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可能想不到2017年6月22日这一天，太平洋两岸金融行业竟然出现戏剧化的反差。

中国向左？

2017年6月22日，这样一个不寻常的星期四，在中国市场，包括万达、复星在内的多家中国知名民企的股价、债券纷纷遭遇“滑铁卢”。一日之内，数百亿市值蒸发。不少媒体对这一天的描述，用了“惊魂”、“闪崩”、“双杀”等字眼。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引发这些企业股债跳水的原因，很可能是中国的监管部门要求各家银行排查一些积极从事境外收购的部分大企业的“系统性风险”，其中包括万达、复星等大型企业，市场闻风而动，出现剧烈震荡。

而中国的官方媒体对此的报道相对慎重。不过，财新网却在当日刊登的文章中印证了传闻并非空穴来风。文章提到，部分企业“海外投资项目累计金额越来越大，引发（中国）国内监管当局关注，并开始担心基金的海外投资最后是否会演变为金融层面的风险，因此，逐层启动了风险排查的监管行动。”

就在22日当天，中国银监会审慎规制局局长刘志清在媒体吹风会上向外界表示，银监会针对银行不规范的经营行为加强了监管，理财业务增速放缓。近期金融监管的政策目的就是要引导银行支持实体企业，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中国的金融监管力度进一步升级，这是2017年3月全国“两会”定下的金融改革的重点。监管“阀门”越拧越紧，从近几个月来各家金融机构和市场表现，就可见一斑。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金融系副教授陈仁宝对近期中国金融监管机构政策收紧保持高度关注，他认为，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加强防控风险的意识可以让人理解，不过作为金融风控专家，陈仁宝教授也对闪电排查引发市场强烈震荡的举措表示担忧。

陈仁宝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

金融系副教授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保险学博士和人口学博士

研究领域：金融和保险市场、财务风险管理、收购与兼并等

“中国政府近年来鼓励中国企业加快国际化步伐，拓展海外市场，像阿里巴巴、腾讯、万达这样一批中国企业新秀刚刚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监管层风暴式排查避险，难免会引发市场恐慌，同时，也会对遭排查企业多年积累和树立的国际化形象造成负面影响。”

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2016》显示，继美国、日本之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在一些发达国家，中国亦已成为最大的投资者之一。

中国一方面大力倡导“一带一路”，让更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一方面又在金融监管方面越发收紧，限制海外投资和收购。近期，政策的矛盾性让与中国企业相关的众多海外机构深感困惑，并保持审慎地观望。

美国向右？

而同样在上周四，太平洋西岸的另一个经济大国的金融监管政策看起来也有了新动向。

22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公布了最新一次银行压力测试。结果显示，接受测试的34家大型银行，包括美国银行、花旗银行、富国银行在内，全部通过压力测试。这34家银行的总资产占美国国内银行业总资产的75％以上。

这是美联储自2009年以来进行的第七轮压力测试，也是美联储依据金融监管法案（又称《多德－弗兰克法案》，the Dodd-Frank financial regulation bill）对大型金融机构进行的第五次压力测试。

有媒体和机构分析认为，这一测试结果或将促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共和党议员们放松对金融业的监管。

的确，特朗普自上任以来，就在寻求废除《多德－弗兰克法案》的方法，意图给华尔街金融监管松绑。

就在此次银行压力测试结果公布的三天前，6月19日，特朗普提名吉姆·克林杰 (Jim Clinger) 担任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董事长。克林杰是金融监管法案《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强有力反对者，此前担任过美国保守派国会议员杰布·亨萨林(Jeb Hensarling) 的助手。

克林杰出任这一职位，意味着特朗普又把他的竞选承诺向前推进了一步。特朗普去年的竞选承诺之一便是废除《多德-弗兰克金融监管法案》。特朗普认为，该法案非但不能减少银行过剩的情况，还会让华尔街的金融巨头们对美国经济和工薪阶层造成更大的威胁。

《多德-弗兰克金融监管法案》在奥巴马执政时代签署生效，这一法案诞生于2010年，一直以来，关于这项法案的争议不断。

时至今日，奥巴马任内的诸多政策法案都得到好评，而唯有这项因2008金融危机而产生的金融监管法案，让众人意见出现两极分化。

不少人认为这项法案的内容混乱，而且过于复杂，甚至还被有些经济学家揶揄为“目标太大，注定失败”。《多德-弗兰克金融监管法案》被人诟病，最大的问题在于它让人信以为，一切问题都能够通过复杂的法规和制度来解决。

