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凋敝的街道、零星落锤声回响的场所里，是被斩断的上海时间。一处生活社区将被还原为一块地皮。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你还会非常意外地听到，那些原本住在某街某邨某区某弄某楼的人这样自报家门，比如“阿拉是18街坊的”。他们直接说出的，是一个十分专业的控规编号——上海几乎所有地块都有一个这样的序号。

但原闸北区安（庆）康（乐）苑作为上海目前最大的旧改地快，涉及23-25街坊、21、22、26街坊。这里的居民对自己所处街坊的编号无法对上号，只囫囵为“阿拉是安康苑的”，听起来好像是某个千篇一律的楼盘名字。

征收中的社区就没有人管了吗

一个处于征收中的社区充斥脆弱和失序，其管理往往陷入真空状态：物业将权力移交给征收单位后，原本的卫生清洁工作——社区运转的基础，明显变得随意起来。同发里李家兄弟一边向记者介绍宽约3米宽的弄堂底曾有纺织同业工会，“老早奥斯汀汽车可开进开出”，一边却忙不迭提醒记者注意地面的粪便——不知是狗屙，还是有人趁夜下作。历史与现状的差异太过尴尬。

征收所引发的急促搬离，产生更多带不走的垃圾。兵荒马乱中，地上有不少已成碎片的锅碗瓢盆罐，以及老家具、床板、被褥，遗弃的服饰中有好多鞋子，开了封的大麦茶也全撒在地上……在永庆里底楼某间，生活垃圾中一幅男性遗像靠墙安放在地，双目郁郁。

均益里某间，住户搬离后，大量建筑、生活垃圾都未及时清理，底下的住户苦笑打趣“等于天天头顶一只垃圾桶生活”。物业已不管，动迁组也懒理。

弄堂探头因征收而不断拆除，也令居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堪虞。

福寿里某户长孙女（大姐）说起祖辈传下来的红木太师椅，还是哽咽了。

“这个矮凳不是价值问题，它是这种记忆，阿拉额心痛、心痛……难以言表。”采访录音笔再度传来3秒钟的空白沉默，“它不是用钞票可以衡量的”。

战争、动乱都没带走红木太师椅和茶几。

该户人家三妹在征收时准备对红木椅稍作修葺而用手机拍下此照。照片上有3只太师椅。

2015年11月13日清晨五点，天光晦明。87岁姆妈发现家里物品走位。二女儿也醒转并寻思：“暗龊龊，灯没开，姆妈哪能瞎讲。”但前厢房门一开，一下就“吓懵了”，“像电影里厢场面”。客堂间五只中心圆景镶大理石的红木太师椅，三只一尺见方、高一米左右的红木小茶几，都不见了。原放置凳上的饭窠（草捂子）等杂物凌乱一地。

后门、客堂门、腰门（客堂通往灶间的门）、黑色石库门，四门都开了。

脑袋轰响，心乱如麻。约5点20分，二女儿拨打110。北站派出所警察“打着手电筒从海宁路被接进来”，察看现场。之后，一位北站派出所国庆路分部刑侦人员“脖子里挂着相机”，现场拍3-4张照，取证后离开。但他们并未发现八仙桌脚边“小拇指大”的微型手电。从近郊赶来的弟弟，与二妹一道，学着“从电视里看得来”的提取物证方式，用“餐巾纸捏起来，慢慢地放到保鲜袋”。二妹和弟弟急着上缴可疑物证，但北站派出所及国庆路分部均不收。最终由闸北区公安分局收取该物证。

11月13日当天，在北站派出所，想要立案的兄妹走流程。

“派出所是否可以去调查，比如和拆房队、回收红木家什的人员打听打听。”

“你没有拿出确凿证据，我们不可以随便捉人的。” 

“椅子价值多少？”“大概几十万吧。”

“你发票有吗？”“老祖宗传下来的，哪里来的发票啊。” 

因迟迟不立案，一家几口人轮流去北站派出所询问进展，还在每周四的“北站派出所所长接待日”去过两次，依旧未果。“想想肚皮里真真一包气”，此后，该住户先后又前往原闸北区公安分局信访办、福州路上海市公安局信访办、原闸北区检察院信访办。2015年11月30日下午，《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立案告知书》终于来了。日期是26日。

