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玉林

德国海德堡大学法学博士

台湾政治大学特聘教授、法学院教授

赖和（1894-1943），台湾新文学之父，白话文学的推手。20世纪20年代，赖和陆续发表新诗、小说，讽刺日本殖民统治。赖和文学，带有浓厚人文关怀，经常以现实风格笔调，为台湾社会底层劳动农工、原住民发声，屡屡抗议殖民者、资本家的压迫。

1930、1931年，赖和在《台湾新民报》《曙光》新诗专栏，分别发表《流离曲》、《南国哀歌》。其中几段文句，因为率直批判殖民官权与法律的残暴，以致无法通过出版检查而尽遭删除。原本预计刊登的版面，只留下一片空白。这是殖民者的横逆，也是被殖民者无言的抗议。

在《一杆『秤仔』》（1925）、《蛇先生》（1929）小说里，警察与法律，都成为赖和笔下揶揄的对象：「法律！啊！这是一句真可珍重的话、不知在什么时候？是谁个人创造出来？实在是很有益的发明、所以直到现在还保有专卖的特权。」赖和文学，揭露、批判殖民法律的横逆，成为台湾人批判反抗精神的最佳见证。

目次

一、消失的《曙光》

二、台湾新文学之父

三、殖民批判

本文首发于《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2期思想栏目（点此购刊），为阅读方便，略去脚注，如需引用，请参阅原文。敬请关注！

消失的《曙光》

1930年9月27日，每周出刊的《台湾新民报》，第332号11版，新诗专栏《曙光》，内容全遭挖空。这并不是报纸编辑或印刷的疏失，而是当时日本殖民警察实施出版检查的结果。将近三分之一版面的空白，留下许多想象空间：究竟是怎样题材的新诗，作者又是谁，可以触动殖民警察的敏感神经，以致于非得查禁不可？

《曙光》新诗栏，始于《台湾新民报》第324号（1930年8月2日）。这次的查禁，距《曙光》问世，还不满两个月。1930年7月26日，《台湾新民报》第323号，刊登一则报纸改版预告，提到新辟《曙光》的理由：

 曙光（新诗坛）本社这番增加纸面、特设汉诗界一栏、同时并割一部分要来刊载新诗特请彰化懒云虚谷两先生主编、台湾虽是被隔离着的岛屿、却也时常受到环行世界的狂飙激荡、所以中国文学革命的潮流、是就早着已经把台湾文学界卷入才应该、可是在几年前虽曾听见这样呼喊、到现在反转沉默下去、这无的确是研究的人少、无有发表的机会、是一个重大原因。

希望对新体诗有研究的人、把所有的创作寄来发表。这新开辟的园地、能开放什么样的花、能结成什么样的果、愿大家来试验的种作一下。凡投稿请直接寄来本社。

预告里提到的两位主编懒云、虚谷，分别是赖和（1894-1943）、陈满盈（1896-1965）的笔名。他们都是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倡议者。赖和，由于他在新文学运动扮演先行者的积极角色，使他获得台湾新文学之父殊荣。早在1936年，年轻小说家王诗琅（1908-1984），就已经以笔名王锦江，在日文发行的《台湾时报》201号，发表《赖懒云论—台湾文坛人物论（四）》。王诗琅赞许赖和对台湾新文学的贡献。文章提到：

事实上，台湾的新文学能有今日之隆盛，赖懒云的贡献很大。说他是培育了台湾新文学的父亲或母亲，恐怕更为恰当。前年，当台湾文艺联盟成立之时，他立即被公推为联盟的委员长。单从这件事来看，就能知道他在台湾文坛中是怎样的一种存在了。

当然，虽说还有许多客观的因素，但较诸日文作品的相当的进展，经过了十余年的中文作品中，还没有多少能超过他的。这毕竟也说明了他杰出的过去的成就。

赖和在接下《曙光》主编工作时，早已预见殖民警察箝制新闻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的蛮横做法。《曙光》刊行前半个月，正值《台湾新民报》连同其前身《台湾青年》（1920-1922）、《台湾》（1922-1923）、《台湾民报》（1923-1930），发行十周年。1930年7月16日，《台湾新民报》第322号，在头版刊登「祝创刊十周年」巨幅贺词。当号《社说：创刊十周年始终唯一心》，首先略述该报十年来的发展，接着提到总督府「独裁政治」对台湾的压迫，最后则以法国《人权宣言》表彰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使命自许，任重而道远：

大正9年（1922）7月16日、本报的前身『台湾青年』在东京创刊以来、屈指已阅十星霜了。此间、随时势的进步、经几次的变迁、题号自「台湾青年」、改为「台湾」、「台湾民报」、而至于现在的「台湾新民报」。发行期日自月刊、半月刊、旬刊、而进到现在的周刊〔……〕

