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专访｜新国大商学院院长杨贤：中国应提“重新发展”方案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院长、李棕杰出讲座教授 杨贤
杨贤 | Bernard Yeung
金融与策略管理学教授
李棕杰出讲座教授
芝加哥大学工商管理学博士研究领域：发展经济学、战略管理、政策与金融、国际商务等「今天的世界经济充斥不稳定因素，面对恐慌情绪笼罩，全球需求及投资持续减少，即使利率低企仍无法提振经济，全球经济可谓正处衰退边缘。」杨贤认为，「重新发展」计划将聚焦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收入分配、国际之间的交流，并就出口恐怖分子国家提出建议，预料上述议题都是G20峰会上的重点。
全球化是过去20年全球的主旋律，近年却出现「走回头路」的趋势。杨贤认为，全球化倚赖货物、服务、资本、劳工及人力资源的自由流通，需要各国成为联盟来达至，「可惜的是，各国虽然愿意结盟，却不愿意接受结盟带来的后果，引发国际之间不必要的冲突，损害了全球主要经济合作组织的有效运作。」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反映世界正从全球化的目标「开倒车」。为何贸易保护今天再度萌芽？杨贤分析，全球化近年逐渐沦为企业「浓缩性赚钱」的把戏，普罗大众在不知不觉中已成为输家。
他续称，当前所谓的全球化既是赢家全胜，又过度集中于银行家及资本家，广泛民众感到一无所得，成为全球化的输家，使广大民众憎恨全球化，引发保护主义抬头。
就当前环球的政经乱局，杨贤批评，环球政治领袖欠缺「政治才干」（Statesmanship），即没有治理国家的视野和领导能力，未有顾及各国人民的福祉，「当前政治领袖过分追求权力，又自私自利，将个人利益凌驾人民长远福祉之上。」他认为，要体现良好的政治才干，不仅要加强国与国之间的沟通，各国领袖更要愿意放下身段，即使有损个人利益亦应在所不惜。
要解决各国之间的争议，杨贤认为，惟有从加强各国经济合作入手：「这可透过加强贸易合作、加强资金与投资流通、减少保护主义及减少阻挠性的地方政策达至，从而在政治上营造良好气氛。」
除了加强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杨贤称，各国之间亦应放下意识形态的分歧，尤其不要对别国施加不合理的民主进程，「不关自己的事，就不要去讲，不需要干预。」
事实上，当前环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正反映当前全球「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的遗害。杨贤称，「去全球化」引发冲突及不稳，维持开放稳定已成目前的挑战。他认为，今后亚洲地区的挑战在营造良好的资本市场，这需倚靠审慎的监管制度才能达成，同时亦应给予私营机构权力，才能维持经济可持续发展。
英国公投通过「脱欧」以及特朗普11月可能当选美国总统的悬念，引发各方对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忧虑。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院长、财政金融与战略管理学李棕杰出讲座教授杨贤批评，不良政客近年藉民众不满情绪升温，去煽动群众情绪，利用不断升温的民粹主义来巩固权力或票源，酿成保护主义抬头。杨贤呼吁传统精英放下过往的傲慢，调整心态应对权力格局的转移。
杨贤特别点出，特朗普及英国独立党前党魁法拉奇（Nigel Farage），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元凶，「岂止特朗普，法拉奇最早提出英国『脱欧』，加上特朗普以及台湾、菲律宾及日本等地方的政客，利用民粹主义务求使自己得益，当前保护主义抬头，是各国政客逃避问题、推卸责任的结果。」
全球各地的执政者都未能提出有效措施让人民共享全球化的成果，英国公投通过「脱欧」以及「特朗普现象」，说明为数不少的人对全球化感到愤怒。杨贤说：「各国加强经贸合作的确提升全球经济效率，但在全球化过程中获得好处的『赢家』所展现出的贪婪，激怒了各地民众。」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全球贸易壁垒问题相当严重，至九十年代一度纾缓，近年情况又似乎倒退到从前。杨贤认为，九十年代国际政经权力曾经达至平衡，主因当时美国在全球独大所致，随著近年全球权力转移，西方世界期望维持既得利益和权力，造成当前乱局。
杨贤解释：「以往西方世界主导全球政经秩序，及至近年中国抬头，逐渐取得『共同决策者』（rule-co-maker）的角色，与西方世界共同参与决策；相反美国则从『决策制订者』（rule maker） 变为『共同决策者』。面对权力格局转移，各国在调整心态上，似乎显得举步维艰。」
为应对全球化及权力格局转移所带来的困局，杨贤表示，除了需要放弃「精英的傲慢」（arrogance of elite），各国更要以理性及审慎态度，应对全球权力格局转移所带来的问题，「传统权力制订者今天应该明白，过往唯我独尊的时代已经过去；他们今天应该认清现实，调整心态。」
杨贤表示，经济发展持续失衡，加上近年表现呆滞，或导致亚洲地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实施经济改革，方能维持长远经济增幅在合理水平。
短期而言，杨贤认为，困扰亚洲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中国企业债务高企及产能过剩问题。他说：「2007年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佔国民生产总值比例只有120%，至2015年相关比率已暴增至240%，相较美国于金融海啸前夕的165%还要多。」
他续称，企业债急升是金融危机的前奏，中国一旦陷入金融危机，势将波及亚洲。中期而言，要维持亚洲经济持续发展必须倚赖基建推进。
杨贤说，经济要持续增长需要透过增加基建，提升人流及货物流通，「但这需要各国政府、私人机构、以及跨国组织的合作。据估计，由现在直到2030年，亚洲用于基建的开支将多达12万亿美元，极需要来自私人企业的支援。」亚洲经济在全球取得主导地位，长远的阻力在哪里？
杨贤认为，人口老化与人类提升环保意识，同样成为长远阻碍亚洲经济发展的因素。「中国、日本及韩国平均人口年龄正在上升之际，随社会对环保意识抬头，将为开采当地天然资源构成限制，而上述因素将拖累经济长远的增长步伐。」
杨贤称，政治、经济以及监管等不明朗因素，令投资者裹足不前；加上高新科技「日新月异」，企业短时期难以回应科技快速转变，在上述因素下，具投资潜力的项目难以促成。
引入新科技原本是提升经济的良方，但杨贤表示，科技改变了世界，大量工作因而被取代，造成职位流失，影响了全球经济发展。他说，技术演进下，以往低技术劳工逐渐被科技取代，「以法律行业为例，科技演进下，美国流失了大量法律职位，导致当地大学的法律学院近年面对收生不足的问题。
全球投资难以开展下，经济要从低谷明显复苏，实在并不容易。要走出当前呆滞的困局，杨贤认为，既要有强势领袖，同时致力顺应潮流，方为上策：「科技日新月异难以抗拒，唯一应对之道就是顺其自然。」
文章发表于2016年8月29日香港商报
原题为“商报专访：G20中国方案备受各方期待”
记者：邝伟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