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现代中国各党派中，对于香港在革命、建设和国家全局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认识得最早、最深刻，也实践得最早、最成功。这种认识和实践，形成于土地革命时期，成熟于抗 日战争时期。今年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我们讨论中国共产党对香港特殊地位作用的认识与实践，很有意义，也是一种特别的纪念方式。

本文以抗日战争为主线， 对香港在全国抗战中的地位作用，做个简短的回顾和梳理。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抗战初期，1937年7月到1941年12月香港沦陷 前。1937年10月初，毛泽东在延安与廖承志彻夜长谈，他说：

按照毛泽东谈话精神，廖承志明确了，中央要他利用香港的特殊条件完成三大任务：一是向海外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主张和政策；二是把海外华侨 及各国朋友提供的支援物资送到各抗日根据地；三是搜集国际最 新动态情况供中共中央领导人参考。

经周恩来秘密来港商英国大使同意，廖承志为主任的八路军香港办事处1938年1月在港成立，公开名称是“粵华公司”，位于现在的皇后大道 中18号新世界大厦。后来宋庆龄为主席的“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也在这里。

在香港一次内部会上，廖承志讲了一段话，反映了中共对香港特殊性的认识，堪称“入骨入肉”。 他指出，“香港为远东航运的中转站，地理位置极其重要，被誉为‘东方明珠’；也是我国通往东南亚、亚非和西方世界的窗口，既可作为桥头堡、气象台，又是抗日的前哨据点。

因此，中央决定利用香港的有利条件，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争取国际友好人士、广大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支援 抗日”。正因有此深刻认识，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非常出色，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性，很好地完成了中央明确的三大任务。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香港成为抗战最重要的海外文宣重镇

随着上海、南京、武汉、长沙先后沦陷，大批抗 日进步人士陆续来到香港，包括国民政府、军界抗日领袖、文化名人。“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有意将一批进步文化人转移到香港。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做了大量团结、引导的工作，帮助他们办刊物、发表文章或谈话，安排演出、展陈或出版作品等，还创办《华商报》宣传中共抗日主张。

香港一时成了群英荟萃、名扬海内外的抗日文宣大营。仅看当时旅居香港的政军界和文化人士名 单，就可观其阵容、声势和影响。主要有：

二是，香港成为敌后抗日战场争取国际援助的主渠道

香港是抗战初期中国抗战事业联系海 外的唯一通道，中国共产党为艰苦卓绝的敌后抗日战场争取国际援助，主要通过香港。而其他国际援助物资，包括苏联的援助都是支持国民党的抗日正面战场。各种史料证明，八路军香港办事处通过桂林办事处等渠道，将香港募集的国际援助都辗转到了延安，有力地支持了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力量和敌后抗日根据地。

当时英国对日本侵华战争和中国抗战的态度非常暧昧，对在香港的抗日活动采取两面政策， 一方面同意八路军、新四军在港设立办事处，港督还参加了 “保盟”发起的“一碗粥”募捐运动； 另一方面又限制八路军办事处在香港进行的抗日活动，并一度查封了办事处。1939年3月11日 清晨，港英侦探突然包围了 “粵华公司”，逮捕了连贯等五人，还诡称他们不知道“粵华公司”是八路军香港办事处。经周恩来在重庆与卡尔逊将军反复交涉，港英当局才将连贯等人释放。

这个时期香港抗日活动的重要背景，就是国民党从正面战场撤退以后，整个华南地区也同华北、华东一样，成了敌后战场，而在华南坚持敌后抗战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 即包括曾生将军为司令员的东江纵队在内的华南抗日纵队。华南抗日纵队在敌后抗日斗争的地位和作用，从两个历史文献可见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 抗战初期即香港沦陷以前，作为中国人民在华南 坚持抗战的武装力量之一，东江纵队的抗战活动从不涉足、也不借道香港。

第二阶段，香港沦陷即所谓日据时期，1941 年12月到1945年8月。在这三年零八个月中， 唯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香港坚持抗 战。主要是一直在华南坚持抗战的东江纵队，组建了港九独立大队，毅然跨过罗湖河，进入香港， 与曰本占领军殊死抵抗，直到日本投降。

这期间， 国民党军队早就撤出华南。日军1945年12月8 日渡过深圳河，侵入香港时，国民政府也没有出兵香港的打算。英国守军只抵抗了18天，12月25日下午，港督就举着白旗，乘船从港岛到对面 位于九龙的半岛酒店（当时日军总部），投降了。 史料披露，港督投降是请示了英国首相同意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 深入香港的日军占领区，在香港同胞支持、配合、 帮助下同日寇浴血奋战，深受香港各界和市民拥戴欢迎，英雄事迹可歌可泣。这里只讲两件事：