特朗普上任后，在第一次与商界领袖会面时就表示，他将废掉75％的现行法规，因为奥巴马政府的法案，在他看来，”束手束脚，什么事都做不成”。

特朗普坚持要撤销不必要的，甚至会造成反效果的过度监管，能否最终兑现竞选承诺，还有待观察，但有关他意图给华尔街松绑的立场却清晰可见。

2017过去的半年，中美两个经济大国的金融监管呈现截然相反的两个走向，各自有其政策调整的诉求，当然，也面临不一样的市场。金融监管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对于决策者和投资者来说，何时出鞘，剑指何处，都影响深远。

作为世界性的金融中心，新加坡在金融监管方面也是以严苛著称。为保护市场和投资者利益，新加坡最高金融监管机构——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就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和防范金融风险。

Nitin Pangarkar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

策略与政策系副教授

MBA及NUS-HEC MBA双学位课程 学术主任

美国·密歇根大学工商管理学博士

研究领域：战略伙伴、兴新工业国家公司的国际化战略、高效企业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策略与政策系副教授Nitin Pangarkar对新加坡的金融监管也进行了长期调研。以新加坡的普通投资者为例，他们当中多数投资者都是在新加坡本地银行进行小型信托交易。这原本应该是一个相对简单的事情：只需填好表格，交给工作人员，交易就应该如期完成。

然而，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新加坡的金融监管措施就愈发严格。这就意味着，即便是进行少量交易，投资人也需要填写大量的评估表格，用来考察其投资知识和风险状况。

但这些事项往往又是很难评估的，无形中为投资者增加了不必要的阻力。

风险偏好

这类监管措施也是因为考虑到了一些现实情况。比如，很多投资者都在金融机构销售人员的推荐下，购买了与他们的年纪、财务状况以及风险偏好不符的理财产品。

由此可见，金融监管政策收紧，其实是为了保护普通投资者的利益免受侵害，要知道中小投资者面对的可是那些精明强大的金融机构。

不过，保护普通投资者固然重要，但这样的监管政策也有一定的副作用。有时，监管过度，会适得其反。

我曾经问过一位银行家，为什么我买几千元的单位信托基金（unit trust），需要填写这么多的评估表，而购买价值几十万元的房产，却不需要这么做？

他给我的答案是，购买房产不受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监管。

由此可见，就监管强度而言，不仅各国之间不尽相同，即便是一国之内，各个行业的监管，也会因为涉及不同的监管机构，而差异显著。

另一个被过度监管所困的行业是医疗保健业。虽然人人都想得到最优质的医疗资源，但监管过于严格，也会导致求医问药的价格相对较高（例如，大量的文案工作就会增加行政成本）。

而要命的是，这会分散医生的注意力，让他们把工作重心从治疗患者转移到填写大量的表格上。

有些监管法规毫无疑问是相当合理的，但有些法规却过于严苛，反而成了投资障碍。

例如，有抱负的企业家可能会因为繁复的法规而屡屡碰壁，因为他们既没时间，也没精力，但又不得不陷在各种政策条文的迷宫里摸索；而普通投资者，就只能退出游戏了，不然他们得想方设法跨过各类准入高门槛。

当然，这也不是说，我们可以完全不需要监管：事实上，在面临重大的市场失灵情况下，监管还是极为必要的。

“柠檬法”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该法规旨在监管美国的二手车交易，为二手车的规格和质量把关。因为车辆交易的总价相对较高，可买方却往往不具有汽车的专业知识，也无从知晓二手车卖家对汽车是如何保养的，因此这样的监管法规是非常必要的。

在上述情况中，仅仅提醒买方在二手车交易过程中可能会有风险，这显然还不足够，必须要有监管介入。

过度监管会带来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它会预设大多数人和公司都是骗子。但现实中，这种可能性并不高。

那么，如果因为少数人想要钻法律的漏洞，监管机构就必须要求大多数人接受严苛的审查，这种做法真的有必要吗？

今天，许多国家其实都面临着“监管过度，适得其反”的情况——对于不管多小的市场异动，都会大动干戈，导致监管的成本远超其成效。出于保护普通投资者的热心，对所有风险的可能性都严加防范，这种过度监管最终伤害到的，很可能也是被保护对象。

因此，我们需要不断地权衡监管的利害得失，尤其是那些对一点点的风吹草动就会草木皆兵的监管措施。

新加坡的金融监管已经向这个方向迈了几步，但愿不会像美国或者其他国家那样，让过度监管干扰市场。

本文由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综合整理编译自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财新网、彭博及中国政府网

文：王彤

学术观点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金融系副教授陈仁宝，策略与政策系副教授Nitin Pangarkar

翻译：杨嘉铭

部分配图来自网络

*本文内容不代表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官方机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