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评论》于2014年3月创刊并公开发行，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主管、法律出版社主办的国家A类学术期刊，刊号CN10-1210/D.

按语

当前国际社会风起云涌、诡谲多变。特别是自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中美这两个经济体量位居全球前列的大国之间的贸易战，对全球政治、经济、科技、法律等领域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对国际贸易规则造成严峻挑战。

基于此，我刊编辑部策划了本期主题“透视中美贸易战构建国际新秩序”，邀请王江雨、杨国华、王贵国、单文华、石静霞、宋连斌六位学者，从多重角度评析中美贸易战根本原因、应对策略，并对构建公平互利的国际贸易秩序提出建议。

• 中美当前的战略互疑、紧张和冲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认知：一是因为中国自身实力迅速接近美国而引发"权力转移”的焦虑，二是中美双方经济模式的差异所引发的"交易公平”的抱怨。这两个问题在中美关系中其实一直存在，但在最近才被公认为是两国之间根本性和战略性的矛盾所在。
  

• 中美关系如何处理？中国能做些什么以应对新的变局？一种主张是回到韬光养晦时代。既然这个政策为中国赢得了超过三十年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主要是美国对中国发展壮大的容忍甚至是鼓励），那么何不一切照旧？但坦白地说，大概已经回不去了。

目录

一、导言

二、国际关系中的中美关系：冲突是宿命吗？

三、经济模式之争：意义深远的新问题

四、新时代的中美关系：大变局中的稳中求进

五、结论

本文原题为《权力转移、模式之争与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首发于《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5期专论栏目（第3—17页），原文19000余字，限于篇幅，略去脚注。欲览全文，请点此购刊，参阅原文。

导言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一年多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过山车般的变化，如今仍然方向不明。迄今为止，特朗普对中国的政策和做法发出了混乱的信号，其中既有某些始终如一的坚持，也有频频表现出来的反复无常。特朗普在竞选阶段对中国口诛笔伐，但当选后对自己之前一些耸人听闻的说法进行了修正，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一开始还建立了热络的工作关系，并动辄以“朋友”自居，这种表面上的热情在2017年11月特朗普访华的盛大场面中达到高峰。

就具体政策而言，特朗普一开始也并没有直接针对中国，而是以一系列动作撼动和破坏与其传统盟友的关系，包括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议》和《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先下手对加拿大、日本和欧盟产品课征关税等，以及对长期以来被视为体现西方自由国际主义理念和制度优越性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大加鞭挞。

针对中国，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3月宣布，根据美国对华“301调查”的结论，将对每年高达6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征收揽子”关税，并在WTO起诉中国，还要推出限制中企在美国投资的措施。

中国立即表示要推出对美报复的对等措施，此后就开始了中美之间在贸易上的一系列“以牙还牙”：2018年6月15日，美国政府发布正式清单对约5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自当年7月6日起加征25%的关税，一天后中国即公布清单对自美国进口的659项约500亿美元商品征收同等税额关税，与美国对华产品关税同日同步实施。

2018年7月11日，特朗普政府宣布拟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出口商品加征10%的关税，中国政府则在十余天后公告对原产于美国的5207个税目约600亿美元商品加征5%—25%的差别化关税，将与美方措施同时实施。

虽然中美贸易争端只是特朗普发动的全球贸易战的一部分，它在媒体、学界和公众中所引起的关注却是最多的。在中国媒体上的激烈讨论中，许多人认为这是特朗普精心设计的对中国经济的绞杀计划，还有一些名家甚至称中美已经由此进入了“新冷战”时期。

中国前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撰文指出：

“美国对华贸易战的直接起因是中美贸易失衡，深层次地缘政治考虑则是复制美国对日贸易战的成功模式，遏制中国经济和科技发展……贸易战是地缘政治遏制（中国）的第一步，包括发展模式、意识形态、文化文明等冲突在内的霸权国家与新兴大国就世界秩序、国际规则展开的博弈，才是症结所在。因此不能抱有幻想，以为解决了贸易逆差便万事大吉。”

郑永年教授也认为，中美贸易战如果失控，可能“演变成技术冷战甚至新冷战，就意味着现存世界秩序的解体”。官方媒体最近也对此不再讳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在线一篇评论文章就称，“抗击美国贸易战，对中国而言是一场‘国运之战’”。

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最大的外部因素始终是美国，最优先要处理的，也始终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中有千千万万的层面，但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大致可以简化为两个要素：经济合作的要素与地缘政治角色的要素。对这两个要素的轻重权衡，贯穿于两国领导人决策如何开展双边关系的始终。

最近数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正在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急剧的变化，这个大情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美关系中的变动所引起的，同时又在不可避免地塑造中美关系本身。如何在这个大背景下看待、理解和推进中美关系，是当前中国最需要研究的根本问题。

本文试图从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角度来解读当下的中美关系。文章认为，中美当前的战略互疑、紧张和冲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认知：一是因为中国自身实力迅速接近美国而引发“权力转移”的焦虑，二是中美双方经济模式的差异所引发的“交易公平”的抱怨。这两个问题在中美关系中其实一直存在，但在最近才被公认为是两国之间根本性和战略性的矛盾所在。

这两个问题对当代国际法的运作造成了莫大挑战，表现在：

第一，权力转移，甚至仅仅是因为对权力转移的焦虑所引发的连锁反应，可能对以国际法为依托的当代国际秩序造成巨大的冲击甚至是毁灭性打击。

第二，如果国际（经济）法或者国际经济的主要参加方不再相信国际（经济）法能够为他们之间的贸易纠纷提供充足、可操作的行为规范和有效纠纷解决机制，经济模式之争就可能陷入无规则的丛林式经济之战，国际（经济）法所维持的国际经济体系也会崩塌。

面对这两种权力之争所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中国与美国亟须回到以规则为导向的国际秩序，并通过互相尊重的谈判来共同制定新的规则以完善国际秩序，使其能继续为国际社会提供规则和秩序方面的公共产品。

国际关系中的中美关系：

冲突是宿命吗？

1.概念与理论：从安全困境、权力转移到“修昔底德陷阱”

