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温小兴 ：红色故事的双重叙事：从“风水树”到“信念树”
点击上方“民俗学论坛”可订阅哦！
主编推介
本期新青年温小兴，男，江西石城人，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获法学（民俗学学科）博士学位，现为赣南师范大学客家研究中心硕士生导师，江西社会学会副秘书长，主要从事红色记忆与客家社会、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本文认为瑞金华屋村17棵松的故事展示了当地民众和地方干部对红色故事不同的叙事逻辑。当地民众对于红色文化的传承遵循的是“民俗传统+红色文化”的路径，将红色文化放置于传统文化的话语体系之中加以叙述；地方干部对于红色文化的传承则是一种“红色文化+旅游资源化”的实践，希望借此推动乡村振兴和民族国家的认同。两者相互影响，共同构成红色故事的双重叙事体系。
红色故事的双重叙事：
从“风水树”到“信念树”
温小兴
原文发表于《民族艺术》
2020年第3期
摘 要
瑞金华屋村17棵松的故事，展示了当地民众和地方干部对红色故事不同的叙事逻辑。从“风水树”到 “烈士树”的叙述，是当地民众将树木人格化，表达了他们对“烈士／祖先”的深厚感情；从“烈士树”到 “信念树”，是地方干部将树木崇高化，表达了革命精神万古长青的理想信念。不同的叙事路径既反映了普通民众和地方精英信仰体系的差异，也体现了民间话语和政治话语不同的叙事目的。当地民众对于红色文化的传承遵循的是“民俗传统+红色文化”的路径，将红色文化放置于传统文化的话语体系之中加以叙述；地方干部对于红色文化的传承则是一种“红色文化+旅游资源化”的实践，希望借此推动乡村振兴和民族国家的认同。两者相互影响，共同构成红色故事的双重叙事体系。
关键词
红色故事；叙事逻辑；风水树；
烈士树；信念树
从民间叙事角度研究红色文化的成果，以红色歌谣的研究最为丰富。这些研究成果重点在于讨论战争年代和革命时期民间文学的历史作用和叙事方式。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红色题材的民间文学因时代变迁发生的叙事方式的变革则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改革开放以来，传统文化、民俗文化相继得到恢复和发展，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红色文化也越来越与民间祭祀活动、宗族文化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紧密结合，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红色文化与民俗文化的结合，使得红色故事的叙事方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红色故事是红色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在国家高位推动和红色旅游的影响下，通过红色故事的挖掘和红色景观的生产，带动红色村落的扶贫开发是革命老区乡村振兴和红色文化传承的重要思路。在收集整理瑞金红色故事的过程中，一个关于华屋烈士种树的故事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对这一红色故事的诠释，当地民众和地方干部因为立场不同，追求各异，呈现出不同的叙事逻辑，为我们考察新时期红色文化的传承实践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案例。
一、华屋村民的叙事：从风水树到烈士树
瑞金市是中国共产党红色政权开始的地方，华屋是瑞金市叶坪乡黄沙村下辖的自然村，是一个典型的烈士村、红军村。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苏区革命时期，当时仅有43户家庭的华屋，家家都有人参加革命，其中有18位青壮年在“扩红”时期参加了红军，后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和长征途中相继牺牲，新中国成立后均被认定为革命烈士。
