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都记得，上小学时，有一次老师在课堂上问：“大家长大以后想当什么？”她让每个人站起来回答，大部分人说的是科学家和明星，等轮到我，我站起来说：“我想当天文学家。”因为那两年，电视新闻里老说，南极上空的臭氧层出现了一个大洞，我特别担心这个洞的问题，我以为臭氧层归天文学家管，所以想当天文学家。

过了几年，我把洞的事忘了，但我经常在睡觉前想：天空的外面是太空、太空的外面是宇宙，那宇宙的外面是什么？我小时候经常想，但对答案求之不得。想完太空，我就想时间，每次都从时间的起源想起，最后想到我终有一死。一想到我会死，心就像被什么东西揪住，那种感觉很难形容，它类似于心悸，但比心悸更疼，好像是劫后余生。

我害怕这种感觉，但同时也很享受。因为每次“心疼”过后，我就沾沾自喜，我以为，别人都在想怎么当明星，只有我关心人类的生死存亡。我因此小时候有一种幻觉：自认为自己与众不同。

但是在“漫长”的生活中，我没能发现自己有任何不同。我想象过我有超能力，但我并没有，我想象过被外星人接走，也并没有，我想象过我是被某个神灵选中的救世主，但是世界末日降临了吗？好像也没有。所以，我幻想中的角色扮演一个都没能实现，因此，我觉得我的生活非常无聊。

在我的想象里，生活应该非常浪漫，而浪漫应该非常高级，它包含但不限于罗曼蒂克。罗曼蒂克是人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但浪漫是一种生活方式。我觉得我的生活过于平淡，所以又认为越是残酷的事情就越发浪漫。例如历史课上谭嗣同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不昌。有之，请从嗣同始。”谭嗣同毫无疑问是个英雄，但同时，我也觉得他的慷慨赴死带有某种浪漫主义色彩。

我生活的年代，既没有灾难、也没有战争——至少我周围没有。因此，我很喜欢听姥姥讲的故事。我的姥姥是上海人，她年轻时，国家号召支援大西北，她和我的外公，以及20个年轻人一起来到西安。火车从上海出发，车里的年轻人都在唱歌，等火车过了河南，所有女生都哭了，等火车到了西安，所有人都哭了。“来之前，每个人都知道西北苦。”姥姥说：“但没人想到这么苦。”

来之前，我的姥爷是工厂足球队里的健将，他最知名的一场比赛，是在一次激烈的拼抢中不幸脱肛。来西安后，因为吃不惯面食，他工作之余的主要精力都用到了和老农换大米上。

我的母亲就在这种环境下长大。作为“上海人的后裔”，她经常有机会回上海探亲。在西安，喝一口奶粉都是奢望，但她每过几个月就能喝一次炼乳兑热水。有一年，她在上海理了一个短发，回西安后，整个学校都轰动了，因为所有女生都是长发。她说：“就好像从古至今，我是第一个理短发的女孩一样。”

我妈从小就告诫我，要到外面的世界看看，在我上高中前，外面的世界特指上海，因为当时，她还不知道“西方世界的美妙”。在我们家，有一个传统，我姥爷每天都要定时收看《新闻联播》。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妈自学了一种“反着”看《新闻联播》的能力。她认为新闻里前25分钟播出的有关中国的好消息其实是坏消息，而最后5分钟播出的外国的坏消息其实是好消息。

外国的世界，就像一个又一个短头发的女孩，每天晚上七点二十五分准时从她眼前走过。在我将要上大学的时候，她得出了一个结论：”你毕业以后去上海也不行，去国外才有出息。“

她年复一年地告诉我外国比中国好，直到我在国内大学毕业，她意识到我不可能又去外国上一遍大学，于是她又想让我去外国工作，直到我在国内找到了工作，她又想让我娶个外国媳妇。后来我忍无可忍，每当她提起外国媳妇，我就说：“过几天我就去越南。”她说：“你去越南干啥？” 我说：“我去娶个越南女人。”她说：“噫！那不行。”我说：“为啥不行？越南人不是外国人？”

“越南人也是。“她说：”但还是娶个别的国家的人好。”我知道她想说的是白人。有时候，她可能看了什么外国电视剧，突然觉得白种女人也不太好，所以又说：“你娶个日本女人也挺好的。”我说：“那日本女人和越南女人有啥区别？”她说：“噫！你没看电视里演的，日本男人一回家，女人都在门口跪着。”我说：“你就希望我娶个女的，一天到晚在家跪着？”她说：“那也不是。”我说：“那日本女人有啥好？”她说：“你净跟我抬杠，我这不都是为了你好？”

