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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新教育 守望真善美］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结合是一部交响乐。但不得不说，现在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各着各的调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明显改观。
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怎么与学校教育相结合？三种教育是否需要再重新精准定位？怎么实现制度化而形成校内校外相协调的现代教育制度？需要在价值定位、制度定位、实施战略和评估标准多方面做好系统工作。
父母和老师与儿童建立亲密的依恋关系和共享理解，“搭建脚手架，创造儿童最近发展区”，为儿童选择和提供家庭内外社会经历的最高原则。
家校合作，不只是少数家长的游戏，不只是给学校赢得声誉的面子工程，而是面对存在能力和行动差异的全体家长、让每一个学生充分成长的惠民工程。
家校合作是一种教育生态和合作语境。家校合作是战略，是土壤培育，土壤肥沃了，气候适宜了，种什么庄稼，都会有好收成。——吴重涵（《新教育，智慧爱｜与孩子一起成长》）
建立共享理解，打通家庭学校社会教育
作者｜吴重涵
来源｜光明日报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结合是一部交响乐。但不得不说，现在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各着各的调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明显改观。
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怎么与学校教育相结合？三种教育是否需要再重新精准定位？怎么实现制度化而形成校内校外相协调的现代教育制度？需要在价值定位、制度定位、实施战略和评估标准多方面做好系统工作。
而其中，建立一个突破学校教育局限，贯通“家校社结合”的大教育理论，打通儿童在家庭、学校和社区成长的发展逻辑脉络，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儿童在经历中成长
教育的本质是促进儿童发展。儿童及其发展，本质上是由其在家庭、学校和社区的经历构成的，是生活经历和学习间接经验经历的结果。这是所有人生经历具有潜在教育性所决定的。横贯家庭、学校和社区的大教育理论，是一个围绕儿童经历，从家庭、学校和社区的社会互动，到儿童心理内化的理论体系。在最基础、最本质的水平上，尽一切可能确保儿童经历他们所需要的经历的机会，释放他们的潜能这一根本目的。
古代教育的重心在于生活教育，主要在家庭完成。近代意义上的学校，重心在于间接经验的传授，主要在学校系统完成。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高度融入社会生活，教育重心在于生活教育和间接经验传授相结合，学校的生活教育色彩趋浓，而家长对于科学教育和智力培养介入加大。因此，家庭和学校儿童经历的性质，既有区别又出现了较多的重叠，成为家校合作的客观土壤。
父母、教师是至关重要的文化传递者
社会性是儿童经历的基本特点，儿童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得到成长的。老师、家长等成年人，作为儿童成长的代理人，不是要按照成年人的想法去改变孩子的基因习性，但却可以将这些基因习性向着所期望的德智体美劳方向作出修改，特别是当懂得如何教育孩子的有效知识并在孩子成长的早期，就可以对引导孩子的成长施加更好影响。由此形成了家庭和学校，在培养儿童语言与交流能力，对他人情感和需要的感受性，在家庭内外和学校内外与他人共处的能力，学校学业成就以及价值观、信仰和态度的引导等方面，可以发挥环境源头和系统平台的作用。
父母和老师一道，作为儿童成长压力的缓冲器，通过亲密的亲子关系和师生关系，为孩子提供在复杂世界免遭威胁的保护，以抵御生活压力与条件的影响，引导儿童掌握认知和社会能力来应对逆境，培养出应对困难的弹性。
家庭和学校一道，作为儿童接受外部影响的看门人，为儿童经历的可能性打开一些门，同时又关闭很多扇门。这些经历包括玩具、书籍、电视、电脑,参加培训班、周末外出、与祖辈和其他家庭成员相处，以及托儿所、上学和父母所选择居住小区的邻里关系，包括选择什么样的课程和课外活动等等。父母和老师在以上作用的发挥中，成为至关重要的文化传递者。这种文化传递，是通过直接的态度和价值观教导,通过弥漫性地渗透文化于他们向儿童提供的情景和活动之中来达成的。
众多因素共同作用形成儿童独特成长经历
儿童在家庭、学校和社区的经历中，每个组织和个人的作用都是独特但是有限的。许多教育理论模型，不再单纯强调某一种因素对于儿童成长的决定作用，而是呈现出众多因素联系起来共同作用形成儿童独特成长经历的理论视野。
