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变成民科？中国如何领导世界（二）如何建立以原创为主导的科技创新体制3

一、 从与程碧波先生的交流谈起

在我的前文“什么是科学？中国如何领导世界（二）如何建立以原创为主导的科技创新体制1”中，我分析了程碧波副教授的一些研究案例，既有肯定，也有质疑。在他对《几何原本》的研究上，我持质疑的成分更多一些。后来，他专门写了“回复汪涛先生：如何建立以原创为主导的科技创新体制”一文就相关问题作了回答。他把这个文章，以及研究《几何原本》的后续文章“从中国版《几何原本》研究测度与积度”发给我，我们在微信上进行了长时间的友好交流和讨论。但是，一些数学证明很难在微信上说清楚，并且这种讨论我觉得写成文章让更多网友看到是非常有价值的。

程碧波先生现在的身份应当说是专业学者，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资本金融系主任、副教授。但是，他在前述回复我的文章中并不回避有人指责他是民科。我先来谈他的文章“从中国版《几何原本》研究测度与积度”中的问题。我看了不过5分钟，就马上发现文章的第一段有三个重大的错误。

以下是直接从程碧波先生文章的第一段拷贝下来的。

程碧波先生引用的实数证明方法中，之所以只选择（0, 1）这个实数中的子集，其逻辑根据就在这里。另外，其证明方法中其实可以构造出无数个小数不在该集合中，但其采用的方法事实上只构造了一个数。

这个构造方法只用到数字1、2组合，事实上还可以用1、2、3、4、5、6、7、8、9任何其他两个数字组合来进行构造，并且还可以在不同位置变换出各种不同的数字置换的方法。这样构造出的新数字都不在原来的集合中，都可以用来证明它是不可数的。

要证明一个全称判断，需要穷尽这个判断的全部可能性都是正确的。但如果要否定一个全称判断，只要一个反例就足够了。这个基本的逻辑也是波普尔证伪主义的核心逻辑所在。

证明实数不可数的过程中，构造新整数的方法是从左上角向右下角沿对角线提取数字，而程碧波先生构造整数时是从右上角向左下角对角线提取数字。为了说明这里面的错误，我们先要理解清楚证明实数不可数的方法思路是什么。

从左上方向右下方沿对角线提取数字，目的就是要在集合里每一个小数里提取一个数字，并且位置都是不同的。这样，只要构造的新小数在每个位置上与所提取的那个小数不一样，就可以保证新构造的数字与原来集合里所有的小数都不一样。这就是这个证明方法的基本思路。但这样的证明得有一个前提，就是提取的小数可以穷尽集合中所有的小数。因为从左上角向右下角沿伸的对角线在右边是没有限制的，所以无论小数的行数是多少，这个对角线都可以一直沿伸下去，直到穷尽所有集合中的小数。这个表述不是严格的数学证明，但用规范的归纳法等，证明这种方法可以穷尽集合中所有元素是很容易做到的（只有一个元素时显然可以穷尽，再假设n个元素时可以穷尽，证明n+1个元素也可以穷尽，那么就证明了这种方法一定可以穷尽集合中所有元素）。证明这种取数字的方法可以穷尽集合中所有的元素并不是明确给出的证明，而是潜在的。数学上严谨的直觉能力就是要能一眼看出一个证明过程中有哪些过程是被省略了的。

但是，程碧波先生是从右上角向左下角沿对角线提取数字，整数前面通过加0的方法保证第一个整数的最右边数字被提取到。为理解简单起见，先假设有如下罗列的整数：

0001

0002

0003

0004

0005

……

如果从右上角向左下角提取数字，会是这样：第一行提取1，后面提取的都是0，并且提取到0004时就是左边第一个数字，到头了，这无法保证穷尽集合中所有数字。当然，你可以通过加长补0的方法增加能够被提取的整数，但无论如何加长，都会存在向左到顶头时无法再继续下去的问题。这样就可能无法穷尽集合中所有的整数。如果要能穷尽集合中所有的整数，只有证明无穷长的列数（或位数）是大于无穷长的行数的，但这个不可能证明出来。这就是为什么不能用这种方法来证明整数不可列的简明原因。同样，用规范的归纳法，是可以证明程老师所设计的这种提取数字的方法，是不可能穷尽整数集合中所有元素的。

