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妇在垃圾堆旁生下孩子；孩子把捡来的注射器吸满水含在嘴里；五六只苍蝇趴在儿童脸上，挥都挥不走；老太太为了清理瓶子里的液体被流出的氢氟酸腐蚀入骨，整个关节都碳化了……

这是摄影师王久良的环保题材纪录片《塑料王国》展示出来的景象。该片拍摄了东部沿海小镇上一家塑料回收处理厂的老板和工人两个家庭。来自世界各国的塑料垃圾对这片土地及人造成的巨大伤害也透过两家人的生活显露出来。

2016年，该片入围有“纪录片界的奥斯卡”之称的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原计划在阿姆斯特丹放映六场。但放映前三天，电影票便全部售罄。主办方不得不加映一场，成为这届电影节惟一加映的作品。

《塑料王国》剧照

11月23日，《塑料王国》获得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新人单元评委会大奖。颁奖词称：“影片以一个亲密的故事阐明了真正的全球问题，是一部庞大又专注的杰作。在两个家庭试图于世间谋生的故事中，我们看到自己的来路，以及在这令人心酸的环境里许许多多的生活方式与经济选择。”

截止发稿日，该片又入围2017圣丹斯电影节世界纪录片主竞赛单元。

11月25日，刚从阿姆斯特丹返京的王久良接受了财新记者专访，感叹片子的制作全过程，“六年，太不容易了。”

王久良1976年出生于山东安丘，2007年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2009年，他的《垃圾围城》系列摄影作品获得广东连州国际摄影展年度杰出艺术家金奖。这一系列作品引起广泛关注，最终促使北京市政府投入100亿对北京周边近1000个垃圾场进行治理。

2011年4月，王久良受邀参观美国一家垃圾处理厂，垃圾在那里只经过粗略分拣，便被运走。老板指给他，“看，那一车塑料垃圾就是要运到中国的。”

为什么要把垃圾运到中国？难道我们的垃圾处理技术更先进？

“受了刺激”的王久良追踪这些“洋垃圾”漂洋过海，找到它们在中国的落脚点。从2011年5月到2012年春天，他走访了河北、山东、江苏、广东等十几个“洋垃圾”处理地。这一产业在中国的粗放经营模式以及随之带来的伤害让他极为震撼。

垃圾场的浓烟 摄影：王久良

来自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00年-2007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垃圾废品交易额从7.4亿美元上升至115.4亿美元。中国海关2011年到2013年的数据则显示，中国平均每年进口废旧塑料800余万吨。

一线分拣工人每天被危险的垃圾包围，有的人抖塑料布，里面的不明粉末导致手整个脱了一层皮；清洗过程中，大量污水直接排到地表，池塘河流鱼虾绝迹，有人用河水浇灌玉米地，结果颗粒无收；地下水也被严重污染，河北、山东一些地区的农民十几年前就不敢喝自家的井水了；塑料露天燃烧，气味刺鼻以至于几公里外的住户都不敢开窗……

外来务工的妇女在垃圾堆里哺乳  摄影：王久良

当地人患癌症和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激增。王久良去调研，问一位老太太当地患癌症的情况，对方第一反应是哪几家没得癌症。

“洋垃圾”在中国被如此洗白提炼为再生材料后，又被做成玩具运往欧美。不出意外的话，这些玩具被当作垃圾丢弃后又会回到中国，开始新一轮伤害。

《塑料王国》英文名译为Plastic China。王久良解释，“Plastic”有两种解释，一是塑料，二是廉价。“高速发展的中国看起来经济繁荣，但背后环境污染带来的健康代价是巨大的。光鲜的外表之下，这种发展很廉价、很脆弱。”

财新记者：为什么会有大量的垃圾流入中国？

王久良：垃圾回收非常复杂。前期需要分拣，当各种塑料混合在一起的时候，目前还没有特别好的机器和先进的自动化设备去区分，这决定了需要大量人工的介入。这是外国人不愿意去分拣垃圾的一个原因，人工成本太高。

日本好一些。因为日本的垃圾分拣做得非常精细。我去参观过一家日本的工厂，非常棒。他们细致到什么程度呢？一个矿泉水瓶，瓶盖，瓶身，商标，都是分开的。当地回收PET塑料瓶的工厂干干净净。整个工厂人很少，全是机械自动化的。从瓶子进去到非常干净地出来，整个过程你看不到污染，全封闭在机器里面，没有粉尘、废水，更看不到烟气。这对我震撼非常大。

但是，即便是这么好的一个公司。这么便宜地拿到原材料，还不耗费太多人工工时的前提下。每处理一吨PET塑料瓶，政府要补贴给他2万日元，那还是在2012年的时候。如果政府不补贴，他们就会亏本。大量的成本花在环保上了。

废旧塑料货场  摄影：王久良

事实上，这个产业从商业角度讲，是一个负产值的产业。回收的东西产生的价值是不抵回收成本的。这一产业在中国还能赚点钱，就是因为中国没有这些环保设备，没有这些环保支出。

财新记者：这样的发展听起来得不偿失。

王久良：对。我拍摄的地方有一个原来的农民，干了20多年塑料回收，也赚了不少钱。他自己是老板，也操作机器。有一天，他因为长时间劳累，加热焚烧甲醛塑料的时候，被产生的刺激性气体熏晕了。他的左手落到螺旋机器里，四根手指被生生挤掉了，你能想象那种痛苦吗？真是要命了。后来光手术费花了二三十万块。他跟我说过一句话：“你让我用前20年赚的钱买回这只手，我都愿意。”