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两个范式被频频用来解释当下乃至预测未来的中美关系。一是“安全困境”，它可谓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理解主权国家之间冲突矛盾关系的最基本概念之一。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的首要目的是最大限度维护其自身安全这一基本主张出发，安全困境描述了国家在安全问题上所面临的两难状态。

如美国政治学者约翰·赫兹（John H.Herz）所定义的，安全困境是指“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环境下，民族国家（或地区）间互不信任，相互恐惧，安全成为首要目标。

在这种情况下，各国竭力增加军费，获取军事优势，以改善自身安全状况，但是，在无休止的军备竞赛中，一国的军事优势很快会被其他国家同样的扩军努力所打破，国家无法获得绝对的安全，从而使各国陷入一种无法解脱的困境”。

美国国际关系大家米尔斯海默（John J . Mearsheirmer）认为“安全困境”体现他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逻辑，即“一个国家很难在增强本国生存机会的同时而不威胁其他国家的生存”。

具体到中国的崛起，米尔斯海默指出：

如果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它将会如美国支配西半球那样，试图支配亚洲，而美国则会竭尽全力防止中国成为地区霸权。北京的大多数邻居，包括印度、日本、新加坡、南韩、俄国和越南，将会加入美国阵营共同遏制中国的权力，结果将会因为激烈的安全竞争而产生极大的战争可能性。简而言之，中国的崛起不可能是和平的。

安全困境在逻辑上可以自然而然地导向对国际体系中权力转移的想象。

这一理论指出，虽然国际社会并没有一个超级政府，但国家之间却存在着根据实力所排列的等级，基本上是一个五层金字塔结构：

在塔顶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也是国际秩序的主导国家（dominate nation）。如权力变迁理论的创立者之一奥根斯基（Organski）所指出的，“主导国是一开始就建立了（或者从其他国家手里继承了）现行国际秩序的国家，也是从现有国际秩序的存在中收获最大利益的国家”。在现在的阶段，这个国家就是美国。

第二层次的国家是所谓的“列强”（great powers）,是那些国力强大但仍然逊于主导国的若干大国，如今包括中国、俄罗斯、日本、法国、德国等。

第三层次是“中等强国”（middle powers），如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这些国家。

第四层是“小强国”（small powers），大概包括新加坡这类虽小但有一定地区和国际影响力的国家。

第五层，也即是最底层，是那些依附型国家（dependencies）。

国际体系中这些国家又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强大而满意的、强大而不满意的、软弱而满意的、软弱而不满意的。

在权力转移理论看来，国际秩序的稳定性取决于主导国与某个或某些“强大而不满意”的国家的关系，后者成为挑战国，一般是因为它们是在国际秩序建立和利益分配已经定案后才变得强大，没有参与规则制定的过程。面对挑战国的日益强大，国际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包括支配国和它的盟国，愿意与它们分享的小部分权力和资源远远小于挑战国真实实力在国际社会所占据的份额，且尤其不愿意分享制定国际规则的权力，而只是希望挑战国安于现状。

但从挑战国的角度看，随着它们实力和自信的上升，必然希望在国际社会谋求与它们实力相称的新地位，不愿意再臣服于主导国，认为自己可以成为主导国的竞争对手，甚至是超越主导国。当挑战国（及其盟国）的实力接近于或相对于原有主导国（及其盟国）居于优势地位时，权力转移就可能通过战争的方式发生。

奥根斯基认为挑战国可能率先发动战争，但另一个美国学者吉尔平（Robert Gilpin）认为主导国更有可能发动预防性战争。在权力转移过程中，挑战国寻求改变现状，包括重新制定国际规则。主导国对此的应对有两个相反的选择：一是增加投入以维护自身在体系中的地位，二是在不伤害自身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减少自身对体系的承诺和维护成本。第二种应对策略中的方式之一就是趁着主导国仍占军事优势的情况下发动预防性战争以消灭或者削弱挑战国。

对中美之间因为安全困境和权力转移所引发的矛盾的描述，如今最流行的说法是两国之间已经陷入“修昔底德陷讲”（the Thucydides Trap）。

这个概念的出现比较新，公认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艾里森（Graham Allison）教授所提出来的，其基本原理和结论都非常简单：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讲到雅典与斯巴达之间长达数十年战争的原因时写道，“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

推而广之，新兴强国实力的增长，必然挑战现有的主导国，威胁其在国际体系中的首要地位，最后极大可能导致战争。艾里森教授的团队得出结论说，国际社会过去500年中发生了16次权力变迁，其中12次以战争方式结束。

2.改革开放后的中美关系历史回顾：美国的改变期待与中国的韬光养晦

在学术上看，修昔底德陷阱是权力转移理论的一种表述而已，并无新颖之处。但安全困境、权力转移和修昔底德陷阱这些基于权力斗争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的“古老”概念被热炒本身，还是因为它们对当前的中美关系有着强大的解释力。

确实，中国的国家实力在过去几十年来迅速上升，美国实力相对在下降，而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则在大幅度增加。如果我们回顾下中美关系的历史，会看到两国相处的心态和逻辑是如何演变到今天这个状态的。

20世纪70年代以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最高的战略层面确定了与美国和解合作的大方针，邓小平则以“改革开放”打开中国大门，以渐进但坚定不移的态势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展开大规模的经济交流和合作。毋庸讳言，双方合作的一个基础是邓小平确立的“韬光养晦”政策。

这一政策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宏观上，中国以此表明自己不会挑战美国所主导的国际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而是希望在此秩序现有的规则体系内谋求自身的发展，并积极融入现有秩序下的国际体系；微观上，中国不因领土争端和其他矛盾挑起和扩大冲突，遇到冲突时力求息事宁人，即所谓凡事“搁置争议”。

从美国的角度，中国这种政策模式可谓符合美国利益的最佳选择。冷战期间，虽然贫弱但体量不失庞大的中国是对抗苏联的最佳伙伴，而后来的“改革开放”更是锦上添花，让美国不仅有了一个地缘政治上的合作者，更多了一个巨大而快速增长的市场。