立案后的12月，北站派出所警察再次前来了解情况。大姐和亲戚出门接待。

“你们这对椅子哪能不囥囥（藏藏）好？”

“椅子又不是皮夹子手表，哪能囥好法子？”亲戚发脾气。

事情没有任何进展。晚近一次的2016年5月，原闸北区公安分局信访办的前缀已换成“新静安区公安分局”，工作人员劝说大姐：“阿姨天气热伐，侬吃力伐。下一次这些人如果再作案被捕，到时候等他们一起坦白。” 

如果一把相同款式、相同材质的太师椅，可以出资重新购买，就无从解释为何要调动全家之力上蹿下跳，求助各种法律和行政部门。

“只要一想到这个事情，我晚上就困不好觉，被偷掉后刻骨铭心的痛……”，大姐婉转的沪语，以一种正式而克制的方式，表达出沉重和悲愤。“这次征收，阿拉失去了房子，以后的地方小来兮的，这种大桌子也放不下。”说话时，这个3.8米高的客堂间里，前后穿堂风习习。

“这对太师椅，原本来打算送给海外亲戚的。但打听下来，讲海关有规定，个种物什‘不能过境’。现在这样，倒不如捐给国家！”话音刚落，想了想，她又嘲笑起自己。

“我16岁离开上海，插队落户到安徽支援国家建设，两年前，我60岁，回到上海。想当初，插队落户辰光，我想留了奉贤农场却不给我留，现在征收倒让我去奉贤了”。法国学者潘鸣啸曾在其论著中提到，上山下乡造成了失落的一代，但失落的何止是青春。

一边是征收时社区管理失范而致财务失窃，另一边则是部分区域为《外滩的钟声》剧组拍摄临时告停。摄制期间，记者跨过康乐路来到安庆路西段，立刻跌入一种“超真实”的时空景观中。祥新里弄堂口摆放着一座立式老公交站牌，站牌显示，有辆公交通往“外滩”。摄制组搬离后的一段时间内，一步之遥的安庆路西段与东段，一处是惶惶与凌乱，另一处是粉饰与体面，整条路以这种差异化姿势，保持着对原真性构筑物报以冷眼、对娱乐和资本青眼有加的真实调侃。

安庆路祥新里，征收中入驻的摄影组的主要取景地

征收中的祥新里被篡改为“梧桐里” 摄影袁菁

摄制组离开后，安庆路西段沿街、祥新里弄内几栋双开间石库门黑木门上仍钉着“那个时空”蓝底白字的门牌号。“永庆里”弄口东侧，一副4米长、2米高的标语，向空呐喊着1982年起的“计划生育”国策，“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 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一个大约初三的孩子对此好奇万分。在2016年的暑假，也是刚刚开放“二胎”的时间节点，举着手机来回荡，他甚至开口问我：“你也在拍这幅画吗？”

“我拍过了”，我向他指指这幅标语底下被雨水打得发亮的铸铁消防栓，它明显是1940年工部局时代市政管理的遗留物——它领教了人世间的代谢，如今被混凝土街沿埋得“半身入土”。

照片左侧遮没部分为永庆里入口。该标语左下角即为铸铁消防栓。

祥新里正对的德寿里，骑着电瓶车的老魏见来人不断打量粉刷一新的排门板的街道，停下来对我较真：“摄制组拍的辰光，在祥新里弄堂口左手第一家安排的是老虎灶、大饼店，这个是对的，其他的店面，不对的。”润德坊老住户听到了，接过话头嗤笑道：“祥新里的弄堂名字也被遮特了，叫啥‘梧桐里’，嗤，嘎北方额名称”。

摄制组离开后，安庆路街面房的镂空铁栅栏等立刻被拆除。

拍摄结束后，征收重新抬头。“道具”被纷纷拆除——沿街出挑阳台的铁制镂空栏杆被卸除运走；南寿高里、永庆里的石库门门套被卡车载走。“拆这个石库门门套很费力的，要好几个工人，用那个小的轮轴吊着慢慢拆掉的”，一位建筑工说。

