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三条“学位分学士、硕士、博士三级”的规定，如果答辩顺利，法学博士应该是我这辈子所能拿到的最后一个学位了，水木清华也可能是我这辈子驻足徜徉（或“赖着不走”）时间最长的校园了。论文没有写完，盼着早点写完；答辩没有开始，盼着早点答辩。但等到毕业钟声快要响起，心底却对校园和课堂充满了留恋。你说这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么，对待各位严师，“纵然虐我千百遍，我却待他如初恋”？你说这是“吃饱了撑的”么，让你走、赶你走、还不走，“贱人就是矫情”！都不是。因为读了二十多年的书，无论身在何方、身处何位，骨子里还是觉得自己是个读书人，还保有一点理想主义的情结和经世致用的抱负，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大学校园始终兹兹在念、不舍不离。曾任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的博尔赫斯说，如果有天堂，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借用一下大师的话，我想说，如果有天堂，天堂就应该是大学校园的模样。

从七岁入小学启蒙到三十二岁博士论文答辩，二十五年间大多数的人生岁月，不是在读书，就是在为了读书而考试。从朝阳小学、建湖中学，到华东政法、中国政法，再到香港大学、清华大学，辗转四地求学；从中考、高考、研考、博考，到雅思、托福，再到公考、司考，身经百场考试。回想起来，不觉心酸——人生竟然是可以用考试来刻度和标尺的。我天生是个不爱考试的人，因为不喜欢把有限的时间用来记忆有限的知识，更愿意自由地探索、肆意地发挥；因为每次考试特别是大考之前，总有一段被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光——考试永远是一场考生与考官之间信息不对称、力量不对等的战争，明知必输无疑，却不得不勉力前行。为了能够读自己喜欢的书，却不得不去读自己不喜欢的书、准备自己不喜欢的考试——宿命也好，悖论也罢，这是绝大多数中国学生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所以四年前，我坐在六教考场里，在奋笔疾书宪法学论述题“论全国人大常委会之宪法监督”的空隙，突然脑子短路，看着窗外飞舞的雪花发起了呆——我想起了过去二十几年考过的那些试，以及一起考过试的那些人，并默默对自己说：哥们，这次要是考不上，咱明年就不考了；书就算读到头了吧，这辈子再也不考试了。感谢导师王振民教授，一个月后，他不仅实现了我读博的梦想，同时也成为我此生考试生涯的“终结者”和“拯救者”。

虽然对考试心怀芥蒂，但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在法治尚未彰显、人治遗毒犹存、至今尚未完全实现现代宪法转型的国家，考试仍是最公平的选拔手段之一，也是绝大多数国人改变命运、实现梦想的合法“捷径”。对于一个出生苏北小城的普通家庭，资质并不出众的青年，如果没有考试这一公平竞争的平台，也不可能一路跌跌撞撞，朝着自己的梦想一路前行——我们既是考试的受害者，也是考试的受益者。

其实心里也明白，我们可以告别的是校园，不可以告别的是生活；可以终结的是书面的考试，不得不面对的是人生的考试。书面的考试可以补考，就连高考还可以复读，再不济还可以到布鲁福莱大学(Bluefly:蓝翔)最好的专业学挖掘机。但人生的考试却往往只有一次机会。选对了路，那就是对了，终生受益；做错了事，那就是错了，没有借口。社会比不得校园，不会催着你奋进；老板比不得老师，不会等着你成长。人生是一个更大的“课堂”和“考场”，你或许看不到上课的老师，但生命中遇到的每个人都可能是你的老师；你或许看不到竞争的对手，因为你最大的对手其实就是自己。

作为1982年宪法的同龄人，有幸成为宪法学专业的博士生，并与宪法一同身处这个泱泱大国波澜壮阔的改革进程。虽是大国小民、不喑世事，但也或远或近、或深或浅，亲身经历了价格闯关、市场经济、国企改制、港澳回归、高考扩招、中国入世、SARS危机、金融危机、打虎灭蝇、法治勃兴等诸多“大事”——你和我都深深镶嵌在这个世界中，无论是一字千金的宪法文本，还是大时代下的小人物，都不可避免地会与国家的发展纵横交错、与社会的脉动杂糅相间，挣脱不了。跟随王振民老师研读几年宪法后，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宪法作为国家的底线和全民的共识，既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也是人民命运的晴雨书。如果说，现行宪法于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的四次修改，是宪法主动抑或是被动应对纷繁复杂的中国国情和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对改革开放这一国家“大考”交出的答卷。那么，于小小的我而言，这些年除了应付那些书面的考试，不也是人在旅途、摸摸索索、爬沟过坎么？经历无知的懵懂、青春的冲动、年少的轻狂、棱角的打磨，不也在努力向人生的一次次考试交出自认为满意的答卷么？

所以啊，“考试”就是人生的宿命，如影随形。面对一个接一个的“考试”，不得不逼着自己快快长大、成熟，然后老成、持重甚至圆滑、世故。但内心深处总有一个声音在提醒自己：亲，不要走得太快了，总得要让灵魂跟上你的脚步。所以，夜深人静时，有时也会扪心自问：究竟是现实在支撑你的梦想，还是应该用你的梦想去引领现实？你所期待的究竟是什么？仅仅是丰厚的薪水、轻松的工作、小康的生活、美满的家庭么？难道除此之外，你不希望这个社会更加公正一些，这个国家更加文明一些，这个世界更加和平一些吗？