不知道为什么，我妈说的话，总让我想起赛珍珠的《大地》。其实我知道她并不崇洋媚外，她甚至不在乎外国人活的好不好，她只是想让我好。

我妈很看重我的婚姻幸不幸福，因为她自己的婚姻很不幸。对我来说，我出生前的我爸一直是个迷。他有一把木吉他，但我从没见他弹过，他在照片里永远穿着白衬衫，但我从来没见他穿过。年轻时的我爸，留着偏分长头、穿喇叭裤、上街时一边的肩膀抗着录音机，是车间里的风云人物。

他有一个朋友——可能是因为在兄弟里面排行末尾——被人称作老末。有一年，老末和我爸发出宏愿，要去天安门广场见领袖。他们俩一人带了几个月工资，扒火车到了北京，但是他们一下火车就迷路了。那次旅行，他们正好赶上了中国第一家肯德基在前门大街开业。因为好奇，他们俩花了一个月工资，在肯德基在吃了一对炸鸡。

我爸和我妈的爱情，源于一次同学聚会。我爸可能当时就看上了我妈，聚会没多久，他组织了一次爬华山的活动，成员只有4个人，两男两女。在去华山的火车上，我爸主动坐到她身边，坐下就假装睡觉，没过多久，就把头靠在她的肩膀上。我妈说，她知道我爸装睡，我爸可能也知道她知道，我妈碍于面子，没有吭声，于是我爸得寸进尺，把头放到了她的大腿上。

我妈说，你爸胆子真大，当年耍流氓可以判刑。

我的姥姥不喜欢我爸，觉得他流里流气，不可以托付终生。我爸第一次去姥姥家，骑了一辆山地车。当时人们连饭都吃不饱，没人知道要一辆山地车有什么用，但是，人人都知道山地车很贵。我爸把车锁在姥姥家门口。那顿饭一吃完，他的车就丢了。他在家属院里发出哀嚎，当着姥姥姥爷的面，挨家挨户敲门，一有人开门，他就喊：“你有没有见到我的山地车？”每个人都说没看到。最后，愤怒的他走到4门洞的门口，对着二楼的窗户破口大骂——因为家属院里盛传，住在那家里的人是个小偷。

结婚前，我妈一直认为自己献身给了爱情，婚后没多久，我妈意识到，自己献身给的并不是爱情，而是对于爱情的无知。他们俩天天在家吵，所以我不爱回家。从初中起，我就频繁出入网吧，后来玩沉迷了，我就逃课。有几次，老师给他们打电话，他们不知道我在哪，就开着车在学校附近的网吧挨个找。我在网吧和学校之间混了三年。到了中考，考得很不好，一个高中都上不了。

查中考成绩那天，他俩在家陪着我。我放下电话，我妈说：“你还想不想上高中？”我说：“不想。”她说：“那你想干吗？”我说我想工作，她说：“那你就去上技校。”我说：“上完技校是啥？”她说：“工人，还能是啥。”我说：“我不当工人。”我一说完，我爸就发火了，他说：“让你学习你不学，让你上技校你又不上，你现在好歹也是个大小伙子了，整天就知道玩，你到底想干啥？”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想干啥，但是又不能直说，所以我只好说：“那我复读吧。”我妈说：“就是，你说上技校能有啥出息？我和你爸就是工人，你咋能还当个工人。”其实我对当啥无所谓，但我听说当工人很累，我不想那么累。

到了复读班，远比我想象中快乐，因为我迷上了玩《劲舞团》。我在《劲舞团》里认识了一个女孩，经过半年的追求，她成了我的女朋友。见面那天，我在火车站接她。本来，我计划请她吃一顿晚饭，但是她说她不饿——西安的火车站就在城墙根底下——所以我只好和她绕着城墙散步。那是夏天，特别热，我走得汗流浃背，一直想拉她的手。我们走了很久，路过一个坏掉的路灯，我们走到灯底下，它突然亮了。我记得我对着路灯说了几句很傻但自以为很棒的情话，然后拉住了她的手。

我极其亢奋，拉着她走到半夜两点。她太累了，跟我说：“我们休息一会吧。”我说：”行。“我带她走到环城公园，找了一个凳子坐着。我们坐了半个小时，两条腿被蚊子叮满了包。她坐在我旁边，身体摇摇晃晃，发出睡眼朦胧的声音。我说：“你说啥？”她说：“我困了。”她说她困了，我心里浮现出一个计划。我说：“那我带你去个地方。”我带她走到马路上，拦了一辆出租车，她困得不行，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睡着了。我伸出手臂，搂住她的腰，心里砰砰地跳。