华屋与福建省长汀县古城镇交界，是瑞金去往长汀的交通要道。早在中央苏区政府成立以前，湖南衡阳人杨子光就从闽西来到瑞金黄沙传播革命思想，秘密建立党组织，并于1930年6月，成立了瑞金县革命委员会。县革命委员会后改为县苏维埃政府，县以下设区苏维埃政府，华屋的华干忠担任过黄沙区的苏维埃政府主席，是华屋早期的革命领导者和组织者。华屋青年在他的带领下，纷纷投身革命。据建房理事会的华小平回忆：
我们村当时很穷，男丁又少，经常受到黄沙地主、保长的压迫。所以华屋很早的时候就有党组织了，革命工作组织得很好。像华钦材两兄弟都在黄沙区政府担任宣传干部，华屋还有好几个担任文书，都是从事革命宣传动员的工作，在扩红的时候，就是他们发动华屋的青年参军的。
华屋是瑞金最早接受革命思想、建立了秘密党组织的区域之一，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据瑞金市民政部门统计，华屋为革命捐躯的有20人，有名有姓的烈士有18人。在华屋后山蛤蟆岭上有一片茂密的松林，就是当地著名的“烈士林”，烈士林下面是华氏宗祠。宗祠旁边有一排年久失修、破败不堪的土坯房，许多土坯房的门楣上挂着“光荣烈属”的牌子。至于烈士林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种的，是哪位烈士最早带头栽种，现在已经很难考证。华小平认为华钦材两兄弟是最早种树的烈士，他说：
华钦材两兄弟的遗腹子还在村里，兄弟俩在出发前，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回来，也不知道能留下点什么东西，就种了棵树，这样随着树的成长，后人还能记住他们。
而另一位村民在谈到烈士种树的细节时，提到的是本村一位叫华质斌的烈士在参军时种了树：
华质斌参军的时候，他的儿子有七八岁了，已经有了记忆。参军那天正好是下雨天，他父亲参军的时候，他还追了很远。他长大后，脑子里还有他父亲的形象。他懂事的时候，他母亲就告诉他，为什么一直等不到她的丈夫、他的父亲回来。直到后来收到一张阵亡通知书的时候，他母亲就告诉他：“你的父亲参军牺牲了。你要是想你父亲，你就到山上看一下那棵树。”那棵树是他的父亲在参军走之前在后龙山上种下的。
民间叙事都是选择性叙事，施爱东在调查贵州省习水县土城的红色故事时，认为：“几乎所有的口头知识都是不确定的。因此，口头知识难以作为我们了解确定性知识的推论依据。我们从口口相传的田野中看不到红军长征的真实面貌，只看到了不断变异的红色故事，看到了人们的口头传统。”烈士种树的故事在不同讲述者的口中会有不同的细节，但是不管是哪位烈士种了树，作为革命的见证物，这些松树早已经郁郁葱葱，矗立在华屋祠堂的后龙山上。
在提到烈士们在长征出发前为什么要回家乡种树时，村民的解释是，在后龙山种树是客家人的传统习俗。华小平说：“以前我们这里只要生了男丁，就会在后山种一棵树，这是我们这里的习俗。有的人种了树，有的人没有种，这些树也不是一起种的，而是陆陆续续、前前后后种的。”华志强也说：“这是我们的风俗，只要有人要出远门，就会在后龙山上种一棵树，作为一种祈求平安归来的仪式。”综合两人的讲述，华屋在后龙山种树的民间习俗主要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村里有男丁出生，会在后龙山种树，这既是一种传统农业的水土保持方式，也寓意着人丁像后龙山的树一样健康成长、茂密葱茏；二是村里有人要出远门了，家人会一起到后龙山种树，希望游子能像树一样不忘根本，最终平安归来。
后龙山是客家风水文化中的一个术语。几乎所有的客家村落或者宗族祠堂，背后都会靠着一座后龙山。客家人讲究风水，祠堂是客家村落的中心，祠堂风水的好坏被看作是宗族兴衰和村落发展的关键，所以祠堂的选址十分讲究。“山管人丁水管财”，祠堂选址往往背山面水，背山是为了承接龙脉，面水是为了聚气生财。后龙山被视作远方来龙的行止之处，是一个家族的精神靠山。为了接应来龙，后龙山必须树木成林，这样才有生气，家族才能够人丁兴旺。后龙山上的树木也被称为“风水林”“风水树”。因此，客家人素有后龙山种树的传统，后龙山不可动土，山上树木也不能砍伐。客家族谱往往以族规的形式告诫后人要保护后龙山的风水和风水林。
种在后龙山的风水树，也就有了一种神力，可以保护村里面男丁的健康成长，也可以护佑远行的村民平安回家，这是客家人传统的风水信仰延伸而来的一种民间习俗。所以华志强认为华质斌烈士在后龙山种的树，是为他小孩出生种的，希望小孩像松树一样茁壮成长。这棵树也成为华质斌烈士留给后代的遗物，所以每当小孩想念父亲时，母亲就叫他去后龙山看看父亲种的树。华屋后龙山的松树，不管是烈士为其小孩所种，希望他健康成长，还是烈士因为长征在即，种树远行寄托离乡情绪，有一点是相似的，这些松树都种在后龙山上，是客家人传统观念中的“风水树”。据华志强介绍：