1989年后冷战宣告结束，中国作为美国地缘政治上的“敌人”的角色有所浮现，“中国威胁论”也从此时在美国政治与学术界渐获市场，但中国经济也恰从此时以超高速发展，给美国商界提供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且展现出不可限量的前景。中国对西方跨国公司的接纳并给予其优惠待遇，也在美国商界形成了一个影响巨大的“亲中”利益团体。

在20世纪90年代，虽然时不时有美国政客试图拿中美关系兴风作浪，但这个团体卖力运作，使美国国会从未能通过撤销对华最惠国待遇的决议案，也驱动美国国会最终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当然，在美国政界，始终有一股潮流视中国为对手或潜在对手。

2000年小布什就任总统后，迫不及待地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并开始采取措施实施克林顿政府后期就渐现苗头的对华“制衡”（hedging）策略。但旋即发生的“9·11”事件迫使布什政府几乎全力转入反恐，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的两场战争使美国十年时间无暇东顾，这给了中国一段极为珍贵的发展期。

在这十年，中国基本配合美国的反恐战略，是一个合格的反恐伙伴。同时，中国经济在这一段时间实现了大增长，一举超越除美国外的所有西方大国（包括貌似西方的日本），成为世界第二。

十年之后，美国反恐是否大收成效见仁见智，但美国社会显然对此已经渐感疲劳。

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基本放弃了将反恐作为第一要务的政策，奥巴马推行的“重返亚洲”或者“亚洲再平衡”政策，通过军事、经济和政治三条腿并行。军事上，美国要将60%的军力配置在亚太（以前在欧洲）;经济上，通过泛太平洋自贸协定（TPP）以几乎全新的高标准贸易规则在亚太建立一个美国主导的高端一体化市场，并将中国排斥在外；政治外交上，以“巧实力”（smart power）外交巧妙利用亚洲邻国对中国崛起的不确定感，强化这些国家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和对中国的恐惧心理，并寻求与它们建立一个新的地区安全架构。

与此同时，中国也在逐渐淡化“韬光养晦”形象，其最初表现是在钓鱼岛和黄岩岛问题上。

在钓鱼岛，中国以日本单方面将钓鱼岛“国有化”为契机，不仅对日本当局口诛笔伐，而且采取了实际行动，派海监监管舰船果断进入钓鱼岛领海进行常态化巡视。虽然中国并没有因此收回钓鱼岛，但却实现了和日本对该岛的交叉控制。考虑到钓鱼岛以前是在日本的完全实际控制下，实现交叉控制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了。黄岩岛是由美军移交给菲律宾的，菲律宾军舰过去经常巡行该岛屿附近水域。2012年，中国海监公务船第一次在该岛附近与菲军舰对峙，最终菲律宾退让。

总体上中国在南海，从护渔、休渔、勘探开发，到这两年以惊人的速度在实际控制下的岛礁填海造陆，中国主张权利的力度已经巨幅加大。此外，中国在这两年也发起了金砖银行、亚投行、一带一路、亚信会议等项目，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回应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这些措施虽然刚刚开始，但已颇有气势，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美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霸主地位。

过去几十年来，美国虽然时有犹豫，但总体上奉行了引导中国进入美国所主导的国际体系这一基本战略。奥巴马政府的“再平衡”政策，虽然被广泛解读为是为了制衡中国，但美国政府从未如此公开宣称，与此相关的决策意图也并未披露。

但在最近几年来，无论是美国各大智库的研究报告还是美国政府重要官员的发言，都显示在美国政治和学术界，正在形成一个对中国“强硬”的共识。

最近发表的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份报告称美国在过去数十载实行的对华接触引导战略已经失败，中国既不太可能演变成一个美国所期待的自由民主国家，也不可能心甘情愿地在现有国际体系内部安然接受美国的领导。

为此，美国应该改变对华的大战略，在不全然放弃接触的情况下强化防范与制衡。该报告提出的主要措施有：

（1）强力发展美国的创新性经济，制造对中国的不对称优势，构建包含美国及其盟友和朋友的优惠贸易协定，并将中国排除在外，也要强化对华出口控制以防止中国取得先进技术；

（2）加大美国军事投资和增强国防能力以挫败中国的反介入能力和提升美国对亚洲的武力投送能力；

（3）以印太为基础，强化美国在中国外围的同盟体系并构建新的联盟平台（以遏制中国）；

（4）为中美高层外交注入新的活力以图在双方大战略冲突的前提下尽量缓解中美矛盾，并使美国在亚洲及域外的盟友知晓，美国的目的是避免与中国的冲突。

此后，美国的智库学者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鼓吹对中国的防范和遏制。

在中国看来，这些提议具有浓厚的冷战色彩，但在很多美国研究者和决策者看来却是为了维护美国的体系霸主地位和防范来自中国挑战的题中应有之意。不幸的是，种种迹象显示，虽然事情不一定会走到很极端的程度，但某些提议已经正在转化为实际的政策。

2017年特朗普政府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直接把中国和俄罗斯列为美国在军事、经济、国际影响力方面的“战略竞争对手”。2018年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延续这一基调，把俄罗斯和中国标签为“修正主义大国”和“超过恐怖主义的对美国安全的最大挑战”，将大国竞争列为美国国防的优先关切，标志着美军任务重心的重大转变。

这些迹象也许表明，美国对华大战略正在经历一个大的转向，未来对华制衡和防范的色彩将日渐浓厚。毋庸置疑，这将为两国关系植入极大的不确定因素，使对抗性冲突更加频繁。

但从很多中国国内观察者的角度来看，改变韬光养晦政策势在必行。长期的韬晦，让他们觉得中国已经太憋屈了，国家和国民的尊严也被羞辱太久。中国对外政策逐步修正“韬光养晦”风格而进入“奋发有为”阶段，这一迹象在过去五六年来越发明显。

