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送“瘟神”到灭“新冠”，看中国如何全民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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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今年春天，我们经历了一场全民抗击新冠肺炎的特殊时期，在国家和社会的共同防控和治理下，疫情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在上世纪的新中国，人们也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送瘟神”行动，先辈们在物质条件匮乏的情况下，利用群防群控成功遏制了血吸虫病的发展，为人民健康打下重要基石。这种积极的群众路线和组织策略，仍十分值得为今天的抗疫提供借鉴和反思的意义。
作 者｜时叁茶馆
转载编辑｜洋 芋
后台编辑｜童 话
东亚最可怕的寄生虫病
“熬到1944年夏，何先已病入膏肓，肚子胀得大如鼓，两颧骨突起，四肢如干柴。一天，肚子胀得实在难受，他便自持剪刀，戳开肚皮。黄水从伤口汨汨而出，据说流了半桶。次日清晨，肚子居然消胀了，人也感到一阵轻松。他以为一锥可以起死回生，谁知不久，他的肚子又复如鼓，与世长辞。他的儿子何新有也患血吸虫病，在求乞他乡时死去。”
——《楼背渡村解放前几件悲惨事》
载《江西文史资料选辑 第43辑
送瘟神纪实》
这是一段对死于血吸虫病的普通农民的记录。你可能不敢想象的是，刚刚解放时，像他这样被血吸虫折磨得生不如死的人，全国大概有60万。
这种可怕的疾病由寄宿在钉螺身上的血吸虫引起。血吸虫会释放大量尾蚴到各处水源中，尤其是在农村灌溉的沟渠里。当牲畜或人接触被污染过的水源时，这些在水中的尾蚴就会顺着皮肤钻到血管里。在体内，尾蚴长为成虫。成虫寄生在血管中，雌虫在血管中产卵。一些虫卵随粪便或尿液排出体外，继续其寄生虫生命周期。其它虫卵则留在人体组织内，引起免疫反应损害人体器官。
血吸虫病晚期的剧烈免疫反应会产生大量腹水以及引起巨脾，所以给人最直观的冲击就是患者那个硕大无比的肚子。民间当时形容晚期患者：“病的肚皮大得像冬瓜、面孔黄得像南瓜、手臂细得像丝瓜”，其惨状异常骇人。
江苏省武进县晚期病人
在解放前的农村，血吸虫病发展到了晚期基本上就等于被判了死刑。这个瘟神到处屠村灭门，流行之地无不荒芜萧瑟。例如，位于湖北新洲县与黄陂县交界处的武湖地区，仅杨裴与余集两个乡，解放前30年就有7600多人死于血吸虫病，直接导致55个村庄因为人口死绝而毁灭……
即使是靠近富庶上海的青浦县任屯村，也未能幸免于血吸虫病。解放前，有一首民谣唱：“只见死不见生，有女不嫁任屯村”，因为那里因虫病全家死绝的有121户，死剩1人的28户，解放时全村人口减少约1/2，仅剩人口461人，其中患血吸虫病的97.3%……真可谓是“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毛泽东《送瘟神·其一》），其凄惨景象，令人难以想象。
为此，防治血吸虫病成为解放后卫生工作的一桩头等大事。经过反复调查，1957年国家基本确认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12个省、市、自治区共370多个县、市流行该病（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1000 多万人患病，1亿多人口受威胁（1950年全国总人口为 5. 5196 亿）。
万幸的是，我国血吸虫病流行区有严格的地方性，而且它与钉螺的分布基本一致，因此基本确定以消灭钉螺来控制血吸虫病的大致方针，并就此开展大规模的血防工作。
1957年全国血吸虫病疫区分布图
“消灭血吸虫运动”的准备
1950年6月，新中国最早的一个血吸虫病防治专业机构———苏南血吸虫病防治总所被组建起来，两个月后又组建了皖南血吸虫病研究所。1950年到1953年，在嘉兴、嘉善、绍兴、衢州等地先后建立起血吸虫病防治站。此后几年里，各级机关开始成立血防小组领导工作，各地的血防站也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建立。以血防站与下属小组为基础，国家一边排摸疫区情况，一边开始收治病人。
防治血吸虫病初期的简易病房
截止1957年，各流行区共配备17 个血防所、180 个血防站、1282 个血防组、16722 名专职血防人员，这些成为我国血防专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数百万群众和调查人员基本摸清了我国血吸虫病流行概况，各地建立了一张图、两本账，掌握了病情、螺情的变化情况。
全国血防组织机构示意图
正是在此充足准备的基础上，国家在1956年制订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26条明确规定“在七至十二年间消灭血吸虫病”。此后每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血防领导小组几乎都有相关文件下发。