很显然，整数是可数集合，而程碧波老师居然用一种方法证明了整数是不可数集合，那么首先就得仔细地检查一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并且首先应当怀疑的是证明方法有问题，而不是相信程老师运气真好，一下就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悖论，然后就直接用这个结论导出更多的、甚至要颠覆整个现代数学体系的结论。

这个逻辑联系和表述是很混乱的，非常的不严谨。他可以说“如果这种证明方法是可行的，那么我们可以用类似方法证明整数集合亦不可列”。

请一定要注意我上述说的是“类似方法”，它与“同样的方法”是本质不同的。“从左上角向右下角沿伸的对角线”，与“从右上角向左下角沿伸的对角线”其本质的不同在于能不能证明其可以穷尽集合中所有的元素。

我仅仅用5分钟时间就看出了程碧波老师的这个文章中如此之小的一段论述就存在三个重大的逻辑和数学问题。这说明了什么？如果这样的数学证明过程存在这么多错误，如何让人相信程碧波先生对《几何原本》所持的观点是有意义的呢？程碧波先生在量子力学等很多领域也发表过大量观点，这些领域都需要极强的数学背景和功底的支持。在不具备这种深厚数学功底支持的情况下，是难以获得有效研究成果的。当然，相对来说，程碧波先生是有一定数学等科学功底的。在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人群里，我认为只有极少数人有值得吸取的成就，他是其中之一。大多数所谓研究中华文化的学者连这点功底也没有，这就很容易会民科化。

二、交叉学科与民科

要进行原创性的工作，大多需要进行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的研究，民科的重要特征同样是看起来显得跨很多学科。因此，原创性的工作往往很容易与民科或民科行为相混淆，这对建立原创性的研发体系是极为不利的。

民科的行为往往难以受到专家的有效反驳，因为大多数专家只专注于单一的专业领域，对于其他领域的专业问题不太敢讲话。因此，一旦问题涉及到跨学科领域，大多数专家即使感觉有问题，也常常不太敢发表反驳意见，因为这需要与民科至少跨专业、跨学科的范围上能够有效覆盖，并且在每个专业领域都能非常精通。

另外，民科们往往在专业领域上飘忽不定，太多专业领域都是点到为止。再者是使用很多自定义的、连他们自己都不一定理解清楚的概念和逻辑讨论问题，其他人理解其说的是什么就更难。这些都使得清晰地确证和发现问题的难度极高。他们能让大量顶尖的专家很为难却又无力反驳。这些状况是使民科的行为很容易受到鼓励并难以有效厘清的原因所在。

更有意思的是：现在中国的大量民科并不是小学毕业或文盲者的行为，而是一些高学历甚至留学国外知名院校的博士，教授、博导们的行为。

民科往往不是去解决问题，而只是提出“惊人的挑战”，或者对专业领域的学者进行指责。还有引入大量主体误差因素，如民族自尊心、道德、人身攻击、民族文化甚至政治等因素。问题并不在于引入这些因素本身，而只是把它们以主体误差的方式来引入。例如不是说这个研究结果如何符合逻辑，如何符合测量结果，而是说这样的结果能让中国人更具文化自信。你都不符合逻辑还怎么个自信法？

有些学者提出否定古希腊文明存在，认为科学是产生自中国，持西学中源学观点。此观点以何新老师为代表。但是，何新老师以及其他持这种观点的学者绝大多数基本上都不会做平面几何题了，程碧波老师应当说是持这一观点的群体中最认真地想证明这一学说的学者，他在相关数学问题上的确是花了一定功夫的。所以，尽管我并不认可他的工作结果，但对他的努力我认为还是值得高度尊敬的。建议还想做这种努力的学者们先读一下克莱因的《古今数学思想》，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系统地学习一下数理逻辑，希尔伯特空间，亚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学》，重新复习一下平面几何。对于什么是数学，数学是如何产生的，他与原始测量获得的算术知识是什么关系，我在《实验、测量与科学》一书中也有系统的介绍。如果那些学者们真的有能力做几道平面几何题，就不会产生那些显然错误的看法了。