本报处在独裁政治之治下的台湾、过去十年间的孤军苦斗、任打不倒、竟能由东京进入台湾、而获得相当的成绩、此乃受同胞援助的所赐、和凝集同志心血的结晶、但尚未能进到日刊的地步、而无可尽量发挥言论的能力、这是何等的遗憾呢！〔……〕

翻看法国革命所产出来的『人权宣言』之中、有『思想交换的自由、乃最贵重的人权之一』的规定、人为万物之灵长、若没有思想交换的自由、则无异于禽兽。凡在人类发达史上、洋不闻东西、时无论古今、所有各种的解放运动亦莫不以言论自由为其主要目的之一。若没有言论自由、则没有完全人格、故思想交换和言论自由可谓是人类生存上的一大要件。

《台湾新民报》在庆贺创刊十周年专号里，刊载各界期许专文。其中包括赖和的文章：《希望我们的喇叭手吹奏激励民众的进行曲》。文章一开始，赖和肯定《台湾新民报》促进社会革新的愿景。他说：「报纸是民众的先锋、社会改造运动的喇叭手。若非忠々实々替被压迫民众去呌喊、热々烈々吹奏激励民众前进的歌曲、决不能受这样的称号」。他期许《民报》要坚持理想，持续揭发现实社会的不平等，唤醒还沈迷在梦里的民众。不过，他也知道，在严密新闻出版检查之下，要充分发挥报纸的言论机关功能，确实困难重重。他建议运用「妙笔」，使文章得以顺利通过检查，但又不至于抹灭抗议的意志。赖和语重心长地说：

实际上既有所谓支配者许可、既须受许可、若经过许可以后、已不是未被许可以前的面目了。说明白些，报纸须受到许可纔能发行、经过了检查始得发卖、等到展开于读者的眼前、所谓纯的被支配者的言论、不是一片乌黑便是全篇空白。所以对于日刊的发行、在我也不敢有多大的期待。

但有一点可以期待的、就是当事诸君的妙笔、要使所发表的能够通过检查、而又不至于全部抹杀我们的意志。这样当事诸君的努力些少可以安慰像我这样抱有未来忧虑的人。

对赖和自己来说，所谓的「妙笔」，就是以白话文撰写的小说、新诗、杂文。《曙光》新诗栏，正是想要突破殖民警察出版检查，又能抒发意志、宣泄情感的游击据点。话虽如此，稍一不慎，或是情绪一来，笔锋再怎样迂回婉转，也抵挡不住内心激奋，就是想要借着文字，为自己、为受压迫者的困顿委屈，尽情呼喊。原来，那个被开了天窗的版面、被抹去身影的新诗，就是赖和自己的作品《流离曲》。

《流离曲》是长篇叙事诗，背景发生在1925至1926年间，总督府以未经许可而擅自开垦为由（当时用语为「无断开垦」），强行取回农地，再以极为低廉价格，转卖给在台日本退职官员。此一措施，造成农民顿失依所，生活困窘。赖和痛感农民遭受官权、法律压迫，悲愤之下，以诗控诉。

《流离曲》共分三大段：（一）生的逃脱，（二）死的奋斗，（三）生乎？死乎？1930年9月6日起，赖和以笔名「甫三」发表，预计分四次刊登。9月27日，原本要刊出《流离曲》最后结尾，却因出版检查的横逆阻挠，尽遭割除。究竟是怎样的内容，触怒了当局，导致这样无言的结局？赖和过世后，在他留下的遗稿里，很幸运地，还保存着这批原本不见天日的诗句。或许是赖和太过感伤于农民的苦难，以致于无法自己而要对殖民者、国家、法律的不公，提出严厉而悲怆的指控：「你怎敢？」「你怎敢？」「你怎敢？」赖和连续三次，以简单直率却又带着无尽悲愤的「你怎敢？」三字，怜悯农民的困顿无助，控诉殖民者的专断横逆：