如今，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第二，虽然经济增长已经降速，但仍比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快得多。在巨大军费支撑和日趋先进的军事思想指导下，中国军力之强大趋势也昭然若揭。如今，中国已经在全球范围内令人瞩目，而在亚太更是唯一与美国在同一平台上的“玩家”（player），此区域其他国家只能或者旁观，或者起到辅助作用。不管中国是否口头上承认，只要保持自身稳定发展，它在地区乃至全球取得一定的领导地位只是时间问题。

中国这几年来所尽力推行的“一带一路”倡议，也被认为是加快权力转移的一种途径。如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这是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少见的一次意图以实力支撑的战略运作来改变国际秩序和实现国际力量重组的重大国家规划，也是新一届中国政府确定的对外关系顶层设计”。

作为一个综合性倡议，“一带一路”旨在使中国庞大的工业产能和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在整个欧亚大陆及其沿海港口有用武之地，将沿线国家与中国通过投资融资、贸易便利、交通道路设施、政策协调等连接起来，并借机建立了首个由中国主导的一个国际金融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中国也可以成为主要的规则制定者。

总体而言，如评论者所言，“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提高中国的政治领导力”和“提升中国的战略信誉”，也“增强了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国家意志力”。

3.制约中美毁灭性对抗的因素：实力，以及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中美关系如此的发展态势，是否表明安全困境、权力转移和修昔底德陷阱这些国际关系理论所预测的全面对抗，甚至是战争不可避免？或者，如众多评论者所说的，中美之间至少会进入“新冷战”状态？毕竟，特朗普所发动的贸易战，是对中美关系趋向全面对抗这个说法的最好的注脚。

鉴于种种不确定性（包括特朗普本人反复无常的性格），对贸易战的走向和后果现在还很难看出端倪，但历史也许将证明它是当代国际局势大变革时期最重要的形成性事件之一。然而从另外一个方面讲，贸易战所折射的，也许并不是大国对抗加剧威胁世界和平的冷战时代的重新浮现或者是热战的前奏，而反倒是全球化时代大国冲突和对抗所面临的困局和约束。

在笔者看来，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可能发生于大国之间的大规模的、恶性的冲突日渐受到种种强大因素的制约，甚至成为“不可能的任务”。

第一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强国间的分布。核武器极端残酷的毁灭性以及其在各强权国家的广泛分布，消灭了传统的安全界限，没有国家处于不受攻击的地位。这种局面之下，拥有大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大国之间不会发生成规模的直接军事冲突，因为这种武器一经使用，就必然带来互相毁灭，连中途收手停战求和的可能性都没有。这实际是美苏冷战期间“恐怖平衡”局面的延续。

第二是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使“新冷战”不具备产生的条件。如果中美真的陷入“新冷战”，那对整个世界都是灾难。冷战的意义，就是在意识形态和物质利益上基本对立的两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政治和经济对抗的格局；双方建立各自的国际体系和平行市场，很少进行经济上的往来，而旨在运用占自身综合能力极大比重的经济、军事、政治和其他资源对对方进行削弱、围堵、遏制和打击，最终目的是消灭对方的政体。

所以，就冷战状态下对抗双方的经济关系而言，我们可以得出一点基本认识：冷战双方的市场在物理上是隔绝的，货物、服务和其他生产要素很少互相流通，否则就会产生“资敌”的效应。两个经济上高度相互依赖的经济体不可能进入冷战状态，因为这种相互依赖产生的可能性就是这两国处于同一个国际体系之内，接受同样的交易规则，而且明白相互依赖的结果就是自身的经济福利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对方经济的健康发展。

假如中美真的进入“新冷战”，这也意味着中国国家建设的新时代，在外部环境上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险恶时期，因为“冷战”必然意味着对立的双方要使用相当比重的资源来削弱对方，而不是凝聚于本国自身的建设和发展。如果这种局面发生，必然是中美两国国运的悲哀，对全世界来说也是不祥之兆。

但这种局面不会发生。今天的国际形势与美苏冷战期间最大的不同在于，世界经济已经真正地实现了程度深入的全球化，各主要经济体和所有的大国都已经卷入全球经济，形成互相依赖的局面。事实上，中美之间经济上相互依赖的情况，大概是有史以来程度最高的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美国是中国顺差最大来源国，中国是美国最大债权国的事实，虽然今天成为两国要共同面对的问题，但它首先表明的是中美两国之间无比密切的经济关系。

换言之，中美两国各自的繁荣，是以对方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为前提的；摧毁了对方，最终牺牲的也是本国的经济和民生。因此，中美之间“冷战”的前提条件根本不存在，任何一方要发动这样的冷战，最终是无利可图，形同自杀。而间歇发生的贸易摩擦（时不时被称为“贸易战”），其实反倒是经济联系密切的贸易伙伴国之间和平博弈和沟通的方式。

证之以现实，稍微了解世界经济的人都可以明白，中国与美国彼此在经济上以及与经济相关的社会文化领域已经难解难分，更不要说双方在世界和平与安全领域必不可少的相互合作。历史上从未有大国经由“贸易战”直接导致冷战或热战的事实，而冷战的对手之间，其实也并没有物质条件搞什么有规模意义的“贸易战”。

第三方面的制约来自现有的国际法和国际组织体系，它们共同支撑着“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

“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在总体上有利于中美的和平共处和各自发展，虽然中美双方目前对这一秩序的某些方面都有所不满意，但双方都不会真的抛弃这一秩序。美国是当今国际秩序的主导建立者。

“二战”之后，虽然美国经常奉行单边主义，但在历史的关键时期，基本上能维护以非歧视待遇为基础的多边规则体系。另外一方面，美国自身在当今世界的地位，也是被这个国际秩序所定义的。尽管美国的总体实力仍是世界第一，但仅凭单打独斗，它是无法挣来在国际体系中盘踞多年的领导地位的。

没有当代国际秩序，美国最多是一个相对于其他国家更为强大一些的国家而已，而无法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一个主导者，并因此获得与其国力不成比例的收益。美国在特朗普时代展现了相当强的背离这一秩序的倾向，但这些只是“撒娇式”的表象和讨价还价的手段，美国不会自动放弃因为这个秩序所获得的地位和利益。