今天的中国不需要用那种方式来获得文化自信。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提倡说某某人就是民科，不应去完全否定一个人，只说某某做法是“民科行为”。

三、不同学者的优劣势

要想使跨学科研究成为一种真正原创性的，而不是民科的行为，必须要明白单一专业的学者与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的学者各自的优劣势是什么，如何有效发挥各自的特长。有一个笑话是这么说的：在运动会上一位记者向他人吹嘘说，他前一天战胜了两位世界冠军，下象棋战胜了游泳世界冠军，游泳战胜了象棋世界冠军。这个笑话的确表明了跨领域和跨学科具有的天然优势，但如果仅限于此是没有意义的，甚至会滑入民科的陷阱。人们必须找到象棋与游泳甚至更多领域相结合的价值所在，变成五项全能、十项全能，并在这个跨领域之后又形成新规范的赛道上取得成就，这样才有意义。

需要太多太深的技术细节支持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要想跨越多个不同的领域，在单一专业的细节上所花的时间就很可能不如专注于该领域的学者花得时间更多。如果需要解决的问题涉及到太多单一专业的细节知识、信息和技能，专注该领域的专家当然还是具有优势。这是专家优势的最根本点所在。

需要太多实时信息

任何一个专业领域的知识和信息都不是固定，而是会动态地变化。如果涉及的问题解决需要太多实时性的信息，不在这个专业领域的学者就很难及时获得相应的信息。虽然现在通过网络可以很容易实时获得世界上所有不同专业领域的知识和信息，但有很多实时信息因为保密、以及来不及上传等原因，在网上是不能及时查到的。

需要太多专业内资源

如需要太多特殊的、外界很难获得的专业信息渠道支持，专业内的学者当然就具有“近水楼台”的优势。另外还有专业权限、资质、人脉、平台等资源，不在这个圈子里的人是很难获得的。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获得需要解决问题的渠道资源。很多人都有很强的能力，但不知道该做什么。巴耳末（Johann Jakob Balmer，1825.5.1-1898.3.12）是瑞士的一位数学老师。他在1849年获得博士学位，从1859年起在巴塞尔女子中学获得数学教师的职位，1865～1890年兼任巴塞尔大学数学讲师。如果他只是做数学老师的话，这一辈子就是一位勤勤恳恳的数学教师而已。幸运的是，在巴塞尔大学兼任数学老师期间，该校物理教授哈根拜希（E.Hagenbach）对光谱很有研究，期望数学功底深厚的巴耳末能找出光谱的数学规律。这完全是一个猜数字谜的游戏，当时知道的氢元素光谱有埃姆斯特朗等人精确测定的4根谱线，以及通过观测恒星光谱发现紫外波段的10条谱线数据，巴耳末居然成功地从中研究出了相当复杂的数学规律，并于1884年6月25日在巴塞尔公开发表了氢光谱波长的巴耳末公式：

其中B为常数364.57nm，n=3，4，5，6……根据巴耳末公式预测的谱线也都被精确地发现。如果巴耳末没有需要解决问题的资源渠道，无论他的数学功底有多强，都不会成为一位量子力学历史上关键性的人物。