摄于2016年8月4日永庆里和南高寿里 摄影袁菁

安庆路历史几许深

“伊拉大概是想不拆拿门头，开发这块地方的辰光好借借（历史风貌街坊）荫头。”天天在安庆路买菜兜一转的居民这般推测。

《上海历史文化风貌区范围扩大名单》批复的“风貌街坊”，安庆路两侧石库门建筑物仍在陆续拆除，唯总弄门楣有一种保留的趋势。

根据相关地图查询，安庆路的石库门建造历史可推溯至清末。此后，该地块经历了开发、重造和密集兴建等一系列过程。

尽管类似耕山里石库门总弄口门楣上注有“AD.1923”字样，但根据商务印书馆分别印制于宣统二年（1910年）的《实测上海城厢租界图》和民国四年（1915年）的《实测新上海城厢租界图》，1910年和1915年的地图上，都已出现均益里、统一命名的高寿里（今南高寿里、北高寿里）、成德里（地面建筑物在征收中全部拆除）、福寿里、勤安坊、鑫德里、耕山里、德润里、明德里等里弄；工部局北区小学以北地块，安庆路润德坊以南近海宁路地块，尚未有明显开发痕迹。

两张地图印制相距仅五年，地块却有微小变化。如宁康里的出现就是一例（位于天目中路与浙江北路口）。地图显示，各条里弄的建成，亦非一蹴而就。“1915年地图”显示，今天均益里总弄尚未贯通至安庆路一侧。该里弄开发应由北至南，主要原因推测为北边更靠近界路（今天目东路）一侧的“沪宁铁路上海车站”。（注：直至1916年12月，“沪宁铁路上海站”因沪宁、沪杭铁路接轨，改名“上海北站”。）

1907年上海沪宁火车站，即老北站。该明信片的取景视角处于浙江北路与天目中路路口。图片来自网络

在全长不到500米的安庆路两侧，分布着均益里、同发里、春晖里，其中住户也许不知道，这个弄堂建成后，最初竟有许多“弄堂学校”寓居其间。这也是清末教育向民国初期教育转型过程中，非正规教育和女界教育蔚然兴起的有趣缩影。

华东师范大学的刘莲花撰写了《民初<申报>（1912-1916）教育广告研究》。她对《申报》浩如烟海的广告版面进行检索发现，均益里建成后第四年，弄内陆续开设“女子新剧教育团”(二弄)、“迪新女学校”（五弄，另有华英数学讲习社）、“教育部备案惜阴公会立商业学校”（此校陆续开设函授学校、英文夜校，其招生广告尤其强调“一端通沪宁车站界路”）。

隔壁弄堂同发里（纱业公所内）1914年发起过“为民生教养、社会安宁”的普益传习所。1916年开设过“华英翻译作文函授学社”（“为便利远近之商、学两界青年研究华英翻译作文”），“岭南中学夜校部”、“岭南翻译函授学社特设暑假速成公文/算学速成专科招生”（“为高级英文学生研究翻译公文、契约”）。

1913年“安而今路六号洋房”(即爱而近路,Elgin Road)是后来赫赫有名上海美专最早的落脚地之一，是乌始光、刘海粟的“图画美术院”向“有志丹青者”招生的“函授部”。隔壁不远是爱而近路9号洋房德文学社（可寄宿）。

1916年斜对面的春晖里544号，是夕阳女工传习所。（“本所系赴美赛会同人所发起，有见吾国女界手工之制品工值低廉，确为彼帮装饰所欢迎，惜制品能合其用，除教会外甚乏制作传授之所……冀为所好女界开一新生计”。）

1920年代初的爱而近路，地面显示为弹硌路（照片由同发里住户李伟兄弟提供）

1937年的爱而近路（今安庆路），摄影者Karl Kengelbacher 图片来源Virtual Shanghai 

征收中的安庆路。

当年建造与持续开发的过程，以及附丽其间的历史，不仅形成了街道空间的视觉连续，也形成城市文化的记忆连续。

但在征收开发与石库门保护，中间制度环节的短暂时间差中，漫长的连续被轻举妄动所斫断。

在2015年3月上海市风貌区扩区名单公示时，安康苑5月征收启动；2016年2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范围扩大名单的批复》（沪府[2016]11号），安庆路地块内未有“保护资质”、处于编号JA-049风貌街坊（东至山西北路、南至海宁路、西至康乐路、北至安庆路）内的成德里最终被陆续拆除殆尽。

图片右侧红房子为塘沽学校，即当年的汇司巡捕房。工人操作位置即为成德里原址。

今天，我们只能在成为挖掘机、卡车、废旧物品回收者不断施工作业的一个巨大方场上，南望今塘沽学校（前公共租界北虹口汇司捕房，West Hongkew Police），以一种耐人寻味的姿势进入历史断层。

