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我选择了安徽黄山脚下的一个村庄做乡村建设的项目，叫「碧山计划」。除了乡村建设的项目，我还关注一种生活方式，即一帮人离开主流生活，到一个比较荒野的地方，建立起社群开始共同生活。为了开展所谓的“共同体”的实验，我需要去挖掘历史上的经验，寻找一些思想资源，我就开始研究历史上或者是现在还在进行的一些社群实验。

到碧山之后，我最早关注了在泰国清迈的两个知名艺术家。他们原来的作品主要是在艺术领域反建制化，比如他们会在美术馆的白盒子空间里做咖喱饭，将空间的功能一下子转换了。他们觉得发生在美术馆的艺术活动实在太多了，不是特别有意思，就想把艺术运动的现场搬到田野上。后来，他们在清迈的郊区做了一个叫「土地计划」的项目：他们买了一块地，在这片地上做一些活动。他们没有对“产权”的执着，所有人都可以使用这块地。

我当时正在做《天南》的创刊，由于刚刚兴起的对农村的兴趣，我就把第一期的主题定位在“亚细亚故乡”，其实就是想关注在亚太地区城市化进程如此激烈的时候，有一些人，知识分子或者艺术家，离开城市到农村去做的一些事情。

在 2011 年的时候，中国大陆有温铁军领导的乡村建设的运动，在台湾有农村阵线的一些组织关注农村议题，在印度有关注印度农民生产状况的写作，在泰国有刚刚提起的艺术家发起的“土地计划”，在日本有小川绅介导演的记录片，去记录日本农民的生存状况和他们的抗争。这些是在亚洲地区共有的一种现象。

02 

《乌托邦田野》的框架及

何为「乌托邦」

这本《乌托邦田野》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由于这本书是建立在田野调查之上的。我会到每一个乌托邦项目或者历史上乌托邦活动的遗址去看，再结合文献的阅读进行写作。我起初主要是为了实践「碧山计划」去寻找一些可以借鉴的历史或当代经验，没想到我去的地方越来越多，一直到我离开碧山计划，这个调研一直开展到今天都还没有做完。

我给它设定的框架有点大，涉及的项目在时间上从十八、十九世纪跨越到二十、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是一条很长的时间线索。从空间上，它也涵盖了很多地区和国家，比如我关注的十九世纪的乌托邦实践是在北美地区，而单美国这个国家我就精选了五六个来写，还有很多是没办法完全覆盖的。到了二十世纪，我关注泰戈尔早期在印度的家乡做乡村建设，以及在中国民国时期，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和彭禹廷这几位是我认为比较有代表性的乡建运动人物，我都放进了书的框架里。

我还到访了很多当代还在运作的一些项目，包括在六七十年代「返土归田运动（Back-to-the-land movement ）」这个背景下，北美地区、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出现的一些嬉皮公社、生态村和理想社区（intentional community），以及在当代农村做的一些艺术项目都容纳进去了，所以整个框架结构是非常大的，一直到今天我都没做完。

受到疫情影响，我有两个很重要的国家都没去成，一个是泰戈尔和恩厚之一起在印度做的乡村建设学院，它影响了民国时期晏阳初他们的乡建运动；另一个是以色列的基布兹，它是以宗教为由建立的公社。这是两个非常成功的公社乡村建设和社群实验。

之所以涵盖乡村建设，是因为所有乡村建设的项目其实都是对现实的否定，对所处的时代中人们对农村议题的忽略感到不满，所以才会去展开一系列的乡建实践。他们实际上也是在寻找一种另类的可能性，这就关系到我怎么定义乌托邦了。

返土归田运动（Back-to-the-land movement ）

©网络

调研的时候，我对十九世纪各种激进的实验和运动进行了一个广泛的阅读，会发现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很棒的时代，它的开放性可能比今天还要高，所以我超喜欢十九世纪的美国。

在那个时候，美国这个国家刚刚成立没多久，它本身也是人类乌托邦探索的一个结果。当年英国在实行工业革命就出现了人道主义危机，工人的工作条件非常糟糕，英国的国教排他性也很严重，会打击相异的宗教，一些小众的教派就被剥夺了生存空间。所以人们就想到新大陆去寻找空间、建设起他们的乌托邦。美国的先民们就离开了欧洲、英国到北美去拓荒，按照自己的理想建立了这个山巅之城。

