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民融合的大国之路——回复国防大学毕业班将军们的问题

超越特定武器装备，

超越特定作战环境，

超越战争本身范畴。

超浓缩的科学化“战争经济学”理论！

《超越战争论——战争与和平的数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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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防大学的嘉宾访谈活动引出的话题

2019年新春伊始的1月3号，我受邀参加了国防大学毕业班的一个嘉宾访谈活动。此次活动的嘉宾除了我，还有中国银行财管部党鹏君副总经理，以及国防大学戴旭教授，主持人为国防大学林东教授。戴旭教授有很多知名的演讲，出版过《C形包围》等军事著作。林东教授和党鹏君副总很多年前就是直接与美国军方与经济界沟通交流的实战派人物。能与他们合作完成这个活动非常荣幸。

左为林东教授，中为党鹏君副总，右是我。

按照要求，活动中交流的观点是不容许在公开场合引用的。不过，在活动中将军学员们很多人向我提到的一个问题当时没有时间深入回答，我觉得很有必要展开讨论一下：军民融合目前在中国不断被提升到越来越高的地位，但对它为什么如此之重要，如何真正有效开展这个工作，很多人却感到非常茫然。

军民融合有三个主要的含义：军转民、民参军、寓军于民。前两个主要解决的是军工科技发展的效率问题，最后一个主要解决的是军事力量与社会经济的矛盾问题。以下我们就此展开一些探讨。

二、大国军力建设的基本矛盾

今天的中国面临着自身民族复兴和国际形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真正重要的事情并不是去享受复兴的荣耀，也不是最受社会关注的与原来老大之间被称为“修昔底德陷阱”式的冲突，而是中国自己在未来以什么样的系统理念和模式去打造新型的世界大国。中国现在如此重视军民融合，将其提升到越来越高的位置，不仅是为更好地解决军工科技的发展问题，更是对历史上其他帝国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如何做好自己的事情永远是最重要的。回顾世界的发展历史，很多西方的大国曾经辉煌一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夕日的辉煌慢慢散去。有些在一次战争甚至战役中失败就丢掉了帝国的位置。要想成为世界大国，必然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后盾，但是维持强大的军事力量往往又成为这些帝国沉重的经济负担，最终压跨整个社会。这些问题也充分地体现在今日美国身上。2018年美国军费开支预算为6007亿美元（2018年10月美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最近二三十年其军费占GDP的比例长年在3%-5%的范围。在1940年之前，其军费开支占GDP的比例还是在1.7%的较低水平。但自珍珠港事件美国加入二战后，其国民经济全面军费化，军费开支也一路飙升，二战中最高曾达到占GDP 近40%的非正常比例。二战后迅速下降到5%左右，但加入朝鲜战争又让这个比例飞升到10%以上。此后逐步下降，但因每届总统任期内美国都会有战争，因此其军费始终维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

近三十多年来，受惠于中国经济长年大幅度增长的基础支撑，中国军费开支也水涨船高，持续大幅度增长，但依然长年维持在GDP的1.8%—2%之间的相对较合理比例。根据很多专家的研究表明，如果一国军费开支长年维持在7%以上，其国民经济很容易陷入崩溃或严重阻碍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苏联在与美国的冷战中最后败下阵来，就是军费开支长年占据7%左右的过大比例，使民生相关的经济难以获得发展，最终军费开支也无法有效维持。

美国长年维持较高的军费开支，在过去能够支撑下来未导致经济崩溃，有很多经验值得学习。其中军民融合做得比过去的帝国更好是一个重要因素。

美国ARPA等机构的军品研发都不是完全单纯地为军用，而是从一开始就注重军转民的空间。今天的互联网协议最初就是ARPA研究项目之一。

在美国，民参军更是使得全美国科技企业获得更大的发展推动力。因为二战中全社会军事化的刺激，整个美国研发机构和科技企业大量深入参与了军品的研发生产过程。例如，IBM公司就在二战中生产能力提升了10多倍。民品因为有更广泛的市场基础，因此其技术进步更快，并且可以充分享受规模效应而使成本降低。苏联经济和社会最终跨掉，不仅仅是因为其军费占GDP比例过高，而且其军品研发生产体系与民品之间几乎没有关联，这使其整个社会军事和经济的投入产出效率远远比不上美国。

