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智慧与学历无关
［教育观察与思考］
大智慧与学历无关
刘道玉
教育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教育理念又是教育文化的精髓。世界大学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各种有代表性的教育理念。概括起来，主要有英国约翰·纽曼的理性大学理念、德国威廉·洪堡的文化大学理念和美国克拉克·克尔的多元化巨型大学理念。这些理念在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中，虽然曾经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随着云时代的到来，它们显得不适应了，需要以崭新的教育理念来升级。
中国近代大学是从欧美模式克隆过来的，民国时期的大学在借鉴西方教育经验的基础上，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大学理念。可是，在1949年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大学理念是缺失的。近一二十年，一些大学也不断在提出各自的办学理念，但基本上没触及教育的本质。绝大多数大学的校训，都是流于形式的对偶排比句。现在看来，教育理念必须与时俱进，从教育的本质上设计一种崭新的教育理念，这就是以开启智慧为宗旨的“大智慧之光”理念。
大智慧与学历高低无关
人类发展历史上，推动社会变革和前进的都是最富有智慧的人物。例如，在政治社会领域，先后发生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的《独立宣言》等，都是一些思想前卫富有智慧的人物推动和写成的。
在科学技术领域，哥白尼的“日心说”，不仅证伪了托勒密的“地心说”，而且改变了人们的宇宙观。对达尔文进化论的质疑声音虽然一直不断，但宇宙中万事万物无不处于变化或进化之中，应该符合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除却变化，别无永恒之物”的至理名言。爱因斯坦创立的相对论，本身就是大智慧的体现，它极大地改变了人类对宇宙和自然的观念。
14世纪，从意大利开始了文艺复兴运动，使伟大的思想光芒辐射到全欧洲。这是智慧的光芒，她孕育出了意大利文坛上的三杰：但丁、比特拉克和薄伽丘。在艺术领域，也出现了美术“三巨匠”：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他们的艺术成就达到了光辉灿烂的巅峰。达·芬奇被称为地球上最后一位通才，他不仅是绘画的巨匠，而且在物理学、天文学、建筑学、水利、机械、地质学等领域里都有重大建树。他设计了第一张汽车图纸，第一款直升机，甚至设计出了初级的机器人。他留下了七千多页的科学发明手稿，如果他的发明都得以实现，本可以使人类的文明至少提前一百多年。
其实，达·芬奇只受过初等教育，并没有高学历，他的学问都是自学而来。这说明，智慧基本上与学历、学位高低无关，甚至也与知识的多寡也无关。有知识的人不一定有智慧，没学历而有智慧的人，可以有效地获取知识，甚至创造出新知识。智慧是知识后的内心顿悟而产生的，只有当头脑、心灵和身体真正和谐时，智慧才存在。
应当说，生理发育正常的人，都有潜在的智慧，但需要通过悟性来开启。智慧与创造是因果关系，因有智慧才导致创造活动，智慧是知识与灵性的结合体，因此提高灵性是人们获得智慧的唯一途径。因此，智慧是不能教授的，而只能是在无焦虑、无恐惧和无贪婪的心境中，通过精神灵性的修炼而获得。遗憾的是，中国人绝大多数不懂精神灵性，也不鼓励冒险的品质，而执迷于物质的索取，这些是中国人缺乏创造力的主要原因。
只有智慧才是力量
17世纪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有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这话流传了三百多年了。其实，知识不等于力量，只有智慧才是力量。以传授知识为目的的教育理念已经过时了，重建教育理念势在必行。
人们惊奇地发现，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最具智慧的大师级人物和流芳百世的巨著越来越少了，不仅不能与天才的17世纪相比，也远远逊色于19世纪。原因何在？正是教育的保守性窒息了受教育者的智慧。
美国edx总裁AnantAgarwal评论道：“教育在过去500年中，实际上（本质上）没有什么变化，上一次变革，是印刷机和教科书。”中国近代大学的历史与欧洲中世纪诞生的大学相比，要晚了八百多年。要说保守性，我们的大学堪为世界之最，除了沿袭了欧美大学的老框框以外，还渗进了传统上某些保守、集权和功利的因素，泯灭了许多人的智慧。正如英国剧作家大师、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乔治·肖伯纳所说：“我生下时很聪明的——教育把我给毁了。”
美国X大奖创始人、奇点大学执行主席彼特·戴曼迪斯更尖锐地指出：“标准化是教育规则，统一性是教育预期结果。同一年龄的所有学生使用相同教材，参加相同的考试，教学效果也按同样的考核尺度评估。学校以工厂为效仿对象；每一天都被均匀地分割为若干时间段，每段时间的开始和结果都以敲钟为号。”大学僵化到如此地步，难怪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发出呼吁，大学到了彻底改革的时候了，甚至有人无奈地喊出了要“杀死学校”！
当今全球的大学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的精神，它们的保守性主要表现在教育的“游戏规则”错了。大学数百年以来的游戏规则都是玩的“知识游戏”，一切以“知识为中心”，课堂上传授的是知识，考试是背诵知识，评价人才优劣也是以考试成绩高低来衡量。因此，我们必须以一种新“游戏规则”代替“知识游戏”。