早期十八、十九世纪在美国的一些社群，对于传统家庭和婚姻概念的冲击是非常激进的。比如纽约有个叫作「欧内达（Oneida）」的社群，实行的是群婚制；另一个是美国震教村（Shaker Villages），奉行独身主义。这些实践非常有意思，我就在想为什么这么激进的实验能在十九世纪的美国落地呢？

在人们拓荒的过程中，对于政治、人类共同生活的各种设想都持开放的态度，是一个非常欢迎各种思想探索的时代。所以有很多激进的，尤其是宗教方面的思想在美国都找到了自己的生存空间，甚至发展得非常好。

那些在世俗社会看起来不可思议的群婚、独身主义这些想法，之所以拥有那么多追随者，是因为他们通常在神学上具有说服力，一些创想就容易说服追随者。比如群婚的思想，他们就可以从《圣经》里给到一个滴水不漏的论述，并且把它阐述成一种崇高的、追随上帝的一种实践。由于当时的宗教氛围，很多人会追随，再找到落地的空间，这些共同生活的设想就有可能落地实现，并且实现得非常好。

我给「乌托邦」的定义特别简单，关键词就是一种「替代性方案（alternative）」。通常来说，乌托邦的出现都是由于社会产生了一些危机，当世界出现问题之后，人们才会想有没有另一个世界能够抛开目前大家都在使用的系统和规则，寻找和探索另一种可能性来杜绝所在世界的现实问题。在这个时候人们想象、探索和寻找另类可能性的实践叫作「乌托邦」。

从文本的来源上讲，这个词源自五百多年前托马斯·莫尔写的一本书《乌托邦》。这本书是在工业革命之前出现的，他很早就预感到英国会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这有可能会带来很多问题。这本书面市没多久，英国的工业革命就发生了。工业革命是人类的一个进步，但它的副作用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对于一些人文主义者而言，它带来很多社会问题，甚至是精神危机。之后，才有一些人选择离开英国去往美国这片新大陆上，寻找另外的乌托邦。

工业革命时英国工人生活：食不果腹，衣衫褴褛

©中新网

托马斯·莫尔其实开创了一个特别文类，即乌托邦文学。这类文本通常会想象一个美好的地方，建构在地理上某个岛或者某片荒野之地，多数会提到共产制度。实际上，人类从历史生活到现在，主要实行的是一种私有制制度，私有制变成了一个在各个国家、各个时代通行的一种制度，同时它带来了很多问题。所以人们在展开乌托邦想象的时候总会想到，会不会共有财产可以成为私有制的一个替代。除此以外，为了改变眼前的这个世界，所有乌托邦文学都会提到教育，这实践起来就又是五花八门的了。

另外，每个时代出现的危机都不一样，导致另类的实践都有不同的特点。比如，我刚刚提到的工业革命带来的人道主义危机和十九世纪美国的第一次金融危机是不太一样的。金融危机导致了很多工厂的倒闭，人们面临失业，开始陷入一种极度的贫困里。因此，爱默生那一代美国知识分子就开始在波士顿搞布鲁克农场，在郊区进行共同生活、共同劳动的实验。而一九五十、六十年代越南战争带来的危机导致了嬉皮运动的出现，主要表现就是「返土归田运动」。

艺术家Josiah Wolcott笔下的布鲁克农场，1845年。

©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

03 

「乌托邦」为何背负污名

「乌托邦」从字意上讲，是一个乌有之乡——在现实世界里没有的地方，这对研究者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用的词，一下就能说明你所研究的社群的特性是什么。但实践者会很讨厌把自己做的事情叫作「乌托邦」，因为他们在实践，意味着是在现实世界创造一个理想社区，这不是乌有的，是真实存在的。

人们不愿意谈论乌托邦的原因有很多种，一种是觉得乌托邦是乌有之乡，是一种幼稚的对美好社会的想象，它不存在于现实当中。另外也有可能是某个地方的政治空间不允许谈论，因为乌托邦意味着人们在寻找一个更好的政治方案——人只要有共同生活，就会有政治，会涉及资源分配、财产分配、制度公平等问题。那么实践者需要用什么样的决策制度才能够让每个人都有发声的机会、参与到公共决策当中，这不论是从经营一个社群还是治理一个国家来讲，都是一样的。只不过社群的尺度很小，国家的尺度很大。

