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不断听到中国航母、隐形战机等新武器装备发展的消息时，都会很兴奋。但同时要看到另一面的问题：所有这些武器装备都意味着天文数字的具大成本，它们不仅采购成本极高，而且全寿命周期成本更是采购成本几倍甚至几十倍的花费。武器装备的发展当然是不可缺少的，但如果将一个国家的国防安全都寄托在新型武器装备的发展上，很可能导致完全相反的结果。历史上大量帝国的灭亡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其穷兵黩武导致国力耗空。直到现在的美国依然深受发展军力与发展国民经济之间资源矛盾的制约之苦。中国如此高度地重视军民融合，首先一个最重大的值得关注的意义是：在中国即将重新位居世界领先地位时，准备走完全不同的长期发展道路。 

 以下是武器系统组成

武器系统组成，摘自《超越战争论——战争与和平的数学原理》

武器系统本身的构成是整个成本构成的基础。从以上武器系统的组成来看，其发挥武器关键和终极作用的是战斗系统中的战斗部，但事实上，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整个武器系统中运载系统所占的成本比例却越来越大。例如，一艘航母中的成本最大头的是航母舰体，空军武器中成本最大头是飞机的机体。真正在战斗部的弹体甚至加上发射系统所占成本比例很小。这些武器运载系统本质上说也就是一运输工具，它与民用运输工具当然有区别，但并非绝对不可通用。如果完全以军事专用目的来建造这些系统，平时就不具有任何经济和服务于国民经济的价值。以纯军用目的建造的运载系统成本远远高于民用目的建造的运输工具，因为它们往往要考虑很多特殊的要求，特别是对抗毁性的极高要求，会使其耗用远比民用车辆更多的材料、动力以及特殊的高价值材料。一辆军用坦克与相同运载量的卡车或其他民用运输工具价格相差上百倍，真打起仗来，同样都会被一枚反坦克导弹击毁。但只要装备同样的战斗系统，其攻击力却都是一样的。

从武器系统的组成可见，武器运载系统与发现瞄准系统都是具有极大军民融合潜力的，融合空间较小的是战斗系统。

在战争史上，通过战时动员民用运输系统于军用，不仅可极大降低成本，而且可以极大提升战时可使用的战斗单位数量。英国在二战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时，动员了大量民船来承担英法联军越过英吉利海峡撤退的运输工具，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如果单纯采用军用运输船，30多万的庞大军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撤退完毕。

油画：敦刻尔克大撤退 作者：Charles Cundall

 中国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有人以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将此理解为“每三年就得打一仗”。今天的中国除了20世纪70年代和80的年代中越之间边境冲突之后，近30年没有发生过战争。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远离战争的威胁，但毕竟实现了相当长的时期没有实际去使用战争工具，事实证明这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创造了长期和平稳定的环境，是极为有利的。未来中国的发展战略是希望实现长期维持和平的环境、获得国家安全的有效保障、为国际环境提供安全环境等多个目标同时获得很好的满足。即使不打仗，也是需要国防和军费支出的，这就是“平时军事供养成本”概念所研究的对象。这需要中国在获得有效的国防安全同时，又能保持最低的国防安全支出，也就是《越越战争论》中所提出的“安费比”的最大化。

武器装备本身的支出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其寿命周期成本（LCC）才是要考虑的全成本问题。它不仅包含武器装备本身的采购成本，还包括其使用、维护、培训、训练、技术支持……这些成本可能达全寿命成本的80%甚至90%，即为武器装备采购成本的5到10倍。我们希望养兵万日，也最好不要用兵一次，但真要用兵时，又能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而大量专用的军事装备在平时没有任何经济价值。如航母和隐形战机，平时是不会用来运集装箱货物和乘客的，最多是出现自然灾害等情况时作为应急之用。因此，如果将全部国防安全只建立在专用的军事产品上，就得采购足够数量的专用军事装备，其平时军事供养成本就实在太高，而真到打仗时可能数量又不够。如果将尽可能多的装备以军民融合方式实现，其平时军事供养成本就可通过民用装备实现，真打仗时可动员的战斗单位数量就会非常充足，而这些民用装备是可以在平时实现经济价值的。