十五分钟后，出租车在一个我无比熟悉的地方停下。我拉着她，下了车，指着红树林网吧几个字说：“看，这就是我平时和你玩游戏的地方。”

半年后，第二次中考，我感觉自己还是玩了一年，但成绩莫名其妙提高了100多分。我离高中的重点班只差5分，我跟我爸说：“能不能想想办法，让我进重点班。”我爸听了很高兴，他说：“我儿子知道要学习了，那我当然要帮忙。”他托人给校领导塞了5000块钱——相当于一分1000元——我果真进了重点班。

到了高一，我发奋图强，在年级里上升了200多名，期中考完试，班主任当堂夸我，大家还给我鼓掌。我特别高兴，第二个学期猛玩，结果被打回原形。到了期末分文理，分到了全年级最差的一个班。我们这班，集齐了学校里的牛鬼蛇神。我后座上的哥们，绰号叫山海经，上课从来不看书，永远只看《山海经》。多年以后，我看了一个鬼畜视频，主角的名字叫大力哥，山海经和大力哥长得很像。

我们的班主任，绰号叫鱼脸，因为她的脸又窄又长、眼睛又突又圆，要是在走廊里碰到她，远远的还以为走过来一条带人鱼。我们都讨厌带鱼，因为她经常劝退我们，她经常向我们这群最不爱学习的学生提出三个问题：“你既然不学习，为什么来学校？“”你既然来了也不学习，为什么不去上技校早毕业早赚钱？“”“你既然既不学习也不工作，为什么不回家住着，在这里白交学费浪费爸妈的钱？”

很多人受不了带鱼的拷问，在之后的一两年退学了——其中就有我。为了退学，我花了几周的时间和爸妈作斗争。一开始，我不敢提，所以我就钻到网吧里，等带鱼给他俩打电话。某天，他们俩在网吧找到我，把我捉回去，我妈问我到底要她怎么样我才能好好上学，我说：“我不想上了，我想退学。”

多年以后，我成了一名记者，我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询问别人的经历，但同时，我也经过告诉别人我的经历。每个知道我退学的人都很好奇，他们想知道我是怎么说服爸妈的。有一次，我仔细想了想，我说：“就是所有和你有血缘关系的人都来劝你，但你顶住了，就能退学了。”

退学后，我过得浑浑噩噩。一开始，我想当个作家，因为退学总要有个理由，我不能说“我不想去学校所以想退学”。所以我只好硬着头皮写。虽然我以前写作文被老师读过，但这离成为一名作家差了十万八千里。

我在卧室里坐了3个月，写了十来篇言情小说，投给当时最流行的杂志，无一例外被退稿了。但我不怪他们，这说明他们工作的兢兢业业。例如，这是我13年前写的某一篇言情小说里的节选：

铅灰色的浮光湮没了身后的脚印，我已带着盛夏的思念，走进悲伤……

天边的乌云渐渐爬满头顶的这片苍穹，那些深刻而又刺人的回忆也随之滚滚而来，那些打落在手心的雨滴，终会带着夏日的余温渐渐褪去，带着往日的记忆，一滴，一滴，流进心底的某个角落，折射出那些遥远而又难忘的回忆，以及那个即将远去的夏天。

那天，当我穿过大片的人群再次看向你，却始终没有等来曾经的微笑……

总是喜欢在停步后静静的看着你走进那条小巷，在低沉而又昏暗的天光下，望着你渐渐远去。你不曾回首望我，不会停下脚步，只是带着傍晚的余温褪去我心中的不安和遗憾直至走出了我的视线。当那些熙攘的人群变成交错的细线，每每此时，总会有稀薄的红云从天边划过，那种温暖而又短暂的幸福感，总会被云端犀利的棱角划破后只剩下淡淡的红色印记，当那些漂浮在彼岸的思念变成冰冷的回忆后，我才独自转身离去。

就这样，3个月过去了，每天装模作样写作消耗了我极大的精力。我装不下去了，该去网吧去网吧，该玩游戏玩游戏。我妈刚开始还管，她只要说我，我就会产生负罪感，但时间一长，我就没感觉了。后来她看不下去了，跟我说：“实在不行你就出去玩玩。”她和我爸商量，让我去外地旅游，我爸同意了。他给了我5000块钱。问我想去哪？我说：“那就去上海吧。”