以上家长、老师等成年人对儿童发展的作用，在中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通过为儿童选择社会经历和与儿童亲历共同经历活动两个方面来达成的。
与儿童共同经历活动。微观层面的家庭和学校教育，是父母和老师等与儿童共同活动中发生的、生动的、具体的互动，分为三种类型：完成有清晰学习目标任务的成人-儿童共同活动；与孩子进行的开放式叙事交谈；孩子承担责任，共同参加日常家庭常规活动。这三种活动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区教育都作为基本要素而存在，但三种活动的比例成分和结构不同，形成家庭、学校教育的质的区别。
选择社会经历。中观层面的家庭、学校教育，是家长作为儿童的代理人，对儿童发展的结构性安排，以提供儿童社会互动的各种可能性，提供影响儿童成长可能经历的机会和可能发生的社会关系。包括父母亲安排投入的家庭生活，父母合理的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平衡，充分的家长照顾子女时间，选择设施与师资优良且使用良好教学方法的幼托和学校教育。家长和老师，是这些资源的提供者和调度师。主要体现在家长围绕儿童教养调整家庭生活节奏,选择养育方式,发现和选择养育的关键抓手,延伸“有质量的陪伴”至学校和社区四个方面。
大量的证据表明，这两个层面的教育，各自都是客观存在，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具体哪个层面的作用更大，因儿童的基因、前期社会经历和社会关系结构相异而不同。其中，父母和老师与儿童建立亲密的依恋关系和共享理解，“搭建脚手架，创造儿童最近发展区”，为儿童选择和提供家庭内外社会经历的最高原则。
（作者：吴重涵，系南昌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招标重点项目＂家校合作的国际经验与本土化实践研究＂〔ANA180014〕的阶段性成果）
现代学校制度是以学生发展为核心、协调校内和校外关系的制度安排，是一个大的教育格局。其中最基本的校内和校外关系，就是家校关系。这不仅是因为家庭对子女成长具有终身基础性影响，还因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家教和家风，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党风廉政建设、社会治理和精神文明、社会风气建设等，都具有治国理政的重要基础性作用。所以，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就要建立大教育格局，就要走家、校合作之路，走家、校、社合作之路。家校合作是一个时代课题。家校合作的重要性，家庭对学校教育的重要性和互补性，已经螺旋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古代时，国家直接委托家庭教育儿童。到了近代，国家开办现代学校系统，通过学校这条主线教育儿童，家庭退居附属。这是一种教育主体责任的转移。当代以来，教育责任的变化和区分又发生了重大改变，当代家庭对儿童成长的重视，超出了人们的一般想象。著名的《科尔曼报告》发表于20世纪60年代，其总体结论为世界公认，即学校在孩子学业成功方面的作用并没有通常认识的那么大，而家庭及同伴的影响才是决定孩子学业成就的关键因素。这是一个令学校教育感到尴尬的结论。同时，塞维尔、哈瑟等教育社会学家的研究也发现，父母参与和期望是儿童成长的重要中介变量。现实和研究让人们重新思考家庭与学校教育的关系问题，重新考量家庭在教育中的作用。作为学校系统的一个现实战略问题，家校合作被提到议事日程，被赋予了大量时代内涵。探索现代家校合作的性质、结构、功能与实践框架，意义重大，需求迫切，但既没有被充分认识，实践上也明显滞后。在这种背景下，江西省弋阳县的家校合作探索经验，初步回答了以下几个问题。家校合作是技术还是战略？很多学校把家校合作视为一种办学技术，做成一个个活动。而弋阳县则首先把家校合作看作一种战略。把全县教育工作的战略突破口选在家校合作，操作层面上十分注重汲取当今先进的家校合作理论和经验，做到大视野、高起点。家校合作战略，使得弋阳县的学校从一度被社会指责，变为全社会理解和支持的对象，学校的事成为老百姓自己的事，教育发生了全面深刻的变化。有了这样的战略定位，教师家访不仅是帮助家长、帮助孩子的“利他”行为，更是学校自我反思、自我改变的路径，家长、教师和学校都从中受益，“万师访万家”活动才做得别有新意。家校合作的限度是有界还是无界？家校合作是一种典型的跨界行动，教师“走出”学校，父母“迈进”学校，都是去做“分外”的事。跨界行动一般具有共享性（交叠期望域、交叠行动域和交叠效果域）、差异性（职责、利益诉求和立场的异质性）、非对称性（学校作为权力关系的控制方）和有界性（学校和家庭彼此走进对方存在边界限度）的特点。弋阳校外互助学习小组的经验证明，家校其实可以深度走进对方的世界，延伸自己的教育职责，并以此影响家庭生态，改变邻里关系，是影响家风和民风的“大公德”。