华质斌的儿子又把种树的故事告诉了华从祁，华从祁也是遗腹子，他的父亲也是烈士。华从祁现在80多岁了，他又把这个故事告诉了其他村里的人，后来就有人去后龙山祭祀，慢慢地大家就都跟着去山上祭祀。这个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就不知道了，从我们父辈的时候就有了。很早以前树上钉有小木牌，这个小木牌什么时候钉的就不知道，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一棵树上一个牌子，他们大概知道，哪棵树是他种的。这17个烈士有后人，如果没有后人的话，按照我们客家人的风俗，会有过继，要传宗接代，把兄弟的儿子过继给他。
随着后龙山烈士种树的故事被传开，华质斌后代的个人记忆，成为所有烈士后人的集体记忆，集体记忆又转变为集体行动，烈士的后代开始到后龙山祭祀，缅怀自己的亲人。这些风水树，因为是烈士种下的，所以在村民眼中，这些风水树就具有了灵性，是亲人的化身。树是烈士躯体的符号，小木牌就成了烈士的墓碑，清明节祭树就跟清明节祭祖一样有了同样的含义，风水树也变成了村民眼中人格化了的祖先。
二、地方干部的叙事：从烈士树到信念树
2011年，具有多年扶贫工作经验的叶坪乡政府干部杨青山成为华屋的驻村干部，在走访了解华屋的历史和各户家庭情况的过程中，杨青山了解到华屋在苏区时期有18名青年参军，最后都没有回来，而最让他感兴趣的是村民们关于“烈士林”的讲述。杨青山是这样介绍这次采录经历的：
18位华屋青年去当红军没有一个人回来，我也理解，华春柏后来跟我说，他们走的时候，在后山上每个人栽了一棵松树，我就开始感兴趣了。还有胡冬娣老人，她说她的婆婆跟她说的，她婆婆的丈夫走之前，种了一棵树，而且叫他的后人要记住那棵树，并把各家的情况跟我说了，当时参加红军的时候有一个约定，就说大家现在种树，大家都要去当兵，艰难困苦肯定有的，光荣牺牲也会有的，于是大家商量好，留下来的人回来以后，要给那些牺牲的人孝亲敬老，照顾他们的父母，还要照看好这些松树。
那么，为什么要种这些树呢？杨青山解释说：
他们认为松树可以坚定革命信念，松柏长青嘛，革命一定能够胜利。长征以后这些人都牺牲了，大多数在湘江战役中牺牲的，比较惨烈。像他们同村不同小组的江拥辉、谢桂春等老红军陆续回来后，华屋的村民也坚定他们华屋的人也一定能够回来，即使会有人牺牲，但是不相信这些人会全部都牺牲。客家人就是说家里有人外出了，有的是拜拜菩萨，求神拜佛，预祝他们平安吧，他们的方式就是在他们种的树上系一块红绸布，表示远方的亲人能够一路平安。
后来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民政部门认定这些人要么牺牲，要么失踪，因为一直没回来嘛，后来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这些人走的时候都没有留下什么东西，每人只留下了一棵树，于是他们的后人就搞了一个小木块，写上名字，钉在树上，每年清明的时候就在那里祭拜，就把这些树当成亲人，就这样一个过程，导致了现在“青松年年在，不见儿郎归”，这17棵松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信念，一种力量。
杨青山一直从事红色文化的收集和宣传工作，多年来的工作经历，让他在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觉得华屋的故事是一个难得的革命题材。于是他马上写了一个汇报，镇领导听说这个故事之后，也觉得很感人，要他认真整理出来。于是杨青山重新回到华屋调查，收集资料，写成了《十七棵青松八十年红》一文。该文以“青松年年在，不见儿郎归”为主题，介绍了华屋17棵松树的由来以及从1932年烈士种树到2012年一共80年来当地村民对烈士的缅怀。杨青山把故事写好之后，经过进一步向上汇报，慢慢在瑞金市政府部门间传开，开始有记者到华屋考察、采访。之后关于华屋17棵松的故事以《郁郁苍松怀英烈》为题在当地《瑞金报》上得到了报道，其故事内核与杨青山向笔者讲述的故事并无二致，该文主要介绍了华屋后龙山“烈士林”的由来，以及村民通过守护松树来表达对烈士的守望和缅怀。因为松树是烈士所种，所以松林被后人称为“烈士林”。这篇报道的立意除了反映华屋的革命牺牲，更重要的是凸显华屋的极度贫困与其做出的革命贡献不相匹配，这个知名的“红色村”，也是典型的“贫困村”，以此强调革命老区的扶贫开发和苏区振兴已经迫在眉睫。
