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科学地理解张文宏
从第二代科学的角度说，张文宏是一位杰出的医学家。但从第三代科学的角度说，他又严重地缺乏科学素养。“严重缺乏科学素养的杰出科学家”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一、评价标准问题
1. 典型案例的价值
我前面的文章“张文宏，该说还是不该说？”一文发表后，引发了很大的关注。本文将从科学的角度做更深入的探讨。人们评价一个人物的时候，往往会走向两个极端，要么是把他捧上天，要么是把他打入地狱。但是在张文宏身上，是某些典型表现的组合。他很难被捧上天，也不可能被打入地狱。
从第二代科学的角度说，张文宏是一位杰出的医学家、杰出的医生，但从第三代科学的角度说，他又严重地缺乏科学素养。这样一个高度典型的案例，的确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什么是第二代科学及其缺陷，什么是第三代科学，以及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转向第三代科学。
作者不希望人们简单地认为：前文和本文只是对张文宏的批评。因为从第三代科学角度来评价，目前不符合要求的占绝大多数，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不是说在普通人中占绝大多数，而是当前全球的科学家，并且是在当前人们认为受过最好的专业科学训练，从世界上最杰出的高校里出来的，甚至是获得过杰出科学成就的学者中间，不符合要求的人占绝大多数。这在更大程度上并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当前的第二代科学存在的深刻缺陷。就如同你不能指望中世纪经院哲学的院校中受过系统训练的人，会普遍具有近代科学精神一样，你也不能指望在今天的世界顶尖高校里受过系统训练的人，会普遍具备第三代科学意义上的完善科学素养。所以，对张文宏这种角度的评价，就不能算一个“指责”或“批评”，尤其是当前特定的历史阶段，这也权且算作是一种“法不责众”吧。但是，如果在第三代科学标准建立起来之后一定时间了还是如此，那么这种角度的评价就会逐渐地、越来越成为一个真正的“指责”了。
本文将系统地介绍第二代科学及其缺陷，什么是纯科学、第三代科学？以及为什么以这些标准来看对张文宏做出“严重地缺乏科学素养”的评价。
2. 纯科学
第三代科学，是以纯科学或微观科学学为基础的一整套科学方法和标准。科学是基于数学和测量（而不是实验，实验只是测量的子集）两大工具的认识方法，它们也是判断科学与否，是否具备科学素养的完备评价标准。请注意“完备”一词，这意味着它们是充足的，并且除了它们以外，其他一切评判标准都是次一级的，或纯属多余的甚至是错误的。
现在，当人们第一眼见到纯科学时，有些人可能会误以为是民科。但稍微深入了解一下后就会猛然发现天壤之别的差异。纯科学或微观科学学是完全以科学的方法研究科学的、最高层级的科学，它是一切科学的科学，更是一切“官科”的“官科”。民科与纯科学有什么本质不同？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跨学科上的态度不同
对待已有科学成果的态度不同
二、第二代科学及其缺陷
1．实验标准及其困难
第二代科学，也就是由英国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建立起来的近代科学。在第二代科学的意义上，人们普遍认为伽利略是科学之父，因为是他首先将实验的方法引入了科学，并且首先用斜面实验解决了落体问题。
实验方法的引入被认为是第二代科学的核心和关键性的标志。在过去很少有人对这一点进行直接的质疑，因为这实在是太基础的科学标准问题。在哲学领域争论的，只是实验和在此基础上的归纳到底如何对科学起作用。这有培根的“判决性实验”，休谟的归纳难题，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判决性实验不能证实，但可证伪），拉卡托斯对实验证伪作用的否定等。因此，从哲学角度对实验作用的探讨，最终的结果是一头雾水，没有确切的结果。
另一方面，随着科学的发展，实验对科学的基础作用在很多学科领域遇到巨大的困难，并且一直没有找到很好的解决途径，除了社会领域，包括自然科学的天文、气象、地质等领域，也都难以做实验。因此，它们的科学地位究竟如何严格确立，一直是科学界无法面对的巨大难题。贾雷德·戴蒙德在其著名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最后部分，也对这一问题带来的困扰进行过讨论。