如果仅仅以专用军事装备开发两栖登陆车辆，数量少了不足以实现大型登陆作战，数量多了平时又没什么用处。如果以军民融合思路来发展，将公安、边防的巡逻艇、缉私艇、渔政船甚至旅游船、渔船等都以军民两用思路来开发，平时不用装备那么多两栖登陆艇，而到战时可将数量极为庞大的民用船只都征用为两栖登陆船，从而可实现大兵团的两栖登陆作战。同样，直接以民用集装箱运输车来开发集装箱导弹或火箭炮发射车，它们数量极为庞大，隐蔽性好，在战时紧急动员即可形成极其庞大的战力。这种装置的生产补充也极为简单，战时生产提升率可以极高。

造价为天文数字的航母战斗群 

军民融合问题并非今天才认识到，它是经历了长期发展过程的。军民融合有多方面的内涵，首先被人们认识到的是“军转民”。在过去，军事技术往往是最先进的技术，如果这些技术仅仅用于军事就太浪费了。今天的大量高科技都出现于二战时期的军用技术，包括电子计算机、雷达等，互联网最初也是来自于美国军用通信的ARPNET网络，现代移动通信基础的CDMA技术最初也是美军用于军用通信研发的。这些军用通信技术转向民用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并推动了全社会技术水平的提升。

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为将更多资源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将大量军工厂转向生产民用产品，现在很多著名的民用产品生产企业如长虹等，当年都是专业的军工企业。在和平年代，并不需要大量生产专业的军工产品，因此，完全专业的军工企业很可能面对产能利用不足的问题。采用军民融合方式，使军工企业同时生产民用产品，不仅可以使其产能资源得到有效利用，而且可将民用产品在市场上获得的利润用于军品技术开发。 

后勤服务如医疗、食物、衣着等也都存在很大军民融合的空间。

 军用技术水平高于民用产品的情况并不是绝对的。由于民品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更大量的市场空间，其技术水平的进步从长期持续性上说是远快于军品的。前面提到大量通信技术最初来源于军品研发，但在现代通信技术的改进上，民品却远远快于军品。10多年前我在中兴通信工作时，有大量产品应用于军队系统，军队的专业研究所基本上停止了通信技术的研发，因为其技术进步速度远远落后于中兴华为等民品企业。

不仅从技术水平上看民品往往进步速度更快，从技术可靠性上说民品往往也更有优势。因为民品有大量市场应用的检验，这在很多情况下远比单纯研究单位内部实验室等自我检验应用场景覆盖面要大得多，检验也有效得多。

对一些需要巨大投资的原创性技术来说，过去只有以军用目的来开发才有可能获得足够的经费支持。但现在由于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等服务于创新的金融工具大量普及，民用产品也可以进行大量原创性的技术研发活动。因此在一些原创性技术上，民间创新活动的兴盛也可能会超越军品研发的技术水平。军队有其传统固有的装备研发流程，仅预研就需要3年左右。去年第一次陆军公开预研招标中，我投资的析易船舶超高速飞轮船技术参加了消波艇的预研招标。已经有25年自我研发过程的飞轮船已经达到商用水平，而其技术指标比陆军消波艇3年后的预研目标水平还要高得多。招标组专家感到很诧异地说，这还预研什么呢？这不等于是把他们的预研项目给废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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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易船舶超高速飞轮船

现代技术覆盖的范围越来越广，军品可能用到的技术范围也越来越广，而很多技术可能使用量很少，完全不值得军品研发单位专门去研发生产。例如前不久在南海发生的美国潜航器被中国捞走的案例，就是采用一民间公司的智能捕捞器技术实现的。这种产品军队很有用，但量不会很大，直接从民品中采购会很有效地充实军品的种类。

本文开头提到，军品的运载系统和瞄准系统都有极大的军民通用的潜力。专用的军品运载工具一般情况下很难用于民用，这不仅是技术问题，而且将军用运输工具用于做生意也有管理上的巨大问题。因为军用运输工具一般都有很多特权，这很容易导致不公平竞争以及军队的腐败。中国曾有这样的教训，在80、90年代军队可以做生意出现了很大问题，后来就完全中止了。但将民品以军民通用方式来研发生产，是完全可行的。以民用的高铁作为运兵工具，可以在一夜之间运送10万以上的兵力。这不仅成本远比专门军用运输工具低，而且效率绝不亚于任何专业的军用运输工具。寓军于民可以在不增加军费前提下极大提升潜在可用的军事能力。《超越战争论》充分证明了，在可以具备有效击毁能力前提下，数量可以平方倍地弥补质量的不足。以民用运载工具加专业军用战斗系统的方式，可以获得不亚于专用军用武器系统的击毁能力，而其成本却可以呈数量级地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