美国的寓军于民同样有很广泛的基础，美国有1.7万个机场，这个数量比中国多上百倍。美国拥有大量私人飞机，为美国空军提供了大量有丰富驾驶经验的后备飞行员队伍。二战中日本在冲绳岛战役等几次挫折后，有经验的空军飞行员基本就消耗殆尽。不仅是最初极占优势的零式战机相比美国新式的P-51野马战机等技术上落后，更是因为缺乏有经验的飞行员而在后来陷入“马里亚纳猎火鸡”的窘境。后来即使采用神风敢死队的疯狂举动也无法挽回败局。美国枪支泛滥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但另一方面也在平时的军费开支之外，由民间自己掏钱在进行广泛的军事训练，从而提供了大量精通枪支使用的后备准军事人员。

但即使这样，美国军事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还是成为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整个美国经济的高度军事化，本能地会产生不断消化军品库存，从而创造更大市场的内在动力，这是促使美国不断发动战争的强大内因。而持续的战争又会消耗更大的军费和社会资源。过高的军费开支要求超额的利润来进行补偿，这刺激美国不断以军事战争作支撑的金融战方式“更文明地进行抢劫”。在过去这些手段都有效地运行了，但在遇到中国这个对手之后，通过找中国的各种麻烦赚些小钱可以，但要以金融战方式进行抢劫一次性地吃饱喝足的模式（俗称“薅羊毛”）是行不通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的债务就再也难以找到消解的途径而飞速上升。

特朗普虽然以增加军费为诱惑获得军队支持而上台，但最近还是不得不提出减少军费开支。特朗普上任后采取的一系列疯狂举动并不单纯是针对中国，而最重要的是美国自身债务大山无法消解带来的巨大压力。2019年新年伊始政府就因为缺钱而关门，美国政府关门已经成为常态，奥巴马时期就已经很常见。至2018年11月30日，美国公共债务已经达到21.85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数据），同比新增了1.26万亿。美国债务已经完全失控，并且至今看不到消减的可能性。如果这样发展下去，整个美国社会必将走向破产的尴尬境地。

三、中国军民融合的优良传统

人民解放军从建军伊始，就有军民融合的优良传统。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在当年力量极度薄弱的条件下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地发展壮大起来，是通过人民战争、大生产运动等，将民间的力量尽最大可能地转化成了军事能力。

如果单纯从传统军事角度看，淮海战役解放军60万对国民党军80万是以少胜多，但事实上，支前的民工数量据统计高达543万人。因此，如果能理解这事实上是543+60=603万人对80万人的一场战役，就会明白陈毅为什么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原因所在了。

四、当代科技条件下的军民融合

中国建国之后的军事建设大致上走了一个先学习苏联，后学习美国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解放军建军之初的军民融合模式是否还适用成了很多人的一个疑问。苏联模式严重分割了军工与民品之间发展的联系，中国军工产业至今依然深刻保留了相应的基因。中国后来学习美国的建军模式时，更多只是看到大众媒体、甚至好莱坞大片展现出来的表面高科技战争样式，其背后的大量军民融合模式我们只有走近并深入美国内部才能看清楚。超视距攻击、隐形战机、精确制导、航母战斗群、无人机、机器人士兵......这些炫酷的高科技战争外表我们都看到，并且学到了。但对其高度军民融合的军工研发体制，大量私人飞机、航空俱乐部培养的后备空军力量，私人拥枪带来的平战结合军事训练（虽然美国的这个模式未必适合中国），我们至今还是一脸茫然，不知从何下手。