同济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副教授刘刚，四年前着手调研并集中半年研究了成德里，以《从建筑个体到城市空间聚类——对一组近代上海城市民居的实证研究》一文，对该场地进行深描。

同济大学刘刚副教授对成德里弄堂做了一次实证研究。

他认为，“成德里”这种石库门里弄公馆，“通常受益于近代城市化发展的本地殷实人家投资、建造及自用，是一种近代化的都市民居建筑类型，由于建造地点多为城市化之前的宅基地，因此该种建筑类型与乡土时代的地缘和社会网络保持着特殊关联。”

他提到，这条建于1923年、由6栋石库门里弄建筑组成的里弄里的原户主——5号建筑原户主是旧公共租界华人探长陆连奎（其“单位”为一步之遥的汇司巡捕房），7号和9号初为梁家所有，此后7号转给戚家，待5、7两户联姻后，隔墙打通一个月门，7号居住年轻夫妇；9号后属于富户胡家；6号原属王姓；8号属富商凌姓，后被广东同乡王开照相馆老板买下。

另一方面，与居住者身份相关的是建筑风格的彰显。“5号建筑整体上具有苏式民居特色，装饰精致但略显繁缛”；“6号建筑以其广式的樘栊门、反镬耳形的分户隔墙和室内鸡翅木屏风墙等回应了客寓上海的广东屋主身份”。“8号弄底的建筑因主人家大小姐笃信佛教，1921年改为节孝庵，在家修行并收徒做法。”查阅1947年《老上海百业指南》显示，8号为“朱天大帝”庙，此空间功能此后一直与宗教有着密切联系。

无独有偶，上海社科院马军的相关口述史爬梳和居民引荐采访，从不同侧面印证了刘刚对这块区域的描述。

7月初，记者在浦东文化中心见到87岁的钱祥卿。他离开祖父亲手建造的梁宅时，年方10岁。山西北路吉庆里梁氏住宅，原为清末钱家头自然村钱氏住宅，1941年太平洋战事后，钱宅卖给梁氏（粤商，行号“梁球记”，做南北货）。

征收中的兴盛坊。钱祥卿在采访中提到祖父曾经的房产。

钱祥卿介绍，钱家系从临安（今杭州）因战乱来到闸北，此后生息不断，根据族谱记载，其先祖可追溯至吴越国王钱缪。《上海市闸北区地名志》中称：“北站街道太平天国期间有人开垦定居，有钱家头、钱家宅、东王家宅等少量聚落”。2007年，在距安庆路2公里外的闸北公园里，偶然发现“钱氏宗祠”砖雕旧址。

钱祥卿祖父实践了近代城市化的过程。“祖父虽然务农，但人很精干，有眼光，伊听说要造火车站（即北站），火车站一造，会得兴旺起来，因此把家产拿出来，或购地，问此地农民‘租地造屋’（买断）进行里弄开发。”

山西北路吉庆里、兴盛坊以及海宁路上福庆坊，都属于钱家当年石库门开发的弄堂。

他列举称：“据我所知，山西北路吉庆里和老宅（今山西北路475弄61号，第四批优秀历史建筑梁宅），过一条安庆路，兴盛坊十几栋石库门，海宁路上福庆坊。伊等于依靠房地产开发，把家业撑大到这种地步。”

世事如此奇妙。1980年代末，学者包亚明曾亲眼见到，文物局在吉庆里敲上一块牌子“吴昌硕故居”，但那条弄堂原是钱家产业。钱祥卿采访中也提到，吴昌硕是通过王一亭（注：其履历复杂，曾任买办、画家、上海总商会协理，世界佛教居士林林长，1913年由南市迁往爱而近路居住）介绍，房屋出租给吴昌硕住。此时吉庆里刚建造好一年。

