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贺秀明，博士，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英语系主任，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华裔美国研究、生命写作研究、中美关系等。主持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1项，河北省英语专项教改项目1项，厅级项目1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省级教改项目1项；发表论文10余篇，参编教材2部。2019年入选河北省“服务三深化、助力三提升”新时代万名“冀青之星”；2020年获 “外教社杯” 全国高校外语教学大赛河北赛区决赛英语专业综合组特等奖；2021年获 “河北大学青年五四奖章”。近三年指导学生获得英语类专业竞赛国家级特等奖1项，省级特等奖2项，其它省级奖项3项。

贺秀明 老师

《西方文论关键词：生命写作》本文原载于《外国文学》2021年第2期。经期刊与作者授权由 "外国文学文艺研究" 微信公众号推出。【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美籍华裔生命写作与中美文化交流研究”（HB19WW009）

略说

对人物生平的兴趣是古老的、世界性的，“生命写作” (Life Writing) 的历史同样如此。中国的生命写作最早可以追溯到约有三千六百多年历史的甲骨文，其内容大部分记录了殷商王室占卜的结果，直观地向我们展示了商朝人的生活情形。我们所熟知的《论语》可以说是中国生命写作的典范，作为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主要载体，为当今学界研究儒家思想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在西方，自公元397年左右奥古斯丁 (St. Augustine) 的《忏悔录》(Confessions) 出版以来，自传式话语已经无处不在。但是，生命写作这个术语却是在18世纪才第一次出现。当然，也有学者将该术语的使用追溯到1939年伍尔夫的《回忆随笔》(“A Sketch of the Past”; Leader 1)。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兴起了对生命写作的研究热潮（Kirschstein 2)，紧接着就是各种学术团体、组织和机构的相继成立，大量学术著作得以问世。到21世纪，各种形式的人生故事更是西方出版行业的宠儿和学术界的焦点，形成了生命写作研究的鼎盛时期。然而，中国的生命写作研究在学科概念上仍未完全突破传记文学研究的限制，对一些新兴的生命写作媒介和形式的研究相对匮乏，跨学科的研究也相对较少，可以说生命写作研究在中国仍处于萌芽时期。

综述

何为生命写作？

简单说来，生命写作就是一种以自我为参考的写作，囊括了展现人类生活的所有形式的文体，以 “捕捉叙事结构和具体图像中的短暂瞬间和生命进化阶段” (Hornung 334) 。也就是说，生命写作包括所有自传或传记性的写作形式和表现行为，例如自传、传记、回忆录、忏悔录、对话叙事、日记、书信、口述历史、监狱叙事、自我肖像、旅游叙事、战争回忆录、行为艺术，以及脸书、推特、微信、微博、博客等数字媒体平台上的各种自我展现形式。

从词源上考究，life writing可以追溯到biography (传记) 这个词。在古希腊语中bios指的是life, graphe指的是writing，合起来biography从字面上理解就是life writing。很长一段时间，东西方生命写作研究均聚焦于传记文学研究。中国以生命写作为主体的研究虽然不多，但是以传记文学为主体的研究却不少，然而从实际意义上讲，传记并不等同于生命写作。在欧美学界，传记研究于20世纪50年代后就开始归于 “生命写作” 研究门类下 (张英进 85)。而早在1991年，美国当代语言协会 (MLA) 就明确厘清了传记、自传、生命写作三者的区别 (Fuchs and Howes 1)， 从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长久以来学界将三者作为同义词交互使用的现象。史密斯 (Sidonie Smith) 和沃森 (Julia Watson) 指出，虽然生命写作与传记都是叙述生命的模式，但是它们不能交互使用：传记是从记录者的外在视角撰写的；而生命写作主要以叙事主体记录自己生命经历为主，可以从内在和外在两种视角进行撰写 (Reading 5)。此外，正如很多后现代和后殖民理论家所指出的那样，自传 (autobiography) 这个术语也不足以描述西方乃至全球范围内各历史阶段的延展性和生命写作的不同体裁和实践形式 (3)。因此，正如与life writing相对应的英文短语life sciences的中文翻译由原来的 “生物学” 渐渐转向了 “生命科学”，life writing由 “传记” 和 “自传” 向 “生命写作” 的转变也是其学科内涵更加丰富的体现和要求。