这个难题的存在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在大量的学科领域，无法以最严格的科学标准来进行要求，因为在这些难以做实验的领域，以最严格的标准要求的话它们就不是科学了。但人们又不得不在这些领域进行研究。波普尔以证伪主义标准认为，社会科学和心理学等都不能算科学，可是他自己却又无法提供真正有效的解决方法，以便在这些领域建立科学的基础。要求理论或规律具备“可证伪性”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实验都没法做靠什么来证伪呢？仅仅说某些学科不是科学是没有用的，如果不能提供新的有效解决办法，人们只能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
2．头衔标准及其他标准
因为实验标准不具有普遍性，就使大量的学科领域找不到真正严格的科学标准。这就带来了各种其他标准的盛行。
首先就是“头衔标准”，这个是非常广泛存在的。所谓头衔标准就是以各种头衔来进行判断：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他奖项获得者、院士、博导、排名靠前的高校博士、博士后、某种级别的学者专家（百人、千人、万人、长江、杰青……）。头衔标准所带来的潜在问题是：一旦某人获得了较高的科学头衔，很可能就会干出不科学的事情而难以被发现和纠正。这样，在第二代科学意义上越是杰出的学者，越是容易（并不是说一定）在第三代科学的意义上不具备科学素养。因此，张文宏这样的“严重缺乏科学素养的杰出科学家”是第二代科学阶段的普遍现象，而不是特例。这也是我们讨论这一问题的真正价值所在，而不是仅针对张个人。
以某种“鬼影数据”建立的评测标准：大学排名，SCI论文数量，引用率……这类鬼影数据评测标准也基本是人造的，不能说它们一点道理没有，但选择什么评测指标，每个指标的权重多大，不同评测指标如何合成最后的排名等都是人为确定的。在本次新冠疫情之前，有很多对国际卫生能力等进行评价的鬼影数据把中国的排名排到非常靠后的位置，而美国等西方国家排名非常靠前。可是一场大的疫情到来后，这些鬼影数据可信度上的问题就彻底暴露了。
“同行评审”标准。这个是很普遍的实用标准，包括论文发表、项目评审等过程中都是常用的标准。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怎么样才能算是“同行”？同行是有外延范围匹配度问题的。如果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说，一切科学家都可以算是同行。如果从与被评审对象的知识相关性大小的角度看，相关性从小到大有：领域相关，学科专业相关，研究方向相关，课题相关等。如果从学科级别来看，一级学科上相同，二级学科不一样；二级学科相同，三级学科不一样；三级学科相同，四级学科不一样……一般来说，越是只能在更高学科级别相同的，其同行的相关性就越小。只有研究课题相关才是相关性最高的。如果只是领域相关，或只是一级学科相关，对具体的课题也可能并不懂。这对于创新性尤其原创性的研究成果是非常大的问题。因为但凡创新性的研究课题，要找到具备高度课题相关性的同行是极为困难的事情。甚至在初期可能就只有研究者本人在研究这个课题。即使具备研究方向相关性的同行，短时间内也未必能够理解，更别提只是一级学科相关了。因此，越是在更大专业范围上相关的项目或课题，越是容易获得同行评审通过（确切地说是更容易找到同行），这样的课题就越是属于大路货的内容，从而很可能会带来研究方向上的趋同性，形成对研究课题上真正有创新性成果的遏制。
由此可见，以上标准都是以人为基础的标准，可以说是“人治”的科学体系。之所以出现这么多“人治”的情况，就是因为第二代科学内部客观标准的缺失所造成的。
3．美国文明失去的机会
英国科学革命在建立第二代科学上起到重要的作用（严格说并不是唯一的作用）。美国文明是在第二代科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文明，它是发现了第二代科学文明缺陷，并且也有机会引领第三代科学革命浪潮的。但是，它并不是努力去解决这个问题，而是利用甚至放大了这个问题来满足自己的其他需要。