采访中还有居民提及，福寿里两栋单体规模较大的建筑物，即49号，原户主姓陈，土地也是向钱家购买，不知确否。因作为自用，该两栋房屋用料讲究、规模庞大。其西侧体量较小的石库门（43号、44号），据1940年前后以金条顶下这栋建筑的沈姓住户称，最初是陈家想给亲戚住的。该建筑空间较宽舒，内部包含有前、中、后厢房，进深长达18米多。(注: 此处的“顶”与语义广泛的“顶费”不同，前者指普遍发生在租界即合法外国人居留、贸易区域的房屋使用权交易，一般情况下由大房东整栋出租，二房东一次性支付，“顶”下的为房屋永久使用权。学界也有观点认为，解放前房地不分，其中也会牵扯土地租赁权)

事实上，在安庆路、山西北路一带，在乡土时代的自然村向城市化的演替中，还叠加了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1899年公共租界第二次扩张后的复杂变量。

公共租界北区图，1929年，图片来源virual Shanghai

从1929年的地图可清晰看到公共租界与华界的边界，即以沿浙江北路向北、东折天目东路（旧称界路，boundary road）为界。两界之间有一道铁门和站岗警察，不仅代表市政管理不同，最终也引发其在1930年代不尽相同的发展命运。

毫无疑问，1932年与1937年的两度战事，令闸北受创极重。此后，沪宁铁路沿线孳乳出大量棚户区。1937年，日本人炸弹毁灭了界路以北、位于宝通路的商务印书馆，界路以南的天目东路均益里街面4层公寓大楼也留下不少弹洞。该大楼后面的长兴里弄堂，孔姓人家的亭子间里，一个宁波阿娘被炮弹的碎屑弹片击中头顶。

如果对闸北区块做更精细化的读解，该地块并非刻板印象中的“下只角”。这6块街坊全部正处公共租界内。同时，因紧紧依托1908年沪宁铁路和1916年沪宁、沪杭甬铁路总站（后俗称“老北站”），该地块商业气氛历来浓厚，其沿线的人流优势明显，铁路站周边的菜馆、旅馆繁盛，转运业异常兴盛。

从1947年上海行号图可见，界路分布大量“运输公司”、“货栈”。那些需要“跑业务”希求来去便捷的中小型产业，在临近里弄内生发出大量生意经。药号店、纸制品、织造厂、铁罐厂、照相制版公司，甚至庐山画片公司、舆地社都在此地块内靡集。商务印书馆虽被炸毁，不同规模、门类的印刷业作坊（纸边行、橡皮印刷厂等）却没有完全消失。

同发里李家就是原住户之一，在此地居住了近100年。1922年，李家落脚爱尔进路山西路口。十年后，相隔百米远，李家顶入爱尔进路324号，开办“时丰宝号”烟纸店。一家之长李绥初常年跑船，在英国船上任厨师长。

其子怡大钱庄职员李佑章告诉儿子们，自家后门的“这条弄堂是后来加出来的”，并在一定程度上，是根据所“顶”商铺的经营内容和要求来建造的。其西侧贴隔壁是占地较大的三开间米行盛丰恒；东侧贴隔壁与自家烟纸店和其昌书店都是单开间，弄堂口另一侧药号和当行实力较雄，同为三开间和二开间。

这块身处公共租界内部的地块，有大量工部局华董、华人买办。更早则是晚清大臣们和沪上闻人的栖身地。

康乐里4条里弄有多栋自住房，居住者为前公共租界工部局华人买办潘氏家族，二房、三房、四房、五房、八房都曾在此居住。根据潘家后人采访回忆，兼及《上海工部局董事回忆录》（上海市档案馆编，第27册）提到的内容显示，潘氏家族为租界工部局工作服务的起讫点绝不晚于1861年，甚至可能更早。约在清末，康乐里开始建造。1937年，潘家临时居住到法租界躲避战乱。1940年代初，家族中某几房再度返回康乐里。在采访中，潘家后代称，最初康乐里并不是用于房地产买卖，而是给广东南海等地前来沪落脚的“潘家亲亲眷眷们住的”。今天，除少数潘家人之外，大部分家族后代都在海外。

长兴里孔姓住户为这条弄堂的早期面貌提供了另一些细节。因为三北轮船公司买办的曾祖父的原因，当父亲从宁波来上海从事料瓶业时，最早拿到了“这条弄堂的钥匙”，提前挑选。“伊觉得第一条弄堂太狭窄，又是进门口，挑选第二条，出入方便和僻静。” 