法本来就是公平，

它规定着，富户穷人一样，

不许睡在公园椅顶，（法朗士语）

为着国家谁也要遵行，

只可怜愚昧的百姓，

不断地踏上罪的路程。

静肃！庄严！

天道？公理？

是非的分剖所，

善恶的权衡处，

在监察法得当否？

在主持世间正义？

这气象之阴森，

会使人股栗不已。

座上是威严的判官，

傍边是和善的通译，

台下是被疑的百姓，

悲怆！战栗！

如屠场之羊、砧上之鱼

绝望地任人屠杀割烹。

你怎敢？无断（意为擅自）开垦，

你怎敢？占住不肯退去，

你怎敢？把法律无视，

那几处田畑，那几处原野，

早就依照法的手续，

给与退职前官吏，

为保持法的权威，

本应该严重惩治，

姑且施恩格外，

使知道国家宽大处，

若犹抗命不迁徙，

就休怨法无私庇！

沈下去！沈下去！

坠落到万仞罪恶之渊，

任凭你，喊到喉破声竭，

也无人垂手一援。

粉碎了！粉碎了！

横格在时代巨轮之前，

任凭你，喊到喉破声竭，

也无人能为解脱。

痛哭罢！痛哭罢！

正对着吃骨饮血之筵，

任凭你，哭到眼泪成泉，

也无人替你可怜。

讲文化的空说要为尽力，

到而今不听见有些消息，

农组的兄弟们，一个个

被监视拘捕，活动无策，

大人们怒汹汹，恶爬爬，

不断地来催催迫迫，

从顺惯了的我，

禁不起这般横逆。

收拾起孤伶伶的一身，

累人妻子让她永远沈沦，

羞！羞！

羞见弃于死神，

遂尝到重倍的苦辛，

瘦尽我一身肌肉，

把田畑阡陌开垦得齐齐整整，

流尽我一身血汗，

把稻仔蕃薯培养得青苍茂盛，

眼见得秋收已到，

让别人来享受现成，

这就是法的平等！

这就是时代的文明！

这么广阔的世间，

就一个我怎这样狭仄，

到一处违犯着法律，

到一处抵触着规则，

耕好了田却归于官吏，

种好了稻竟得不到收获，

这么广阔的世间，

就一个我怎这样狭仄。

天的一边，地的一角，

隐隐约约，有旗飘扬，

被压迫的大众，

被榨取的工农，

趋趋！集集！

聚拢到旗下去，

想活动于理想之乡。

去！去！

紧随他们之后，

我怎生这样痴愚！

怎甘心在此受尽人欺负？

去！去！

紧随他们之后，

尚有强健的脚和手，

且有耐得劳働的身躯。

「法本来就是公平」、「这就是法的平等」：多么讽刺，又多么刺眼的说法！在「法的权威」、「威严的判官」面前，「被压迫的大众」、「被榨取的工农」，你怎敢「抗命」？你怎敢「不迁徙」？赖和如此冷嘲热讽控诉法律、国家的不公，怎能不招来殖民警察查禁的命运。

台湾新文学之父

赖和的新诗、小说，显露强烈现实关怀，极具抗议硬颈精神。由此可见他引领的台湾新文学运动，从一开始就充满批判革新气息。新文学运动，不仅要与旧文学以及背后的守旧势力，划清界限，更要为社会受压迫者发声，揭露现实政经权势的狰狞面目。因此，无论是日本殖民者的高压统治、资本家对社会底层农工阶级的剥削，甚至是传统迂腐生活观念以及迷信对无知民众的压迫，全都要接受新文学运动的检视批判。

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展开，始于新旧文学之争。点起争议战火的，则是张我军（1902-1955）《糟糕的台湾文学界》。这篇文章，以笔名一郎发表，刊登在1924年11月21日的《台湾民报》。张我军讽刺责难当时盛行的「诗会」、「诗翁」、「诗伯」，带坏文学风气。这些旧文学诗人，「不是拿文学来做游戏、便是做器具用」。其中最可恨的，就是将文学「这神圣的艺术」，

降格降至于实用品之下、或拿来做沽名钓誉、或拿来做迎合势利之器具、而且自以为儒雅文、其实这种器具得来的名利、与用金钱得来的有何分别？实在有比用金钱做器具的老实人更可鄙可恨的！

张我军批评那些「沽名钓誉」、「迎合势利」的诗人，就只想靠着做诗，「时又有总督大人的赐茶、请做诗、时又有诗社来请吃酒做诗、既能印名于报上、又时或有赏赠之品」。张我军认为，要破除旧文学歪风，前进新文学殿堂，唯一途径，就是要以「世界为目标」，要跟得上「世界的文学」脚步。他期许有志于文学的青年：「1、多读关于文学原理和文学史的书。2、多读中外的好的文学作品（诗、戏曲、小说文等）」。这样才「可以明白文学是甚么、方不走入与文学不相关之途。也能知道文学的趋势、方不死守尸而不知改革」，同时也「可以养成丰富的思想、而磨炼表现的手段」。

在新旧文学争论里，赖和显然是站在新文学这边。1926年1月24日，赖和在《台湾民报》第89号，发表《读台日纸的『新旧文学之比较』》。赖和认为，「由来文学就是社会的缩影」。新文学的特点，在于揭露社会现实，抓紧「现社会待解决、项要紧、的问题」。

他用一贯的讽刺语调说，无视于社会现实，犹「能够满足地、优游自得、啸咏于青山绿水之间、醉歌于月白花香之下、怕只有旧文学家罢？唉！幸福的很！欣羡的很！」赖和特别在意底层劳动者的心声。他强调，「苦力也是人、也有灵感、他们的吶喊、不一定比较诗人们的呻吟、就没有价值」。至于旧文学一再坚持，要透过文以载道来护持礼教传统，赖和显然不屑一顾。他说：