科学哲学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带来一堆错误的评价标准：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讨论的并不是科学，而主要是第二代科学之前的非科学，以及第二代科学里的实验标准难以作用到的领域。他把科学看作是类似不同政党的政治斗争，科学的变化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进步，而只是不同政党政治斗争的胜负结果。其“范式”的概念是非常糟糕的，因为这一概念为引入各种非科学的研究方法体系建立了一个“借口”。只要你有自己的范式，能够最后通过科学的“政治斗争”获得胜利，就算是科学的体系。
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未能解决任何问题。因为理论本身逻辑表达上是否可证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在相应领域做实验，如果连实验都无法做，那就不可能被证伪。
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把“可以获得惊人的成功预言”作为科学的评价标准，但是惊人的预言更是所有迷信、骗子和民科的典型特征。绝大多数科学的进步都一点一滴，在界外默默无闻的。
因为科学内在客观标准的缺乏，就给了美国在全球大量培养“严重缺乏科学素养的知名人士”（俗称的“公知”）的基础，他们以“价值观”作为“普适”的理念，在全球进行推销。但是，不是哪种价值观不可接受，而是以“价值观”这种缺乏测量基础的东西作为认知框架本身就是不科学、不可接受的。我们不是要否定某种价值观，而是要改变以价值观作为社会运行基础和原则的错误认知。它就是因为第二代科学存在缺陷，并且人为地去开发利用这种缺陷形成的。
美国失去的机会，就是我们的机遇。
三、第三代科学
实验只是测量的子集，科学的认知对象有可能进行实验，也可能做不了实验，但一切认知对象都必然是可测量的。实验可以成为科学认知的基础其实是有一个前提假设的，就是实验室中的对象与自然界里的对象具有同一性。例如，实验室中的氧气分子与大自然中的氧气分子质量是一样的，这样在实验室中的测量结果就与大自然中完全相同。如果不完全具备这一点，实验室中测量的结果科学价值就不一定是最高的。有些领域的实验地位就可能比直接测量更低，例如水利工程、气象领域的模型仿真实验等。因此，以测量为基础建立的第三代科学标准是完备的，且是最高级别的，而第二代的实验标准并不完备，也可能并不是最高级别。完备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可以绝对严格地要求一切认知过程，并且建立科学完备的、具有绝对性的标准：数学与测量标准。
第三代科学的客观标准并不会完全否定原来的各种“人治”标准，但一方面是会将对人治标准依赖程度降到最低，二是可以有效避免人治标准潜在的“严重缺乏科学素养的杰出科学家”问题。因为这些杰出科学家具有很高的头衔，如果他们严重不具备科学素养，就会产生很多“严重不科学的观点”。因为他们杰出的地位，大众心理上的晕轮效应会使得其影响非常大。晕轮效应也叫成见效应、晕光效应、光圈效应、日晕效应、光环效应、以点概面效应、月晕效应，俗话中是说“一白遮百丑”，这种心理效应最早是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爱德华·桑戴克于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他们很容易自认为自己可以有很多“观点”和“看法”，这些观点很容易是存在缺陷的，其带来的错误影响不仅可能非常大，而且很难消除。我们当然不能因为这些错误就否定他们的杰出科学成就，但总是很容易在做出杰出贡献的同时带来严重的、难以纠正的错误，毕竟是一个很不好、应当去解决的问题。
具体来说，在2020年8月12日，张文宏公开演讲的视频里讲过：“美国的科研比中国发达，不管你同意不同意，现在医疗领域里面，我们带的口罩，我们用穿的防护服，我们测序用的机器还是美国的。西方国家比我们发达”。问题是：张文宏讲这个话基于什么测量数据呢？根据工信部下属机构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口罩总产量超过50亿只，口罩行业产值从2015年的63.18亿元增长至2019年的102.35亿元。其中医用口罩产值从2015年的32.54亿元增长至2019年的54.91亿元，医用口罩占比增长至2019年的53.65%。2020年7月1日，口罩的新国标GB 2626-2019 正式实施。2019年时中国口罩日产量约为2000万只。2020年因为COVID-19疫情的影响，大量企业转产口罩，甚至紧急开发了单台日产量高达300万只的口罩机。仅比亚迪转产口罩后，日产量后来都提升到2000万只，与2019年口罩全行业的产量相当。2020年8月，张文宏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因为产量增加极大，并且中国疫情已经控制住，中国口罩的价格已经开始雪崩。疫情出现之前，其上游熔喷布的价格正常为一吨2万左右，但疫情期间最高被炒到35万一吨。到8月时，口罩的日产能已经提升到5亿只以上，是2019年时正常水平的25倍以上。