考虑到三北与四明银行的创办者为虞洽卿，其名下有颇多产业，海宁路顺征里连同“虞公馆”都为其所有，长兴里距顺征里的“虞公馆”不过500米，也许亦有关联。该地块还有晚清重臣李鸿章及其子李经方住宅（山西北路河南北路口原有其花园里弄，现已不存），李鸿章在塘沽路建有8条里弄160幢，建筑面积1.7平方米。盛宣怀则为均益里开发者，此三者夙有政商牵系与姻亲往来，也一定程度上反映着这些地块的历史深度。

二房东真的是“恶人”吗

征收中，因经租引发“二房东”丧失房屋产权、配置权能等历史遗留问题再度浮出历史地表。

相关历史研究和叙事建构中，二房东常常是负面形象，主要仍以1930年代战时涨房租，在大房东和三房东乃至四房东之间赚取差价的面目出现。但如果我们再次回到历史现场，可以从这个群体中剥离出另一重可能。

德润坊某原租户。由其提供的另一份来自公安局的关系证明显示，该房由其祖父“顶”下。

前租界内的“二房东”们向大房东“顶”下房产，意味着购买了房屋永久租赁权。二房东们的房子，不少也为自住，即便用于出租，并没有来自大房东的压力。史学界有观点认为，解放前土地和房屋不分。而在相关受访中，这些“二房东”回忆在解放初期缴纳房捐（地税）。但私房改造同时涉及法律问题，情况相当复杂。

事实上，1956年起的私房运动，令“二房东”身陷今日的困局。他们中的不少人也成为了今天的“原租（住）户”。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张群《私房改造三部曲》和华东师范大学李爱勇的博士论文《1950-1980年的上海私有住房》都以客观的史学研究态度，描述了解放初期政府对私房改造的态度：解放初期，1950年政府对私房采取了认可产权的态度，直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发生改变。

1956年10月，上海出台的《关于目前处理私房纠纷的若干意见》认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二房东收取顶费是许多私房纠纷的根源；二房东的中间剥削，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活。研究者认为，“公私合营都意味着大约有40%的私房，由国家取代原来的房主与租赁者建立了租赁关系”。

1956年，全国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上海开始对出租私房的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原本“顶”下的房子，1956年后变为“租赁”关系。“顶”一般只发生在租界内，即房屋的永久租赁权，顶下后成为“二房东”。

同发里的烟纸店“时丰宝号”作价2000元“公私合营”，烟纸店李家阿娘（祖母）被安排去海宁路国营店商店上班；均益里惠中制版照相公司的资方经理惠老板，被“公私合营”，其本人成为国营“综艺制版照相公司”资方经理，同时被认为“倷屋里厢房子比较大”，为公司职工“解决住房问题”。长兴里均昌料器行的孔家自住的房堂间和隔壁客堂间被“公私合营”作为闸北区医药公司的办公场所，直到征收启动后，客堂间仓库才清空了。

私房改造不仅涉及“房”的改造，还有对“人”的双重改造。1956年1月18日，中央书记处二办《关于目前城市私有房产基本情况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称他们为“封建王公贵族、军阀官僚后代、以前的投机商、买办、大地主、城市高利贷者以及房产资本家”，令其成为改造对象。私房改造至1960年基本完成。

改造结果是，房屋被“紧缩”，房主被驱赶至自家的储物间、亭子间等处居住，或被“扫地出门”，另行安排狭小的住房。

1951年以人民币购置同发里某双厢房的红帮裁缝史家，1958年因里弄需开办食堂被迫迁出住宅，辗转搬到一墙之隔的长兴里某栋前楼。该栋房主被驱赶到约9平方米的亭子间，直到1980年代房屋对调时期离开——一段房屋与主人的命运和关系宣告结束。

继1956年之后，1958年是新一轮私房改造。前者是以“以国家经租为主，公私合营为辅”，第二阶段是“一律采用国家经租”。1958年4月22日，《上海市管理私有出租房屋暂行办法》要求，出租面积在150平方米以上的房主到房屋所在区登记。

犹如连环套般，一个失去私房的资本家住进了另一个已失去对房屋产权、配置权能的二房东的住宅，两者同时向房管所缴纳房费。

1958年，孙家被告知需进行私房“大修”，于7月28日“临时性”搬到福寿里——创办孙泰昌竹器行的祖父在几年前被定性为资本家，“吃过一段时间的定息”，产业、仓库全部公私合营——他们确实没想到，这个“临时”的时效是如此长，并且会和福寿里上海铁路局某科主管沈公做半个世纪的邻居。1940年代的沈公，顶下这栋体量有点大的房子，因“住不满”，而其人性格“老会得做人家的”（沪语节省意）于是将某些房间出租给他人，解放后这部分收取房费的住房被“经租”。随即房主与国家形成“租赁”关系。沈家后代现仍居住在一层。