而从中国的角度讲，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自动融入世界经济，取得了奇迹般的经济成就，如今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也是当代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因此，中国领导人也多次表明，中国无意挑战国际秩序，反倒是全球化、自由贸易和战后国际政治秩序的坚定维护者。只要中美都共处于当代国际秩序之内，就没有进行“冷战”的可能。

我们也不能低估当代国际秩序中国际法对强权的约束功能。

国际法在当今国际世界的存在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政界甚至是很多法律界人士都认为国际法不是法，充其量是一系列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国际协议，并没有必然的执行力，违反之后也无法加以制裁。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讲，认为国际法和国内法有同等的效力确实是一种天真的态度，因为无可否认并没有一个超国家的权力机构来制定和执行国际法，而国内法则至少在理论上是由一个统一的具有合法性的国家权力机构体系来制定并由国家机器保证实施。

然而这并不是说人们可以对国际法采取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现代国际法的存在已经有几百年，其基本原则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当今国际体系也是在一套国际法原则之下进行运作的。没有国际法，国际社会就会陷入“人人为敌”的丛林世界和原始社会，这是无人愿意看到的局面。虽然各国基本依本国利益行事，但是没有哪个国家会明目张胆地说自己不会遵守国际法。

这也是为什么在几乎所有的国际冲突中，对立的各方都坚称自己的行为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谴责对方违反国际法，并且很多已经将官司打到了国际法院这样的纠纷解决机构，这些行为本身就表现了对国际法权威性的认可，尽管有时候并不是心甘情愿的。

第四方面的制约，来自各方在防止各种重大传统和非传统威胁方面进行协作的需要，主要包括防止全球变暖、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反恐等。这些事项关系到全人类的未来，缺乏任何大国的合作都无法解决。

以上述四个方面的制约因素角度来看，目前中美关系中竞争和对抗的一面，虽然仍然可以用安全困境和权力转移来解释，但却不会像此前世界历史上的多次大国对抗那样走向不可容忍的矛盾、造成冷战乃至热战式的大打出手局面（如两次世界大战），或者形成不可解的“修昔底德陷阱”。这是因为，这四个因素在此前的大国对抗和权力转移场景中并不完全存在，尤其是“致命”的实力和国际法为支撑的国际体系。

简言之，在强国并立并且可以确保相互摧毁或造成重大伤害的局面下，加上经济和其他方面的互相依赖以及国际法律制度的制约，大国之间会竭力避免进行直接的军事和经济冲突，也会避免“新冷战”的局面出现。

换言之，实力与国际法的存在，对中美之间潜在的大规模对抗形成不可逾越的制约。在中美之间，即使是陷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大国终究也会认真计算得失，避免陷入代价极大、两败俱伤的对抗。

经济模式之争：

意义深远的新问题

1.自由贸易与经济民族主义之争

如上所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传统分析框架从实力竞争的角度预测中美之间可能会发生权力变迁甚至是发生战争。本文第一部分旨在说明，中美关系的发展受到国际体系中多种外在因素的制约，其实很难走向灾难性的对抗。

以实力为主要分析变量的理论一般视国家为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者，甚至是一个“黑箱”，并不撩开国家的面纱去系统性地衡量一个国家的国内组织形式（即其政治经济体制）。这是因为，国际贸易的主流理论仍是“比较优势理论”，主张如果所有国家都专注于本国具有相对资源禀赋优势的生产领域（同时舍弃本国生产成本相对比较高的领域），各国在此基础上进行自由交换，去除各种贸易壁垒，就能给所有国家带来经济福利。

从这个角度来看，特朗普政府的保护主义贸易政策是自掘坟墓，将损害美国在世界经济乃至政治秩序中的地位，因而是极其不理性，让人不明所以的。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也通过各种方式向这位总统指出其贸易和外交政策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跑到纽约去“面谏”。

这些告诫基本上有两个层面的内容。

第一，自由贸易和全球化是世界经济（也是美国经济）的唯一出路，美国总统绝对不能反对自由贸易，走上逆全球化之路。第二，如果美国退出TPP，那就是将亚太地区的领袖地位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主导权拱手让给中国，这完全不符合美国的地缘战略利益，也让地区小国担心。

很显然，这些告诫对特朗普来说完全是耳旁风，因为告诫者们大概忽视了三个基本事实。

第一，特朗普不可能不懂这些道理。过去数年里，美国主流媒体几乎一边倒地宣扬TPP对美国经济上和地缘战略上的好处，在TPP协议签订后，更是达到了地毯式轰炸宣传的程度，特朗普和他的团队对此不可能不了解。

第二，特朗普对于美国经济目前要朝哪个方向发展，有一套自成章法的主张，和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完全是两个体系。

第三，美国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和历史文化，使其社会始终存在孤立主义思潮，对来自欧洲传统的地缘政治理念并不总是死抱着不放。因此，基于传统的全球化理论的主张不能说服特朗普，基于地缘政治理念的不利后果也吓不住他。

简言之，这些所谓的“后果”，对特朗普来说无关紧要：“我不在乎。”

在特朗普政府看来，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存在着两个层面的模式之争：一是自由贸易与经济民族主义之争，二是国家主导经济模式与市场驱动的经济模式之争。在第一个层面，日渐清晰的是，特朗普认为自由贸易不利于美国，美国不应该再捍卫自由贸易，而要通过一定程度的贸易保护措施，促使资本、产业（最重要的是制造业）和工作回流美国，使得美国首先强身健体，为此在其他方面付出一点代价也在所不惜。

就贸易而言，在当今世界中，美国的主导地位毋庸置疑，但这是通过几十年如一日的贸易赤字换来的。美国和其大多数贸易伙伴（最主要的是中国）都有巨大的贸易逆差，美国市场吸收了其他国家的货物出口，这丰富了美国消费者的选择，也带动了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美国收获了巨大的国际政治好处，即其他国家对美国市场产生了巨大依赖。由于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的主导地位，美元作为当今世界居于压倒性地位的国际储备货币，赋予美国所谓的“铸币税”，即美国可以通过印钞来支撑其贸易赤字。

