给他发了一张通行图，让他自己找过来。他说那个图非常复杂，“又要公交又要地铁，幸亏我读过书，不然都找不到”。到了以后，他们一起干了3个月。一单活“快的几天，慢的十几天”。因为刚过去没多久，他干的都是帮人家”搬配料、抗沙子、搞辅料“之类的。但有的时候，活太多忙不开，他就负责把线路铺好。因为他“高中学到一点类似的知识，结合实际，干两次就熟了”。渐渐的，他说自己“水电方面，除了接电表做不了剩下都能做。”干到快过年了，没钱了也没活了。“那段时间北京不让动工，或者说活少了”。他跟同学说：“与其这样不如让我回家吧。”于是同学去找老板，要了1000块钱，他分了600，花200多买了一张火车票。但是他没有回家，而是去了洛阳，因为那里有他的初恋。他和初恋是高一的同班同学。刚认识时，他觉得她“挺好看的”，所以想尽办法和她一起玩。当时的他“就像一只蜜蜂，在她身边嗡嗡嗡地钻来钻去”。班里有很多人看出他想追她，但他“碍于青春期的面子”，没有挑明。直到那天，他们俩因为别人的一些事，“吵了一场不该吵的架”，他两天没理她，然后下定决心，“跟她分手”。他认为，虽然两人没有开始，至少应该有个告别。她的回复出乎预料，她说：“我愿意跟你试一段时间。”原来那天吵完架，她跟闺蜜打赌：如果3天内钟生回来找她，她就跟他试试。如果没回来，就当这个赌注不存在。他们在一起三年，直到高中毕业前夕分手。原因是“高中总有那么多忙不完的作业，偶尔还要和男生们混在一起。于是感情缺乏经营了”。分手是她提出的，就像开始时那样，只发了一条短信。分手后，他不以为意，“就跟我妈突然没了那种感觉一样，以为身边缺了一个人没啥大不了的。但是到了后面，回过头来，才发现那个人确实从你的世界走出去了。”这几年，两人一直没有联系，直到他在北京做装修的那个夜晚。或许，那天下工后，钟生在某个空旷的窗台上孤单地望着三里屯，“当时忽然脑袋里产生了（想见她）这个想法，跟她说了一句，就过去了”。爱情的冲动，驱使他连夜定了车票，站了六个小时去洛阳找她。第二天，他们在洛阳的大街上手牵手走了很久，也聊了很多。他对她说：“如果你愿意，我希望能娶你，我能给出的最好条件是在市区一套房。”他觉得装修来钱快，努努力吃吃苦还是可以的。他在洛阳呆了两天，然后回家了。他们从此再也没有任何联系。他从洛阳回到商丘。等过完年，又想回北京接着干装修，但他的同学“早早去了北京”。他打电话问那边的情况，同学一直让他等。他就在家等到3月，实在等不下去了，又打电话问，那边说：“没活了，不用过去。”3个月后，又活不下去了，他问北京那个同学借了1000块钱，至今未还。借钱的时候是6、7月份，他本来打算临时工上一段时间还上，结果暑假工饱和，岗位供不应求，上不了了。现在，他的同学已经从北京回到商丘，“自己开了一个小装修”。其实他也想开自己的店。他想开一家主打甘肃风味的小吃店。在他的规划里，这家店应该开在商丘，大学附近，他认为这需要花费20万元。然而，他从没做过任何生意，也没有过把东西卖给别人的经历。我就他的小吃店询问了很久——事后，他认为我在反驳——他有好几次不耐烦，抬高音量。最后我问他：”你有没有想过开店失败了怎么办？“他生气了，突然大叫了一声。于是，我们谁都没说话。在钟生小的时候，妈妈还活着的时候，他们家养过小鸭子，也养过猪。以前，他们那个地方盛产药材。在2015年左右，“药材价格好像出现了波动，导致许多人暴富”。他们家住在村口，经常看到有人赶集，挑着药材卖，妈妈总会问一下价格，如果合适就买下来，再自己转手卖出，“一斤赚个几分钱或者几毛钱”。他爸爸则在当地务农，有三四亩山田，每年种植青稞和土豆。这就是以前的生活，不富裕，但也苦中有乐。"妈妈还在的时候，（爸爸）不舍得出去，也有可能是照顾这个家"。在学校，母亲的去世打碎了他仅剩的属于一个完整家庭的孩子的尊严，在家里，又为本就贫穷的家庭雪上加霜。因为种地的收入无法供养三个子女，爸爸把地交给姥爷，自己去新疆和内蒙打工捡棉花。为了上学，他每年都要申请两免一补，但申请人需要当着全班乃至全校同学的面，把自己的亲身经历、把自己的伤口撕开给大家看。