文学自有其存在的价值和使命、不能把道德律、来范围其作品、来批判其价值、因为文学根本不是载道的东西（却能利用做宣传的工具然已失其真价）。

新旧的接近、不知谁被进化、现在的台湾虽尚黑暗、却也有一缕的光明可睹、若说到礼教文物的中华、那旧殿堂久已被、陈独秀的七十二生的大炮、所轰废了。

赖和虽然批判旧文学，但他也不是全然否定旧文学的价值。1930年10月，赖和在《现代生活》创刊号，发表《开头我们要明了地声明着》，其中提到：

旧文学自有她不可没的价值，不因为提唱新文学就被淘汰，那样会归淘汰的自没有用着反对的价值。我们是要输许些精神上的养分，配给那对文人文学受不到裨益，感不着兴趣的多数人们，亦是把旧文字来做工具，与说毁灭汉文是不同方面，要请爱护旧文学的宿儒先辈放心些。

赖和以新文学面貌出现之前，早在文坛以汉诗闻名。他经常在报纸发表诗词。1922至1923年间，也多次参加征词、征诗选拔，入选得名。他的同乡好友，也是《曙光》主编陈满盈，就曾赞许赖和：

平生惯作性灵诗。珠玉连篇不费思。艺苑但闻夸小说。世间毕竟少真知。

1894年，赖和出生于日本殖民台湾前一年，当时仍是大清治下。祖父以技艺弄钹，在民间治丧时，表演营生，乡里驰名。在遗稿《我的祖父》，赖和描述：

祖父本有学拳法，遂学弄钹，技成，遂闻名，近远各处争聘请，遂以成家，吾们后人得其余荫幸无冻馁。

父亲在耳濡目染之下，以道士为业。两代经济稳定，累积小康财富，晋升小地主阶级。承蒙父祖两辈照顾，赖和从小无需挂念三餐，得以入传统书房，又进日本公学校。既学汉文，又读日本书。

赖和十岁进公学校（1903）。十四岁入小逸堂（1907），拜黄倬其为师，精进汉学。十六岁考进台北医学校（1909）。毕业后，曾短暂在嘉义医院实习，也曾跨海至厦门鼓浪屿租借区博爱医院服务，最后才返回故里彰化开业行医。年少的汉学熏陶，使得赖和日后不论是在汉诗或白话文创作上，皆能游刃有余。赖和曾在自传体的《雕古董》（1930），这样形容自己：

懒先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懒先生是西医是现代人、不知是什么缘故、大概是遗传性的作祟罢！也有点遗老的气质、对汉学曾很用心过、提起汉学自然会使人联想到中国的精神文明、懒先生虽不似卫道家们时常悲世叹人、也似有倾向到精神文明去的所在、对现代人的物质生活、却不敢十分赞同，所以被人上了「圣人」一个尊号（假性）。

几年前曾在所谓骚坛之上、露过面目，对于做诗也受过老前辈的称许、但在别的一时候却很受到道学家们的非难、谓他侮辱圣贤、这又不知是什么缘故[……]

懒先生变了相、奇怪的依然是品方行正、没有什么可诛的事迹——里面的生活是不易看得出、笔者不敢保障——只是不再见他大做其诗、反而有时见其发表一篇两篇的白话小说。又且他无事时聊当消遣的玉梨魂、雪鸿泪史、定夷笔记、已由案头消失、重新排上的却是灰色马、工人绥惠洛夫、噫？无情、处女地等类的小说。

王诗琅在《赖懒云论》就曾评析：

他是一个极为认真的作家。每写一篇作品，他总是先用文言文写好，然后按照文言稿改写成白话文，再改成接近台湾话的文章。据说也有时反其道而行的。然而也因之他的作品也显得十分工整。

他虽也写些律诗绝句，但因这些诗颇近于白话文而饶有兴味。他之力求旧诗之易懂，当然也是他的一种有意识的努力。

赖和旧诗，题材繁复，数量达千余首，真叫人叹为观止。赖和藉汉诗，倡怀生命、时局、社会现实所感。体例虽旧，但内涵早已不是旧文学，而有新文学气息。赖和曾做《论诗》，评述诗的风情与应有坚持：

国风雅颂篇，大率皆言志。

所贵在天真，词华乃其次。

嘲笑及万物，刻划半游戏。

未用呕心肝，不妨闲拥鼻。

有时还自来，求之转不易。

无病作呻吟，易滋人谤议。

颂扬非本心，转为斯文累。

迫仄乾坤中，闲情堪托寄。

鞭策牛马身，此即自由地。

多少叹息声，几许伤心泪。

主权尚在我，挥洒可无忌。

门户勿傍人，各须立一帜。

梅花天地心，鸣凤人间瑞。

思想之结晶，文字为精粹。

类似想法，也可见于赖和晚年所写的《应社招集趣意书》（大约写于1939年）：

唉！诗的一道，很难穷极，以陶冶性情，啸吟风月，亦以比兴事物，歌颂功德，唱和应酬，讽咏时世。是文学上的精粹，思想上的结晶。虽然若吟失其情，咏失其事。不仅仅使诗失了价值，连做诗的自己亦丧其品格了。