上火车前，他俩千叮咛万嘱咐，别人给的东西不要吃，矿泉水要一次喝完——以免不在的时候被别人下药，钱要放到内兜里，手机别弄丢。

那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去外地——此前，初二暑假我爸曾经带我去兰州玩。他上车前带了一只烧鸡，可能是因为烧鸡过于油腻，而我吃得太多，所以我破天荒地晕火车了，还把烧鸡吐到了厕所里。

我上了前往上海的火车，车厢里的电视正在演《大宅门》。白景琦初到济南，穷的到当铺里去当衣服。当铺的伙计吆喝着说：“蛀虫鼠咬、破皮烂袄一件。”白景琦不高兴，伙计说你要不乐意就别当。白景琦于是把衣服拿回来。但是他再去别的当铺，价钱越来越低——因为折衣服的时候，当铺伙计做了手脚。最后，他只好又回原来的地方把衣服当了。后来白景琦发迹，和二姐相认了，二姐是当地一个军阀的老婆，带他去赎衣服。当铺掌柜的态度前倨后恭，白景琦一看到皮袄就揶揄道：“蛀虫鼠咬、破皮烂袄一件。”

陈宝国演的白景琦活灵活现，车厢里的人都笑了。

到了上海，我也不知道能去哪，就先去外滩、又去科技馆。那年肯德基新出了一个食品叫嫩牛五方，我觉得特别好吃。去完上海，我又就近去了杭州。西湖边上，每个饭店都挂出西湖醋鱼的招牌，但是我一个人，想吃又提不起劲。我围着西湖转了一圈，发现有一种2块钱一根的黑色玉米棒我没吃过，我就买了一根，一边吃玉米棒、一边看西湖。

从上海回来，我妈问我上海好玩吗？我说：“还行。”我对上海唯一的印象就是很大、很繁华。我妈顺势问我想不想上学？但我依然很抗拒。我爸说：“那你这样也不行，你得去上班。”于是，我就在我家附近的德克士找了个工作。

德克士的工作很无聊。一开始我是拖地擦桌子的，拖了一个礼拜，被经理选中到后场炸鸡。我有一个师傅，忘了姓名，师傅比我还年轻，在周围某个县出生，小学毕业就出来打工。他有一次问我：“你赚到钱想干吗？”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只好反问：“你想干吗？”他说他此生最大的梦想就是回老家开个小卖铺。

在德克士，每个人每天有三件事要干：炸鸡（或擦桌子拖地）、送外卖、发传单。我一开始最喜欢发传单，因为远离经理，在街上站着吹风就可以。在我发传单的地方，有一个黑灯舞厅，门口黑摩的和扒手集团云集。有一次，我站在那，遇到了一个初中同学，她是我初一的同桌，是我们班一个混混的义妹，那个混混被称为年级扛把子。我们俩坐了一年，到初二，她向我表白，但是我不喜欢她，因为她经常参与“道上”事务，过于社会。我拒绝了她，她在课间哭了，然后向班主任申请调座位，后来我俩再也没说过话。

那天下午，当着黑灯舞女和扒手集团的面，她和握着一沓传单的我畅聊了半个小时，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喜欢发传单了。

我在德克士干到那年8月，那是08年的8月8号，店里一个客人都没有，我闲着无聊，8点就开始打烊（洗洗涮涮）。经理进来巡视，问我为什么提前打烊？我说店里没人，他说：“你知不知道应该几点打烊？”我说：“知道。”他说：“几点？”我说：“九点半。”他说：“那你为什么现在打烊？”我说：“今天奥运会，谁来吃饭？”他说：“不管是不是奥运会你都不能提前打烊。”

他说话的语气让我想起鱼脸，我俩吵了一架，他罚我到外面发传单，然后其他人在店里打烊。我拿着一沓传单，从8点半发到9点半，路上一个人也没有。

过了几天，我辞职了。我在家又混了半个月，在家人的半推半就下，我回去上学了。但这回上的是大学。为了让我上学，我爸办了两件事。他找到一个民办学校，有一个管招生的老师姓宋，他带着我和宋老师吃了一顿饭，临走时，给了宋老师一笔钱。我不是统招生，上的是自考班，几年后，可以混一个该校的没有学位的毕业证。

过了几天，我爸拿了一个该校的宣传册，上面印着校园内的风景和可选专业。很快，我的姥姥姥爷、舅舅和离异的舅妈、姑父姑妈、大伯大妈、三叔三婶、3个堂姐和1个表姐、一个表哥、爷爷和去世的奶奶都知道我要重返学校了。他们中的部分人或亲自或间接地向我发来鼓励。激动之余，姥姥姥爷还带着我妈和我去学校里参观了一遍。