在特朗普看来，这种模式也许有利于其他国家和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家，但却造成了美国本身的产业空心化。过去几十年，美国制造业和相关工作岗位的外流非常显著。特朗普反复指出，过去几十年，制造业外流已造成美国数千万工作岗位流失，数十万企业关门。特朗普认为这种“失血”现象不可持续，会使美国越来越脆弱。长此以往，就算是美国再渴望当霸主，也无法维持其主导地位，而如果美国继续走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传统路径，将无法止住“失血”。

顺着这个思路去看，TPP这样的区域协议，对特朗普来说并无多大价值。奥巴马政府毫不讳言，美国参与TPP是要为21世纪的贸易制定规则，以防止中国成为新的规则制定者，所以奥巴马政府在TPP上花的资源和精力主要用于规则制定，而且秉持开放主义的奥巴马政府也主要以美国市场本身的开放来利诱其他国家打开市场，而不是以贸易保护相威胁。

但在特朗普看来，无论是规则制定还是TPP提供的零关税待遇、服务贸易大幅度开放、金融服务空前自由化等，都不太有助于实现他的主要经济目标，即推动产业、资本和工作迁移到美国；相反，TPP可能有利于产业流出美国到其他国家。

鉴于TPP的宗旨与特朗普的执政目标背道而驰，无论TPP其他成员国领导人如何苦口婆心，在特朗普看来，都是不着边际的，只是其他国家领导人还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话语对特朗普来说已经陈旧过时了。质言之，特朗普要做的就是把企业和工作机会从其他国家（如有需要当然包括其他TPP成员国）抢夺过来，所以以开放市场和自由贸易来劝告特朗普，犹如与虎谋皮。

2.国家主导与市场主导之争

第二个层次的模式之争，即国家主导与市场主导两种模式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被美国政客和媒体夸大了。这种说法的基本内容是，中国经济是国家/政府主导的模式，其运行方式与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相背离；相形之下，美国奉行自由市场经济、自由企业和自由竞争，政府基本不干预市场。这种状况下，美国企业无法与中国企业公平竞争，因为后者背后有着政府的大力帮助。

美国的这种看法集大成地体现在其在2018年7月11日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总理事会提交的一份关于中国经济模式的文件。

该文件对中国的经济体制做出了如下具体指责：

（1）中国的党和政府构建了一个非市场导向的经济模式，不仅在宏观层面以宪法、法律和政策形式规定党和政府对经济的领导，还在企业层面建立党组织以实现控制，中国的国有企业因而并不是独立自主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市场主体。

（2）中国党和政府控制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力、能源和资本），没有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进行生产资料的分配和定价。此外，中国政府推行产业政策，向国有企业提供大规模的补贴和支持，并以国家控制的金融机构来实现产业政策，而法律不过是党和政府实现经济目标的工具。

（3）中国不公平地保护自己的市场，不对其他国家提供互惠待遇，以过剩产能造成全球贸易的扭曲，并强制在华投资外企进行技术转让，损害美国的知识产权。

（4）中国坚称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但中国经济规模极大，又在许多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所以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定位只会扭曲多边贸易体制。

被美国媒体和政客鼓吹称“模式之争”已经影响到一些外国政府对华经济政策，这其中最明显的是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态度。中国国企的发展，如今在国际上经常被煽风点火地形容为“国家资本主义”，被描述为一种全然由政府掌控、不遵照市场规律和专搞不正当竞争的经济实体。在此基础上，中国仍在探索路上的经济建设，被脸谱化为完全政府主导、由国有企业操作的“中国模式”。

在西方甚嚣尘上的“模式之争”，已经导致欧美一些政府对跨国收购和经营的中国企业，尤其是国企实施歧视性政策，采取了“将企业行为政府化”（将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市场行为视为政府行为）和“视所有权同一化”（将所有的中国国企都视为同一家企业）。这种看法和随之衍生的政策，可能构成中国企业走出海外经营的体系性障碍。

更重要的是，这种说辞正在成为美国，乃至于整个西方，对中国实施保护主义的贸易和投资措施正当化的理由。美国针对中国产品的“301调查”，在WTO针对中国的一系列举动，以及美国官员在各种场合对中国的谴责，无不是在构建这套说辞，并以此来论证中国破坏了以市场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

3.模式之争与中国模式的发展方向

模式之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可能比所谓的“权力转移”和“修昔底德陷阱”更为深远。

上述关于中国模式非市场性的说法是否准确？支持这一观点的可以说，中国经济在性质上仍然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引导者和推动者的作用；尤其是在很多人看来，中国目前也确实出现了“国进民退”现象，表现为政府对经济控制的强化，以及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分量的加重。

但另外，今日美国主流话语关于中国经济体制的定性，已然回到了“中国仍然是完全的计划经济”这个认识，这是任何对中国体制有所了解的观察者都不敢苟同的。

这种说法至少忽视了三个事实：

（1）中国经济改革的大目标是建立高层次、开放性的市场经济体制；

（2）中国的民营企业发展异常迅速，在国民经济中居于重要地位；

（3）中国国企改革的目标是使国企成为市场化运营的主体。

关于模式之争的最重要、也最不确定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模式的未来走向是什么？如果真的要建立一个反市场、反自由化、反国际秩序、反自由贸易的体制，那么模式之争的存在就是事实，这甚至可能成为中美对抗的最大的驱动因素。

但如果中国一直在改革开放的路途上坚定前行，目前美国对中国体制的定性和攻击只是因为误解，或者根本不是误解，而是有意的、以遏制为导向的舆论发动和共识构建，那么这在本质上就是一场无关道德的权力较量（Power Politics），只能是“两军相逢勇者胜”的局面，至少美国无法在舆论层面妖魔化中国。质言之，中国在这场博弈之中要自我保护和谋求自身最大利益，大踏步持续推进改革开放是最佳选择。

自20世纪70年代末始，邓小平引导中国走向了发展经济学所谓的“威权发展模式”（authoritarian developmentalism），这是东亚，包括我国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在内的各经济体的共享模式，因此也被称为“东亚模式”（East Asia Model），其特点是都有一个强势和精明的领导人，以经济增长为国家发展和个人执政的目标，在一个奉行同样理念的技术精英集团的辅佐下，积极同时运用产业政策和市场化手段实现发展目标。李光耀、朴正熙都被认为是这样的领导人。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以后所走的发展道路，虽然充满中国特色，但仍然不脱“东亚模式”的底色。

