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宁宁|从“文学研究会”到“文学研究所” ——中国文学研究现代范式的生成与衍化

1921年1月4日文学研究会在北京中央公园（今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成立时的合影。（前排右起为易家钺、瞿世英、王统照、黄英、杨伟业、郭梦良。中排右起为蒋百里、朱希祖、范用余、许光迪、白镛、江小鹣。后排右起为孙伏园、耿济之、苏宗武、李亚晋、许地山、宋介、郑振铎、王星汉）

邵宁宁

1921年1月成立的文学研究会，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重要的新文学社团。一般认为，这一社团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随着《小说月报》的停办已“无形消散”［1］。但这只是从文学思潮与创作角度作出的判断，而未能考虑到这个以“研究会”为名的团体的更为复杂的存在实际。作为一种现实文学思潮的代表，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文学研究会，或许的确不再具有当初的意义，但作为一个“文学研究”群体，其意义反而得到更清晰的显现。事实上，不论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北平，还是在抗战胜利后新一轮“中国文艺复兴”的呼声中，都不乏文学研究会作为一个群体而活动的身影。不仅其核心会员之间的呼应、联系从未中断，而且其与1953年2月成立的中国文学研究所之间或显或隐的联系，也同样耐人寻味。仅从文学思潮和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认识文学研究会，不免会造成对这个社团属性的误认，割裂作为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之一体两面的创作与研究的关系。当此文学研究会成立百年之际，回顾梳理这一切，或可增进我们对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历史的理解。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研究，或可认为起于晚清一部分受日本及西方影响的知识分子阐释、整理传统中国文学的实践。王国维、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林传甲、黄人等，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传统文学现象的观照、言说，的确为后人的工作树立了典范。不过，从整体上看，这些工作仍然未能为文学研究工作奠定一种新的“事业”基础，后者还要等到“五四”之后一批有着更加自觉的文学理想的人物出现。1919年12月，胡适在《新青年》杂志第7卷第1号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主张用“评判的态度”来“研究问题”，“输入学理”，吹响“整理国故”的号角，要求“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理的工夫”，在文化界产生了不小反响。正是在此背景下，一种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才呼之欲出。1921年1月，文学研究会成立，其《宣言》中说“中国文学的研究，在此刻正是开端”［2］，正可看出对这一思潮的积极响应。

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不同于以往的主要特点，表现在研究者对文学及文学研究的基本认识发生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改变。     

首先，是现代意义上的“严肃文学”观和 “文学事业”观的确立。沈雁冰说文学研究会“除了反对‘把文学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这一基本的而且共同的态度以外，就没有任何主张”，文学研究会在“文学运动萌芽期”的主要作为，也是在“反对游戏的和消遣的文学观这方面尽了微薄的贡献”［3］。这些话所反映的，正是当时人们对于文学社会功用或存在价值的一种新的共识，一种认定“新文学”事业的底线或“常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中本就存在着志于道与游于艺的张力。《文学研究会宣言》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对旧文学的游戏性的批判，从这一点看，文学研究会初期的文学观念，明显地倾向于“志于道”，然而，必须看到的是，这种“志于道”首先也是建立在以文学为一门独具特点的“艺术”的现代观念基础之上的。从王国维“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4］，到文学研究会反对“把文学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看上去像是倒退，其实各自所指颇有不同，所要纠正的偏颇也不相同。王国维“游戏”文学观的出现，针对的是往昔沉溺于“生活之欲”的世界，使人不得从种种利害的“桎梏”中解脱而出的生命现实，故而要求以审美的超功利性，寻获“纯粹无欲之我”的精神自由和解放，所看重的是“唯美之为物，不与吾人之利害相关系”的一面。文学研究会反对“把文学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针对的则是另一种情况，即自秦汉以来权势者对文人“倡优蓄之”，文人自己也不断沦于各种形式的自轻、自贱、自怜，或以文学为无关紧要、可有可无，或以文学为一时的娱乐和消遣［5］。针对这样的历史和现实，文学研究会之反对“游戏”和“消遣”，实际上就是要它从“为人生”的使命担当中寻得新的存在价值。现代意义上的“严肃文学”，正是从此中生出。与之相反的现实对应物，则是在今天已被中性地称为“通俗文学”的鸳鸯蝴蝶派、黑幕派小说。长期以来，我们在现代文学分类中总是将“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相对，而不将之与从语义上说更加匹配的“高雅文学”相对，追究历史的缘由，也正在这里。