在那个极其热火的午间，以板壁一隔为二西厢房的后间里，暗的空间里，孙家姆妈看起来如此白净斯文，白发苍苍。适才她在行军床上打中觉。见客来了，一坐而起。她说当年来了之后，每次想起当年私房，“眼泪水不知道哭掉多少”，她双眉紧蹙说“倷年轻人哪能懂呢？”

节外生枝的阁楼到底怎么算

“阁楼”是空间的节外生枝，有情非得已之处，也是在特殊年代应对人口增长的最经济可行的办法。

解放后的上海居住问题也一直是重大而突出的问题。自1949到1979年，上海人均住房面积只从每人3.9平方米增长到4.3平方米。1970年代末，40万知青返沪，让当时的住房紧缺成为爆炸性的社会问题（陆文达主编《上海房地产志》，上海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而在安康苑征收中，阁楼已彻底被视为“拦路虎”和“害人”的面目。

康乐里方姓原住户回忆：“我小家伙要结婚了，他厂里的人到阿拉屋里厢看看阁楼，‘住房条件还可以嘛’，于是没分。”至今《租用公房凭证》面积全部都是解放前的面积，只有十几个平方米。征收时，“搭出来的面积都不管”。

在征收居民的叙述中呈现的线索是：阁楼面积计入房卡，可能是1979年后上海解决“居住困难户”上下浮动的一个松紧阀门。

钱庄任职的同发里住户李佑章有记账习惯。1979年，由家人居住的前楼14.1平方米缴纳房钿1.65元，由5口人居住，人均居住面积不足3平方米。1992年，房管所重新量面积，将“白卡换成了使用至今的蓝卡（《租用公房凭证》）”，将解放前搭建的三层阁平米算入后，达到22.5平方米，人均住房面积超过4平米。这使得，当李家长兄将房票簿拿给单位请求分房时，单位以非“住房特困户”为名，将其拒之门外。

天目东路均益里街面4层高建筑内，阁楼有两种不同的计算方式。

某户主取出的“蓝卡”，即《租用公房凭证》上写明阁楼面积，同时注明“批准为阁楼属私”，因此未缴纳房钱，在征收中无法被判入面积。但事实上，其长兄单位分房阶段，因阁楼被计入房票簿，同样将其归类为“不属于居住困难户”，最终未分到房屋。

5天采访显示，本次征收中，当年由房管所分配（缴纳房钱）的住户，或由当年房管所为“居住困难户”出物料或协助搭建的阁楼面积（缴纳房钱）计入本次征收面积。

这也许意味着，更短暂的居住者，没有历史和感情的包袱重量，或更容易完成签约。

还是有对阁楼充满感恩的人——但在本次征收中谈起“阁楼面积”时，他的心情也变得复杂。

视障人士姚先生最初走近的时候，一直沉默倾听，此后才渐渐吐露。

他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因先天弱视而体检不合格，在推荐就读名单中被同学替代。同学已经是沪上某医院的医生。但采访最后，他平静地说：“我们不应该怨天尤人的。”

年轻时头脑聪慧，却没有遇到更好的职业照顾或政策倾斜，他在上大学的通道被关闭后，到了1980年代与街道经济科成立的集体性服务公司北站运输站，做了26年的打包工作。尽管家庭人口众多，居住相当困难，但运输站没有房源，无从分房。2000年后，他的工龄以“两万块”被一次性买断。当年他的大拇指因公受伤，指关节被削去一些，他摩挲着这节指骨，说：“后来自己懂推拿，一直按摩穴位，现在长出来了一些。”

他非常担心搬离这个已经熟悉半个世纪的区域——安庆路、浙江北路，年届60岁的人要重新进入完全陌生的远郊，何况视神经从先天弱视不断退化至B2（Blind 2，以视力程度而论共分三级），无疑是艰难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明眼人，人到中年突然失明，就会寸步难行，天天在家里”，他停下来，“因为，变化太剧烈了”。

