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论是知识建构的基础，梳理我国法学近三十余年的发展沿革，知识论与方法论却并非共生共存，只求知识不问方法，使得早期法学研究中的知识生成缺乏方法论支援。

“中西二元论” 作为晚近以来惯用的认知框架，不自觉地影响着我国法学研究范式的发展，西方法学经典的介译，让中国法学实实在在地感知着自身理论的贫瘠和制度的缺陷，“特殊”与“普遍” “落后”与“先进” 等大词的频繁适用，形塑着以西方知识体系为样本的比较法学研究范式。

在此期间，刑事诉讼法学向度上，“权力”与“权利” “公正”与“效率” “保障人权”与“打击犯罪”始终是理论研究的核心话语，但这些源自西方的价值观念在我国传统诉讼文化的生长土壤中并不平衡，因而，价值法学脱胎于比较法学，诠释着一种以普世价值为指引，进而支配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取向。

总体而言，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的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注重唤醒权利意识、培育法治理念，但根本上，仍需回到本土语境的政法体制进行研判，中西比较抑或价值判断并不能鲜明地独立于研究之中。因而，参考苏力的概括分类，应当属于注重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政法法学”。

刑事程序的超国界性，使其具备有别于其他部门法的运作机理，国际社会在推进刑事程序法治化的进程中，业巳形成了最低限度的基本权利保障标准一一刑事诉讼国际准则，存于联合国通过的有关国际文书之中。

以加入WTO为契机，世纪之交，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开始转向以国际准则为参照，力求强化其话语品质；为避免进入本土的排异反应，“试点”作为连接国际准则与本土实践的“缓冲”，逐渐开始兴起，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中的一系列热点问题，很多都是经过试点检验，并作出具有理论高度的经验提炼后，最终被立法所采纳的。

此次修法之后，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再次迎来了新的机遇，有学者主张，在修法之初，应当以刑事诉讼法解释论的提出为契机，全面重构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范式；而所谓“解释论”，即由法律文本出发，将“宏观问题微观化、价值问题技术化”，使刑事诉讼法学发展为一门足以问诊司法实践的“实学”。

进而，不少刑事诉讼法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开始沿袭这一研究进路，对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加以研判，试图消解条文之间的冲突，解答关于条文模糊之处的疑惑。

以理论界与实务界就“侦查阶段辩护律师是否拥有调查取证权”这一问题的学术研讨为例，有学者通过法解释学进路，呈现出相关条文可能存在的三种不同解读，而论者本身所持观点是支持侦查阶段律师拥有调查取证权，其理由在于：

论者承认解释的结果可能并不唯一，但其认为，之所以持有上述理由并推出己方观点，是源自体系解释，并列举了一定的条文依据。然而，论者并没有紧扣“技术化”的方法，体系内的逻辑一致性和融贯性在论证中未能呈现，由其“理由”观之，根本上，仍是价值层面的探讨与推断为主，而方法论的启发不足。

此外，另有论者将这一问题得出不同解释结论的缘由，归结于律师或学者采用了体系解释，而司法机关运用的是文义解释，将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执业权利局限于《刑事诉讼法》第36条之规定；但是，这里的所谓“体系解释”是从相关条文的冲突出发的，并非基于体系内逻辑一致性和融贯性的自觉，更重要的是，论者也发现了差异之形成，根本原因在于不同解释主体基于各自利益立场，对法条进行了 “选择性解释”。

这不仅是法律条文的尴尬，更是刑事诉讼法解释学本身的尴尬一既然立场比方法更具支配力，那么方法何以获取生命力？对于我国学者而言，法解释学并不陌生，之所以刑事诉讼法解释学方才兴起，不过是其方法论上“后知后觉”的一个脚注。

实际上，当下学界在方法论向度的关注重点是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的对话，而刑事诉讼法学界却仍在为“如何解释”而上下求索；更重要的是，法解释学不能等同于法教义学，除了解释法律，法教义学之精义还体现在应用以及发展（续造）法律。

在阿列克西（Robert Alexy)看来，作为狭义或本义的法学，法教义学至少是三种活动的混合体：

在此意义上，法教义学诠释着“多维度的学科”，与之相适应的三个维度分别为：

由此观之，法解释学更多地存于“规范一实践的维度”，并不能涵盖法教义学的概念、立场和作用维度。因此，将刑事诉讼法解释学放置于整个学界的方法论对话之中，无疑是失语的；尽管，中国语境的“法教义学”亦有“新瓶装旧酒”之嫌，一定程度上仍沿袭着“立法中心主义”的法解释学，未能摆脱概念法学之桎梏。