文学研究会宣言及简章

其次，是科学意义上的学科意识、“纯文学”观和工作伦理的建立。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也标志着从事各类文学活动的人对这项工作的态度，发生了某种历史性的改变。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前，尽管在一些观念的领域，已有现代意义上的“纯文学”的传统，但就中国文学研究的整体看，基本上还是以所谓“杂文学”观为主，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人，也多是兼通多面的人文学者。当文学研究会申明“文学的重要”，申明文学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并希求组成一个“文学中心的团体”时，事实上已然将其视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学科，并因之孕生出一种在现代人的观念体系中更具基础意义的“纯文学”观。与后来那种刻意寻求“文学性”的纯文学观不同，这种意义上的所谓“纯文学”，主要的追求只是将文学从传统的“文史哲不分家”状态中分离出来，并将之纳入一种以现代学科分类方式构建起的新的知识话语体系。就此而言，一向明确反对将文学视作“游戏”与“消遣”，因而被看作“为艺术”的“纯文学”派的对立面的文学研究会，其实非但没有背离“纯文学”，反而正是通过将“文学”视作一种意义自足的事业，为它的现代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而这也正是现代早期一般文论中的纯文学观与后来那种刻意寻求“文学性”的纯文学观的最大区别。

这也就是说，文学研究会成立时，事实上为中国文学研究建立起了一种新的学科意识或专业分野，而这同时也意味着它为从事这一工作的人建立了一种新的有现代意义的工作伦理。《文学研究会会务报告》（第一次）一开始就将“相信文学的重要”列为发起研究会的主要原因，正与《文学研究会宣言》“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一语所包含的文学价值观相呼应。因为文学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而非可有可无的“游戏”（非席勒意义上的游戏），所以“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这句话的意思，同样相当丰富。在当时语境下，所谓“同劳农一样”，一方面表现了文学工作的平凡（与“平民文学”的主张相呼应）；但另一方面，只要想一想当时正响彻云霄的“劳工神圣”的口号，便知道这样的评价，就像在后来一段历史时期里承认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一样，也是对文学的现实存在必要性及其崇高价值的再度申明。文学研究会为文学研究争价值、争独立，甚而要将这一组织定位为“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作为“同业的联合”来谋求在将来“文学工作的发达与巩固”中的意义，不但是要为（广义的）文学研究从现代社会的劳动分工体制中找到一种定位，而且也是为从事这种工作的人主张必要的权益。

最后，文学研究会的成立，还标志着现代中国的文学研究，在视野及方法上，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特点。《文学研究会宣言》说“整理旧文学的人，也需要应用新的方法”。这种方法论上的自觉，也是以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新一代文学者的鲜明特色之一。这些新方法究竟应该包含哪些内容，还可以有更深入的讨论。仅就文学研究会成立时的主张及其后来的实践来看，暂可将之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一）文学研究与翻译、创作视域的融通。对于文学研究会名称中的“研究”二字，似乎很少有人做过认真讨论。文学研究会为何要以“研究”为名呢？细究起来，可以有种种不同的解释。这里无法展开细论，要说的只是，这一命名或许可以从下面这样的意义上得到理解，即文学革命初期，新文学除了要从创作上显示实绩，还同样迫切地需要从文学观念和文学传统上阐明和宣传它的意义。那一时期的人们说到文学“研究”，往往也是包括了创作上的借鉴和创新的。而这所造成的，首先就是文学活动在介绍、整理与创作探索之间的一体性。也就是说，从事研究的，不一定都是做“学问”的人；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也不一定体现于学术性的论著，而更可体现于创作活动本身。对某种新思潮、新手法的吸收，本身就是“研究”世界文学的一种结果，就此而言，那一代的作家，有许多的确是不着痕迹地“学者化”的；那一代的学者，有许多也曾对文学创作抱有十分积极的实践态度。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看，这种文学研究与翻译、创作视域的融通，也可看作是中国现代文学在其发展前期各方面都取得较大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长期以来，将文学研究会只看作一个创作团体的看法，不但造成了对这一社团性质的误认，甚而也导致错失了一种考察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机制及其现实困境的路径。而对这种现代文学曾经拥有的研究与翻译、创作视域上的融通性和一体性的认识，无疑也是我们反省今天的文学研究、文学翻译、文学创作之得失的一个入口。

（二）通俗文学传统的发现与民间文学的发掘。谈到现代文学研究对“通俗文学”传统的重视，人们很容易就想到胡适。历史地看，胡适有关“活文学”“死文学”的论说，以及他对白话文学的重视，的确对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走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过，若论这一思想的真正源头，恐怕仍然得追溯到文艺复兴及浪漫主义运动以来的欧洲文艺。中国学者接受这一思想，最早所受的恐怕也还是日本学者的影响。若就中国文学研究的实际成果来看，有关传统通俗文学以及更接近其“活态”的民间文学研究，的确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研究取得突出成就的领域之一，而这在某些方面也的确受到了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艺术主张的影响和推动。作为新文学价值观核心的“活的文学”“人的文学”一类主张，推动后人选择研究对象时更倾向词曲、小说等诸多种类的俗文学以及民间文学。众所周知，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俗文学研究，发端于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但它的早期集大成之作，则无疑是文学研究会核心成员郑振铎所著的《中国俗文学史》。现代意义上的民间文学研究，也同样与刘半农、周作人、顾颉刚、刘大白、郑振铎、郭绍虞、胡愈之、朱自清等文学研究会成员的活动密切相关。而这些研究的展开，如本文后面还要谈到的那样，也一直构成文学研究会成员其后数十年工作的重要内容。