主要针对单一专业领域的问题

如果问题就是只针对单一专业领域，并且属于传统专业范畴解决的问题，当然单一专业领域的专家就更具有解决问题的条件。

需要跨越不同专业，甚至至少三个及以上不同专业学科领域的知识才能解决问题

虽然我所建立的科学方法完全适用于单一学科专业范围内，但是，我去解决的问题往往都是需要跨越至少三个，甚至十个以上的专业领域。例如，去年底华为要写一本书《华为大交通》。这本书跨越了机场、高铁、高速公路、城市轨道交通、水运、城市交通、隧道工程、5G、大数据、数据库、云计算、物联网、传感器、人工智能......粗略算下来至少30多个学科专业领域。其中各个专业领域的内容主要由华为各领域的专业人员撰写，但因各人思路不同，整个资料难以形成统一的思路。因此，负责出版的电子工业出版社找到我，希望我来协助将整本书思路能够统一起来。这个工作不仅需要精通这30多个细分专业领域，而且对书籍的撰写和出版也有经验。能够做这样一个有益社会的工作我当然感觉义不容辞。华为现在受到美国不公正地欺负，所以我也愿不计其他做这项工作。不过，我的身份需要有所考虑，因为我是浙江宇视的顾问，宇视也有交通业务，不知是否有问题。我征询了宇视的意见，宇视非常开明，两家公司业务虽有交集，但交集并不大，并且只要有利全社会的事情都应支持。然后与华为沟通交流时，最初华为当然认为最好不要存在任何这方面的问题，能找到其他无任何业务交集单位的胜任专家更好。但最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多方寻找，最后还是决定由我来做这个工作。我不想说在中国要找到其他拥有如此宽广的跨学科能力的学者就不可能，但客观说，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全球范围内要找到这种知识结构的人的确极为困难。书中涉及的极广专业知识，最后的书稿编辑人员很难全明白。诸如隧道的“黑洞白洞效应”“侧壁效应”，相关知识不仅涉及隧道工程知识，而且涉及人的视觉感觉生理学知识。如果每个知识点去征询不同专业的人员，协商和沟通的范围太宽、效率太低了。但所有这些专业知识点我基本都做到：任何书籍编写团队的人员不懂的我都懂，任何他人解决不了的问题我都能去解决。在水运领域的智能化全球范围都是刚刚起步，相关资料较少，因此我就撰写了部分内容。在其他每个交通行业的数字化问题上，当然是人家华为等专业领域的技术人员更精通所有细节。因此，跨学科研究要首先尊重各个专业领域的专家，然后别人才能尊重你。

我研究人口学不是单纯去研究只用人口统计学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跨越人口统计学、地球科学、气象学、人口历史学、社会科学、军事科学、安全学尤其农业粮食专业的学科。更重要的，我是以补充和解决问题为出发点，并不是要去挑战谁。所以，我的研究无论进入任何专业领域，都会很容易得到相应领域专家的理解和欢迎。因为以上专家优势的存在，无论我进入任何领域，我都首先尊重相应领域的专家，我所做的是把不同专业领域专家的成就有效结合起来。我研究粮食问题不如人家农业学家和种粮大户，研究人口数据不如专业的人口学家，但我能把它们甚至更多领域的专业知识符合逻辑地有效结合起来。这样，虽然我在几乎所有领域都不如相应专业领域的专家，但我在每一个领域都是有充分研究和学习的。

但是，很多民科是以表现自己在很多专业领域没有做过任何研究，甚至是公开表现自己无知为前提，来对其他专业领域进行攻击。例如梁建章、黄文政等所谓的人口学者是以充分表现对粮食问题没做过任何研究，来证明人口的粮食极限（或他们称的“适度人口”）不存在。其研究的问题大多都属于单一学科的人口学范畴，在这样的单一专业领域，你处在圈子外面不可能长期与专家们去较劲，这就是典型的民科行为。当然，我认可他们对生育意愿的研究还是很有积极意义的，并且与黄文政先生在网上直接讨论交流时把我认可和不认可的方面都直言不讳地谈到了。

粮食是人口问题的核心，对于任何学术问题你都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但任何观点必须以你对这个专业问题有专业的研究为前提，而不是以充分表达自己没有研究过相应专业问题来否定相应问题的存在为前提。如果没有粮食极限约束的存在，人口当然是越多越好，你讨论那么多人多有什么好处等纯属常识性的观点有什么用呢？

虽然我建立的科学方法完全适合任何单一学科的问题，但我从来不在只是单一学科领域的问题上去与专家们较劲。还有一些学者质疑亚历山大在很短的几年时间内攻占了非常广大的地域，现在的美国等都做不到，相信这样的历史纯属“傻子”。你可以去质疑任何对象，但是，如果你要质疑作为一个军事家的亚历山大能不能在所述的时间内攻占那么多地方，至少你得先系统地学习研究一下军事理论对不对？而不能以“相信这样的历史纯属傻子”的方式来讨论问题。在军事上一旦因某些军事优势形成零伤亡作战的状态，那么就会变成一种单向的屠杀，使敌我双方的优劣势转化成人与动物的区别。西班牙殖民者皮萨诺以不到两百人的军队，对印加帝国的7万主力部队完全形成了0伤亡的单向屠杀，后来经过五次战役就灭亡了整个印加帝国，而这所谓的五次战役，皮萨诺出动的军队数量都远没超过两百人。对于这样的结果，不懂军事的人是很难理解的。美国在20世纪的军事相对优势，远远赶不上冷兵器时代的一些军事强人，以及刚开始进入热兵器时代的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差异。我在《超越战争论》这本书中详细讨论了七种0伤亡作战的情况。只要进入任何一种0作亡作战模式，都会进入一种单向屠杀的状态。