家校合作虽然从理论上存在跨界的限度，但这种限度不是“绝对值”，而具有一定的弹性空间，会随着家校合作整体“语境”的不同而存在很大差异。家校合作会引发家校冲突还是可以和谐互惠？今年某地的一位政协委员提案，反映学校扩大家长在家监督学生学习、批改家庭作业的责任。这样的家校紧张关系，是由家庭和学校不同的教育职责、利益诉求和立场引发的，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弋阳的经验告诉我们，冲突和紧张的家校关系，一定程度上是家校为对方着想不够造成的，并非不可解决的难题。家校合作不仅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爱的艺术。爱是教育的底色，必然也是家校合作的底色。学校率先怀着一颗尽自己所能的主动担当之心，可能会给教育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会创造和谐互惠的合作语境。弋阳县家校合作做得有声有色，背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建立了超越单个学校行政的县级家校合作协会。这个具有权威约束力的机构，超越学校的利益和立场牵绊，站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围绕学生发展这个中心，协调学校、家庭和社区的教育资源，平衡相互的利益关系。全国还有不少类似的成功案例都证实了，家校合作需要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发挥决定性作用，各种社会组织包括研究机构发挥辅助作用，超越单个学校的机构发挥组织作用。家校合作是一种教育生态和合作语境。家校合作是战略，是土壤培育，土壤肥沃了，气候适宜了，种什么庄稼，都会有好收成。（作者：吴重涵 王梅雾 张俊，作者单位：江西省教科所）
江西省近期在全国率先推出《关于开展制度化家校合作示范县（校）创建工作的指导意见》以及家校合作工作标准，提供了县（市、区）和学校（园）两级的家校合作实践框架，并分别制订了工作标准。这套工作标准的基本导向是惠及每一个孩子的成长，合作活动面向全体家长、合作理念跨越“家校分离的时空区隔”、组织结构和行动范畴跨越边界、政府教育投入跳跃升级、政策形成过程注重科学性、将推行家校合作制度化纳入考核，这6个方面的新意值得关注。《意见》在指导思想上，强调家校合作要围绕所有学生的成长，动员全体家庭积极参与子女教育。在工作原则上，学校和家庭要建立地位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坚持平等对待所有家庭、平等对待所有学生；在工作标准上，要求与家长通过互动，共同制订个性化的成长和学习规划，特别是对社会经济地位不高或有特殊困难的单亲、困难、留守儿童等家庭，要给予特别的关注和帮助。这样的家校合作，不只是少数家长的游戏，不只是给学校赢得声誉的面子工程，而是面对存在能力和行动差异的全体家长、让每一个学生充分成长的惠民工程。英国社会学大师吉登斯指出，空间和时间的不同分割，是制度呈现的基本形式。《意见》设计的家校合作，就是有利于形成基于学校的、更广阔的教育空间和时间结构。现行的教师考评，注重一堂课的说课、展示、表演和赛课，甚至视说课、赛课的获奖成绩为教师业务能力评价的唯一标准。这种对具有明显空间、时间区隔的一节课的过度关注，是与应试教育制度相一致的。《意见》中的家校合作制度和指标设计，就是要将教师对课堂教学的过度关注回归到对学生个体成长过程的关注，延展到教室之外，延伸到家庭之中；将教师对学生课堂内的关注延展到一节课之外，延伸到学生的课外和家庭生活之中，从而在家校合作的新时空结构下形成新的规则，重新调动教学资源。因此，整个家校合作框架的设计，注重贯彻对教学的“嵌入式”原则：家校合作必须嵌入到教师的日常教学工作和对学生成长过程的关注中去，并以家校合作工作来系统优化育人、办学和家庭三大环境，形成以学生、学校、教师、家庭和家长为内在结构的教育共同体。现代家校合作是边界不断流动的跨界行动，需要破除家校间刚性、机械联结的传统观念，逐步形成家校间合理、动态的有机联结机制。为了贯彻这一理念，《意见》从组织制度上超越家长委员会的单边组织框架，在不同的组织层面设计了跨越家庭和学校行动边界的协调组织和职责，如学校层面除了要求成立家长委员会外，还要求由学校、家长和社区代表共同构成稳定的三方合作机制；而县域层面要求在组织制度方面促进家校的相互理解和支持，为协调家校间事实上存在的立场、利益的矛盾，奠定更为科学的组织基础。从行动范畴上，《意见》从家校合作要为学校办学服务和为家庭教育服务的“双向功能”出发，建立了外延周详的、包含6种行动的实践框架和相应的工作标准，其中不同的活动类型功能的侧重点不同。如“当好家长”侧重服务家庭，“相互交流”强调家校双方相互服务的同时侧重服务家庭，“志愿服务”侧重服务学校，“在家学习”侧重服务家庭，“参与决策”侧重服务学校，“与社区协作”侧重服务社区。这样，家校合作的双向服务功能，在行动层面就得到了均衡的体现。一谈到政府教育投入，人们自然会想到对技术、硬件设备的投入。