请看，现在我们的彰化。文风不振，诗道萎靡，致使人心败坏，世风日下。那些人们，不是身耽声色，即便心迷利欲，把趋附认作识时务，把卖节当作达权变，是好久的了。当这时代，能独标劲节，超然自在，不同季世沉沦的，惟有真正诗人拉。

1918至1919年间，赖和在厦门行医时，感叹烟瘾者施打吗啡，写下《于同安见有结账幙于市上为人注射玛琲者趋之者更不断》：

人病犹可医，国病不可医。

国病资仁人，施济起垂危。

今无医国手，坐视罹疮痍。

禹域四百州，鸦片实离离。

无贤愚不肖，嗜毒甘如饴。

沈痼去死近，惘惘谁复知。

又嫌费吐吞，倩人注射之。

受毒日以深，转喜得便宜。

四体针既遍，症结成蛇皮。

受者滋感悦，我泪滂沱垂。

作俑而有后，天道益堪疑。

1924年，赖和更在《台湾民报》发表长篇七古《阿芙蓉》，讲述鸦片叩关入清，「伤心举国尽成风。言者叹息椎心胸」。赖和在诗中，细述鸦片战败以来，清国无力抗拒烟毒，台湾亦无法置身事外。台湾殖民易帜后，民政长官后藤新平（1857-1929），表面高举鸦片渐禁政策，实际却藉鸦片管制与专卖，大量挹注总督府财税收入。不仅如此，更因此造成鸦片黑市，无照吸食者，沦为警察法律搜捕对象。《阿芙蓉》后半段，写来既讽刺又感叹：

竖子无知难谋国。三军屡败胆摧落。厚币甘为城下盟。天津和议竟成约。从此输来更自由。芙蓉城主百无忧。恶习难除偏易播。迷蒙毒雾锁神州。神州之广犹不足。台湾沾染更成俗。却忆前年割让时。曾将处置苦当局。畴司民政日后藤。创成良策世称能。非止渐禁民忘苦。政府财源亦倍增。余毒沈沦多黑籍。愚民密吸翻成癖。或遇侦查破案时。鬼薪株送累千百。

赖和汉诗，感怀历史时事，也悲恸社会底层人物辛酸。他为人谦忡，遇有经济困难患者，经常不收诊金药钱。乡里甚至称许为「彰化妈祖」。赖和曾诊治一位少妇，从小就是童养媳。丈夫早逝，几度想要殉死，夫家又要她改嫁，幸好义父收留，自食其力维生。可惜22岁时，就因肺结核离世。赖和感慨万分，特地做诗《咏贞妇王氏香》纪念。其中讲到王氏病重，形骨消瘦，仍然情深意重，坚持志节，读来不胜欷嘘：

如柴病骨冷于冰，生不逢辰敢怨憎。零落铅华慵对镜，萧条刀尺伴寒灯。藁砧山下情犹在，椿树堂前死未能。今日北坵一坯土，杜鹃声里血犹凝。

赖和不仅做诗，还将王香的故事，写成短文：

香夫施姓，理发匠也，其母养香为苗媳，少共起居，故爱情浓厚，成婚后举一子不育，其后四年，夫亦以痨瘵不起，香痛之甚，屡欲殉死，以翁在不果。期年后翁欲醮之，不从，遂失翁欢，寄居于谊父处，仰十指以自活。大好芳年，孤灯伴夜伤如之何？越二载亦以瘵卒，享年二十有二。

邑之士夫义之，方其葬也偕来执绋，然亦有仪之者，向使天假之以年，吾固不能必其能否以节终，人谓天夺其寿，吾谓天实与以名矣。其病也，吾曾视之，其没也，吾曾临之。吾问世多年，视人之疾之死也屡矣，初未有惨怛若此之甚者，今若此亦异矣，乃为诗吊之。

赖和的确是叙事高手。极简段落，就将人物情事，依照时序，徐徐道来。加上他的笔触温润，又不时带着感伤语调，能将主角屡次不幸遭遇，层层堆栈，累积读者心中悲悯情绪，促发共鸣。

赖和后来的新文学作品，无论是新诗、小说，或杂文，都有类似叙事特点，可以很快捉住读者目光，触动心弦。不仅如此，赖和之所以能够一跃成为新文学文坛盟主，在于他能将这些社会底层的悲惨故事，深置于更大视野的殖民统治、资本经济、文明启蒙等叙事脉络里，显露小人物身不由己、频遭压迫的困顿窘境与悲愤无奈。

殖民批判

赖和新旧文学兼备，咏诗撰文，经常以时事选题，高举自由、平等、正义公理，控诉现实社会里官权、警察、法律的不公。在尚未以新文学体例发表作品之前，赖和就已经有几首汉诗，展现批判气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殖民地民族自决运动，风起云涌。赖和就曾以《自由花》为题，向往自由、平等理念，隐喻摆脱日本殖民束缚，实现日台平等，争取汉族荣光：