2019年时，中国口罩就已经是一个年产值过百亿的行业（数据来源：工信部，艾瑞咨询）。
当然，如果仔细分析口罩在国内的生产企业分布，美国公司也是占有重要地位的。2019年时，3M和霍尼韦尔两家美国公司产量分列中国第一和第三位。所以，并不是只要在中国生产的口罩都可以简单的说与美国没关系。但是，纯粹中国公司研发生产的口罩的确已经占有显著优势。并且中国已经具备从生产口罩的机器，原材料等全部自主研发生产的能力。
据工信部的数据，2020年3-12月，中国累计出口口罩2242亿只，其中医用口罩650亿只，出口防护服23.1亿件，其中医用防护服7.73亿件。在2020年3月1日至2021年2月28日的12个月内，中国向美国出口口罩约438.5亿只，外科手套约11.9亿双，防护服约9.5亿套，护目镜约5403万副，呼吸机17585台。当然，我们不能拿张文宏8月份说那句话之后的数据来评价他说的话。但是，即使是在2020年3月1日至5月31日，中国自身疫情还相当严重的时候，防疫物资的产量就飞速提升，并且已经向200个国家和地区大量出口防疫物资。其中，口罩706亿只，防护服3.4亿套，护目镜1.15亿个，呼吸机9.67万台，检测试剂盒2.25亿人份，红外线测温仪4029万台（数据来自2020年6月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在2020年8月7日外交部举行的新闻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给出了一组数字：据统计，截至8月2日，中方累计向美方提供口罩265亿只、防护服3.3亿件、护目镜3100万副、外科手套6.1亿双、呼吸机1.15万台。这就是在张文宏讲那句话之前仅一周的权威新闻报道中提供的测量数据。并且，就在这个新闻发布会的前一天，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到访了张文宏所在的上海，他表示，面对疫情，中国运往美国的防疫物资拯救了很多生命。所以，并不是中国用的口罩是美国的，而是美国疫情期间所用的口罩大部分是中国产的。说话有一点偏差是可以理解的，但就在美国大使刚刚在上海张文宏身边表示过美国的防疫物资大量来自中国，张却马上完全反着说，这就让人难以理解和接受了。
在核酸测量领域，高端的PCR设备，美国赛默飞等公司的确还是占有主导地位。但在前处理设备、核酸试剂等领域，中国公司已经具备从核心原材料，到最终产品的研发生产能力。在比较核心的PCR仪器上，中国公司也已经有很多介入和快速的进步。
所以，如果张文宏说中国在相应领域的高端和核心产品上，美国公司还是具有优势地位，这么说大家就不会有质疑了。可是他把话说得那么绝对——“还是美国的”，这么表达的意思明显就是“全部是美国的”，这显然与实际测量数据严重不符合。根据测量数据，这些领域绝大部分产品已经是中国企业生产的，就算美国公司产品也有很多是在中国生产的。
从第二代科学的角度来说，一个人拥有了很高的科学头衔，就可以有“观点”“看法”。但从第三代科学的角度来说，如果你没有测量数据，就请闭上你的嘴，无论你是什么人，都没有说话的资格。这是非常绝对和严格的标准，是完全排除人治标准的。并且，越是在第二代科学意义上拥有杰出头衔的，越是要让人怀疑你是不是“严重缺乏科学素养的杰出科学家”。杰出的头衔并不是说话的任何优势，而是更值得怀疑的标志。
医疗设备和物资是与张文宏本人专业比较接近的领域，他也是资深的用户。但在中国和世界文明发展历史问题上，与张文宏本人的专业就相去甚远。如果你没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并获得相应测量数据就随意在公开场合发言，那就更是严重缺乏科学素养的表现了。2020年6月1日张文宏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最早的文明产生在哪里啊，两河文明对不对？所以中国别觉得自己牛哄哄的，什么五千年文明啦，这都是瞎扯。哦，这个是全国录播的，这不能这么讲。我的意思是最早的文明是两河时代文明”。我们并不想仅抓住别人一时随兴而说的话做文章，而只是作一个纯学术的探讨，并且要说明一个学者或科学家要讲话必须基于严格的测量基础，否则就一定会出现“专家民科”现象。