“东亚模式”本身并不缺乏方向感，这是因为全社会对两个问题有共识。

第一，这种模式纵然有运用产业政策这样的非市场手段，但其最终目的仍是实现经济的市场化和自由化，而不是单纯为了扩张国有经济和排挤私营经济。因此，国家会在恰当的时候撤除对国有或者国家所扶持的企业的优待和支持，以期为所有企业创造一个平等公平的竞争环境。

第二，即使是领导阶层自己也会不自觉地承认，威权发展模式具有过渡和转型性质，是一种阶段性的模式，国家在这个阶段主导分配资源并收紧国民的权利空间，其目的是集中资源创造社会转型和进步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而不是实现国家的全面垄断。

为此，在发展的过程中，国家会主动或被动地让渡资源和空间给社会，并日渐强化对公民的权利保护，以及扩大公民参与政治的空间。在这个发展阶段，虽然仍有着种种官民摩擦，但各阶层对国家发展的大方向有大体上的默契。

韩国的转型可谓是一种教科书式的东亚模式演变范例。韩国在朴正熙时期走上威权发展道路，以军事独裁为依托，强力推行产业政策和高度干预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实现了韩国的经济现代化，也建立了政府、银行和财阀三结合的韩国式政经体制。

但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韩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社会动员”，引发了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两方面的改变：在前者体现为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主体，在后者体现为平等、温和、参与、协商和妥协等有利于民主建设的社会心态的形成。在这些改变的驱动之下，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完成了社会的现代化转型。

相当长时期以来，韩国发展的方向被视为东亚模式的最为可能的结局，这反过来又为东亚模式提供了正当性。更重要的是，它也为采取东亚模式的社会展示了国家发展的普遍性方向。但并不是所有的东亚模式国家都在走上这条道路。

中国借助东亚模式取得了经济大发展，目前已经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中国的社会结构也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如今的发展正处在关键的十字路口，因为它已经基本到了威权发展模式的极限，进入转型期在所难免。这个时候，整个社会一包括官僚阶层一的活力，与体制所能提供的国家发展方向感，是一种高度正向相关的关系。

新时代的中美关系：

大变局中的稳中求进

如朱锋教授所准确指出的：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却已经把全球政治搅和得鸡犬不宁，正常、稳定的世界秩序正在经历和承受被美国新政府撕裂的阵痛。在国际关系的历史上，美国新总统常常会展示“新政”，为美国的内政外交带来调整。但却很少看到哪位美国总统嘴里高声喊着“让美国再度伟大”，却不停地在国内制造分裂，同时不停地折腾世界。全球政治正在经历罕见的“特朗普困境”。

中国崛起并不是突然出现的现象：数十年来，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在无可争议地崛起的事实，也知道中国经济如果持续增长，总有一天会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发生重大改变的是对中国崛起的判断和认知，这体现为美国最近数年朝野大辩论所形成的对华遏制共识，以及特朗普上台后对现有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颠覆。这两大正在迅速发生的改变，如今将中美关系置于剧烈的不稳定之中。

但如本文所试图论证的，中美关系的根本面仍未改变，国际秩序的基本架构仍然存在。现有国际秩序下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中美关系仍然要被定性为必须互相合作的战略竞争对手。中美关系既复杂又简单，其中有几个互相纠葛的方面，对任何一个的误解或遗漏都会导致中国全球战略的失范。

第一，中美是确定无疑的战略竞争对手。一个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和仍在向前稳健发展的老超级大国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是难以避免的，中美之间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的互相遏制和竞争也会是必然现象，所以美国对中国的崛起进行地缘政治上的遏制是很自然的，因此它会继续用台湾问题来牵制中国，培养日本和印度在亚洲制衡中国，并且会尽最大努力试图在全球范围内阻碍中国扩大国家影响力的努力。

而中国也会逐步进入美国在亚非拉的传统地缘政治势力范围。从中美双方利益相竞争这一点上，中国至少在几十年内不要奢望和美国建立起亲密的合作伙伴和同盟关系。

第二，中美也不会成为必然的敌人。国际关系的坊间票友们经常下意识地将中美概括为非友即敌的关系，却未加考虑这两个国家的本质和民族性。民族性温和的中国自然不是一个具有侵略性质的霸权国家。而美国虽然有独霸的倾向，但却总带有一种理想主义色彩，也没有殖民他国和消灭他国的欲望。

质言之，中美两个民族都是建设性的而非掠夺性的民族，信奉幸福生活来自勤奋工作而非对外掠夺，这一点已经为历史所证实。改革开放后中国创造的经济奇迹，以及海外华人在香港、台湾、新加坡和世界各地的商业成功已经说明，中国人只要有一个稳定的环境和相对自由的经济制度，就能用自己的双手铸造财富和幸福。

美国的情况也是如此。自从美国崛起以来，它首先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工农业生产基地和最重要的市场存在的。这种民族心态与日本以及战前的德国和俄国等奉行掠夺他国充实自己的信条迥然不同。

因此，中美两国虽然竞争，但都没有致对方于死地的打算。相比之下，国土狭小资源有限的日本当年则以基本国策的形式明目张胆地要吞并中国使其亡国灭种。美国目前对中国处于相当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对于中国挑战其独霸地位非常警戒和排斥；另一方面，又希望将中国纳入现有的国际经济和法律轨道，遵守国际游戏规则。而美国人自豪地认为在这样的体系中美国自身永远是有着最强的竞争力的。

平心而论，现有的国际经济体系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利的，但是本身拥有资源并具有强大工业能力和科技能力的中国，已经不能把自己简单地概括为发展中国家了。在利用国际市场和自由经济制度方面，中国在相当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合作者而且因此获得了相当的利益。处在中国的地位，需要首先购买门票进入这个体系（这一点通过改革开放已经做到了），然后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去改革修订之。