自由花蕋正萌芽，

风要扶持日要遮。

好共西方平等树，

放开廿纪大光华。

1921年，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台湾文化协会，相继发起。赖和躬逢其时，也投身参与。台中雾峰仕绅林献堂（1881-1956），同时也是文化协会总理，经常为争取台湾人自由平等而赴日奔走。赖和在《送林献堂先生之东京》，表彰林献堂辛勤奉献，也期许台湾人应有所觉醒：

破除阶级思平等，

挣脱强权始自由。

欲替同胞谋幸福，

也应悟到死方休。

然而，这些争取自由平等的社会运动，在殖民者总督府眼里，都是破坏社会秩序、扰乱治安的不法行径。唯有严密监控，依法惩治，才能维护法的尊严。1923年12月16日，总督府警务局发动全台大逮捕行动，将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重要成员，一网打尽，史称治警事件。赖和受到波及，首次成为狱中囚。1924年1月7日，赖和以不起诉处分，重获自由。

年近三十的赖和，抱着德不孤必有邻的乐观心情，颇为从容面对囚禁困局。他自嘲：「室中坐卧日优游，觉不自由亦自由。倘得熏香红袖侍，转疑清福几生修」（《囚系台中银水殿》）。在另一首《系台北监狱》，赖和细腻道出狱中心情：

功疑惟重罪疑轻，敕法何尝喜得情。

今日侧身撄乳虎，糊模身世始分明。

幽囚身是自由身，尺蠖闻雷屈亦伸。

我向铁窗三日坐，心同面壁九年人。

未能屋里见青天，盆底何知日皎然。

只爱殷勤墙上月，穿窗特地伴孤眠。

微蟁破梦作雷鸣，吮血应嫌太瘦生。

只有此心犹跃跃，倚床爱听暮笳声。

日色无光云翳侵，铁栏深锁昼沉沉。

邻监忽地书声响，似向幽冥听福音。

突如其来的牢狱之灾，反倒使赖和以及事件狱友，顿时成为全台瞩目焦点：「一死原知未可轻，吾身不合此间生。如何几日无聊里，已传人间志士名」（《囚系台中银水殿》）。出狱时，群众集会，热烈欢迎。「谁知到处人争看，反似沙场战胜归」（《出狱归家》）。治警事件，官权民间颠倒看，十足显现殖民时期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对立矛盾。

这次短暂囚禁，使赖和深深体会到，警察法律的压迫与自由正义的珍贵。在未刊遗稿里，有一篇名为《阿四》的小说。主角阿四，应该就是赖和自己。文章一开始提到，阿四自医学校毕业后，就在医院工作。从那时起，他就深感日台不平等对待。后来，他辞掉医院工作，回到家乡开业，面对的却是接二连三繁琐的法律规定，处处压着他喘不过气来：

谁想开业以后，不自由反更多，什么医师法、药品取缔规则、传染病法规、阿片取缔规则、度量衡规则，处处都有法律的干涉，时时要和警吏周旋。他觉得他的身边不时有法律的眼睛在注视他，他不平极了，什么人们的自由？竟被这无有意义的文字所剥夺呢？但是他空晓得不平，只想不出解脱的方法来。

直到阿四从日本归来的留学生那里，听到当世自由解放思潮，这才恍然大悟，转而成为「热心的社会运动者」，到处讲演，希望谋求民众幸福，启蒙民智，提振大众文化。1923年12月16日，阿四成为治警事件的受难者。赖和详细记载当天情景：

太阳犹在地平线之下，大地尚在黑暗之中，阿四医馆的门前忽来一队警官，把前后门守住，始敲门进去，没有提示检察的搜索令状，也不管阿四承错不承错，便把家宅搜索起来，搜到近午，搜出二张贺年信片，三张议会请愿的趣意书认为是重要书类，和同阿四一起，被带到郡衙所去。阿四的家族，不知是犯着什么罪过，一时慌张起来，同时屋里也堆满了慰问的人，暂时之后，由人们的传说，才晓得同时被搜查的有四处，同时热心社会运动的人，始少宽心，已明白不是为自己个人的事，一到下午，并知不是限于一地方，是亘乎台湾全土，一时被检举，共有三十余人。

经过这次事件，阿四体认到，「司法当局受到权力的左右，已不能保持法的尊严了」。

阿四受到这次压迫，对于支配者便非常憎恶。把关联于他们的事务，一律辞掉，决意也不和他们协作。觉得此后的压迫一定加倍横虐，前途阻碍更多。但他并不因此灰心退缩，还是向着唯一光明之路前进。

自此以后，阿四也就是赖和自己，更加想要借着讲演、发表文章，为那些「生路将被断绝，正在走投无路，叫天不应，忧伤、恐惧、怨愤、交并一心，苦于无法自救」的民众，抒发他们的痛苦，控诉官权法律对他们的迫害。赖和的新文学、抗议批判文学，由此展开。