中华文明历史是否有五千年，这是一个历史学界的学术问题。不是说作为医生的张文宏就不能来谈这个问题，但你要谈的话一定得基于相关的足够知识储备和测量数据。如果是在20年前张文宏说这个话，可能还算是一个国外相对比较流行的观点，所以他这么讲也算是有来历的。但历史研究也是随着新的考古测量证据发现而不断改变。就在北京时间2019年7月6日下午，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第4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来自中国浙江杭州余杭区的良渚古城遗址通过审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32项世界文化遗产。良渚古城遗址获得世界公认，是佐证中华文明历史达到五千年的重要测量数据，也是在这个问题上世界历史学界观点发生变化的关键转折点。虽然良渚遗址最早在1936年由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的职员施昕更发现，几十年来一直持续获得考古成果。但证明这是一个古代王国都城的城墙遗址等关键证据的重大发现和保护，就是习大大主政浙江省期间发生的事情。2003年，时任江浙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考察良渚遗址时就指出：“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把它保护好”。“如果保管不好，就是罪人，就会愧对后人”。当然了，并不是说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这个事情，就可以在学术上有什么特别不同，但你也不能在没有任何测量数据支持的情况下就正好反过来说是不是？这么说不仅在科学上是错误，而且显得很没有文化。
是不是叫文明，在过去历史学界有一个标准：城市，文字，金属工具。良渚是一个古代都城确定无疑，但从目前证据看没有发现文字和金属工具。这个的确在学术上产生争论。但中国的很多考古结果，往往是改变以往的规律性认知。城市尤其都城就是文明的核心标志，它是古代人类从部落或村落，走向更大范围的城市和国家的结果。文字和金属工具只是附属性的、实现这个目标的技术手段。但实现相同目标的技术手段一般都远不止是一种。中国古代往往通过不同的技术手段实现了相同的目标。例如，历史学界一般把农业时代刚开始的1万2千年前左右开始的时期称为新石器时代。可是，在这个时代同期的中国南方很多古代遗址中却很难找到新石器工具，有些考古学家就认为这是古代的中国人利用了竹器工具的结果。因此，良渚文明遗址不仅是佐证了中国五千年文明历史，而且改变了以往对文明的学术定义。良渚等中国古代的都城更多依赖于土木工程来建设城市，这在后来直到近代的几千年中国历史中都有充分体现，它对金属工具的依赖相对较小。三星堆虽然出土了很多铜器，但基本都是礼器，并不是生产工具。中亚和北非更多依赖石头建筑，对金属工具的需求显然就要大得多。中国古代偏爱玉器，虽然玉也是石头，但质地较软。良渚的玉器加工，已被证明是采用线绳、竹片混合石英沙的线切割和片切割工艺。
如果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金沙遗址、洛阳二里头遗址、榆林石峁遗址（这些当年都是王城性质的）等距离较远，张文宏没时间去看的话，良渚遗址距离张文宏的生活居住地也就两个多小时车程，怎么就不在周末开车去实际获得一下直接的测量数据，就随意地在这个问题上有个人看法、个人观点呢？在上海附近有太多可以深入考察中国历史脉络的考古遗迹：有万年历史的上山文化遗址、九千年前的荷花山遗址、八千年前的跨湖桥文化遗址、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和马家浜文化遗址、六千年前的崧泽文化遗址，这些著名考古遗址都在张文宏一到三小时车程可以达到的地方，如果你都没去获得直接的测量数据，怎么就敢在这个问题上随意发言呢？
我在参观上山遗址时，巧遇主导上山遗址和跨湖桥遗址发掘的研究员蒋乐平（左）。他介绍了依据已有考古证据，为什么认为上山文化已经具备稻作农业特征（水稻植硅体测量分析结果，种植水稻的生产工具），以及还缺少什么证据（稻田遗迹）。
如果讲上海别老觉得自己牛哄哄的，就在他身边的杭州是五千三百年文明史，而上海最多也就七百多年（公元1292年，当时的元朝政府把上海镇从华亭县划出，批准设立上海县，标志着上海建城之始。杭州已经是良渚王国都城的时候，上海这地方6000年前才形成陆地没多久），这么来说还差不多。当然，历史的早晚并不能过多用来说明现在，这只是一个学术讨论而已。