一是秘密大营救

这是中国抗战史上绝无仅 有的大城市沦陷中的突围壮举。抗战以来，平津、 上海、南京、武汉、长沙、广州先后沦陷或失守，都没有相应的“突围”或营救。有研究认为，香港秘密大营救是中华民族反抗日军侵略的一种独特的手段、特殊的表现形式，是中国抗战史上重要的、瑰丽的篇章。中共无疑在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主要靠两支精干或隐蔽的队伍：一支是中共在土地革 命时期建立的以香港为总站的华南秘密交通线；一支是全面抗战以来就活跃在华南、坚持敌后抗战的 东江纵队。

另外，此次香港营救形式多样，无论武装突围、抢救、营救，还是自行撤离，都是当时在 港华人整体的对日不合作行动，被营救人士，除了上述抗战以来陆续聚居香港的国共两党政军要员、进步文化人士和英美将士及其眷属等近千人外，还有数十万“难民”。

抗战史研究证实，无论国民党人还是共产党人，都没有在这件事中互相拆台和制 造障碍，而是彼此配合、高度默契、相互支援。就是协助偷渡的“烂仔”、帮会（如杜月笙帮会）、“水客”和“山大王”（土匪），也不同程度地参与或 协助了营救。国难当头、国人蒙难，在港或不在港的中国人表现出空前团结，体现了伟大的民族精神。

二是为盟军提供情报

美英两个军界知名人士， 美国飞虎队队长陈纳德将军和英军服务团团长赖特上校，都曾对东江纵队及其所属港九大队提供的情报，给予高度评价。战后，英国政府也因此给予时 任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国际联络组负责人、英文翻译的黄作梅较高礼遇，邀请他参加了伦敦胜利大游行。经毛泽东批准，黄作梅接受了英皇帝国勋章。

此外，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即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周恩来就指示廖承志和乔冠华，跟英军总司令进行过秘密谈判。从现在已公开的资料看，那次谈判的内容就是中共愿意跟英军合作，共同抗击可能入侵香港的日军。英国人不接受中共的建议。据分析，英国当时有两个考虑：第一，不相信中共的判断，认为日本不会打美英；第二， 碍于与国民党的关系，不敢和共产党走得太近。香港失去了一次中英合作共同抗日的机会。

第三阶段，抗战胜利后到内战爆发前，也叫 战后初期。战胜国各方对香港地位的态度都有变 化。国民政府要求英国归还香港，遭英拒绝。美国先是支持中国收回香港，麦克阿瑟将军命令， 北纬36度以上地区包括香港，由中国战区长官 受降，后又转为支持英国拒还香港，将香港划出 中国战区。这里主要谈谈中国共产党处理香港问 题的变化。

日本宣布投降不久，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提出了 “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八字方针。 朱德电令华南抗日纵队包括东江纵队，就地受降。 周恩来电令中共广东区委，港九、汕头、广州等 大城市不要勉强去打，但可能取得武装时必须取之。东江纵队及其所属港九独立大队火速行动，到了1945年8月底，已控制了占香港90%以上面积的新界全境和九龙大部分地区，还解放了邻近香港的沙头角、深圳等地。当时，蒋介石派来受降的张发奎的部队还在广西；英国派来受降的 夏悫将军也还在菲律宾，英军紧急从緬甸调派了 300名官兵乘一舰在九龙登陆，兵力不足接管香 港，其主力远在欧洲。

然而，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就是蒋介石准备发动内战，对中共在敌后抗日战场建立的华北、 华东、华南根据地全面进攻。他又不得不三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实际上是为他调动兵力赢得时间，因为国民党军队主力基本上在大西南。史料披露，蒋介石提出收回香港的要求，终因有求于 美英支援其打内战而放弃了。英军也不理会蒋所谓“授权”而于9月16日在香港受降，那时已在临近香港的宝安集结的“国军”，根本没有收复香港的意图，而是紧密部署围剿中共在华南的 武装力量。

面对严峻形势，毛泽东做了一个重要决定， 就是实施“黑了南方有北方”战略。这是他在土地革命时期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提出的。就在1945年8月23日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赴重庆谈判的前一天晚上，中央决定，让出华南地区包括香港。随后在重庆谈判协议中，将广东包括香港，列为我军让出的第一批地区之一。

与此同时，对香港整体战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做出了重大决策：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 求。1946年12月，毛泽东在延安会见三位西方记者，回答中国共产党对香港态度的提问时，讲了一段话，有三层意思：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最早的关于中共暂不收回香港这一重大战略决策的正式表述。同时做出两个重要部署：一是港九独立大队撤出香港，让英国继续统治；二是向英方争取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合法地位，主要是同意总部在陕甘宁边区的新华社在香港设立分社（现在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的前身）。

当时英军要求与中共代表谈判，请港九独立大队推迟撤出香港。关于中共与港英这次秘密谈判的史料，正陆续披露。有一点比较肯定，就是中共广东区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派代表与港 英当局进行了谈判，时间在1945年9月和10月间。