他们家庭内部极度整洁，与外面看过去突兀生长的“加建堡垒”形成强烈的视觉反差。这栋建筑物的原房主，曾开办“亘记运输公司”。1956年左右，在老母亲向二房东买下的小阁楼里，一张推拿床、儿子的电脑桌、小型沙发、电视机、储物柜都在最恰当的位置。朝东的一扇窗户，望出去是永新里弄堂，几盆吊兰静止。这种珍惜持久而具体——常常拂拭，没有灰尘，连那些在征收中不被计算面积的楼梯公共空间也勤加打扫；没有冗余，总要归纳整理，一条毯子，一张床，都要到位；角落和窗台等公共区域，要用盆栽和装扮得更美好的花朵，即便是塑制花。

1980年，因房屋做一次大修，同时为姚家原本人均不足2平方米的“特困户”做了较大程度的改善。闸北区房管所调拨材料——提供了5根房屋大梁，将建筑增高4.5米。这次“搭搭放放”将整个晒台放大，同时为了方便未来因人口增加可能会用到的阁楼，房管所连“眼子”也预留了。但房管所当时也表明，无法提供搭建阁楼的材料，让姚家自己把屋顶盖好，房产簿上也未留下阁楼面积。

“1、2、3、4、5根”，姚先生站在木梯子上，一根根喊出来。“当年的蔡科说，阁楼我不能给你搭了，这不属于大修材料范围内的。我们自家去寻了一点回收来的木料，用到现在。”

在这个阁楼的窗口望出去，是里弄的红瓦屋顶、老虎窗。房管所翻修质量不错，每一年两人相互扶助着到屋顶上维护油毛毡。风雨不动安如山。屋内是毛绒娃娃、结婚照，在这里他们早就熟悉“哇哇叫”的火车声。

“我想，国家的困难也是我们的困难。房管部门当年没有房子，给我们搭建成这样，我们也蛮满意的。但我们这是（19）81年搭的呀，应该按照实际情况丈量，该补偿的要补偿。但他拒绝执行，面积全部不算是不对的呀。”

《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市政府令第71号）第14条“对未经登记建筑的调查、认定和处理”规定，“区（县）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对征收范围内未经登记的建筑进行调查、认定和处理。对认定为合法建筑和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的，房屋征收部门应当给予补偿；对认定为违法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的，不予补偿。”

《关于贯彻执行〈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通知》（沪房管规范征[2012]9号）第6条规定“相关批准文件未记载建筑面积，或者虽无批准文件但有相关材料证明在1981年以前已经建造并用于居住的房屋，以房屋行政管理部门认定的房屋调查机构实地丈量的建筑面积为准”。

“政府是好的。但办事者断章取义”，临末他语带理解地说。

2016年9月12日市长之窗有关1981年前私搭阁楼、天井部位的一位市民来信和部门回函截图。

在本次采访中，不少被征收者有个体的纠结，也有对“阿拉上海”未来的焦虑。同时，对政府公共利益下的旧改征收仍保有“公平、公正”的信心。几方面互为纠缠。

近几年的城市更新进程中，上海研究的历史学者、保护专家、身有使命感的文物官员、对地方性怀有眷恋的摄影者，以及对上海有认同和共情能力的大众，普遍有程度不一的作为“历史中间物”的焦虑。

未来世代“上海”及“上海人”的城市认知、身份认知将朝何处去？

如今，七十多岁的老者对父辈的时空记忆也已脱失打折。不消半个世纪，在一个满目商业楼盘、总部大厦、消费娱乐的上海，人们如何能痴望巧遇以沪方言侃侃而谈“老上海”的长者，或不动声色隐藏在日常空间中的历史原址？难道，我们真能够指望在资本构建出的里弄商铺墙基处，寻找到一块界碑？

上海多元化的空间造像，是否注定只能存在于历史风貌保护区那些被限定的区域、最标志性的构筑物或殖民镜像之中？其他未被“预保护”的历史空间，未来注定只能通过“决定性一瞬”的图片影像、二手三手四手的转述、珍贵但需要深潜下去的档案，才能“还魂”吗？

面对这样的上海，我们是否真的配拥有它的时间？

（感谢上海师范大学大学钟翀老师提供较高清晰度的1910年商务印书馆《实测上海城厢租界图》和191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新测上海地图》两张以用于对比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