报志愿的前一晚，我爸托人，给我办了一张高中毕业证——那是一张真的高中毕业证，我不知道他怎么做到的。那是一张红封皮（可能是，记不清了）的毕业证书。下班后，他把证书拿回来，里面是空的，要自己填。

那天晚上，开着台灯，我爸一边说，我妈一边写——因为她从小就练钢笔字——等我妈写完，把毕业证递给我爸，我爸看了一会又递给我，我看了一会，又递给我妈。我妈一边看，一边用手摸，她摸着说：“儿子，你上了10年学，没想到最后毕业证是你妈给你写的。”

我什么也没说，洗完脸就上床了。

上了大学，在我爸的意志下，我学了物流。其实我想学新闻，我爸说：“咱家在电视台有人吗？”我说：“没有。”他说：“那你毕业了咋找工作？”我说：“那我也可以学哲学。”于是我爸火了，说了一堆“好不容易给你机会上学你却想学哲学”之类的话。

到了大学，我一共有6个室友，其中有两个人特别有趣。第一个叫马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马列。马列一到宿舍就给他女朋友写情书，节选如下：“亲爱的小白兔，我想操你，我想把你活活操死。”第二个人叫老班长——这是我给他取的外号。老班长和女朋友的情路一直不顺。他经常在深夜里一边抽烟，一边蹲在阳台上嚎哭。老班长是山东人，女朋友叫珍珍，我们都学会了用山东话念珍珍的名字：“zhénzhén，别离开我，你为什么要离开我？”

我们是自考生，管理相对不严，所以很快，我又犯了逃课的老毛病。但是我们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平时校门不开，上课时间连宿舍也不开，所以不上课也没地方去，只好去图书馆。当时，学校鼓励大家学外语，4楼有一个放映厅，每天下午放一场好莱坞电影——但没有中文字幕。我和老班长在那一起看完了《加勒比海盗123》。由于没中文，所以一直看不懂。有一天，老班长忽然问我：”你觉得杰克船长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说：”我不知道，你觉得呢？“他说：”我觉得他是个虚伪的人。“

我不知道老班长为什么这么认为。但是，他比我们大好几岁，而且很持重，所以他说话我们都信。老班长的老家在山东单县，多年以前，随爸妈来西安做生意，他们家在土门开了一个水果店。每年暑假，他都要开着自家货车到果园进货。老班长经常一边抽烟一边跟我们讲水果品种。而今年，他们家卖的最好的葡萄叫做户太八号。

看完电影，我们打算去食堂，但是室友发微信，让我们去自习教室。我们走进教室，发现班导和全班同学都在。

班导问：”你俩干啥去了？“

我说：”去图书馆。“

她让我俩坐下，又问我们是不是团员，老班长说是，我说我不是，班导说：“那你出去。”我说：“为啥？”她说：“因为现在要选团支书。”我说：“那我为啥要出去？”她说：“因为你没有政治权力。”

之前，我只在新闻里看到过某某某被剥夺政治权力终身，从没想过有人当面跟我提这四个字。本来，我不觉得不是团员有什么丢人，但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我突然觉得很羞愧，所以我出门了。

到了大二，马列退学回家了，传说是因为他爸强烈要求他回家继承拖拉机厂。当然，没人知道真相，在自考班，每个学期退学的人有很多，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临走前，大家一起吃了一顿饭，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送走马列，我想起了我们宿舍度过的第一个夜晚。马列被选为社长，熄灯后，他提议大家轮流唱一首歌。马列第一个唱，他唱了《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尽管我们不睡上下铺，但有一个人唱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我忘了老班长唱了什么，而我唱了张悬的《关于我爱你》。

其实马列是一个很浪漫的人。我经常幻想，他在老家甘肃、某块一望无际的龟裂的破碎的高原上，驾驶着一台的拖拉机，敞着胸口，任由拖拉机冒着黑烟在土地上“咔咔”作响，他自己一只手指着天高唱《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一只手捏着情书写着“我要把你活活操死“。

上大学后，因为无聊，我成了一个音乐发烧友。每天睡觉我都插着耳机，每个周末我都看一部电影，或者电视剧。多年以后，我玩了一款网游，认识了一个在沈阳音乐学院毕业的女孩。她家在贵州的某个山区，她是个少数民族。有一年圣诞节，她在游戏里给我弹琴，从《水边的阿狄丽娜》到《乌龙闯情关》的片尾曲，她每弹一个我就能说出名字。

她问我：“你是学音乐的吗？”

我说：“不是。”

她说：“你是学艺术的？”

我说：“不是。”