从1945年10月9日广东区委电报中共中央， 汇报谈判的初步结果看，这次秘密谈判是有积极成果的：

对新华社香港分社这个在建国后长期使用新闻机构名称的中国政府代表机构，战后初期在香 港成立的过程初步研究，发现当时英方对给中共在港合法地位是有顾虑的。他们最初的回复是，新华社可在香港设立分社，但须有重庆的中国中央政府出具的证明。这是“端着明白装糊涂”，当时内战已全面爆发，重庆是不会出此证明的。

后来，英国改变了立场，马上通过港督的代表联系中共驻港代表，表示只要有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证明就可以成立分社，这样便取得了突破。当时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是林伯渠，新华社延安总社 社长是廖承志，他们具函港督，证明乔冠华是获新华社总社的授权在香港成立分社的。新华社香港分社于1947年5月发出了第一份新闻稿。时值解放战争后期，在建立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新华社香港分社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主要参加了以下重要活动：

一是，创办设在香港屯门的达德书院

从 1946年10月成立到1949年2月被港英关闭，书院前后运作了两年多，培养了大批建立新中国急需的统战干部。达德书院是中国共产党利用港英在中国内战背景下，对国共采取两面政策，如多次拒绝国民政府提出的驱逐中共党员和左翼民主 人士的要求等，在香港与民主党派合作建立的一所新型民主大学。

书院由周恩来、董必武指导创办，以自由研究精神为办学宗旨，以广义爱国、和平民主、科学进步、人本自由、集体互助为教育方针。何香凝、郭沫若、乔冠华、茅盾、曹禺、 邓初民，侯外卢、沈志远、千家驹、许涤新、黄药眠、胡绳、钟敬文、翦伯赞等知名学者，都曾在书院任教。书院校舍原是抗日名将蔡廷锴的泷 江别墅。2004年3月，香港特区政府将达德书院 列为法定古迹，也是目前香港唯一与共产党活动 有关的文物保护单位。

二是，作为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主体的八大民主党派，是在香港宣布愿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召开新政协、建立新中国的

由于国民党反动政权在国统区加紧 迫害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到1947年年底，除 了 “民建”和九三学社的中央仍留在内地坚持地 下斗争外，“民革” “民盟” “民进” “农工党” “致公党” “台盟”等主要民主党派的中央和主要领 导人，已聚集香港。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 央发出“五一口号”，提出召开新政协、建立新中国。5月1日毛泽东致函在香港的“民革”主席李济深、“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就新政协 召开的时间、地点、参会党派等征求他们的意见，并提议三党发表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新华社香港 分社、华商报等中共在港公开机构，积极开展统 战工作，成效显著，主要民主党派政党都以发表 声明或谈话作出上述宣布。此时的香港，成了全国“新政协运动”的中心。

三是，组织“秘密北上”

按照周恩来的部署，新华社香港分社、华商报等工作人员，以文化机构负责人或文化人的身份联络、带队，避开港英和国民党特务的监视、跟踪，安排上述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秘密北上，参加新政协。从1948年8月到1949年9月，秘密北上20多批、1000多名人士，其中350多名是民主人士。先头几批到了东北，以后几批到了天津、西柏坡，最后在北平汇合。秘密北上人士中有119人出席了 奠基建国大业的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接近全体政协代表的20%。

这期间还有件事值得一提。1948年12月，解 放战争三大战役结束，港英当局非常紧张，整个西 方和香港的政商界也弥漫了恐慌情绪，担心解放军过了长江、打到广东就会解放香港。这时候香港《文 汇报》和《大公报》发表了两篇著名的社论。1949年2月9日，《文汇报》社论《新中国与香港》指出：中国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迄目前为止，没有一言一动牵涉到香港，或在理论上将香 港如四大家族一样，列为清算对象，可见假想中的 安全威胁决不来自中国人民的胜利。

2月17日，《大公报》社论《乐观香港前途》说：“事实上，香港的地位并无什么危险，它的前途不如一些人所想象那么悲观。第一，中英关系一向不错”；“第二， 中国新政权并无盲目排外的征象”。“展望未来， 香港应该与中国大陆建立良好的联系，尽量发挥 其物资集散交通衔接作用，使香港得到真正合理 的繁荣”。

这两篇社论的根据，就是1949年1月19日中 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的《关 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按照这个指示，香港问题是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之一，必须取消，但又属于“解 决时机尚未成熟者”，因此，“不可急于去解决”。

我们认真地回顾这段历史，是想探讨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对香港为什么实行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方针政策，它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什么？答案就是：香港在中国革命的全局中，具有内地任何地方或城市都没有的特点或优势。无论是抗战期间的正面战场、敌后根据地，还是解 放战争时期的国统区、解放区，都不能、也无法替代香港在革命全局中的独特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