所以，我对人们说如果遇到问题你得首先去找专家，如果专家解决不了，你就去找这个领域最高水平的专家。如果这个领域最高水平的专家也解决不了的问题，你再来找我。这不是说这个领域最高水平的专家水平还是不够，而是说相应的问题肯定远远超出单一专业领域了，那根本就不是那个专家研究的专业范围。只有当这个时候，搞跨学科研究的才好出手。但这不是说专业领域水平最高的人都解决不了，所以其他人就可以随便跑来没有任何约束地瞎折腾了。在跨学科研究过程中，每跨进的任何一个专业学科，还是得严格遵从相应学科的专业规范。

每个专业领域的知识和能力并不要求太深，也不要求太多技术细节

 要想解决任何专业或跨专业的问题，都必须得有足够的专业细节知识。但不同问题的解决需要的细节专业知识的数量是不同的。如果解决相应的问题需要的细节知识不是多到令人无法接受完，跨学科的学者就可以去解决它。

具有深厚的数学、测量、计算机、信息技术等通用专业功底

如果只是像单一学科专业的学者那样去接收细节知识，那么在进行跨学科研究时其数量会庞大到令人无法接受完的程度。因此，如何用少得多的精力去吸收更多的知识，这种能力对跨学科研究就非常重要了。其中一个最关键的能力是尽可能掌握更多的具有通用性的知识。这样，可将大量本来是不同细节的知识归并成数量极少的通用专业知识。数学、测量、计算机、信息科学技术等领域的知识都具有这种通用性。尤其是数学和测量，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学科，充分掌握了这两门学科，其他所有学科和任何组合的跨学科都只不过是做一道新的作业题而已。采用通用性的知识体系，也体现在快速有效地穿透各个专业的专属概念词汇上。因为各个专业相互的封闭，各自去定义一些方言术语、概念和名称。尤其每个问题最初研究出来的学者们往往拥有起名字的特权，而这些学者往往只是单一专业领域的专家，并不透彻地理解其他专业领域的词汇，但他们往往又喜欢借用其他专业领域、尤其时髦专业领域的词汇。我曾在其他文章中讨论过基因领域的大量概念借用了信息科学尤其密码学里的概念，但因为分子生物学领域的这些学者们并不精通信息科学和密码学，所以起的名字乱七八糟，非常难以理解。如转录、逆转录、遗传密码、翻译……有些概念如果你用信息科学和密码学的概念直接来套，会发现它们的含义完全是错的。参见我的文章“不会起名字的医学和分子生物学”。但没办法，这种情况在各个专业学科领域都大量存在，如果你能用通用的科学知识去理解，会很容易贯通它们。虽然不一定最终能把各领域专业词汇有效地改过来，但至少对于快速地学习和理解是非常有帮助的。

再如，高速艇领域有超临界、亚临界等概念，其实就是船舶在航行时，由于多普勒效应会使船舶与波浪的遭遇频率发生变化。波浪对船舶的作用就相当于输入了一个信号，如果采用傅立叶变换来理解，就是一个滤波器的模型。可以把船舶看作一个带通滤波器，亚临界就是波浪遭遇频率位于带通滤波器通道以下的衰减频段，船舶可以较为平稳。通道内的频段一般是船舶自身谐振频段。而超临界是波浪遭遇频率高于带通滤波器频段的衰减频段，船舶也可以较为稳定航行。但超临界、亚临界是一些比较通用性的词汇，在燃煤发电等领域也有超临界、超超临界等概念，这里的“超”是指气压超过一定限度。析易船舶原创的极超高速悬浮艇，就是一种将临界频率降低，从而很容易实现超临界工作的艇型。也可以用滤波器模型来理解，甚至在引入主动减摇之后就形成直通滤波器模型。就是对所有交流信号都有很强的衰减作用，只有直流信号可以通过，从而在一定海况的各种波浪频率条件下都可以平稳航行。