为了给“华屋规划未来，争取资金”，促进华屋更快更好地实现整村脱贫，杨青山认为光有“烈士林”的红色故事还不够有吸引力，还要进一步升华，要用17棵松的故事带动华屋红色旅游产业的发展。由此，“烈士林”的故事在杨青山和县里宣传干部的重新定义下，又高度凝练为“信念树”。据华志强介绍：
杨青山是我们这里的驻村干部，他知道我们这里有烈士，就想能不能有点红色文化的东西，有没有红色故事。因为经常开会，我们就把这个事情讲给他听，他就把故事写好了，写好之后又讲给我们听。当时我们讲的是“17棵松”的故事，后来报到县里后，县里面觉得可以再升华一下，于是就开始提信念树。
不久之后，《瑞金报》的记者第二次来到华屋，当时正值清明节过后，红军烈士林的每棵树下都有烈士后人做清明时留下的香烛和祭品，经过记者在村落现场的调查和访谈，在题为《华屋人悉心保护“红军烈士林”》的报道中，记者写道：“在红军长征前夕，17位华氏兄弟相约来到村子后山的蛤蟆岭，为表达对中国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他们每人在山上栽下了一棵松树，当时成为‘信念树’。在后来的长征途中，17位华屋籍战士全部壮烈牺牲。由于音讯全无，尸骨难寻，每年的清明节，烈士亲属就把17棵‘信念树’作为亲人留下的唯一遗物来祭奠。”经过这次报道，红军烈士林的故事情节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内涵也得到了扩展，红军烈士林不但被称为“信念树”，还出现了清明节“祭树”的情节。
2012年4月11日，国家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部委联合调研组来到瑞金开展专项调研。华屋作为瑞金市贫困村落的典型和红色文化名村，成为联合调研组重点考察的村落。华屋17棵松的故事经过村民的讲述和现场的参观考察，给国家部委联合调研组一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经过人民网、光明网、《江西日报》《赣南日报》等媒体的报道后，华屋17棵松的故事全国闻名，其内容也基本定型。华屋的17棵松从此被人们称为“信念树”，由这17棵松树组成的树林被称为“红军烈士林”，清明节“祭树”也广为人知，成为当地著名的“红色清明”。
华屋贫困落后的生活现状，深沉悲壮的红色历史，成为整个赣南革命老区贫穷落后的一个缩影。两个月后，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正式出台。华屋作为被国家部委联合调研组考察过的重点村落，是国家出台相关扶贫政策的一个依据，也是落实和检验这些扶贫政策的一个标本。为此，瑞金市根据华屋的具体情况，量身定制了一整套促进村落振兴发展的规划。按照规划，华屋依托“信念树”周边的森林资源，大力发展绿色生态产业，成为一个集红色、绿色、古色、自然景观于一体的休闲旅游特色文化村庄。华屋也在短短的一年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个贫困村、落后村迅速脱贫，成为远近闻名的苏区振兴的样板村、脱贫攻坚的示范村、红色旅游的特色村。
三、“17棵松”故事的争议与融合
在17棵松的故事发现之前，华屋只是一个闭塞的、名不见经传的村落。华屋虽然烈士比例比较高，但是并没有出现著名烈士，因此，华屋并没有被政府部门认定为“红军村”或者“烈士村”。华屋村民也是年复一年地进行着农业生产，17棵松最本质的特征只是村落后龙山的风水树，并没有引起村民和外界的格外关注。村干部华盛介绍：
过去我们不是完全知道17棵松的故事，这是最近几年才讲的，我的太爷爷也参加了红军，以前大人从来没有跟我讲起过，都是听村里面其他人偶尔讲的。我都不知道我们村这些烈士是在哪里牺牲的，他们的事迹，他们的故事，都不知道。现在才知道了一些，他们参加革命的时候，都很年轻，有些都还没有结婚，我爷爷知道一些，但了解的不多，现在村里的老人开始讲一些事情，也有可能以前也讲了，只是我们没有在意，没有当一回事，现在是大家都知道了。
因此，华屋17棵松的故事从鲜为人知到广为人知，引起了各方对其真实性的质疑。一是为什么18名烈士只种了17棵松树；二是华屋的革命烈士如何在长征出发前回村种树；三是华屋的村民是否真像故事中说的一样在树上钉着牌子清明时去祭树，他们又是如何区分谁种了哪棵树？针对这些质疑，杨青山回应：