从短语性质来看，life writing这个术语本身具有动态感，契合写作 (writing) 这个词正在进行时的意味：生命不息，写作不止。生命写作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用写作表现生命；二、用生命进行写作。第一个层面，写作是方法，生命是主体；第二个层面，生命是方法，写作是主体。从普通层面上来讲，生命写作是关于生命、展现生命的写作。从崇高的层面上来讲，对投身于创作的人来说，写作就是生命，生命是用来写作的。

从研究对象来看，生命个体多种多样，生命特征不尽相同，生活体验千人千面。不同年龄、不同种族、不同性别、不同文化、不同国界、不同职业、不同信仰等形形色色的生命个体都在表达、展示或者叙述自己的生活经历以及个人情感。因此，生命写作的研究对象是多元化的，其研究关注的不仅仅是 “生命” 本身，也关注写作的目的、语境 (张英进 86) 和媒介等一系列问题：谁在写作？谁的生命？谁的故事？为谁写作？为什么目的写作？在什么语境中写作？用什么媒介写作？等等。

从写作媒介来看，随着科技的进步与普及，生命写作的媒介也在不断变化。个人或群体抒发的渠道已经不再局限于笔墨文字。录音、摄影、图片、音乐、影视、网络平台等已经成为人们叙述和展现生命经历的更具时效性、更加多元化的媒介。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大众传媒的发展，人们可以随时随地通过新媒体、自媒体等形式向公众或家人朋友分享自己生活中的某一特殊时刻或时段的想法、经历和状态。也就是说，生命写作已经步入了视觉化、口头化、虚拟化的时代。鉴于此，将life writing译成 “生命书写” 不如 “生命写作” 来得贴切，因为 “书写” 从字面意义上来说强调的是传统意义上的书面笔头表达，不足以充分体现生命写作媒介的多元化。

总的说来，生命写作是一个涵盖性术语 (umbrella term)，其本身所涵盖的意思是多方面的。在自由话语体系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叙述、展现自己的人生，向社会介绍自己、自己的家庭乃至自己所归属的某一特殊群体的生活经历和状态。生命写作从时间上涵盖了某一时刻、某一天乃至整个生命历程，主体归结为个人、家庭、群体甚至物体和机构的生命。生命写作的媒介也随着科技的发展不断更新变革。生命写作的这种多元性、包容性、延展性和现代性是促进该学科领域蓬勃发展的先天条件。因此，相对于传统意义上的传记文学，西方学界愈来愈倾向于用生命写作这个术语来界定这些新兴的叙事主体、模式、内容和现象。

西方的生命写作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生命写作研究呈现出不同文化百花齐放和不同种族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个体化、多元化、差异性的小叙事得到社会上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多元化的 (被) 叙述主体使得越来越多以往不为人知的 “小人物” 的故事得以呈现。在此背景下兴起的 “回忆录潮”（memoir boom)，“意味着那个大人物独领风骚的时代悄然结束了，一个 ‘人人皆可录回忆’ 的回忆录时代已经降临” (覃琳 130)。也就是说，生命写作已不再是精英群体的专属，而是作为一个新的叙事研究领域，为我们研究多元化的生命主体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生命写作研究中心遍及世界诸多国家，从跨学科、跨国界视角为研究20世纪末以来空前繁荣的各种自我抒发、自我表达文本和媒体提供了机构支撑。例如，1999年成立的 “国际自传、传记协会” (The International Auto/Biography Association, IABA)，作为一个跨学科网络，旨在拓宽世界各地自传或者传记书写者、学者以及读者的眼界，加深对自我、身份和经历的跨文化理解，并且围绕生命写作中的自传和传记展开全球对话。该协会通过生命写作的两种主要形式，传记和自传，将包括中国、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非洲、巴西、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土耳其等在内的众多国家和区域联系了起来。2007年，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的 “生命写作研究中心” (Centre for Life-Writing Research) 成立。该研究中心的成员来自几乎国王学院的各个学科机构——英语、法语、德语、古典文学、比较文学、文化、媒体与创意产业、历史、教育、音乐等院系，以及精神病、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研究所，人文与健康研究中心，澳大利亚研究中心，现代文学文化研究中心，语言、话语、交流中心，等等。该中心的最新研究项目《自我媒体：新媒体对自我展现形式和实践的影响》（“Ego-media:The Impact of New Media on Forms and Practices of Self-presentation,” 2014—2019）得到了欧洲研究理事会（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的大力资助。2011年，英国萨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成立了 “生命历史与生命写作研究中心” (Centre for Life History and Life Writing Research)，以口述历史、个人叙事、自传、传记等为主要题材进行历史与文化研究。剑桥大学沃尔森学院（Wolfson College）也于2011年成立了 “牛津生命写作中心” (Oxford Centre for Life-Writing, OCLW)。该中心除关注生命写作研究以外，也以顾客为导向，为他们书写或者记录自己的生活故事提供指导 (OCLW)。