因此中美两国的关系永远具有两面性。在战略领域互相遏制与反遏制，互相对抗和防范之外，中美两国必须在众多领域合作，两国也都有稳定世界秩序、维护世界和平的愿望。

一些迹象显示特朗普将中国视为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上必须尽快处理的第一大威胁，如果真是这样，也并非不可以理解。

第一，特朗普“美国第一”的经济政策，面临的首要竞争者就是中国。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数一数二的大国，而特朗普多次声称中国偷走了美国的工作和财富。

第二，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固然有孤立主义因素，但他针对中国的军事安全政策却是扩张和对抗性的。特朗普要扩大美国国防开支，尤其是加强海军建设，并声称要在南海布置更多美国军力，这些都有可能和中国迎头相撞。

第三，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既然不强调对外合作，自然就会减少和中国的相互依赖，这样他就更有理由通过不友好行为，破坏中国和平发展的外在环境。

可以预见的一点是，特朗普的新贸易和安全政策不仅会给中国，也会给整个亚洲带来发展困境。特朗普的贸易政策是要从其他国家抽血来补充美国，所有亚洲国家不分大小都要因此受害。在这方面，特朗普也不会在乎谁是友好国家，谁是敌对国家。

就地缘政治手段而言，特朗普在亚洲将扮演离岸挑拨、适度干预的角色，在亚洲制造分裂，尤其是挑动亚洲小国和中国对立，并在必要时由美国亲自出马对抗中国，以给小伙伴们打气撑腰。若是如此，也许有些亚洲国家会因为有美国的支持而高兴，但亚洲分裂的局面，终究会恶化亚洲自身的和平发展环境，最终所有本区域国家都要付出代价，而被域外国家渔利。

对此，亚洲国家必须有前瞻性的思考。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中美关系如何处理？中国能做些什么以应对新的变局？一种主张是回到韬光养晦时代。既然这个政策为中国赢得了超过三十年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主要是美国对中国发展壮大的容忍甚至是鼓励），那么何不一切照旧？

但坦白地说，大概已经回不去了。

中式韬光养晦已经日渐在美国政学界被认为具有战略欺骗性质。中国人说“忍字头上一把刀”，没有理由认为美国人不懂这个道理。美国国防政策顾问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今年出版的《百年马拉松》一书也明确指出，中国对美国有一个长达百年的“战略欺骗”计划。这说法非常夸张，但在美国政策层却颇受认同。

再者，既然现行对外政策已经背离了韬光养晦这么多，现在再转身回去，会更加被认为是毫无诚意的欺骗，反而会导致两国间信任程度的迅速消融。此外，中国如今国力已然到了这一步，再回到完整的韬光养晦局面，已然没有意义。

不再刻意“韬光养晦”，那么也需要摆脱旧式外交姿态下的一些模式和积习，由模糊向透明转换。

第一，中国应该把自己的战略目的以明确的语言向美国（以及整个国际社会）阐述清楚，提出合理要求，让对方知道自己的期待和底线。那些含糊的语言如“追求和平发展”“维护我国的合法正当权益”之类，会被认为没有道理也没有诚意而只能喊些空洞的口号。坦诚地提出自己的利益要求并合情合理地认可对方的利益要求，反倒容易增强双方的信任。

第二，中国应该更高调和更深入地成为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的维护者。现行的国际秩序虽然也有不合理之处，但其基本精神是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自由贸易，并推动国际社会的法治化。这些特点给世界各国（尤其是小国）带来一定的确定性和公平性。如果中国言行一致地表现为体系的维护者，也容易得到列国拥护。当然，中国应该维护的是这个体系的规则，尤其是那些维护世界和平安全和自由贸易的规则，而不是美国必然的霸主地位。

第三，中国应该慷慨地承担国际责任，为国际社会（首先为亚洲）提供公共安全和服务产品，为自己的“领袖型国家地位”填充正当性。这不仅包括南海所建岛礁未来的公益用途，还要包括海军舰队在地区的“扶危救难”。比如美国海军，不仅是美国硬实力的体现，还是美国软实力的推广者。仅以亚洲地区而论，凡大型自然灾害发生之处，不管是印度尼西亚海啸还是菲律宾台风灾害，美国航母都能在第一时间赶到提供援助和救死扶伤。未来的中国军队，也应该能做到这一点。

简言之，未来的中美关系，已经不会再是“大哥”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观察“小弟”小心谨慎长大的关系，而应该建立在新的基础上，以实力互相尊重，以合作互相依存，以担当与责任为国际社会提供秩序和服务。如果中国追求这样的发展路径，没有理由不既强大又能在国际社会得到广泛尊敬。

结论

中美正常关系的实现，归根结底要靠中国自身综合实力的提升。如果内政不修，再宏大的野心也是水月镜花，中国也很难在这一场大国博弈中胜出。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作为拥有绝无仅有的五千年历史和文化的智慧勤劳的民族，作为曾经在过去百年因为积弱而饱受欺凌的民族，今天具备了种种资源禀赋的中国人民，有资格也有能力把自己的国家建设为一个世界强国，既维护本国的全球利益，也能维护国际正义和和平。

具备这样潜力和目标的中国人，应该摒弃弱者心理和受害者情结。在网上和现实生活中经常见到许多朋友谴责起美国来表现得或者苦大仇深声泪俱下，或者不屑一顾，这些都容易导向一种肤浅的甚至是恶性的民族主义。中国和美国在21世纪进行的是全方位和系统性的竞争与合作，对中美关系的认知，必须回归理性的现实主义思路。

我们现在的世界，虽然不是霍布斯所说的“人人为敌”的丛林世界，却也远没有达到天下大同。民族国家、主权国家依然是每一个人的家园，虽然家园有时候抛弃了某些人而另一些人则背叛了自己的家园。民族主义从最发达国家到最贫穷国家都是主流思潮。

在某种意义上，现在的国际格局颇似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中国人的个人福祉的充分实现，要基于对自己的战略目标和现实世界的清醒认识，展现理性和良性的民族主义，而不是声嘶力竭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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