1925年10月，彰化爆发二林事件。全台第一个成立的蔗农组合，抗议林本源制糖会社贱价收购甘蔗，拒绝采收。会社协同警察，欲入蔗园强制采收，引发蔗农与警察冲突。事件发生后，警察大规模逮捕。蔗农组合干部以及相关人等，大约八九十名，尽皆入狱。当时《台湾民报》，持续追踪报导。有一则新闻这样写着：

此件事发生了后的犯人检举、宛然如施戒严令一样的、索查犯人、一概在夜半十二时后、待就寝安眠后、引率一小队的警官、包围农家、大声呼号、敲门推扉而入、闺房也无警告就侵入、唤起就缚、其妻子或其兄妹、捧衣劝穿、也被打骂种々凌辱无所不做、怨言愤语、无处不闻、一时成了闇黑时代、连夜在蔗畑露天坐卧、战栗而不敢归家者很多、

在二林分室受拷问者不少、或由鼻孔、口腔灌了九洋杯的冷水、数次至人事不省者有四五名、雕龙虾、或用竹挟其两足、使其跪在砖上、又其竹上载以两人、其残酷实难堪形容、如此、虐刑肉体、以致一时失神晕倒的拷问法、然而究竟完全与该事件无关虽得无罪放免归来、而身体已伤痛难堪了。

面对二林事件警察的「横逆、摧残、压迫」，赖和悲愤不已，于是在《台湾民报》发表他的第一篇新诗，《觉悟的牺牲（寄二林的同志）》：

一
觉悟下的牺牲、
觉悟地提供了牺牲、
唉！这是多么难能！
牠们诚实的接受、
使这不用酬报的牺牲、
转得有多大的光荣！

二
弱者的哀求、
所得到的赏赐、
只是横逆、摧残、压迫，
弱者的劳力、
所得到的报酬、
就是嘲笑、谪骂、诘责。

三
使我们汗有得流、
使我们血有处滴、
这就是说──强者们！
慈善同情的发露、
怜悯惠赐的恩泽、

四
哭声与眼泪、比不得、
激动的空气、泻涧的流泉、
究竟亦终于无用。
风是会静、泉是会干、
虽说最后的生命、
算来亦不值钱。

五
可是觉悟的牺牲、
本无须什么报酬、
失掉了不值钱的生命、
还有什么忧愁？

六
因为不值钱的东西、
非以能坚决地掷去、
有如不堪驶的渡船、
只当做射击的标志。

七  
我们只是行尸、
肥々腻々！留待与、
虎狼鹰犬充饥。

八
唉！这觉悟的牺牲、
多么难能、多么光荣！
我听到了这回消息、
忽充满了满腹的愤怒不平、
无奈惨痛横逆的环境、
可不许尽情地痛哭一声！
只背着眼睁々的人们、
把我无男性眼泪偷滴！

九
唉！觉悟的牺牲、
觉悟地提供了牺牲、
我的弱者的鬪士们、
这是多么难能！
这是多么光荣！

《觉悟的牺牲》，写于1925年11月13日。不到一个月，12月4日，赖和紧接着完成著名小说《一杆『秤仔』》。1926年2月，分两次刊载在《台湾民报》。这两部作品，创作时间相近，彼此呼应。只有互相参详，才能真正了解赖和本意。

《一杆『秤仔』》的主角秦得参，名字用台语发音，谐音类似真的惨。秦得参家境贫困，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结婚后，生了两个小孩，没有固定工作。岁末之际，批了生菜到市场贩买。面对巡警大人，却不懂孝敬礼数。借来的秤仔，遭巡警借故折断，还以违反度量衡规则，送衙门法办。在秦得参看来，衙门与法律、法官与巡警，都是同属一伙的压迫者：

因为巡警们、专在搜索小民的细故、来做他们的成绩、犯罪的事件、发见得多、他们的高升就快。所以无中生有的事故、含冤莫诉的人们、向来是不胜枚举。什么通行取缔、道路规则、饮食物规则、行旅法规、度量衡规纪、举凡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通在法的干涉、取缔范围中。

类似对警察、法律的控诉，也见于1929年发表的《蛇先生》。蛇先生以捕青蛙为业，经常遇上毒蛇，因而有了治愈蛇毒秘方。但蛇先生并非「法律认定的医生」，所以在法律、警察官厅眼里，反倒成为罪犯。于是赖和藉此讽刺法律：

法律！啊！这是一句真可珍重的话、不知在什么时候？是谁个人创造出来？实在是很有益的发明、所以直到现在还保有专卖的特权。

世间总算有了牠、人们才不敢非为、有钱人始免被盗的危险、贫穷的人也才能安分地忍着饿待死。因为法律是不可侵犯、凡牠所规定的条例、牠权威的所及、一切人类皆要遵守奉行、不然就是犯法、应受相当的刑罚、轻者监禁重则死刑、这是保持法的尊严、所必须的手段、恐法律一旦失去权威、牠的特权所有者——就是靠牠吃饭的人、准会饿死、所以从不曾放松过。