此外，多本重量级生命写作的研究著作和期刊的问世也标志着该研究领域正在不断走向成熟。2001年，乔利（Margaretta Jolly）主编的《生命写作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of Life Writing) 从全球和历史的视角探索了记录和建构个体生命的各种形式，因此特意以 “生命写作” 为题，以体现该领域的跨学科性和包容性。2007年，福其斯 (Miriam Fuchs) 和豪斯 (Craig Howes) 主编的《生命写作文本教学》 (Teaching Life Writing Texts) 文集由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出版，不仅表明了生命写作已经从学术研究领域走向了课堂，也从侧面反映了生命写作已经在主流学术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2010年，史密斯和沃森合著的《解读生命叙事：指导手册》(Reading Autobiography:A Guide for Interpreting Life Narratives) 对生命写作主体、行为构成、各种形式、研究历史和理论方法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阐释。生命写作的期刊杂志也遍布世界各个国家，例如《欧洲生命写作杂志》(The European Journal of Life Writing)、美国《自/传记研究》(a/b:Auto/Biography Studies) 杂志、澳大利亚《生命写作》(Life Writing) 杂志、以及法国《生命故事》(Stories of Life) 杂志等已经发展成为该领域的风向标刊物，为世界各地生命写作研究成果的发表和交流提供了重要平台。

近些年，西方对生命写作的研究呈爆发式增长，且具有明显的跨学科、跨文化、跨国界特征。生命写作的最新研究动态主要体现在以下五大方面：一、女性、少数族裔、特殊职业、残疾人士、动物等 “边缘” 群体的生命写作（Boos; Soler; Schmidt; Adams; Couser; Mintz; Ayres)；二、数字化时代生命写作的媒体和媒介（Maguire; Refaie)；三、生命写作与虚构文学作品的交叉研究（Boldrini and Novak; Saunders)；四、生命写作与生命科学、医学（疾病研究、死亡书写等）的关联（Zimmermann; Goodkin)；五、生命写作视角下的战争、历史、创伤叙事（Palmer; Englishman; Moore and Swanson)。

通过对西方生命写作研究动态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生命写作在不同地方、在众多领域和媒体中以丰富多样的形式展现，以至于当今我们几乎可以称之为一种 “超级体裁” (super-genre)，生命写作研究也因此成为了一种关注社会发展和人们价值观体系转变的研究 (Herbe and Novak 11)，在很多西方国家成为人文学科研究的新热点。虽说生命写作是对个别生命或群体生活的记载，但是因它通常会涉及个体或群体所处时代的文化因素和历史事件，所以生命写作绝不是单纯的生活故事，其对特定价值观的解码和强化可能会塑造文化和历史 (Smith and Watson, Reading 19)。对于西方社会来说，各领域中的生命写作是奠定西方学科、文化、国家概念以及探索时期、殖民时期、帝国主义时期和当今全球化时代各种持续工程的基石（124)。纵观西方生命写作研究动态和研究成果，可以认为生命写作已经发展为一个成熟的跨学科、跨文化研究领域。

中国的生命写作研究

中国学者倾向于用 “生命写作” 这个术语来针对性地分析虚构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作家真实生命体验与生活情感。例如，2017年发表的《艾丽丝·门罗笔下的记忆与写作》一文中，作者在开篇中提到了生命写作，并通过分析门罗的作品间接地给生命写作下了定义，指出门罗的作品虽然都是短篇小说，但都是在 “建构自我人生的历程，通过书写自我记忆中的人生体验凸显自我存在的个体价值，以 ‘个人化’ 的记忆书写映照出人类生命历程的普遍性” (柴鲜187)。但接着作者提出了使用 “生命写作” 这一术语存在的问题：概念的模糊性，主体、叙述者指代不清以及真实性等，随后便以 “记忆小说” 替代了 “生命写作” (188)。生命写作概念的不确定性，在2008年发表的《论伍尔夫〈海浪〉中的生命写作》一文中也得到了体现。通过对伍尔夫《海浪》的具体分析，作者得出伍尔夫生命写作的模式可以用 “包着一层薄薄的气膜的圆球”这一意象来概括 (高奋57)：“薄薄的气膜” 呈现的是人类模糊的、“复杂变换” 的情感，而 “圆球” 则代表着 “生命的核心” (56)。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生命写作不光能够呈现出生命中模糊而复杂的情感瞬间，也能够透过种种瞬间捕捉到生命的本质。2015年发表的《朱纳·巴恩斯的 “忧郁” 生命写作》一文，分析并讨论了美国现代主义作家巴恩斯作品中展现的生命体验，特别是因焦虑而形成的 “忧郁” 体验（程汇涓 269）。虽然是虚构的作品，但是巴恩斯基于自己的生命体验，展现了许多 “生命写作” 的特征 (272)。