这是不是求全责备呢？不是，在原来第二代科学的层次上，杰出科学家那么讲话是无法求全责备的，甚至觉得各人可以有个人观点和看法。但在第三代科学的层次上，这绝对不行。没有测量数据，就请闭上你的嘴，你没有任何说话的资格，得了诺贝尔奖也不行。越是在第二代科学的层次上杰出的科学家，越是在这个问题上需要绝对严格地要求。一切未系统学习过测量学、未受过严格测量学训练的学者，未来都不再有资格被称为科学家。科学素养，就是集中体现在数学和测量学素养上。
为什么？因为如果是小学民科甚至文盲民科的话，太容易被人识破了，不太可能带来什么实际危害。而院士民科、诺贝尔奖获得者民科、博导民科、留美常青藤大学博士民科、权威专家民科、杰出艺术家民科、杰出社会学家民科、杰出记者民科等等，只有他们的错误才会带来实际的巨大影响和危害，并且难以识别和消除其影响，尤其对大量非专业的普通公众更是如此。美国培养“严重缺乏科学素养的知名人士”不会从小学、文盲的人中选择，而是会重点选择杰出的艺术家，杰出的学者等，充分利用第二代科学的缺陷，诱导他们在自己不在行、没有深入研究、尤其没有掌握任何测量数据的领域大放厥词。这样才会具有误导力和摧毁性。
四、“说真话”是科学上可接受的吗？
大多数普通人不会觉得科学的测量数据是真话，而只会感觉到它“枯燥”。你不觉得这是“真话”，只觉得这“枯燥”，“味同嚼蜡”那就对了，那就说明只有这才有可能是真正科学的真话。
有人认为张讲话风趣、幽默、吸引人，所以很喜欢他。科普时能做到这些当然是很好的，但必须明白张文宏首先是个医生，他不是相声演员和艺术家，上台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表演，而是反过来，首要的是必须在科学上有测量数据支撑，要准确和符合逻辑。在这个绝对前提下，才有可能谈其他的，讲话风趣、幽默、吸引人只是工具，服务于以测量数据支撑的科学的工具。
我们也不主张用“公知”这类标签评价去看问题，这类评价也是不符合纯科学要求的。这是因为，一种评价标准必须要能对被评价的对象有明确的判断，以及完整准确的评价结果。我们凭什么认为某人是否是公知呢？仅仅说谁是公知就可以否定他所说的一切话吗？哪句话是公知之言？一旦我们如此深入地提问，就会发现“公知”一词毫无意义。但无论对谁，纯科学都可以给出系统的、准确的评价结果，并且不是笼统地去针对某个人，而是针对其每一句话，每一个认知，都可以给出精确的评价结果。——缺乏科学的测量数据，测量数据不完备，测量数据精度不够......只有这样的评价才是有意义的。
纯科学或微观科学学并不是一种新的科学哲学理论，而是纯粹的科学。如同物理学建立起来之后，自然哲学就不再有存在的意义一样，纯科学出现之后，所有科学哲学都不再有继续存在的意义和必要。
因为第三代科学标准的高度完备性，在其执行标准上就可以高度地严格，严格到可以称为绝对化的程度。如果有什么范式的问题，唯一正确的范式就是纯科学，其他范式都是不科学或不够科学的。这与具体问题上的观点无任何关系。第三代科学标准是纯客观的，不依赖于头衔标准。真正的科学特别需要这种不依赖于头衔标准的评判依据。
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问题上需要从两方面来看待，一是不能因其专业领域的杰出成就，就去支持在其他不在行的领域进行缺乏科学素养的表现；另一方面，也不能因为这些缺乏科学素养的表现，就对他们在本专业上的成就有任何影响和抹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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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汪涛
“人类第三次科学革命”倡导者，纯科学和科学经济学理论体系创始人，致力于将完善的科学方法引入社会领域。
上海析易船舶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总经理
云铝股份（000807）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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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测量与科学》
汪涛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