他们确实赚了钱。上世纪90年代这个产业刚刚兴起的时候，当地出了好多百万富翁、千万富翁，身家几个亿的也有，但后面环境伤害太大了。赚了钱的人远走高飞，他们不在乎这片土地，也不在这里生活。留下来的人会非常明显地感受到这个产业对他们的伤害，尽管他们也赚了一些钱。但你看他们落得的结果。还有那些因为癌症死掉的人，那些受着心脑血管疾病折磨的人呢？太多了。

财新记者：2015年有一个媒体版本的《塑料王国》，28分钟，在当地放映后对当地产业有影响吗？

王久良：我前两天刚查了。当地政府在2016年5月到8月，进行了两次比较严厉的整治，取缔了很多不规范的、家庭式的小作坊，引导他们贷款转型，只留下几个比较大的、相对规范的企业还允许生产。

有人说，我的报道让一部分人失去了工作。这很荒谬。不能因为所谓的个体生活而去忽略大的价值观上的一些是是非非。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应该保持清醒和冷静。不管临时的改变产生怎样的阵痛，也必须壮士断腕。这是必须要去做的。

财新记者：取缔是一种比较好的解决方式吗？

王久良：我的观点是，即便没有好的办法去处理这些垃圾废料，也一定不能用现在这样粗放的办法去处理。现在整个生产流程非常糟糕。在想出更好的解决方案之前，应该暂时停止。我一直支持垃圾回收这个产业，但我绝对不支持现在这种办法。

IDFA现场：王久良和海报 摄影：岳冠廷

财新记者：世界范围内有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吗？

王久良：我就直接跟你说吧，基本没有。

垃圾处理有一个国际公约——坐地处理，哪儿产生垃圾，哪儿负责处理，原则上是不允许转移的。但这只是一个公约，不是法律。

在垃圾处理方面，没有哪个国家做得很好。整个欧盟所回收的垃圾废料绝大多数都在出口，其中的电子垃圾主要销往东非，而塑料垃圾和废旧纸张则主要出口中国，还有部分剩余的其它东西则销往北欧焚烧。

清洗垃圾的废水污染了河流  摄影：王久良

垃圾回收处理应该是个公益产业，需要政府支持补贴。刚才我说日本做得不错，但日本、韩国依然有大量的垃圾进入中国，因为有很多中国商人直接坐到人家门口去买。

基于商业利益，全球的垃圾在不停流动，仍然是从发达国家运往劳动力更廉价的国家。现在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开始上升，中国政府对环保的控制力度逐步加强，所以这两年垃圾开始向东南亚转移了。现在最火的是马来西亚那边。

财新记者：国外的观众看过这部片之后有什么反馈？

王久良：我去美国和欧洲做讲座交流的时候都放过这部片子。我可以说，90%以上的普通民众，不知道他们的垃圾运往中国以这种粗放的方式处理。他们看后都非常气愤，甚至立马产生去州政府抗议的行动。

他们跟我说：我花了钱给政府主管部门、垃圾处理公司。我想当然地认为对方处理好了。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垃圾居然伤害了别的国家的土地和人们。

我在加州放映的时候，甚至惊动了州政府。美国联邦环保署第九区，亚太地区的最高专员联系我，想了解情况。当时我着急回国，没有见面。

《塑料王国》主人公依姐  摄影：王久良

财新记者：你的拍摄给那两个家庭带来了什么变化吗？

王久良：整个拍摄过程，是我们和他们的价值观不断冲突的一个过程。

老板家里有他和媳妇两个人。老板知道这活又脏又累，但口头上一直在维护这个产业的利益。从一个男人的自尊来讲，别人嘲笑他的职业，这的确不是件好事。但他媳妇就特别真诚，明确跟我说，“我不喜欢这个产业，能不干我尽量不干。但我们家还做着的话，我只能努力去做。”当我试图引诱他们说，咱可以干点别的吗？他们也表现出很大的兴趣。所以，他们也是在生活的逼迫之中不得已而为之。

2014年9月，我的拍摄结束之后，大概过了大半年时间。这个老板关闭了工厂，不做这个买卖了。第一是不怎么赚钱了，第二是他的的确确意识到这个产业对他们的伤害。现在他在做货车司机。

工人一家也在整个制片组的帮助下回到四川老家了，他们11岁的孩子终于入学了。之前孩子一直没能上学。

依姐抱着刚出生的小妹妹 摄影：王久良

财新记者：您怎么应对拍摄中的阻力，比如别人的不理解或者自己的无力感？

王久良：这种阻力天天有，你的担忧、沮丧也天天有。拍摄对象觉得你是在砸他们饭碗，每天被不理解、被仇视的感觉很难受。这种持续高压下的焦虑，有时候真的很要命。但是我去做一件事情，首先会从价值观上判断。我认为自己做的都是正确的，无可挑剔，我就靠着这个信念支撑行动。

经过这么多年，我已经习惯了，看透了。你不可能求得所有人的理解，人和人的区别也很大，而且普遍存在。我也不会以我的价值观去要求别人。你认为我做得不正确，我会努力去沟通和交流，但我也确实知道很多人是无法沟通和交流的。

很多人问我，你看到那么多不堪的东西，会不会对世界感到绝望、消极？我很积极，也很乐观。我还是对未来有很多美好的期望，要是这点支撑都失去了，那我就啥也不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