除了将生命写作视为一种批评视角、一种文学理论来分析外国文学作品，中国学界也开始用生命写作视角进行影视分析。例如，有论者将 “传记片” 作为一种生命写作类型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讨论，包括大人物传记片的民族正面形象宣传以及小人物生命影像所呈现的民主化和多元化 (张英进 87-88)。文章分析解读了关锦鹏的《阮玲玉》中主体 (包括导演和演员) 和历史客体 (传记对象) 之间多层次的生命写作问题，指出，关锦鹏的《阮玲玉》是生命写作，同时也是 “死亡写作”。换句话说，通过这部传记片，主体赋予了已故历史客体新的生命 (91)。这也印证了生命写作的延展性：生命是写作的源头，写作是生命的延续。

此外，中国学界也开始将生命写作当作一种创意实践应用到课堂教学当中。例如，2008年发表的《我的生命写作观》一文，倡导将生命写作作为一种科学理念应用到中小学写作课堂中，以提高中国学生的语文表达能力 (刘贞福 33-34)。文章为生命写作在教学中的实际应用提供了一个很好思路，但观点仅仅停留在自己对生命写作概念的理解上，没有成熟的系统理论做支撑。很显然，要想把生命写作作为一种教学理念运用到中国的语文课堂中，我们还要进一步结合国内外研究成果在理论和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从学术性的角度考察，国内最早从跨学科、跨国界视角研究生命写作的是香港岭南大学英语学院于2007年发起的生命写作研究项目 (“The Lingnan University Life Writing Research Program”)。该项目放眼国际生命写作研究动态，面向全校各个领域、各个学科招募成员。之后，2012年成立的 “上海交通大学传记中心”（Center for Life Writing）致力于探索生命写作的发展途径，促进国内外生命写作学术交流的同时从体制上巩固了该学科的发展基础。与国内其他研究机构不同的是，“上海交通大学传记中心” 这个机构名称中没有包含 “文学” 两个字，这也从一定层面上反映出该中心已经不再局限于文学研究而开始跨向其他学科。

近些年，国内学者已经开始对接国际生命写作研究动态，不断引介国外的生命写作研究理念和成果，并对多元化、跨学科生命写作研究予以关注。2004年3月14至18日在香港中文大学英语系召开的第四届国际传记研讨会，就是一个生命写作研究的世界性对话。这次会议的述评中重点提到了《生命写作》杂志主编贝斯米尔（Mare Besemere）的跨国界、跨文化、跨语言研究成果《国外的英国人：浸润在一门外语中的回忆录》，埃金（Paul John Eakin）的著作《生命写作》，以及网络平台、博客、网络杂志中的生命写作现象（李战子 63)。这次国际研讨会所涉及的 “多维世界”、多元化议题、“多模式” (multimodal) 传记/生命写作 (62)，正是21世纪生命写作的鲜明特征。中外学者合编的论文集《生态学与生命写作》(Ecology and Life Writing, 2013)，以跨文化、跨学科、跨国界的视角收录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学科领域、不同国家学者对生态批评与生命写作两者之间关系的众多研究成果，中译本作为 “生态文学批评译丛” 中的一种在国内出版。2017年8月，《当代外国文学》编辑部和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联合举办了 “21世纪外国文学的现实关照与生命书写” 专题研讨会，重点关注21世纪以来外国文学中的生命写作实践、文体形式和重要现实议题，显示中国的生命写作的研究已经从边缘化走向了外国文学跨学科研究领域的中心。总体说来，国内已经开始从跨文化、跨学科的视角关注生命写作的研究，但是跨学科研究成果还相对较少，系统的理论性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入开展。