因此我提出了“大智慧之光”（lightof great wisdom）的教育理念。众所周知，灯塔是轮船航行的路标，没有灯塔亮光的指示，船只就会迷失方向。同样的，人类前行也需要亮光指引，这个亮光就是人类的智慧，特别是大智慧，它是人类的精神路标。
古希腊是一个充满创造的鼎盛时期，其诸多领域里的成就都深刻地影响了欧洲，成为欧洲文明的源头。古希腊的创造黄金时代，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其创造取决于三个因素：“惊异、自由、闲暇”，实际上这也是哲学产生和发展的三条件。
哲学的英文词汇是philosophy,它是由希腊文的philia和sophia二字合成的，意思是“爱智—爱好智慧”之意。所以，哲学就是智慧科学，而教育则是传播智慧的学科，二者是天生的姊妹学科。西方最著名的教育家都是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洛克、斯宾塞、罗素和杜威等。然而，中国当代的哲学家是不研究教育学的，更不参与教育改革的实践，而研究教育学的人又没有深厚的哲学功底，所以中国没有世界级著名的教育家就不足为奇了。
理想大学应当是智慧型大学
大学怎样才能成为传播智慧的中心呢？英国著名的教育家、哲学家和神学家约翰·纽曼曾指出：“探寻真理需要离群索居，心无二用，这是人类的常识。最伟大的思想家对自己思考的对象极为专心致志，不许别人打断。他们行为怪癖，或多或少对课堂及公共学校退避三舍。‘大希腊之光’的毕达哥拉斯曾一度居住在洞穴里。‘伊奥尼亚之光’泰勒斯终生未娶，隐居一生，并多次拒绝王公贵族的邀请……”无论是“大希腊之光”“伊奥尼亚之光”，法国思想启蒙之光，或是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光等，实际上都是智慧之光。有鉴于此，大学应当成为一座“智慧的灯塔”，成为孕育大智慧人才的摇篮。
《智慧之光》是缅甸大禅师帕奥·西亚多的著作，他说在佛陀看来，佛眼是能够看到智慧的光明。但在我们普通人看来，智慧之光是个比喻，表示智慧照亮人生之路，智慧能够成就伟业。
很多出家人文化程度不高，有的甚至是目不识丁，但通过修行，不少人都成为佛学大师。例如，台湾星云（李国深）大师，他12岁出家，只读了四年私塾，但他经过潜心修行，创作了一百多部著作，独创了一笔字书法，他做的善事无数，获得的荣誉无数，这都是他的智慧所成就的。正如他所说：“我们的智慧是修来的。佛是智慧具足，多修多得，少修少得，不修不得。”
培养人才与出家人修行是一个道理，教育应当从佛教顿悟中得到启示。当今，教育的失败就在于背离了做学问所需要的“清静、淡泊和无欲”的境界，大学变得越来越功利和浮躁，越来越行政化和官僚化。世界级的艺术大师齐白石曾说：“画家的心是出家的僧。学画其实走的是一条艰辛的路。”广而言之，任何成功人士的心，又何尝不是出家的僧呢？如果没有出家人的执著、淡泊和无欲的精神，是不能获得智慧的，也是不能获得事业上的成功。至少，以研究和传承终极真理的理想大学，应当借鉴佛教修行的经验。
我们面临大数据时代的挑战的形势，以“传授知识”为中心的教育已不能适应，必须彻底变革，核心是确立“大智慧之光”的教育理念，营造“阅读、静思、顿悟”的学习境界，设计“智慧教室”，培训“智慧型的教师”，编写智慧教材，开展智慧性的课题讨论，等等。
这些措施，都是为了培育具有大智慧的人才。引导大学走出盲目追求高分数、高学历、高学位、高职称、高待遇的误区。如果不摒弃“惟知识论”的僵化教育理念，像华罗庚、梁漱溟、钱穆、叶圣陶、陈寅恪、朱自清、沈从文、钱锺书等有智慧的那类人，很可能统统被扼杀。这绝非危言耸听。
在人类历史的各个时期，富有大智慧的人始终是极少数，其他人不是不能成为有智慧的人，而是他们缺少了成为大智慧人所必需的理想和执著精神。同时，一个国家必须摒弃一刀切的平均主义思想。一个人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也有放弃教育的权利，教育的悲剧之一就在于对不愿或不适合学习的人施加压力而造成的。一个人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是每个人的自由选择，万万不能强制。但是，一个民族必须在各学术领域滋养出一些大智慧的人物，以引领和提升全民族的智慧。这是穷究终极真理的需要，也是人类自我救赎的需要，理想大学应义不容辞地承担这个使命。
天才的理论物理学家史提芬·霍金和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先后不断发出警告，人类生存处在危险之中。这绝非危言耸听，我们必须采取切实的措施，以免遭遇不测。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措施，就是确立“大智慧之光”教育理念，孕育出大智慧的人才，方可化解人类当前面临的诸多危机，也才能从根本上拯救人类未来。
（文章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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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育实验，是一个以教师专业发展为起点，以通过“营造书香校园、师生共写随笔、聆听窗外声音、培养卓越口才、构建理想课堂、建设数码社区、推进每月一事、缔造完美教室、研发卓越课程、家校合作共建”十大行动为途径，以帮助新教育共同体成员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为目的的教育实验。
什么是新教育？对于我来说，当一些理念渐被遗忘，复又提起时候，它是新的；当一些理念只被人说，今被人做的时候，它是新的；当一些理念由模糊走向清晰，由贫乏走向丰富的时候，它就是新的；当一些理念由旧时的背景运用到现在的背景去续承，去发扬，去创新的时候，它就是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