当然，方法论之转向意味着新的开端，在形成教义学的学术传统之前，以教义学“压制”或“否定”解释学之尝试，也是不公平的，所以本文秉持的是一种“向前看”的学术态度，试图追问：

事实上，并不存在“法学理论教义学”，作为方法论的法教义学，其工作主要由部门法完成，不难发现，在民法、刑法、行政法等实体法律部门中，法教义学向来一或者说更多地一扮演着主流的思维进路，中国语境之中，同样业巳呈现如此倾向；但对于程序法而言，尤其是“中国特色”颇为“丰富”的刑事诉讼法，法教义学能否实现其“普世语法”之功用，正是本文即将质疑的。

Dogma作为“基本确信”、“信仰规则”的意思，并非通过理性之证明，而是借助权威的宣言和源自信仰的接受来排除怀疑；因而，法教义学的前提是存在稳定的法秩序（法源），并假设其为“大体合理”，藉此为逻辑起点，从内部视角进行“价值无涉”的观察与思考。

是故，追问刑事诉讼法教义学是否可能，首先需要审视法律规范本身是否具备足够的确定性，以何为教义”？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共290条，相比1996年共增加65条，但很明显，立法机关仍然沿袭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宜粗不宜细”的立法宗旨，只作线条之勾勒，而将具体内容交由司法解释“深入发挥”。

就解释主体而言，传统上可以区分为“真意的”、“学理的”、“业余的”与“通常的”。“真意解释”是指被法秩序授权的组织，对某个规范的意义进行有约束力的确定，这一组织一般是指立法机关，而司法机关因其判决具有约束力和先例效果，故而也能作为主体之一；但我国的司法解释并非以判例形式作出，而是以抽象解释“代行立法”，较之域外，无疑是罕见的。

“学理解释”来自学者，因其缺乏强制力而不具备制度性，但如果它构成一种支配性观点，就几乎拥有了这种制度性；而在我国刑事诉讼领域，司法解释的地位难以逾越，学理解释试图获取支配性，显然难上加难。是故，如何在真意解释与学理解释之间形成互动，是刑事诉讼法教义学——抑或解释学一研习者关注的重点。

法律解释的制度性不仅源于其主体，更关乎其客体。制定法以及基于制定法发布的规范是解释的首要客体，而判例、协议及习惯法同样是制度性行为的结果，因而也构成解释的其他客体。

吊诡的是，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本身具有法律解释性质，但在刑事诉讼法教义学向度，它又扮演着学理解释之客体的角色《刑事诉讼法》更像是立法纲要，若要深入剖析程序设计的逻辑体系，就必须将司法解释纳入解释的范畴，形成“解释之解释”的混沌状态。乱象的生成，需要重访程序法定原则加以研判。借鉴法国刑事诉讼理论中 “法定原则”的概念，我国学者提出了 “程序法定原则”：

自该理论提出以来，得到了学界的广泛重视，虽亦有质疑，却仍是赞同者居多；遗憾的是，程序法定原则未能被2012年《刑事诉讼法》所确立，更没有达到“帝王原则” 之期许。

如此一来，刑事诉讼法教义学即陷入尴尬境地，与其说是法教义学，毋宁称之为“司法解释教义学”，而司法解释的正当性本就存疑，很难“借助权威的宣言和源自信仰的接受”而将其预设为“大体合理”。

如德沃金（Ronald Dworkin)所示，法律作为阐释性概念，需要法官（检察官）将其运用至具体的个别场域，并根据对法律诚挚的理解进行解释，法律当然包括程序法，因此刑事诉讼过程中，在办案人员裁量权范围内，对法律规范的漏洞填补、续造甚至“微调”均是正当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司法机关以抽象解释的方式替代个案解释，进行“二次立法”。

作为制度后果，“二次立法”所导致的，是刑事诉讼法教义学沦为“二次解释”，甚至在研习之初，需要在纷杂的司法解释中寻找和整理出所谓“教义”。有趣的是，“解释”本身并不新鲜，之于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亦然，只是当下提倡的刑事诉讼法教义学，似乎是接受了司法解释无法被立法解释所取代的现实，从当初程序法定原则追问的“由谁解释”，无奈地转向“如何解释”。