五、深入理解军民融合的理论和技术可能性

我在“《超越战争论》第八章第二节武器系统的成本分析 1.武器系统的构成”里，从理论和技术上详细讨论了武器系统的成本结构，这是探讨军民融合最重要的理论基础。

从以上武器系统分析可见，从军民融合角度看我们可以把它分为四个部分：战斗部、发射系统、发现瞄准系统、运载系统。这四个部分可以实现军民融合的潜力依次增高，尤其是运载系统。运载系统往往占有了武器系统成本的绝大部分。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它的系统本身通常就相对较大；二是对它的抗打击能力、抗恶劣环境条件的能力要求极高，这使其不仅对材料要求达到极致，而且大大提升重量，又对动力系统提出高得多的要求；三是产量有限，从而难以获得规模效益。例如，坦克真正作战的是其运载的炮弹和机枪子弹，但绝大部分重量是装甲和履带占据了。近10万吨的航母是飞机的运载平台，而航母上的舰载飞机又是其装载的导弹和火炮的运载平台，导弹上的火箭部分又是其战斗部的运载平台......这些武器绝大部分重量和成本都消耗在各级运载平台上，而最终真正的战斗力都只是体现在战斗部上。用普通民用汽车上发射的50公斤战斗部，其杀伤力与用飞机发射火箭弹上的50公斤战斗部破坏力是一样的。不要因为它是普通汽车发射的就对它的战斗部有丝毫轻视。但是，我们在好莱坞大片刺激下却越来越看中运载工具表面的炫酷和奢华，把军费成本越来越多地消耗在这个外表上面，却逐步忘记了战斗力的终极体现只是战斗部。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军品的运输与民品的运输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炮弹与快递只是包装大小和重量的不同，证明这一点价值的军事案例不胜枚举。

发生在1984年7月12日老山前线的中越战役（越方称为“北光计划”“MB-84作战计划”“河江战区战役”，中方称为“712战役”“松毛岭战役”“船头地区防御作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近40年直接参与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战役，因此其价值更显宝贵。此次战役越军集结了最精锐的4万人试图作最后一击，其中包括其王牌部队312师和316师各一个精锐步兵团。中方14军40师（老师长刘昌友指挥）面对主要压力，尤其张又侠指挥的119团处于松毛岭越军主攻方向，面临敌优势精锐兵力的重压。此次战役中方能够大获全胜，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用成倍超过炮兵操典规定的密集炮火，在越军发起进攻前就在其埋伏的阵地予以重创，并且在交战中封锁了越军进攻的路线。而当天上午赵扣斌团长指挥的40师炮兵团就接近打完战前准备的2.5个基数大口径火炮的弹药，但靠战前准备的5个基数充足的迫击炮弹药还是封锁死了敌进攻路线。到下午，中方抢运的炮弹就开始到达，至当天晚上就恢复到战前储备水平。当天用掉了1261.11吨炮弹，加上当天运送的炮弹总量为3400吨。之所以运输能力如此之强大，是因为不仅动用200辆军车，而且在公路上到处临时征用民用运输车辆用于紧急运送炮弹。最后民车数量达到600多辆，远超军车数量。越军虽然火炮数量并不弱于中方，但因弹药运输能力远远不足，导致弹药接济不上，与中方火炮对攻中明显处于下风。

二战时英法联军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本来计划运回3万人，最后实际运回30多万。这个奇迹正是靠临时征用大量的民用船只实现的。大型战舰在承担这种任务时反而远不如小型民用船只来得有效。一方面大型军舰数量少，二是它的目标太大，一旦被击中损失惨重。而小型民船灵活，数量庞大，德军袭扰的战机反而没太多办法。因为一是它目标小难以击中，二是用炸弹攻击就算击中了战果也很小，不太划算。