拥有深厚的科学方法素养

研究任何科学的问题都需要有科学方法和素养。但是，如果只是在单一学科领域，各种方法都已经成规范了，你只要照着去做就行了。理解不理解可能不是太重要。但对于跨学科来说，因为每次跨的学科领域都可能是不同的，其具体的研究方法都可能出现差异。这就要求你得从根本上具备深厚的科学方法素养，从而在新的跨学科问题上迅速找到正确的科学方法。

快速学习能力

因为跨学科研究在知识信息的接收上面临更大的压力，因此快速学习的能力就非常重要了。

360行，行行出状元。尽管如此，同样有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的问题，并不是什么事情都随便适合任何人去做的。有些事情是非常需要天分的，不同人的天分可能是不同的。因此你要做什么，首先得看自己是否擅长做这个，是否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不要空洞地去幻想公平。有两个领域是非常需要天分的，就是数学和音乐。如果你没有天生一付好嗓子，别去做歌星的梦想。在数学上同样是需要有极强天分的。这两个领域有很多神童现象。

无论是单一专业领域，还是跨学科研究，天分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没有极强的数学天分和功底，不要去涉及量子力学等问题的研究。

我非常认可程碧波老师用地图研究尼罗河入海口的工作，但并不建议他去研究《几何原本》，以及量子力学等问题。任何人需要知道自己擅长做什么，不擅长做什么。我在初中升高中时是全襄阳市数学成绩第一名，接近满分。11岁就自学完了微积分的全部课程。当时上初中和高中正值媒体上宣传陈景润的时候，因此我那时真有未来做陈景润那样的数学家的梦想。但不幸的是，我高考时数学卷子因为一道20分（当时满分是100分）的大题没做出来，还严重影响了其他题的解答，只考了71分。这个打击使得上大学时根本不可能报数学专业了。不过也正因如此，我很幸运地上了南邮学测量专业。

幸好早就有这样的挫折，即使我在数学上有如此好的基础，也不敢轻易去进入纯理论的量子力学和物理学等问题中去。虽然我在《实验、测量与科学》这本书中花了两章篇幅谈量子力学，但主要是从测量角度来谈的，这个角度过去人们未太关注，而量子力学的问题本质上就是一个测量问题。很多连平面几何题可能都已经不会做，非欧几何、薛定谔方程、拉普拉斯算子都不是完全看得明白的人，哪儿来那么大勇气老想去解决爱因斯坦都没解决的问题？

四、对事不对人

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一定要区分两类性质的问题，一是学术研究本身存在问题。是人都会犯错误，只要是学术研究存在错误并不奇怪，只要指出错误本身就足够了，应当对事不对人。二是存在人为的学术腐败，或者为某些利益而进行的人为欺骗。这个就不是学术讨论的问题，而是需要通过法律或其他途径进行起诉和谴责。这种情况的确需要对事也对人。以上两者都是值得肯定的。如果是后者，那就完全不是属于科普或学术讨论的问题了。但是，的确有人把这两者完全混同在一起，在学术讨论上也搞成“对事必对人”。

方舟子先生的确有效发现了很多其他学者或人员的错误，甚至学术腐败和欺骗行为。如果他真的就只是定位在做这种侠客行为上，也是很值得敬佩的。但是，他把一切学术讨论全搞成“对事必对人”了，只要发现他认为学术上的错误，就一定把对方搞倒搞臭才算客观公正。崔永元老师最初只是随意对转基因发表了一些看法，显然，无论对错，最多只能算是一个外行说了一些很随意的话。方舟子先生肯定也不能认为崔永元老师借转基因去论文造假，骗取职称和功名。但是，因为这种对事必对人的思维桎梏，导致方舟子先生对崔老师的批评迅速陷入人身攻击的状态。而崔永元老师是一个“对事更对人”的态度，他也实在是太看得起方先生了，居然为了应战把中央电视台的工作也辞了，全力与方先生进入互相人身对攻的状态。客观地说，崔老师在口述历史等工作上有可以用“非常杰出”“相应领域的中国开拓者”来形容的科学成就，但知道和理解这一点的人却很少。绝大多数人把他与“反转人士”联系在一起。很遗憾，毕竟作为一个新闻专业的人，要想进入分子生物学、医学、食品健康等极为专业的领域，是很难真正入门的。无论他对相关问题攻击的对错，都不可能成为一个科学和专业的行为，并且无端地扩大到对其他正常研究基因的学者之间的攻击上。如果对转基因的批评是正确的事情，崔永元先生除了帮倒忙和以民科身份出现以外，不可能会有任何科学上的价值。没有一个进行科学跨界的基本态度和方法，就必然会陷入如后来高院的法律陷阱等他本人完全不在行的专业漩涡中去。