司法解释的存在，让司法机关面对学理解释之时，完全有资本呈现一幅“任你自说自话”的傲慢，如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虽然在司法解释出台之前巳有研讨，但司法解释仍坚定了原本立场，这至少足以说明两点：

实际上，立法与司法机关的立场十分明确，条文“打架”或许只是立法技术存在缺陷，并非文不达意而需要学者探寻条文背后的立法目的；其实学者也深知这一点，穷尽解释方法欲展现条文的“深层含义”，却仍是沿袭“立法中心主义”之进路，希冀立法或司法解释能吸收学理解释的内容，从而丰富或转变制度设计。

“以修法为目的”恰恰是法教义学批判社科法学的关键所在，如今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自己却也未能“免俗”；况且，如此之法解释学的缝缝补补，并不能根本性地解决刑事诉讼法存在的诸多问题。

无论是立法、司法抑或学术研究中，法教义学的体系思维均不在场，刑事诉讼知识无法以整体的形式加以呈现，各个部分的逻辑关系也很难关联起来，因而，解释往往只能关注个别问题，而不可能发现存于问题间之更大更广的关联，更不能妄言发现蕴藏其间的原理；同时，缺乏体系化之总结过去、演绎新知的功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也就失去了进一步发展法律的基础，即便通过解释发现了问题和漏洞，也不过是“碰巧”而巳。

体系形成的方法，包括利用编纂概念、类型模块、功能概念等，而绕不开的，是法律原则对体系形成的积极意义，原则不仅可以作为演绎式体系的基石，更可能以对流的“交互澄清”来实现体系内的合意与融贯，而在刑事诉讼领域，程序法定原则有能力扮演基石之角色，提升程序刚性，以此为逻辑起点，规整刑事诉讼法体系；

并且，刚性不等同于僵化，法律内部体系绝非封闭，毋宁是保持“开放”的，其演化可能来自立法的转变、法学的认识乃至司法裁判的修正，而程序法定原则也并不反对学理解释和司法机关个案解释，其反对的仅仅是现有的“立法式”司法解释——阻碍刑事诉讼法形成法教义学传统的根本性因素。

纵然《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体系化程度不足，缺乏逻辑一致性与融贯性，但也并非所有条文均是模棱两可或存在冲突的。

例如，《刑事诉讼法》第7条规定了公、检、法三机关分工配合制约原则，这一原则在1979年《刑事诉讼法》即巳确立，并写入1982年《宪法》，上升为由《宪法》保障的中国特色刑事司法体制。

为避免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相关司法解释相互冲突的情况再次发生，本次修法后各机关拟定司法解释时的基本原则是：只涉及各机关职权配置与运行的，由各机关自行拟定；各机关之间存在互涉关系的规定，且存在冲突的，上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协调。

但对于分工配合制约原则，各机关司法解释中，并未出现异议或冲突，各机关司法解释几乎均保留了 “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表述，可见，对于这一刑事司法体制的认同度，至少在条文中表现得相当高。

如果按照价值无涉的内部视角，学者即可在法教义学向度上研习“分工”、“配合”以及“制约”的相互关联，及其对于下位原则和一般规则的约束力，从而平衡各阶层之法益，形成体系内部互动的最佳状态。

法教义学的生命力，在于其制度性与实践性，即为法律运作提供相对稳定的指引；但至少在分工配合制约原则上，试图在法教义学向度上作出实践指引或理论诠释，无异于掩耳盗铃。

“分工负责”是“相互配合”与“相互制约”的前提，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大部分案件也确实如此，但在疑难复杂或影响广泛的案件中，“重配合，轻制约”甚至“只配合，不制约”的传统理念，使得刑事诉讼过程沦为单向思维所支配的线形诉讼结构，审判不中立、控审不分离、控辩不平等，审判不过是对侦查结论的形式审查和确认；而在这一过程中，公安机关基于自身之行政属性，权力不断膨胀，并向法、检侵蚀，逐渐演化为“以侦查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分工配合制约原则名存实亡。 

体制弊病的直接后果，即架空程序设计。刑事司法实践的诸多问题，根源上并非法律条文本身不合理，而是在运作中出现了走样，甚至部分规定没有得到实践的检验即被束之高阁。

观察近年来纠正的一系列冤错案件，杜培武案、佘祥林案、赵作海案、张氏叔侄案、李怀亮案以及呼格吉勒图案，均不同程度地呈现上述痼疾，刑事诉讼程序沦为满足“惩罚犯罪”形式合法性的工具，立法所确立的无罪推定、审判独立、直接言词等原则及其向下的程序设计停滞运转，以致冤假错案滋生、消解司法公信力。