说起这些“高大上”的梦想是不是有点可笑？或许吧，用古话说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用白话说其实就是“挣着卖白菜的钱，操着卖白粉的心”，妥妥的“地命海心”（“吃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但是，匆匆与生活讲和，岂不负了少年？是的，我们或许只是体制内一个无足轻重的螺丝钉，社会上一个行色匆匆的上班族，有时，也会感到无助，也会有彷徨犹豫；但我们还有梦想，不是还在期待诚实、自由、平等、尊严这些美好的东西吗？这或许就是读书的价值，也是清华这几年教给我的——人应该有更加远大的志向、更加长远的眼光、更加高尚的追求——勿忘初心，方得始终；知行合一，行胜于言。

回头审校这篇十多万字的博士论文《地区平等问题研究》，有的写于出差路上，有的写于工作间隙，还有的写于老婆孩子熟睡后的深夜，字里行间有时还能依稀听到马达的轰鸣、办公的电话、美妙的鼾声。因而，这篇不成熟的论文仅仅是研究央地关系的一个起点，观点不免稚嫩，论证有待推敲，文字还须考究。这篇论文虽是自己一字一句输入电脑，文责自负，却凝结着十多年来很多人的心血。回望来时路，有人谆谆教诲，有人一路陪伴，有人加油打气，有人倾力相助——值得庆幸，更要感恩。

感谢朝阳小学的刘必同老师、建湖中学的熊爱涛老师，作为启蒙老师，他们从不吝啬对我的肯定和鼓励，同时对我的缺点和不足也毫不留情，让我自小就明白“忠言逆耳利于行”的道理，从此终生受益。感谢“神仙眷侣”孙潮、徐向华两位教授，一直鼓励我以立法为业，他们的理想主义情怀、乐观主义精神，深深感染着我、激励着我，永不停息地朝着“法治顺潮、民主向华”的目标而努力。感谢何勤华教授、李秀清教授，虽然我放弃留校读研、离沪赴京工作，但他们始终视我为华政外法史专业的一员，一直关注我、关心我，总在紧要关头为我答疑解惑、指点迷津。感谢华东政法大学的黄长根、罗培新、张国元、曲玉粱、栾军、孙颖、朱晓喆、韩强、刘俊、汤君、陆利平、陈赛金等老师，他们亦师亦友，始终是我学习的楷模。感谢香港大学法律学院的张宪初、陈弘毅、傅华伶、Rick Glofcheski、Thomas Cheng、赵云等教授，带我领略普通法的繁杂和精妙；感谢香港终审法院陈兆凯法官、律政司曾宪薇专员、立法会副总法律顾问李裕生等前辈，在我实习期间亲力指点、关爱有加，帮助我加深对香港法治运作的理解。感谢我曾经实习、挂职或者短暂工作的建湖县人民法院、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公安局法制办、广西自治区百色市那坡县委组织部的各位“师傅”和同事，感谢一起撸过串、喝过酒、品过茶、跑过步、爬过山，每日在微信、微博上互动交流、点赞调侃的同学和友人，因为匆匆那年致青春，在大江南北与你们短暂邂逅，结下了友情，充实了自我，丰富了人生。

感谢供职单位领导、同事的理解与支持。这里是最高立法机关的工作机构，也是一个不为人知的“苦力班子”。这里有时为修改宪法、推进民主、配置公权等“大事”戒慎恐惧、辗转反侧，有时也为一字一句乃至一个标点等“小事”字斟句酌、沉吟久久。这里民主的氛围、包容的环境、专业的操守、法治的信仰，永远是我宝贵的精神家园。

感谢清华法学院以及宪法与行政法学专业这个“往返于书斋与学堂,出没于理想与现实”的温暖小集体。林来梵教授、余凌云教授、何海波教授、程洁教授的言传身教，巫玉芳、潘耀华等老师不厌其烦的无私帮助，各位同学的互相启发和鼓励，将使我终生受益。

最后，衷心感谢导师王振民教授对我学业的精心指导，以及对我工作和生活无微不至的关心。论文从选题开题到收集资料、提炼观点、谋篇布局再到形成初稿、打磨文字，都凝聚着导师的心血。衷心感谢家人无私的付出和奉献。感谢我的父母，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工作，竭尽全力为我创造良好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环境。感谢我的岳父母，以山东人特有的淳朴，满怀爱意、尽心尽力抚养外孙，分担了我作为一个父亲应当承担的责任。特别感谢我的儿子胡舜骐，刚满一岁半的他，活力充沛、精灵可爱，给全家人带来无尽欢乐。为了“配合”我“早出晚归”的作息时间和“白天上班、晚上写作”的日程安排，他每天早上五点多就起床，陪我玩耍遛弯一个多小时，再目送我上班；每天晚上等我回家才洗澡，拉着我的手喝完奶、听完故事，就笑眯眯地进入梦乡，为我读书、写作留下充裕的时间和安静的空间。特别感谢我的妻子马腾。在我读博的这几年，她作为一名“博士后”（站在博士生后面的人），以不屈不饶的斗志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付出大量心血，经历无数不眠之夜，考出了CFA、读完了MBA，换了工作，生了孩子，升了职位，自学了钢琴。这一方面为她的勤奋上进作了背书，另一方面也充分说明这次书我读得有点长了。尽管依依不舍，但也该毕业了。漫漫人生旅途，校园就是加油站，加满了油，我们还得重新上路。毕竟，生活中除了读书和考试，还有诗和远方。

胡 健

于老崇文上堂子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