像这样法律对于牠的特权所有者、是有很利益、若让一般人民于法律之外有自由、或者对法律本身有疑问、于他们的利益上便觉有不十分完全、所以把人类的一切行为、甚至不可见的思想、也用神圣的法律来干涉取缔、人类的日常生活、饮食起居、也须在法律容许中、纔保无事。

秦得参违反度量衡规则，最后经法官判处罚金三块钱。这对贫穷的秦得参来说，简直是天大的数目。法官说，没钱缴，就坐三天牢。他本想关三天就算了，没想到妻子还是想办法筹钱缴纳，一家人才能围炉吃年夜饭。当晚，秦得参悲哀莫名，叹息着：

 「人不像个人、畜生、谁愿意做。这是什么世间。活着倒不若死了快乐。」他喃々地独语着、忽又回忆到她母亲死时、快乐的容貌。她已怀抱着最后的觉悟。

元旦、参的家里、忽哗然发生一阵、呌喊、哀鸣、啼哭。随后、又听着说、「什么都没有吗？」「只『银纸』（冥镪）备办在、别的什么都没有。」

同时、市上亦盛传着、一个夜巡的警吏、被杀在道上。

原来，秦得参「最后的觉悟」，居然是摸黑杀了巡警，然后自杀。究竟是怎样的「横逆、摧残、压迫」，又是怎样的「嘲笑、谪骂、诘责」，才会导致这样的结局？

对秦得参的妻子来说，除了「哭声与眼泪」、还有「呌喊、哀鸣、啼哭」之外，还能是什么呢？但是，秦得参在杀了巡警要自杀时，他脸上说不定正挂着「快乐的容貌」呢！

就像赖和在《觉悟的牺牲》提到，既然都已经一无所有，既然生命都已经不值钱了，「失掉了不值钱的生命、还有什么忧愁？」就像秦得参喃喃自语所说的：「人不像个人、畜生、谁愿意做。这是什么世间。活着倒不若死了快乐」。

秦得参的自杀，无论是对他自己，或是对受压迫的弱者而言，他们觉悟到要牺牲自己早已不值钱的生命，去面对「虎狼鹰犬」的嗜血与警察法律的横逆，从那一时刻起，他们就已经蜕变成为勇敢无敌的「斗士」。所以赖和才会说：「这是多么难能！这是多么光荣！」

1930年10月27日，雾社事件爆发。雾社的泰雅族（现已更名为赛德克族），在日本警察长期凌辱之下，终于忍无可忍，在雾社公学校举办运动会之际，将在场日本人，总计134名，无论男女老幼，尽皆屠杀，撼动全台。总督府决定调动军队，围剿报复。雾社族人，历经惨烈战斗，人口原本1200人，最后只剩298人。想不到赖和五年前提到《觉悟的牺牲》，居然预言成真。

1931年4月25日、5月2日，赖和以笔名安都生，在《台湾新民报》发表《南国哀歌》，悲怆雾社觉悟的牺牲者。赖和开场便写道：

所有的战士已都死去、
只残存些妇女小儿、
这天大的奇变、
谁敢说是起于一时。

人们所最珍重莫如生命、
未尝有人敢自看轻、
这一举会使种族灭亡、
在他们当然早就看明、
但终于觉悟地走向灭亡、
这原因就不容妄测。

赖和写着写着，情绪越来越悲愤，越来越激动，终究逃不掉殖民警察的出版检查。结果是《曙光》又再次消失，版面又再次被开了天窗。所幸遗稿中，仍然保留那些觉悟了的文字，使后世得以一窥那群战士的勇敢牺牲：

兄弟们！来—来！

来和他们一拚！

凭我们有这一身，
我们有这双腕，
休怕他毒气、机关枪！
休怕他飞机、爆裂弹！
来！和他们一拚！

兄弟们！

凭这一身！
凭这双腕！

兄弟们到这样时候，

还有我们生的乐趣？

生的粮食尽管丰富，
容得我们自由猎取？

已辟农场已筑家室，
容得我们耕种居住？
刀枪是生活上必需的器具，
现在我们有取得的自由无？

劳动总说是神圣之事，
就是牛也只能这样驱使，
任打任踢也只自忍痛，
看我们现在，比狗还输！

我们妇女竟是消遣品，
随他们任意侮弄蹂躏，
那一个儿童不天真可爱，
凶恶的他们忍相虐待，
数一数我们所受痛苦，
谁都会感到无限悲哀！

兄弟们来！来！
舍此一身和他一拚！
我们处在这样环境，
只是偷生有什么路用
眼前的幸福虽享不到，
也须为着子孙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