18名红军只有17棵树，是因为刚好有一个人去外婆家了，所以没种，叫什么名字记不清楚了。当时去烈士纪念馆查了一下，有18名烈士，实际上我对这个也很疑惑，这个去外婆家的人有可能是苏区干部，应该不是红军，他们又说是红军，我也搞不清楚。树上的牌子应该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钉的，我去的时候就有了，当时牌子不规整，就是破木块，破破烂烂的，也不是我第一个发现这个故事，只是当地人给我讲了，我觉得很感人，瑞金像这样的小故事太多了，很多都是慢慢被发掘的。
因为口头知识的不确定性，村民的回忆也是因时因地因人而有不同，所以在具体细节上无从考证。全程参与过华屋扶贫开发报道工作的范建明回忆当时采访情形时，也对这些疑问进行了解释：
当时村子里面的18个烈士是没有问题的，这是真的。只是宣传的时候要有点红色故事，一开始据说是黄沙村的江拥辉将军在黄沙种了树，于是就说17个红军都种了树。种树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历史大部分是真事，有些故事是有创作的因素。如果当时有那些烈士的故事，相信会更生动。我当时采访华屋的时候，有一位烈士的小孩，他就拿出了一个墨盒子，他父亲的遗物，里面有笔架、圆规，他的父亲参加红军的时候他还没有出生，他是一个遗腹子，也就是说他的父亲肯定是一个文化人，他父亲具体的故事我们不知道，但是肯定很精彩，人物是真实的，故事有些是虚构，那些红军很年轻就牺牲了，他们的心路历程我们都不了解，所以只能创造一些，但是这些人的故事肯定比我们现在建构的故事更精彩。
随着华屋知名度的提高，华屋的红色旅游产业开始得到发展。17棵松的周边建起了供游客参观的旅游步道，华屋的村民当起了导游，并按照政府部门修订的叙事版本把后龙山的这片风水林称为“烈士林”，把风水树称为“信念树”。
开始我们把这个故事讲给乡干部听，乡干部写出来之后，又讲给我们听，经过反复地修改和他们的加工润色，这个故事现在基本定型，每次大会小会，乡干部一遍一遍地讲给我们听，我们现在也一遍一遍地讲给游客听。
经过乡镇干部、媒体以及村民的不断讲述，华屋17棵松的故事，已经没有了风水林、风水树的情节，只留下了烈士林、信念树的部分，华屋村史馆的文本介绍：
苏区时期，当时仅有43户家庭的华屋，家家都有人参加革命。参加革命就意味着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牺牲，在红军战略转移前夕，华屋17位青年先后回到家乡，他们沿袭客家人种植后龙树的风俗，在祠堂后山蛤蟆岭上，每人种下了一棵松树。这17棵松树，既寄托了17位青年对家乡的无比眷恋，又表达他们投身革命、不怕牺牲的坚定决心。
青山依旧在，不见儿郎归。在红军战略转移途中，17位华屋籍战士全部壮烈牺牲。为缅怀先烈，华屋后人在17棵青松上，分别挂上了木牌写上烈士的名字。每到清明节，乡亲们都要在青松下焚香祭拜，以特有的方式，祭奠先人；同时教育子子孙孙要弘扬革命精神，继承先烈遗志，永远热爱党，永远跟党走。渐渐地，乡亲们把这17棵松树称为信念树。
这是华屋17棵松故事最为完整的版本，故事提到了客家人在后龙山种后龙树的风俗，引出了华屋烈士种树的情节，之后重点在于强调烈士种树的意义和价值。虽然华屋村民用信念树代替了过去风水树的表述，但是并没有否认烈士种树这一行为来源于当地种后龙树的传统。当地民众把风水树称为“信念树”，实际上已经吸收了当地干部对烈士树的政治话语建构，这样可以提升民间叙事的精神境界；而地方干部把烈士树称为“信念树”，也是从民间种风水树和祭树这一基本事实出发，既是对民间风俗和民间话语的认可，也凸显了烈士树成为信念树的合理性和民间性。
随着信念树的进一步宣传推广，华屋相继成为井冈山干部学院、瑞金干部学院理想信念教育的现场教学点。在中共瑞金市委党校的帮助下，华屋在烈士林里开设了《信念的力量》现场教学课程。经过党史国史的教育，更多的细节也被村民绘声绘色地还原出来，像毛泽东参加古田会议途经华屋的故事，华屋村民拼死保护后龙山烈士树的故事以及华屋从贫困村到样板村华丽转变的故事，等等。这些故事的讲述，一方面突出了华屋在革命时期的独特地位和历史贡献，另一方面也通过过去的“贫困”与现在“脱贫”的对比，诉说着信念树的意义，以及党和国家对华屋的恩情。
四、红色故事的双重叙事逻辑：
人格化与崇高化
“17棵松”的故事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记忆。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认为记忆是社会性的产物，必然受到社会框架的制约。因此，他认为：“正像人们可以同时是许多不同群体的成员一样，对同一事实的记忆也可以被置于多个框架之中，而这些框架是不同的集体记忆的产物。”从上述考察可以发现，正是不同的社会群体处于不同的立场建立起对17棵松的不同叙事。