然而，解放初期缺钱、少药，还没有充足的医学人才，这都使得仅靠专家与先进设备的防疫路线难以推进。当时江西省余江县的干部方志纯就说：“上海专家推荐用进口药喷，一亩要500块，整个江西有300多万亩地需要灭螺，这要花多少钱？”（注：1957年江西省GDP为27亿人民币，一对比就知道这成本着实受不起）难道控制血吸虫病还要等到建成小康社会吗？
当然不能拿百姓的人命去等！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国家决定利用农村集体经济的特点，通过“党员干部、专家、群众”三结合来开展大规模群防群控工作，重点消灭疫区内的中间宿主钉螺，从而控制血吸虫病。群防群控，关键就是让老百姓能在专业人员的引导下，也为防疫活动贡献力量，进而一方面继续治疗患者，另一方面直接攻击血吸虫宿主，消灭钉螺。
一场针对血吸虫病的人民战争，正式打响！
血防运动的高潮
所谓群防群控，那关键还是要老百姓一起参与。问题是，当时农村仍然比较落后，文盲居多且迷信思想盛行。更有甚者，像湖南一些富有的疫区，为了“防治”血吸虫病还特地找人修了“镇妖塔”。余江县还有村子传说，得血吸虫病是因为喝了狮子岩那边流下来的水，那狮子岩里住了的妖精才是罪魁祸首。当年参与血防工作的李正兰回忆：
当时农村文盲多，文字宣传看不懂，口头讲什么毛蚴、尾蚴，越听越糊涂。为使群众了解血吸虫尾蚴是怎样的一个怪物，让群众从显微镜里看尾蚴，农民们感到很奇怪，对着显微镜看得见活蹦乱跳的尾蚴，离开却什么也看不见，认为血防人员是在变把戏、演魔术，镜下看到的怪物是变出来吓唬老百姓的。（《我参加血防科普工作》载《江西文史资料选辑 第43辑 送瘟神纪实》）
群众在显微镜下观看患者粪便中的虫卵
为此，工作者充分结合农村地区的文娱活动情况，将血吸虫内容大量植入村里的联欢表演节目中。并且带来当时稀罕的幻灯片，一个个村播放介绍情况。在1955年以后的20年间，仅中央血防办公室组织拍摄的科教片就有四部，又摄有故事片、新闻纪录片各两部。此外，各省、市出版的画册、小说、诗歌、歌曲、连环画、科普读物也浩如烟海。另外村里还会发给小孩子血吸虫的玩具模型，并趁机为他们做科普，提高群众认识。
血吸虫病防治文宣资料
为了老乡们能记住血吸虫防治要点，曾任中央血防小组组长的魏文伯同志，还亲笔写下了《送瘟神三字经》以传世：“血吸虫，害人精，粪中卵，要小心。粪入水，卵变形，长毛蚴，钻螺身......新社会，传佳音，党号召，送瘟神。断病源，要认真。搞防护，不可轻，粪管好，肥成金......”多管齐下以后，老百姓越来越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很快也就自觉抓钉螺给血防组，并且把疑似病患的粪便主动送来检查，极大提高了早期筛查率。
但是，群防群控如果没有科学有效的信息指导，很容易沦落成乱哄哄的形式主义运动。考虑到当时农药数量极其受限，因此当务之急是发动群众精准排查辖区内的各个螺点，为后续精准打击铺平道路。
查螺工作可谓是一项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活，当时中国农村没有专业防护服，在疫区贸然下水查螺很容易被感染。然而，这些困难没有吓退老百姓们，许多年轻人，无论男女，组织起一批批查螺敢死队。他们先在手臂和腿上涂满简易的油膏做防护，避免体表直接接触污水，然后在裤腿上扎紧几层绑腿，拿着筷子一处处的草丛、墙面还有沟渠翻看过去。
查螺员下水前涂抹油膏以防感染
疫情严重的青浦县，就安排了245个大队的3000多个查螺员，花了8年时间，共计搜查了3674条河道、99万8000多平方米沟渠、6520万平方米稻田里，搜出了300多处螺点。青浦查螺大队的一些人不顾个人安危，身上缚了绳子由同伴拉住，钻到过河的大水管中查钉螺。全国各地为了查螺，都是各显神通，几乎无死角地搜索了疫区的各个角落。
全方位无死角的查螺运动盛况
正是在这些艰苦的筹备下，1957年后大规模的血吸虫歼灭战才能有效开展。当时采取药物消灭和改变自然环境两种战略并行的手段。一方面，科研工作者还有基层人员进行了大量的试验，检验各种合成药物（666）或者天然草药（茶子饼）对于钉螺的杀灭效果。另一方面，各地干部也积极发动群众，有针对性地改变自然环境来消灭钉螺，比如将消灭钉螺与兴修水利相结合，通过挖新沟渠、填埋旧沟渠，填湖造耕地等等，让宿主无处安身。
其中，对全国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开挖沟渠”的防治方法。余江县50年代翻修水利设施白塔渠时发现，用新土填埋旧沟渠可以使钉螺绝迹，新沟渠也不会出现螺点。就这样，全民血防运动进入了大决战的高潮。
非疫区群众扛着铲子支援疫区灭螺
据中共中央血防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的有关资料记载：“江西余江县从1956年春至1957年冬，先后为灭螺填掉旧沟347条，全长19万余米，填土一百多万方，开新沟119条，全长11 . 6万多米，挖土44万多方；扩大耕地面积532亩，改善灌溉面积1500多亩。他们还用铲草积肥、 三光灭螺等多种方法，消灭屋基、墙脚、树蔸、 石桥缝中的钉螺。经过两年苦战，余江县人民消灭了传染血吸虫病的祸根—钉螺。”类似这样全县动员的防治运动在当时全国范围内都很普遍，且大部分地区确实靠这一行动短时间内控制住了血吸虫病的感染率，有效配合了治愈行动的推进。