同学们知道了他的情况，就会悄悄聚在一旁，指着他说这娃没妈。还有人造谣，说：“这娃没妈，他爸进监狱。”他告诉过老师，但最严厉的处置方式，就是把他们叫到办公室，训一顿。“可是他们怎么辩解？他们说我没说，这不是我说的。我能把脑子剖开给他们放段录像吗？老师也就是让他们认个错，糊弄几句，就过去了”。因为周围人的闲言碎语，他哥曾经把一个邻居家的孩子打的不轻。然后人家堵到家里，“砸门，骂街，提着刀。几乎把我哥逼死”。爸爸常年在外打工，他和哥哥姐姐一直住在姥姥家，几个姨妈也会帮着带孩子。多年以来，他始终不清楚母亲自杀的原因。“毕竟妈没了这个话题，不是很好。但别人不说自己也会在意收集”。有时候，姥姥她们会不经意地谈起，“大概就是因为穷，或者妈妈觉得委屈”。钟生和哥哥姐姐都跟妈妈姓，因为他爸是个倒插门。“我爸是一个挺中庸的、地道的农民”，在甘肃没有什么话语权。娘家人把母亲自杀的原因都推到父亲身上。今年过年，他爸回了一趟甘肃，然后告诉他：“到死都不会回去了。”在他看来，这件事两边都有责任，一味推给父亲很不公平。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也怨恨起父亲。他恨父亲“窝囊”。上初二时，姥爷死了。姥爷育有5个女儿，妈妈是老大。姥爷去世后，家里的财权逐渐归二姨掌管。二姨家里没有男孩，“我们家却有两个男丁”，但是”父亲没有为我们家争取到任何资源“。然而，他并不知道二姨究竟从去世的姥爷身上得到了什么，只知道二姨家很富有，而他凭直觉认为这很不公：”按说两个子女家庭应该大差不差吧。但是我们家住的房子是那种样子，她们家住的是二层楼，在我们镇上也是有数的富户。“他因此又怨恨二姨，也怨恨姥姥一家。他怨恨她们有钱、怨恨她们把妈妈去世的责任全推到爸爸身上、怨恨在他需要钱上大学的时候她们无动于衷。他恨她们，在每一个深感命运不公的夜晚。可是他很矛盾，“不恨的话感觉对不起自己，恨着恨着又恨不起来。”那是因为他也爱他们，在每一个后悔自甘堕落的白天。在他们家，他是学历最高的一个。他的爸爸读到小学三年级。他的哥哥在初三辍学。当时，有一种电脑学校非常缺人，“一张通知书打到我们家，问我哥愿不愿意去学电脑操作。我们家没钱，搁置了”。哥哥问爸爸能不能不上，爸爸同意了。哥哥辍学后，读到5年级本应上初中的姐姐多了一个六年级，也是因为穷，接受不了。姐姐跟爸爸说：“我不上了。”爸爸想了3天，同意了。等他冒出这个念头的时候，他就不能不上。因为“甘肃河南都把希望压在我身上，灌输了好多要努力的理由。他们总是说，你是这个家的希望，这个家怎么怎么样……给我一副特别沉重担子，也不管我能不能接受。”他觉得自己就像一只风筝，多年以来，亲戚们扯着风筝线，绷得紧紧的。但高中以后，他在市里上学，家人开始鞭长莫及。工作后，他终于获得自由，“结果却是越飞越离谱，没有方向随风飘荡，最后跌落尘埃”。他因此不愿意与她们联系。嫌她们“唠叨”、嫌她们“富有”、嫌她们“一味地怪罪父亲”。“我恨她们。”他说：”但是想想恨什么呢，也不知道。再加上我现在这个样子，我怨自己更多。”他沉默了，我们谁也没说话。过了一会，他说：“穷。”现在，他每天靠打零工过活。有钱就吃的好一点，一顿10块钱，没钱2块钱馒头，一天基本一顿饭。谈话当天，他中午吃了一份凉皮，晚上没吃饭。平时他抽烟，6块5的红旗渠。他有很多后悔的事情：“后悔我妈带我溜达那天，我没跟她说很多，说我将来怎么怎么努力，给她画一张美好的饼。后悔我小时候没有加倍努力，后悔这后悔那，后悔很多事情。人生就是有很多后悔的时候，但是你又没法后悔。小时候的我见到现在的我，估计能把现在的我掐死。”他最不后悔的事情，就是谈过一场美好的恋爱。当初，他在洛阳向初恋求婚，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理智的考虑和规划未来生活”。他至今都记得两人在一起的日期，但不想让我写，他说：“我求你忽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