她说：“你是学啥的？”

我说：“……物流。”

我突然想起了“政治权力”，我说：“你是团员吗？”

她说：“¿”

我说：“没事。”

临近大学毕业，班里有几个很社会的男生组织大家喝酒，我几乎不喝酒，所以也不会劝酒，喝了几杯就半真半装的醉了。我靠在椅子上看着他们聊天，我发现，好像每个人都会劝酒，而且乐在其中。我学了一些新的知识，例如你在酒桌上认怂了，就把酒杯倒过来，意思是你喝不了了。其他的知识我都忘了，因为我用不到。

在酒宴气氛最高潮的时候，最社会的男生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始于大一军训，他和我们班的某个女生谈恋爱。某天，军训完，他俩坐在操场的草地上休息。由于训练了一天，两个人都汗津津的。社会男生本来想扒开她的衣服，在她的脖子上种一颗小草莓，可是他在她的脖子上看到了汗液留下的污渍。于是他对她说：“你脖子上有点脏。”女生以为他在调情，对他说：“那你给我舔干净。”

他让所有人都笑了起来，我也笑了。

一毕业，我就去了上海。我和一个高中同学合租。我是夏天去的，冬天才找到满意的工作。因为我想做游戏。我先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干了一个月，那家公司倒闭了，然后又换了一家，那家公司濒临倒闭，然后又换了一家，这家公司活到了现在，但为了省钱，他们不给我在上海交社保，所以我到现在也不知道那几个月的社保交到哪里去了。

这期间，我在网上写过一篇和手游有关的文章。某天深夜，有个人在文章下面留言，他留了一串六位数的QQ号和两个字：“加我。”我加了他，他问我方不方便打电话，我说方便。但我室友已经睡着了，我只好到外面去打。我钻到一个公共电话亭里，用手机，和他说了半个小时。他是一家手游公司的老板，等我说完，他让我下周一去上班。

我的老板叫x皓，他不让我们叫他老板，叫皓哥。皓哥最喜欢在加班后带大家去喝酒。而在酒桌上，他只要一喝多，就给我们看微信。他经常给我们听三四句语音、一两段留言，那些语音和留言都是一些行业大佬发给他的。在皓哥的介绍里，这些大佬有的是公司投资人，有的是行业里的前辈。其中一个大佬的语音留言最为振奋人心，他以以无可置疑的语气在语音里说：“x皓，你是我认识的人里最应该成的。”

这样的留言每个礼拜都能听到，尽管公司每况愈下，新的留言却层出不穷。直到一年后，公司从50多个人经营到只剩7个人，其中一个人是18岁的女商务，入职两个月后和皓哥结了婚，另一个是23岁的女行政，她是皓哥前女友的妹妹。剩下我们4个人没日没夜地做项目，却又因为种种原因而矛盾重重。

最后，我离职了，皓哥请我喝酒，他说让我说说觉得他不对的地方。我想了想，说：“你以后最好别老给别人看微信。”

我在那家公司呆了一年。公司里放了10来张行军床，谁困了就睡一会，醒了继续工作。有时候，到了夜深人静，我又会像小时候一样想起时间。但我不再想时间的起源了，而是反复地想我终有一死。有时候我会想，我究竟要做出多么伟大的游戏，才能在临死前想起自己的身份是游戏制作人时不感到遗憾而是自豪。

所以，我辞职了——但不是因为想到死亡这么冠冕堂皇，只是因为我累了。我告诉了爸妈，他们劝我出去玩。于是，我花了半年时间，从上海出发，去了很多地方。可是，我去的地方越多——迷茫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迷茫了。我出发时，只是想想一想下一份工作该做什么，半年后，我每天想的都是我到底为什么活着。

有一天，我想起我妈的一个亲戚，他曾经从上海徒步走到北京，这件事发生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从未有过想要效仿他的想法。但我想起另一件事：我从初中起就很想去西藏，高一时，我曾和同学夸下海口，“迟早有一天我要骑行去拉萨”。因为我当时还是个文艺青年，我在一个文艺论坛认识了一个文艺女孩，她在香港上学。某年开学，她拿着学费买了一辆自行车，从北京骑到了拉萨。

8年以后，我又想起了这件事，但我自行车骑得不好，我怕在路上摔死，但我又不想坐火车去——因为那么做并不文艺。所以，我决定徒步去。

那是我25岁的5月20号，我从成都出发，一个人前往拉萨，我花了2个多月，路上遇到几个队友，我们一起走到了拉萨——那之后，有好几年，我爸总劝我说：“你把去西藏的经历写出来吧，多难得。”我不是没想过，可是我觉得无话可说。