沈德咏曾言：

关键在于，不仅是在审判时法院面临法外因素的侵扰，冤错案件的发现和复查中，也少有司法机关自发并主导的，往往是媒体先于司法机关“发现”，并借助舆论引发社会关注，以得到“领导重视”，从而进入复查程序，根本上，仍是行政权影响司法权的显现一尽管这样的影响貌似收获了纠正冤错案件的良好后果，却并非法教义学向度上审判监督程序的自觉运行。

当然，前述之运作样态在刑事司法实践中仍是少数，集中于大案、要案，而在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一般案件中，刑事诉讼之程序设计基本得到有效施行。

在齐佩利乌斯 (Reinhold Zippelius)看来，虽然法律规范不会因为个别的违反行为而失去其效力，但其实效性仍然含有事实因素，也即，它事实上在社会中仍有很大的可能性被遵守和执行。

引申至我国刑事司法场域，《刑事诉讼法》的效力当然不会因为少数异化状态而完全失去效力，但长此以往，法外程序根植于刑事司法实践即会自成“潜规则”，其事实因素同样可能使其获取实效性，从而形成一明一暗、两套规则的状态；法安定性的两大具体要素是导向确定性和贯彻确定性，前者欲求明确的、可理解的、稳定的行为规整，后者是指既定规范得到遵守和贯彻，二者相辅相成，规范唯有得到有效贯彻，方能提供导向确定性。

由此观之，刑事诉讼法之安定性无法受到有效保障，其权威性自然存疑，更何况，个案成本会直接影响制度利益，诚如沈德咏所言：“一个冤假错案，多少年、多少人的努力都会付诸东流，多少成绩和贡献也都将化为乌有。”

而法教义学者不问法律究竟为何，法律认识在何种情况下、何种范围中、以何种方式存在，虽这并不意味着法教义学者必然拒绝批判，但即使批判，也是对法律规范进行批判性审视，在系统内部论证，却不触及现存体制。

这样的话语姿态显然不适合当下的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不仅系统一甚至尚不足以称为“系统”一内部受到法外因素的侵蚀，再精细的论证也无关痛痒，难以获取制度性与实践性；更重要的是，倘若体制弊病得不到有针对性的描述、分析，即无可能对症下药、洞见实践立场背后的逻辑一理论研究永远不能自欺欺人地无视实践样态。

学术研究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即是逐渐将目光聚焦于方法论之上。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之所以有待成熟，并非不用“方法”，而是研究“方法”尚不深入，倘若缺乏对方法本身的清晰认识，盲目使用所谓方法不过是追逐学术时尚的作秀。试图以方法之鼎新提升学术之品质，不妨重温萨维尼（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的思想:

这段表述通常被主张法教义学的学者援引，支持其方法之诠释。但进一步反思萨维尼的论断，“把我们引向正确的方法”为何，至少需要 “深入彻底地思考”两个层面的问题：

对于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而言，这两个问题即转化为：

前巳述及，即便通过学理解释“发现”了条文中隐藏的意蕴，但只要是立法机关无心为之，即可通过司法解释加以“纠正”或“确认”，甚至无需司法解释，司法机关亦可以在司法实践中视而不见；因而，本源上需要从“无心”转变为“有心”，这并不是法解释学乃至法教义学力所能及的，而是需要社科法学的出场，探寻立场背后的问题与逻辑，及其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的关联。

有学者认为，法教义学重视规则，所体现的价值在于追求法的安定性和可预测性；而社科法学要么主张法律应当修改以适应现实，要么认为法律在国家治理和社会行动中至多是解决问题的备选方案之一，其背后基础是一种实用主义逻辑——有用即真理。

然而，社会科学研究本身存在三个基本原理，即变异性原理（VariabilityPrinciple)、社会分组原理 (Social GroupingPrinciple)和社会情境原理(Social ContextPrinciple)，这意味着社会科学研究的本质是变异和差异，而社会分组可减少组内差异，群体变异性又随着社会情境变化而变化。

是故，将上述对社科法学的批判，放置于转型社会中的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其解读显然有失偏颇，忽略了 “差异”与“情境”：