现代的高铁、高速公路，都具备强大的军事运输价值。中国曾做过实验，在一条高铁线路上一个晚上即可远距离运送10万以上轻装的战斗人员。

解放军在其战争历史上并不是一路凯歌，也有一些挫折、失败甚至全军覆灭的战例。其中典型的有长征时湘江战役，延安时期的西征，抗战时期皖南事变，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后期的180师突围，解放战争时期的金门战役。其中以金门战役最为惨烈、教训也最为深刻。其原因在于其他战例都是在我军总体战略上处于劣势状态下发生的，而金门战役是我军总体战略上压倒性超越对手，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的大势下发生的。其他战例无论如何，多少都能分散突围出去10%甚至20%以上的人员。但金门战役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军覆灭”，能游过金门海峡回来的是极罕见的个位数，全军不是死伤就是被俘。其原因总结有很多，但最关键的一条是后续运输能力完全丧失，虽然后方的厦门有远比对手强大的压倒性兵力储备，因没有运输能力只能眼睁睁看着先期冲上去的3个团加后来上去的一个营完全落入敌手。

运输能力无论在战争中还是在和平时期，其价值都是肌体的血管，一旦它们被切断，就会不战而亡。如果利用强大的民用运输能力来建立军事运输能力，它们在和平时期可以大量建造，并且平时可发挥经济效益，从而可以用最经济的方式维持最庞大的运输能力。军事运输能力并不取决于装甲的厚度，而是取决于运载工具的数量和载荷。由于现代军事战斗部技术能力的发展远远快于装甲的抗打击能力，就算装甲再厚的军事车辆遇到现代弹药的战斗部命中也难以幸存。

只有消灭敌人，才是最好的保护自己。

消灭敌人需要更大的运输能力运送数量远多于对手的战斗部。这是军民融合和寓军于民最重要的切入点。

六、中美制海权建设的异同

虽然大炮巨舰的时代在二战时期被航母时代终结了，但直到现在，因为在传统船舶技术约束条件下，远洋和耐波能力需要对船舶的排水量有较高要求，因此“巨舰”时代并没有结束。现代制海权同样是靠“导弹巨舰”“航母巨舰”来支撑的。万吨级导弹驱逐舰、几万吨级补给舰、登陆舰和10万吨级航母似乎成为大国海军的必备名片。而这些巨舰无一例外也都是吞金巨兽，建造和维护成本极为高昂。对于远洋的制海权来说，目前似乎还很难看到技术上的其他替代方案，的确必须依赖这些巨舰作支撑。但是，如果单纯将制海权建立在这种模式上是有问题的。

陆军的一个战斗单位可以是单个士兵，可以是乘员只有2、3人的一辆坦克，空军的一个战斗单位可以是乘员只有1名空军驾驶员的战机。海军的一个战斗单位一般只能是一艘军舰，其乘员少则几十人，多的像航母上需要几千人。这样的战斗单位平时很难有任何经济效益，且运行维护费用也非常高昂，而如果在战争中被击沉，其损失会过于巨大，并且其建造困难，恢复起来耗时漫长。因此，依靠巨舰维持的制海权如果在一次战争中损失较大的话，往往会在很多年甚至数十年时间内再也翻不过身来。

另一方面，中国与美国之间在制海权的客观需求上却存在巨大的不同。

美国东西方向5000公里范围内几乎全是茫茫的海洋，南边也是广阔的墨西哥湾，并且没有真正的对手。美国海军在近海最多就是抓抓偷渡的移民，并没有什么仗可打。美国在远洋往往是面对远远弱于自己的对手，并不会真去打与自己实力处于同一水平的对手。