我刚出发的时，由于脚疼，没办法蹲下来大便。走到一个月，我和队友相互调侃，“我们这些人脖子底下没有一个地方不疼”。有一天晚上，在青旅，我们一边泡脚，一边聊起大家出发前都听过的那个传闻：买卫生巾垫在鞋里可以有效减缓脚疼。由于没人使用过卫生巾，也不好意思在超市里挑三拣四，所以有人不幸地买到了超薄款——后来，如何减缓脚疼这个问题被我解决了——多穿两双袜子。

关于去西藏，只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徒步的路上，我每隔几天都在朋友圈发照片。刚开始，点赞的人很多，他们认为我路过的风景美到不可思议。两个月后，我还是发照片，景色并不比两个月前逊色，然而点赞的人一个也没有了。那时候我想，可能点赞的人点累了。

到了拉萨，我们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找肯德基，一人叫了一个全家桶进补。我们住在客栈，每天一大早，自驾的、骑行的都跑出去玩，我们这些徒步的，全部睡到日上三竿，躺在床上呼天抢地。我们躺了半个月，去了几个寺庙，在大街小巷转了转——连布达拉宫都没去，就先后离开了。我是最后一个走的，因为我心里依然很迷茫。在漫长的徒步的过程中，我似乎什么都没想明白。我在青旅一直住到旅游旺季结束，到最后，整个客栈只剩下我，老板早上甚至不开门，我什么时候起，他才什么时候开。我每天睡到自然醒，洗干净就出去吃饭，吃完就在街上转悠。

有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在街上走，我想起我爸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我确定他是随口说的这句话，我也从没有想过把任何话当成座右铭，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突然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我心想，既然我不知道要怎么过完这一生，那我为什么不去问问别人？想来想去，能够名正言顺地提问、还能以此养活自己的职业，好像只有记者。但我从未学过新闻，也没有相关的经验，那么我最有可能去的就是游戏媒体。当时，我知道有一家公司，我很喜欢他们的文章，而那家公司在北京，所以，我决定去北京。

不过我没有把这个决定告诉爸妈，因为我想先去新疆，再玩一玩，但其实，很早以前他们就劝我回家。那是在徒步半个月后，有天晚上，我爸忽然发微信说：“回来吧。“我说：”咋了？“他说：”家里发生了好多事，你不知道。”我问他：“出了什么事？”过了很久，他说：“在路上注意安全。”

所以我还是去了新疆，又呆了半个月，然后回了西安。因为，恰好我高一的女同桌结婚，她千叮咛万嘱咐，让我无论如何都要参加她的婚礼。回去的路上，她一直给我发微信，让我当她的伴娘。我们为此争执了很久，最后，我勉为其难地答应了。半个小时后，她发给我一条语音：“哈哈哈哈哈哈哈，同桌，你终于上当了。”我看了微信，忍不住笑了。

当天晚上8点，我在西安下了火车。一回家，我妈就告诉我：”你爸得癌症了。“

我爸得的是结肠癌，早期。我去拉萨的路上，他动了一次手术，所有人都没告诉我，因为害怕耽误我徒步。不知道为什么，我去西藏，仿佛给亲戚们下了一次诅咒。我大伯先查出结肠癌、晚期，我爸也去查，早期。我三叔不知道得了什么病，一条腿的膝盖以下截肢了。

当天晚上，我偷偷用手机查资料，我发现癌症患者好像从来不用康复这个词，他们用的是复发率。我妈说，我爸的病，只要五年内不复发，就没什么问题，从第一年开始，复发率逐年递减，也就是说，现在是他最危险的时候。可是我仍然打算去北京。

第二天，我参加了女同桌的婚礼。下午，我和我妈去看我爸。手术后，他一直住在姑妈家，因为离医院近。我爸正在睡午觉，姑妈把我和我妈拉进一个小房间，她掏出手机说：“看。”手机上有一截人体组织的照片，她说：“这就是你爸切下来的东西。”她把手机塞进我，和我妈你一言我一语，共同回忆起手术当天的情形。

我听着他们的回忆，看着我爸被切下来的人体组织。等那张图看到看无可看，姑妈才把手机拿走。她又放到我妈面前，让她也看。我妈一边看，一边点头，一边用“就是……嗯……就是”回应姑妈说的话——她显然不是第一次看这张照片了。等我妈看完，她们俩的话也说完了，姑妈自己也对着手机看起来。