而江西省的《意见》专门设计了县（市、区）一级在家校合作中的责任和工作标准，倡导在教育环境的优化上，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要引导学校冲破自身办学利益的局限，协调学校、家庭乃至社会的不同价值立场和利益诉求。如要求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有效指导学校开展均衡全面的6种家校合作活动，预防和纠正学家校合作过度偏向学校利益的倾向。实践证明，单一的学校开展家校合作，通常会存在利益和教育立场的局限性，而家庭和家长作为资源调配的弱势方，往往成为学校的工具性资源，导致家长对自身家庭教育的需要得不到很好的满足。这就需要在学校和家庭之上，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对两者的合作行动给予立场和资源的协调。这么做，看似增加了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负担，但学校、家庭和社区在认知上相互理解、行动上相互支持的基础上，在合作中形成以现代学校为核心的大教育格局，可以带来更大的教育回报。家长群体带动全民理解和支持学校教育的制度设计，可以实现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软硬一体”教育投入的“升级版”。因此，《意见》要求通过多渠道、采取多形式向家长和社会宣传家校合作理念，并建立涉及民生的教育重大事项向社会通报的制度。《意见》经过了7年的理论准备和实验，可谓“七年磨一剑”。江西省整个家校合作实践框架和工作标准的形成，从国际视野起步，到本土化的试点，再到向全省推广，走的是高起点、小心求证、逐步推广创建示范县（校）的路子。2011年“创新中小学家校合作教育机制”被列入“江西省政府教育体制改革首批试点项目”。改革项目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引进国际先进的家校合作理论成果和做法，特别是引进美国NNPS家校合作实践框架和理论体系。随后，开展了每期三年的两期全省性家校合作实验，先后有两个试点县和170所中小学（幼儿园）参加了实验。近年来中国教育学会评选的两届全国家庭教育60个优秀案例中，江西省9个案例榜上有名，其中3个进入十佳。尤其是弋阳县的家校合作典型经验在全国影响很大，受到新华社等中央媒体的多次关注和报道。江西省教科所的研究和实验成果，多次在《新华文摘》《教育研究》《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权威报刊发表，获得第五届全国教育科研成果二等奖，入选第一届全国教育实证研究十佳论文，连续在家庭教育国际论坛和全国性会议上发布成果报告。以江西的数据为基础，出版了一套在全国有影响的“家校合作丛书”。这些研究成果和开拓性实验，为《意见》的出台提供了较坚实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这也使得《意见》成为一个科研为政策服务的典型案例。对于家校合作工作标准制订后如何推行，《意见》提出了用三年的时间分三步走的行动方案。结合江西省家校合作第三期试点，让家校合作工作有一定基础并且有积极性的县（校）先动起来；组织全省性的家校合作业务指导和专业培训，规范引领各地的家校合作示范创建工作；逐步推广普及，分期分批层层选择示范学校培育学校并进行评估，发现新情况、新问题，探索新途径和新方法，不断改进家校合作的制度和工作。江西省力争在未来3年，建设4-5个家校合作示范县和百所家校合作示范校，同时在全省普及开展制度化家校合作工作，县（市、区）和学校把制度化家校合作工作纳入对学校和部门的考核中去。《意见》是家校合作工作制度化的一个有益尝试，可以概括为围绕“一个着眼”（围绕每一个学生的成长，着眼于校内校外相协调的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做好“二个服务”（为家庭服务，为学校服务），系统优化“三个环境”（育人、办学和家庭环境），发挥“四大主体”作用（政府、学校、家庭和社区），实行“五方联动”（学生、家庭、家长、学校、教师），开展“六种类型”活动（当好家长、相互交流、志愿服务、在家学习、参与决策、与社区协作）。《意见》的愿景，是将家校合作工作嵌入每位教师日常教学工作和对每个学生成长的关注中，动员全体家长积极参与子女教育，使学校办学得到家长和社会的理解、参与和支持，使家庭教育更加科学，家风得到改善，进而促进民风和社会风气的改变，形成学校、家庭和社区的良性互动。《麦田里的守望者》为世界贡献了一个词语，守望。教育不是管，也不是不管，在管与不管之间，有一个词语叫“守望”。守望新教育，守望真善美。——陈东强（《麦田里的守望者》）
中国教育有弊端，但怒目金刚式的斥责和鞭挞，虽痛快却无济于事。对于中国教育而言，最需要的是行动与建设，只有行动与建设，才是真正深刻而富有颠覆性的批判与重构。——朱永新（《向着新教育的更深处漫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