但中国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其制海权最重大的任务，首先是要解决近海300至700公里范围内第一岛链上的问题。在这个范围内，中国军队要面对的很可能是与自己武器装备处于同一时代，甚至强过自己的对手。中国复兴大业最重要的统一问题同样是在近海300公里范围内，而且这个问题有很大的特殊性。美国海军劳师远洋去打远远弱于自己的对手，可以不去占领对方的领土，只要把对方打烂、打怕、打服就行了，因此它可以单纯地采用超视距的远程攻击手段。但中国要解决的统一问题并不是这样，没有任何人否认中国现在的军事力量足以把第一岛链上的任何对手彻底打烂，但统一问题不是单纯靠打烂就能解决的，必须具备大规模人员上岛的能力。如何解决300公里范围内的海军力量建设，这是中国的头等大事。中国军事家们也普遍认为，航母、万吨级导弹驱逐舰并不是为解决这个范围内的问题准备的最佳手段。那么为解决这个范围的问题准备的最佳海军力量是什么呢？

设想以071等2万吨级的两栖登陆舰装载两栖坦克或其他作战装备，它们首先要在大型港口花费2、3个小时集结装载作战物资，这个过程很容易被发现。然后以最大30公里左右的时速花费4个小时左右航行到作战地域外海若干公里处，花费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放下破障艇、两栖坦克、气垫船等，用1个小时突破到对岸滩涂进行抢滩登陆作业，整个过程耗时要10个小时左右。而一艘2万吨级的两栖登陆艇其运载能力是一次运送800名士兵和10到50辆作战车辆。就算集结全部解放军海军现有的8艘（算上建造中还未成军的）071，一个攻击波次最大运载能力是6400名士兵和100到300车辆。在这10个多小时的过程中，很难避免对岸发现自己的作战意图并作出反应，任何对岸反舰导弹或火炮击沉或击伤那怕是一艘战舰，其损失不仅令人痛心不已，而且会使后续运载能力显著衰竭。仅仅靠远火和空军力量的压制难以完全清除对岸的反舰能力。就算6400名士兵和二三百辆车辆安全上岛，第二攻击波次要等这些大型舰只返回港口装上人员和物资，再返回来完成前述的整个过程才能实现，这需要20多个小时的漫长时间。这种力量投送模式对解决一些弱小国家的对手还是可以的，但对实现统一大业的需要相差太远。这是为什么看似现在大陆军事力量飞升，远远超过台湾军队，但台独势力竟然还是有信心依靠其军力进行抵抗的客观依据所在。对岸的军人是职业的军人，不应简单地以为他们演练将第一攻击波的解放军全歼完全是儿戏。

解放军依靠强大的海空军可以“冲出”第一岛链，但不意味着第一岛链的问题就完全解决了。

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拥有1、2个小时内将第一攻击波次高达20万的精锐部队和上千辆重型坦克送上岛的能力，另外2、3个小时内后续的20万精锐部队和作战物资就会到达，1天内甚至可将包括城管在内的数以百万计算的人员装备送上岛，试问还有任何真正懂行的军事家会认为台湾除了和谈还能有别的任何空间存在吗？能战才能言和，有这种能力就是兵临城下，而没有这种能力，海峡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天堑。

如果能在1、2个小时内第一攻击波次就到达，对岸就是知道有这种能力存在也根本没时间作出反应布设登陆障碍，因此对装甲、扫雷和破障的需要就会大大减轻。天下功夫，唯快不破！

要具备这种能力，就需要数量极为庞大的超高速船只，而这些船只很难完全以军品方式采购。如果它们平时以民品方式存在于民间，平时可产生经济效益，战时即可征调作军用。这就是军民融合和寓军于民所具备的真正价值所在。

作者简介

汪涛

独立学者

"人类第三次科学革命"倡导者，纯科学理论体系创始人

上海析易船舶 联合创始人、总经理

云铝股份（000807）独立董事

浙江宇视科技 顾问

中央民族大学中俄能源研究院 客座教授

中关村长风联盟 国际化导师

中国农投会、中关村京港澳青年创新中心等创业导师

中兴通讯（000063）国际市场管理体系奠基人

著 作：

《科学经济学原理——看见看不见的手》（即将出版） 

《实验、测量与科学》

《超越战争论——战争与和平的数学原理》

《即将来临的粮食世界大战》

《纯电动：一统天下》

《生态社会人口论》

《通播网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