她看了一会，悲从中来，回忆起姐弟4人年轻时的故事。她说我爸胆子大，每年放炮都不扔出去，要拿到手上放。我妈听了，赶紧接话，说我三叔和我爸，以前一到过年就开车到农村买炮，一次买一车。他俩说着说着，姑妈又把手机递给我，我没办法，只好盯着我爸被切下来的人体组织继续看。然后，整个过程循环了一遍，直到在场的所有人都看过了两遍我爸被切下来的人体组织，姑妈才跟我说：“我听你妈说，你要去北京？”

就像当年我要退学一样，我要去北京又成为了亲戚间的头等大事。没几天，所有和我有血缘关系的人都来劝我，其中包括已经截肢的三叔——当然是我去看的他。他们不希望我去，希望我留在西安陪我爸。在所有劝说我的人里，以我哥的说辞最为刺耳。其实他没说什么，他就说：”你都25了，还学别人去北漂？“

我心里很难过，我都25了，还学别人去北漂，可能是因为觉得自己很窝囊，我忍不住反唇相讥，我说：“那你们希望我干吗呢？留在家里，对我爸妈的养育之恩感恩戴德？”他当时特意带我到一个饭店里谈，我说完，他说：“你先吃，我挪下车。”然后他把钱付了，留在车里，再也没回来吃饭。

在所有人里，只有爸妈支持了我。我知道他们不是真的支持，他们只是爱我胜过爱自己。然而，我对父母的感情很矛盾。一方面我爱他们，另一方面，我也怨他们。小时候，每当他们为我骄傲，他们就说：“‘我’儿子怎么怎么样。”每当我让他们不满，他们就相互指责，然后说：“‘你’儿子怎么怎么样。”仿佛我犯了错误就与他们无关，就不是他们的孩子了。我知道他们不是故意这样，他们只是下意识地相互推诿。尽管我不愿意承认，但这让我在长大以后多多少少也变成了这样的人。他们从小就告诉我要做个善良、聪明、上进而知足常乐的人，可他们在日复一日的争吵中教会我的却是指责、逃避、自怜和得过且过。我因此从父母那里得到了两个非常简单的真相：怎么做永远比怎么说更重要；我是一个吸收了他们俩全部缺点的人。我因此在年轻时就对未来感到恐惧，尤其是结婚。我担心自己在婚姻里变成父亲或母亲中人的任何一个人，所以，毕业之后，我妈每次在电话里问我最近有没有交女朋友，我总是无言以对，或者瞒着不说。

我在家里呆了一个月，想了很多。有时候，我觉得我妈像个巫师。我小时候她跟我说，我满月时抓周，从十样东西里抓到了钢笔，所以我将来肯定会以写作为生。我小时候吃饭，握筷子总是握最底端，所以我长大一定会生活在远离父母的地方。不知道为什么，她说的这两件事都成真了。我是一个无神论者，这或许是一种命运，或是巧合。

离开西安前，我和几个朋友分别吃了一顿饭，其中有一个女孩，是我高中时的同学。她问了很多我在徒步路上的见闻，我一一回答。两个小时后，我们觉得无话可说，看着服务员收拾完空掉的餐盘，她忽然说：“我好羡慕你啊。”我说：“你羡慕什么？”她说：“上高中的时候，你就说你要去西藏，上大学的时候，你说毕业想做游戏。我记得那年你退学，说想当个作家——现在你都做了——你一直在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愣住了，我从没想过有人羡慕我。我说我想去西藏只是因为自认为那么做很文艺，我说我想做游戏只是因为我没有其他爱好，我说我想当作家只是给退学找个理由。觉得我的生活糟糕、迷惘、不幸，可是在别人眼里却是值得羡慕的。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就把我爸得癌症的事情告诉了她。然后，她好像陷入了某种一定要捍卫自己观点的圈套里，开始替我辩护，她说：“留在西安也没有用。”其实我在想，如果她面对的不是我，而是一个陌生人，抛下得癌症的父亲去外地工作——还是去外地找工作，大概会被理解成异想天开、不负责任。

最后，我还是去了北京。我去了我想去的公司，我参加了面试，成为了他们的一员。在北京的前两年，我常常梦到父母。每次梦到他们，我就给我妈打电话。有一次，她跟我说，我爸现在戒烟戒酒、锻炼身体，一下班就回家做饭，所以她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吃饭。”其实有时候我挺庆幸的。“她说：”你爸得了癌症，就像变了一个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也有同样的感觉，但我不能告诉任何人，”因为我爸得了癌症，所以我们家变好了“，别人听到这种话，大概会认为是疯言疯语。而且，我们只是比较幸运，比较幸运他至今没有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