很多民科行为总喜欢去攻击专业领域，这事实上是一种对自己非常缺乏自信的表现。我不仅从不在意网上网友、大V的攻击，甚至也从不在意来自专业领域人士的批评和攻击。即使我因为跨专业范围太广而被一些专业人士在刚开始误认为民科也不会在意。我一般会问清对方最擅长的专业是什么，然后用对方专业领域的语言来与对方对话，把道理讲清楚。只要简单几个回合就会让对方明白，我在对方专业领域的理解和认知，可与这个领域最顶尖的专家相比拟。即使对方一时难以理解我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也没关系，通过对我建立的科学方法的不断科普和获得认知的人越来越多，逐渐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理解和接纳。

五、还原或普遍逻辑联系

在使用“还原”这个词汇时，我与原来科学界的理解有细微差异。或者也可用“普遍逻辑联系”来理解。无论你提出任何新的学术观点，都必须建立起与现有全部科学知识的逻辑联系，这是科学的还原要求。尤其对现有科学知识提出挑战的人，你必须自己去解决相应的挑战，必须自己去找到与现有全部科学知识之间的逻辑联系。在我与程碧波老师交流时，他也提到他的观点对现有数学体系提出了挑战。我说你不能只是挑战，把难题丢给别人，你必须自己去解决这个挑战，找到与现有科学知识体系的逻辑联系是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第一，贝弗里奇在《科学研究的艺术》一书中，提出过科学研究的一些道德问题，他们算是一些潜规则，就是首先作出某个领域发现的学者，他们应当有一定时期内优先获得第一批成果的特权。别人不要太快地去和人家抢成果。

第二，这个并不仅仅是道德问题，而是最先做出发现的人对相应的问题最清楚，积累的相关资料最丰富，他们可能会以最小的投入产出来解决相应的问题。

第三，作为最先做出发现的学者，有可能是真正的发现，也有可能只是一个错误或误会。要由最先作出发现的人把基本的事实搞清楚，如果只是一场误会，就不要去浪费整个科学界太多人的宝贵资源。所以，最先做出发现的人也要有这个基本的道德去确保做出的发现是真正有效的，而不是一场错误和误会。

建立与现有科学体系的逻辑联系不仅可以使新的发现获得有效的支撑，而且如果新的发现与现有科学知识体系有矛盾的话，可能是新的发现有问题，也可能是新的发现带来对现有科学知识体系的完善和修正。因此，任何新的发现不能是孤立存在的，自成体系的单体知识，别人都不能理解。那样没有意义。

民科只是提出挑战，只以挑战和出难题让别人难受为荣。而真正科学的研究是应对挑战和真正解决问题。你不能只是说“现在的科学不能解释”，你得去解释，你得去解决，你得补上现代的科学这个缺陷，如果它真是缺陷的话。

论中华传统文化——中国如何领导世界？（五）

作者简介

汪涛  

“人类第三次科学革命”倡导者，纯科学和科学经济学理论体系创始人，致力于将完善的科学方法引入社会领域。

   上海析易船舶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总经理

   云铝股份（000807）独立董事

   浙江宇视科技 顾问

   中央民族大学客座教授

《科学经济学原理——看见看不见的手》

《实验、测量与科学》

《超越战争论——战争与和平的数学原理》

《即将来临的粮食世界大战》

《纯电动：一统天下》

《生态社会人口论》

《通播网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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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测量与科学》

汪涛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