乌托邦之所以会被污名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有大量的国家尺度的乌托邦实践的失败，而且是灾难性的失败。大家会认为，既然都失败了，这种灾难性的历史经验谈来又有何用？所以我关注的案例和这本书里写到的都不是国家尺度的乌托邦，而是特别小的尺度，就是一个社区。

有一个词是「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它能够表达出与历史上这种共同生活实验的社群的关联，又和共产主义有点关联，但是它不是共产主义（Communism）。我的界限还是很清楚的，就拿 Shaker 来讲，它在美国各地都有，建立了很多聚落，虽然加起来可能有好几万人，但是一个聚落不会超过两三百人，都是小尺度的。即使它们失败了，也不会影响到整个社会，或者带来危害。

我觉得我们在定义乌托邦的时候，基本上是现有的主流的生活方式存在一定的问题，或者说不适合我，不符合我个人的喜好，于是我想要一个替代性的东西，尝试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其实人们寻找的一直是另类的替代方案，从这个定义上来讲，我们没有必要害羞，不要怕被别人说幼稚。

谈论这种乌托邦非常有必要，它确实能够拓宽我们对“共同生活的想象”。寻找另一种生活的想象的努力没有什么可耻的，如果没有这种努力的话，人类的生活会很单调，长此以往都在重复同一种政治实践、同一个常见生态，没有什么进展和进步，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再被创造出来。

这些实践也不是反对这个社会的系统与观念，只是想要多元化一点，做一些小众的实验，和主流生活共存。它只是提供了多样性，作为一个补充的态度，也不一定是非此即彼的。我觉得大家应该去呼吁，以及拥抱这个拓展经验的部分。

我觉得成败这种观念，是特别功利的。即便在世俗意义上讲，它失败了，但它是无害的，甚至可能是有用的。他们的一些实验，对于拓宽我们人类的政治想象是非常有帮助的。但它不像那些国家尺度的乌托邦，会对整个社会产生摧毁性的影响力量。

举一个罗伯特·欧文的例子，苏格兰有一个叫新拉纳克的地方，最早纺织业需要有水位落差的地方来发电，这个村庄最早就是纺纱厂以及一些工人居住区。欧文和厂长的女儿结婚并购买了这些厂房。当时英国广泛雇佣童工来在纺织厂工作，但是工作条件非常糟糕。在欧文接手之后，他进行了社会和教育方面的改革，创造工厂的福利制度，同时创造了全世界第一所幼儿园，让这些孩子有上学的机会。这个改造非常成功，当时欧洲都快把这个地方看成景点，是慈善、实业、工业的完美结合。

即使它在改善工人状况的方面非常成功，但由于他本人是一个无神论者，英国社会没办法接受他更激进的改革方案，于是他就决定去美国。他去了美国之后也接受了好几任美国总统的接见，觉得他是一个英国来的实业家且有社会改良的热情，非常支持和他到印第安纳和谐镇进行实践。他买下后改名为新和谐镇，并创立了“新和谐公社”。

新拉纳克的路牌，欧宁摄，2017年。© Ou Ning，图源自豆瓣

他当时有非常大的野心和热情，做一个升级版的乌托邦，但是由于他之前在英国做的是工业，而现在是搞农业。一方面没有经验，另一方面他忙于和美国的意见领袖争论、说服政治家们造势，于是他把具体的事务交给他的儿子来打理。公社吸引了很多人慕名而来，但却没有多少人会做农业，所以他的大量土地没有足够经验的农民来运营，另外也有很多人看上罗伯特的钱，没有做贡献。于是很快就出现混乱，四分五裂。

他在苏格兰成功之后，到了美国完败。但新和谐公社留下了非常多影响美国历史的东西，一个就是工人学院，可以说是美国最早的免费图书馆。他当时跑到费城去说服了一大帮地质学开创性的知识份子移民去中西部，在那里创办了一个工人学院，为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提供知识，后来这种工人学院也在中西部被复制了 100 多个同样小小的规模，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公立图书馆制度。

另外，他在新和谐公社同样办幼儿园学校。这两个制度，一个是公立图书馆制度，二是公立学校的制度，其实是美国的这个所谓资本主义社会里最有社会主义特色的东西。我在美国待过一年，我的孩子就在那里上过一年公立小学，无论你是什么身份，是否买房租房，都可以在附近的学校免费上学。这都跟新和谐公社早期在 19 世纪的实践有很大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遗产，无法用成败的观念去看他。他们可以说是先驱一样，开创了这种制度。