对于当地民众而言，通过把种风水树的传统与烈士种树的情节合二为一，实际上是将自然物人格化。风水树从保护后龙山的风水信仰转变为与革命先烈融为一体的祖先崇拜，这是基于“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观念以及“互渗律”的认知模式，所以“祭树”就具有了祭祀祖先一样的意义。正如周星所言：“去世老人若要成为祖先，其亡魂必须经由家族后人持续的祭祀而逐渐成为‘祖灵’一样，那些为革命事业、为了公众利益而非正常死难的人们若要成为烈士，则需要经由官方或社会公众持续不断地‘公祭’，其亡魂方可转化为‘英灵’，进而可能还有一部分会成为‘神灵’。”华屋把风水树作为祖先进行祭祀是这种民间思维的延续。一方面，祭树指向死者。战死的祖先，其亡灵经过后人的不断祭祀，转化为祖灵或者英灵，从而具有维护家族发展的力量。另一方面，祭树指向生者。通过祭树修复战争造成的心理创伤，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失去亲人的痛苦，抚平战争带来的伤害。每当华屋的村民想念亲人的时候，就到后龙山的松树下进行倾诉，慢慢地就变成全体村民的集体无意识，由个别村民的行为发展成一项村落集体的清明祭树习俗。
作为党员干部的杨青山在祭树的背后看到的是该行为中体现出来的当地民众对烈士的深厚感情，以及革命精神万古长青的理想信念。因此，他在收集和整理17棵松故事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将之提升到了民族国家的高度。一方面，升华了烈士的种树行为，表征瑞金人民对中国革命做出的巨大牺牲，以及瑞金人民对中国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把烈士树政治化、崇高化。另一方面，升华了村民的祭树行为，表征瑞金人民虽然贫困，但是从未抱怨，不居功自傲，始终对国家充满了深厚的感情，他们继承先烈遗志，自力更生，奋发向上，这是为革命做出巨大牺牲的瑞金人民的真实写照，也是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动力。
“通过不同的社会群体所构建的各种叙事文本，中国传统社会保存着对于自身历史各个时期的记忆。官方社会则试图通过对民间叙事的吸纳与重构保持着对地方社会的亲和姿态与文化控制，民间社会更倾向于对一种传统作惯性的保持。”对于当地民众而言，他们关心的是村落的、家族的、身边的人和事，处理的是人与人、人与祖先之间的关系，风水树因此成为祖先崇拜以及村民与逝去亲人沟通的中介和象征。对于地方干部而言，他们更关注所在地政治、文化和社会认同的建构。从烈士树到信念树，以革命景观为依托建构一种地域文化精神，继而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和政治规训的力量。通过对烈士树体现的革命信念的强调，实际上是对国家和地方关系的强调。
当地民众关心的是地方传统的延续，把红色文化置于民俗传统的话语体系之中加以叙述，是“民俗传统+红色文化”；而地方干部关心的是国家政治的民间化，对于红色文化的传承更多的是一种资源化的实践，是“红色文化+旅游资源化”。通过红色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将传统的地域文化景观纳入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化版图之中，将保守的地域文化扩展为一种开放的全民文化，因而具有了民族国家的意义，成为全国红色旅游的共同瞻仰景观，为瑞金的红色文化增添了一块闪亮的金字招牌。从风水树到烈士树，再到信念树的递进、跃升，构成了17棵松故事的双重叙事体系。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文章来源：《民族艺术》2020年第3期
图片来源：原文&网络
拓展阅读
277.新青年｜程浩芯：通行叙事和地方叙事的互动——以李靖形象在晋东南的形变为例
276.新青年｜陆慧玲：古典语文学何以推进口头诗学研究——以贺大卫对壮族仪式经文的疏解为中心
275.新青年｜谢红萍：流动与重构：辽东湾渔业社会的变迁与书写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