生命写作的研究方法

作为一种研究领域和批评视角，生命写作在西方学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目前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研究方法。传统的生命写作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两大方面，其中文学研究主要关注各种形式生命写作的创作及其文学性，文化研究则围绕时间、地点、人种志、性别、性取向、疾病、残疾等方面展开 (Fuchs and Howes v-ix)。但是这两种研究方法却一直在生命写作创作的真实性方面争议不断。很典型的一个例子便是当著名美籍华裔作家汤亭亭的著作《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 获得美国国家图书评论界非小说奖后，亚裔美国学者对该著激烈的真假之争：赵健秀 (Frank Chin) 在《大哎咦》(The Big Aiiieeeee!) 的前言《真假亚裔美国作家都来吧》中强烈谴责汤亭亭竟然如此大胆地伪造亚裔美国文学和历史 (3)。然而，有不少学者却认为，这种辩论是徒劳的，因为对真实性 (authenticity) 的判断本身就因人而异、因时而异 (contingent; Karem 7)。就像布拉辛（Mutlu Konuk Blasing）指出的那样，自传性文本并不暗含 “事实” (facts) 的 “真实性” (truth)，因为在记录生命经历的过程中，我们多多少少都会虚构一些情节 (qtd.in Payne xv)。可以说承认生命写作可以带有创造性或虚构成分，是对其进行文学、文化批评的前提。

以德里达、福柯、巴特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家对权力话语体系的论述，从很大程度上解构了自传性作品中的主体性、权威性和真实性（Smith and Watson, Reading 205-06)。“当代传记作品愈演愈烈的 ‘文学化’、‘虚构化’、‘心理化 ’和 ‘去历史化’ 都是这种以 ‘反事实’、‘反历史’ 为终极目标的所谓‘ 后主义’ 的最好体现和注脚” (许德金等 67)。所以说，以自传和传记为代表的生命写作并不是单纯的事实写作，也不是叙事主体个人的自我写作，而是多方共同参与的创作与再创作的过程。正如美国学者库色 (G. Thomas Couser) 总结的那样，“自传的权威从不完全取决于文本和自我，甚至它们之间的一致性；而取决于一种在著传者和其他人——合著者、编者、评论者、传记者、历史学家和读者——之间协商、再协商的结果”（qtd. in Payne xvi）。若从读者的角度，结合作家或（被）叙述者的实际生活经历去理解文本，并从中发现具有启发性、教育意义或者令人愉快的生命体验和生活情感，或许可以解决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中真真假假所带来的困惑。

随着生命写作研究成果的日益丰硕，其研究方法也更加多元，并且具有很强的跨学科性。目前，欧美国家的批评家和作家已经开展了生命叙事与神经科学、认知研究、进化生物学和基因学的跨学科研究和生命写作实践。例如，德国约翰尼斯·古腾堡-美茵茨大学的 “生命写作与生命科学” 博士研究项目 (Life Writing and Life Sciences Doctoral Program)，著名美国作家哈斯维特 (Siri Hustvedt) 的神经学回忆录《颤抖的女人——我的神经历史》等。此外，生命写作研究的主体也进一步拓展到对人类、文化与自然之间关联的探索方面 (Hornung 382, 388)，将生命写作的研究价值上升到了一个新高度。总的来说，从批评方法上，生命写作与政治、经济、历史、艺术、科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医学、民族学、人种学等学科的跨学科对话和研究正得到学界日益广泛的关注。

结语

基于特定历史和文化大背景下展现各种人生经历的第一手资料，生命写作研究是透过叙事主体对社会各个阶段、方方面面问题的研究。从研究广度上来说，生命写作是可以与生命科学相呼应的，是当前全球化、多元化、跨学科研究背景下值得学界格外重视的一个学科领域。相对于传记文学，生命写作的形式、题材和媒介更加丰富，在叙事的过程中更具囊括力，写作的主体更加民主化，反映的生命经历也更加多元化。

生命写作作为一种批评和创意实践，可以让我们以一种动态的视角探索写作和解读生命。用沃森 (Julia Watson) 的话说，生命写作是一个动态、有活力的领域，跟上该领域的发展节奏本身就是一个挑战 (qtd. in Herbe and Novak 14)。此外，生命写作也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被认为是半文学 (sub-literary)、边缘化 (marginal)、尚未理论化 (untheorized) 的一个领域。但是，放眼当今生命写作的研究成果和动态，我们可以发现西方学者已经用他们的研究成果为该领域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Smith and Watson, Life Writing 1)。虽然中国的生命写作历史悠久，内容丰富，但是从生命写作视角进行的跨学科研究还相对较少，而且大多局限于传记文学研究。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对接国际生命写作研究动态，拓宽以往传记文学的研究内容和思路，通过生命写作中的自我展现与实践，开启跨国界、跨学科、跨文化的新型研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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