所以不要用成败观念，关键要看你的实践是否是创新的，具有持久的历史影响力。可能在这个时代影响没有发生，但却影响到了下一个时代，我们应该拉开历史的距离去看这些实践。不能用成败这种如此短视的观点去判断一个实验。

04 

今天的乡建实践与共同体实验

今天的乡村建设已经变成潮流了，跟十年前我做碧山计划的时候已经有很大的差别。今天好像什么都可以叫乡建，在农村盖个时髦的房子也叫乡建，然后去开个民宿也叫乡建。

温铁军在2000年前后开始的乡建工作则不是这样的，他主要的关心点还是城市化吸取了过量的农村资源，比如农村的精英、农村的劳动力等，导致农村空心化与农业破产。由于现在大家越来越依赖国际贸易来获取粮食，所以越来越少人从事农业，农村的人口就主要剩下老人和小孩，农村社会越来越原子化。

温铁军就想通过这个乡村建设去解决这些问题，比如去重新去建立农业合作社，让农民可以聚集起来，由原子化的家庭或者是个体，转变成一个合作组。一旦农户联系连接起来的话，他们面对政府或者规模更大的农业公司，都会有更好的谈判能力。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训练部对学生进行自行车野外训练© 山东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院

李昌平的实践则围绕新农村的金融层面，即期待能不依赖外来的资本，依靠村民自己的财富形成资金池，通过对资金池的共同投资，让金融在村子内部有一个成长。这些在农村的实践的落脚点是特别广阔的，不像今天很多所谓的乡建都落在文旅上面了，没有触碰到农村问题的本质，甚至可能会变得皮毛、浮躁。

再往前推一下，今天的乡建其实跟民国时期的乡建又有非常大的区别。就拿温铁军与民国时期的晏阳初、梁漱溟来比较，最大的区别就是政治空间的区别。

比如说在民国时期，梁漱溟到山东邹平去做乡村建设，当时山东省的省长韩复榘可以直接把邹平县的县政交给梁漱溟，就让他来做实验。梁漱溟成立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把学校同时当成一个行政主体，实行了所谓的“政教合一”。研究院是一个培养干部的学院，把干部培养好之后会输送到下面的农村去，这些人下到了农村之后又办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又会变成村子的一个行政中心。

这两个体系是结合在一起的。在那个时候，能够把一个县的县政交给一个民间知识分子，这个政治空间是非常大的。但在当代来讲，这是不可复制的了，因为历史条件变化了。所以，虽然每个时代都是做乡村建设，但是我们可能面对的条件和现实都已经不一样了。我们手头的工具，学术工具、实践工具，也出现了很大的改变。这就是每个时代的局限性和优越性的不同。

我有注意到这样一些实践，例如 Workface 这个组织和706青年空间有一些不同，706青年空间的重点在于空间的建设，而 Workface 没有一个固定的空间，但是会有一帮人经常在一起做活动，空间是流动的。

Workface 和 706 青年空间其实分别都代表了目前中国出现的一种新的组织，但可能用乌托邦来描述他们不太准确。我看到他们的一个共同点是背后都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我看到了他们的力量。比如，706 青年空间从北京出发，演变成现在在各省各地都有空间落地的情况。Workface 也有强大的组织力量，我在和创办人交流的过程中，也会提醒他们这背后的组织学，其实跟公司文化、资本主义那套东西很像。

再加上随着 706 青年空间的实体空间越来越多，或者是 Workface 在各地的分舵越来越多，他们会形成一个能量组。这个能量组其实会吸引很多商业的东西来利用他。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比如某个商业项目认为你凝聚的人群可能是目标人群，就想跟你有些合作。在这种情况下，也许会面临商业上的诱惑，可以考虑设计一套机制来保持它原本会爆发活力的、本质的东西，要保持它原初的本质。

但是，我并不反对商业。我还常说中国缺少商业知识分子。

我一直觉得商业可以是良性的，商业是社会进步的基石，有时候商业的动员力量比政治动员还要厉害。假如你背后有正确的价值观，比如说环境正义、土地正义等，它就会变成一个特别棒的文化。商业就好像钱一样，钱是中性的，看你怎么用它，用在什么地方。用的不好，它会制造灾难，用得好它会服务社会。例如社会企业，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实践，它至少就是改变了资本主义的单一模式。

编辑 | Sharon

剪辑 | 小黎

排版 | 酒喝了一点点

设计 | S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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