当时湖南江西等地，常常有两三百平方公里的荒洲阔野一夜间，突然被密如蛛网的“挑土大军”布满，且红旗猎猎，人民齐刷刷地挥舞着锄头开挖水利工程，那着实是一副壮观的场景，是一场彻彻底底的“人民战争”。
查螺灭螺运动记录
这些防控运动着实在许多疫区有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之前被血吸虫灭的只剩28户病人的青浦县任屯村，经过1955至1962年的送“瘟神”运动，村民健康情况大大改善。村里组建了农民篮球队，在1963年县里组织的“全县农民运动会”中，一举夺得冠军。在听闻余江县基本消灭血吸虫病感染源后，毛主席也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下《送瘟神·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可以说，50年代开启的群防群控运动基本上是成功的，的确以极高的效率在各地迅速降低了疫区的感染率。这一运动，是“以发动群众做预防为主要工作”的传染病防治计划的缩影。新中国能在1972年时，以区区不到GDP的3%的医疗投入，就实现了远高于当时同等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的公共卫生成绩，着实印证了“干部、科学家与群众”三结合方针的正确性。这也是英雄的人民所取得的辉煌成绩。
血吸虫病的反复与近年治理情况
当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像血吸虫这样与生态系统紧密相连的寄生虫病，是不可能靠人力完全在农村地区消灭的。在血防运动高潮过后的几十年里，由于各地工作情况的差异，以及洪水等自然灾害的发生，血吸虫病仍然在很长时间内困扰着我国农村地区。
80年代末统计的各地血吸虫病防治情况
当然，随着国家经济不断发展与科研实力的提升，我们应对血吸虫病的防治手段也开始多元化，不再需要早期防治时出动大量人力直接劳动，而是可以靠机械化作业与药物相结合的方式提高防控效率。同时，1992 年，中国积极引入外资，实施了世界银行货款中国血吸虫病防治项目。该项目推行以反复化疗为基础、辅以健康教育的防治策略，真正意义上开始大规模使用吡喹酮（血吸虫病特效药）对重症患者进行治疗及氯硝柳胺灭螺。这一时期创新的血防机制，“春查秋会”“综合治理”“联防联控”等均沿用至今。1995年全国抽样调查表明：1995年全国推算病人数为86.5万人，较1989 年减少77.3万，下降率为47.19%。
迈入21世纪后，我们防治血吸虫的资金也变得更加充裕。2004年启动了血吸虫病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项目。2006年提出 “以传染源控制为主的综合防治策略”，并颁布实施了《血吸虫病防治条例》，从法律层面保障策略的落实，大力淘汰耕牛、实施封洲禁牧等措施。实现农业机械化，用拖拉机代替水牛，为牧场安装围栏，禁止在钉螺疫区放牧；改水改厕；让渔民和船民了解疫水的危险性。最终，在2010年，估计全国血吸虫病患者325824人，其中晚期血吸虫病患者30197人，急性血吸虫病患者43例。全国急性血吸虫病患者均呈散发性分布，无突发疫情报告，这个瘟神到今天才算真的被基本驯服。
尾 声
在近70年的血防运动中，我们看到了国家防控方针从发动人民实施“灭螺行动”到配合高科技手段与改良生产方式以实现源头防控的策略变化。可以说，血吸虫病治理运动的每个转折点，背后都折射着中国社会的剧烈变迁。然而，作为传染病防治，我国始终保留了动员群众参与的群防群控传统，注重使人民知情，并发动人民配合和参与工作，而不是仅仅依赖于专家与科技力量进行“蛮干”。这种群众路线的精神以及积极的组织策略，哪怕历经近百年，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为血防默默奉献的共和国第一代专家
在自然灾害面前，中国人民从来选择战天斗地，毫不退缩，以一种“愚公移山”般的精神将希望延续。为新中国血防工作和传染病防治工作默默付出的专家、干部以及千千万万没有留下姓名的劳动者们，是他们的血汗奠定了我们卫生体系的基石，他们值得我们最崇高的敬意与感恩。
参考资料：
1.《长江志·大事记》
2.《武进文史资料》
3.《江西文史资料选辑 第43辑 送瘟神纪实》
4.《上海改革开放二十年 青浦卷》
5.《南昌市志 6》
6.《江浦县志》
7.《中国共产党江西历史图志》
8.《华容县·血防志》
9.《万众一心送瘟神：新中国围歼血吸虫病纪实》贺绍东
10.《送瘟神：当前防疫与防治血吸虫病的历史经验》江宇
11.《抗击血吸虫的战争［一］：开端（1949—1957）》
https://zhuanlan.zhihu.com/p/99927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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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时叁茶馆公众号
原标题：时叁茶馆 | 历史上最可怕的寄生虫病？看上世纪中国如何全民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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