在此基础上，“微观化与技术化”的口号并不能体现任何优势：

理论成果的爆炸式增长，使得刑事诉讼法学在我国巳然成为一门显学。吊诡的是，刑事诉讼法学的话语资源，甚至未能达到与其他部门法对话之前提，所谓对话，即是2013年年初以来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的论战。

2014年5月31日至6月1日，“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对话会”在武汉召开，这是迄今为止两者之间最大规模的一次专题研讨，然而，参与其中的刑事诉讼法学者远不及其他部门法学者。不仅是此次会议，刑事诉讼法学界在整个对话过程中都较为沉寂。无论是关于方法论本体的研究，抑或方法具体适用的尝试，在刑事诉讼法学向度，均缺乏实质性反思和重量级成果。

遗憾的是，这恰恰显现出我国刑事诉讼法学者对于“社科法学”的误解，要么将“社科法学”与“实证研究”完全区分为不同阵营 '要么将二者在某种意义上相等同；加之对于“实证研究”本身的认识也存在偏差，把实证研究狭义地理解为基于数据分析的定量研究，或先“定量”再“定性”，通过数据的堆砌，印证理论观点的正当性。

实际上，实证研究包括定量和定性，并且定性研究通常比定量研究更具生命力；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思辨、内省、个人体验、观察和直觉能增进我们的理解，但仅为补充作用，并不应取代定量方法的主导地位；而域外刑事司法研究也确实呈现出对于定量方法的推崇趋势，并且巳经形成一定的经验总结。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应当趋炎附势：一来目前有效运用定量方法一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数据分析一的刑事诉讼法学者屈指可数；二来定性之基础尚不扎实，若未在“定量”之前通过社科知识之“定性”提炼问题，很可能造成数据的偏差，徒增研究成本。

需要进一步反思的是，近十余年间，“试点”走在实证研究的“时尚”前沿。建立试点成本高昂，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离不开课题立项或实务部门的支持，可以说，几乎只有权威学者才有相应的“权力资源”建立试点。

“试点”显然属于“典型调查”即“个案研究”一从点到面循序渐进的一种研究模式，但我国法学学者对于“试点”往往仍是先“定量”再“定性” ’这样的研究成果同样需要经受客观性的拷问。必须指出，“试点”的个案研究与社科法学的微观视角并不等同，“试点”有别于自然状态下的个案。

例如，试点期间通常组织研讨会，由课题组或实务部门介绍试点情况，但在这种特殊场景之下，面对“研究者”的“符号权力”，所推介的 “经验”又有多少可靠性？

因此，在实证研究热潮的背后，我们需要冷静地认识到，大量堆砌数据并不意味着研究的客观性与可靠性得到保障；相反，田野调查的访谈、参与观察似乎更加原汁原味。这样的学术契机并非遥不可及，越来越多的刑事诉讼法学青年学者、博士研究生挂职于实务部门——这正是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田野”。

当然，社科法学研究需要以旁观者的姿态进行参与、观察，保障描述的客观真实，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恰恰是法教义学者所提倡的“价值无涉”。是故，挂职于“田野”仍需保持田野调查的学术伦理与学术渴望，而不能被部门利益所左右。唯有如此，方能认识并发展出适应中国语境的社科知识与方法。

本文试图勾勒出刑事诉讼法解释学“非驴非马”的尴尬：

缺乏体系思维的立法、“喧宾夺主”的司法解释、法外因素支配的司法实践以及社科法学的强势竞争，意味着——至少目前——刑事诉讼法解释学向刑事诉讼法教义学靠拢的可能性并不大，更何况，以法教义学的眼光审视刑事诉讼法教义学，却呈现“法教义学反对法教义学”之吊诡。

尽管社科法学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同样不够成熟，甚至存在误解，需要在日后的研究中加以澄清和发展；但社科法学所承载的是一种补充性功能，以批判性的眼光弥补法教义学的局限和不足。

因而，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并不冲突，更谈不上孰优孰劣，反而可能形成知识上的互惠:对于刑事诉讼法学——本文研究之范畴——而言，修法完成不久，相关司法解释业巳出台，如何保障法律的有效实施，需要学者贡献智识资源，对于有碍法律实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社科知识或许更具解释力和说服力。

当然，在法律适用上，社科知识的引入，最终仍需要在法教义学向度上进行说理、达成共识，这并不意味着两种方法相互杂糅，只是二者之间并非“你死我活”，完全有条件“携手共存”，方法多元可能为司法实务提供更具操作性和实践意义的理论资源，并推动学派的真正形成，进而保证持续、良性的知识产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