《小说月报》外国文学研究专号封面

（三）世界文学视野与比较方法的应用。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带给中国文学研究的另一重大变化，是世界文学视野的获得与比较方法的应用。自近代以来，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一直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追求的一个重要侧面。从林纾、马君武、苏曼殊的翻译，到鲁迅提倡“摩罗诗力”、译介“域外小说”，介绍的同时就包括选择、鉴识、阐释，但这一切发展成为较大规模的行动，并获得与新的文学创作同步发展的意义，同样与文学研究会的活动有很大关系。《文学研究会宣言》说“研究新文学的更是专靠外国的资料”。因此，文学研究会成立后，不论是编辑刊物，还是出版丛书，都将介绍外国文学放在了最突出的位置。研究会成员中，如耿济之、潘家洵、李青崖、梁宗岱、李健吾、黎烈文、谢六逸、傅东华、徐嘉瑞等，更是终身以翻译、研究外国文学立业。至于像周作人对希腊罗马文学、日本文学的译介，沈雁冰对北欧神话和众多世界名著的译介，郑振铎之撰写《文学大纲》和发起编纂《世界文库》等大型文学丛书，不但在外国文学译介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学研究的参照系和问题视野。

（四）以现代文学批评的眼光对中国传统文学的研究和整理。文学研究会中的“研究”，包括广狭两义。广义的文学研究，可包举当时一切有关文学的认知、创造、批评活动，狭义的研究，则首先指向对中国文学自身传统的清理。“整理旧文学”是文学研究会的工作目标之一。1922年10月，郑振铎在《文学旬刊》第51期发表《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 1923年1月《小说月报》第14卷1号刊出“整理国故与新文化运动”专栏。郑振铎表示：“我们所谓新文学运动……一方面在建设我们的新文学观，创作新的作品，一方面却要重新估定或发现中国文学的价值，把金石从瓦砾堆里搜找出来，把传统的灰尘，从光润的镜子上拂拭下去。”［6］这样的观点将文学创作和研究当作新文学运动的两个方面，对中国传统的态度，显然比胡适后来所谓“捉妖打鬼”要积极得多。其后，1923年10月上海《时事新报·文学旬刊》刊出《小说月报》“中国文学研究专号”征文启事，并陆续刊出不少中国文学研究文章，1927年6月专号正式推出，从作者队伍到文章内容，均可看作是对这种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的早期收获的一次集中检阅。

自觉地将文学出版与文学资料收集整理列为一项有建设意义的事业，也是文学研究会对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中国古代的藏书传统，并不专重文学，更不以之为有计划的事业。近代以来的出版，虽然文学占了很重要的地位，但就其意图看，商业性追求才是最大的动力。文学研究会对于文学出版和资料整理的意义则更为自觉。1921年郑振铎介绍“本会发起之经过”，就说其最初的动因只是想“出版一个文学杂志”，《文学研究会宣言》第二条说到发起该会的缘由，也包括“希望渐渐造成一个公共的图书馆研究室及出版部”。《文学研究会简章》所列“事业”，包括：“（甲）研究（一）组织读书会（二）设立通信图书馆（乙）出版（一）刊行会报（二）编辑丛书”。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后也的确在出版上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以致1926年1月，沈雁冰回答刘思慕“文学研究会这团体代表什么”的问题时，干脆说“代表了文学研究会丛书”［7］。不过，即便如此，限于这一组织实际上的松散状态，上述愿望的真正实现，仍然有待历史的进一步发展。

概括说来，可以认为，伴随着文学研究会的成立，现代中国的文学研究也开始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学术范式。它的主要特点，首先即在研究者试图打破传统学术文史哲不分的状况，将文学研究建立在一种以科学分类为基础的现代认识之上，通过重新确认研究对象的社会意义和学术价值，在赋予研究者现代社会分工体系中的正当地位的同时，引导其树立必要的专业意识，同时也为这一事业的发展建立规划和整体性目标，在决定学术发展方向的诸多理论思想及方法上，为研究者个人行为提供来自学术共同体的规范、指导和帮助。当然，即便在“五四”时期，作为一种新范式的文学研究事业之建立，也不能认为就是文学研究会一家之力促成的。但就以一种团体的方式，宣告一种新的文学观、事业观的确立而言，文学研究会在这一范式的形成中所发挥的作用，仍然至关重要，而其后数十年该会成员在这一事业不同方向的实践与努力，更是意义深远。

考察文学研究会与文学所的联系，不能不将目光投向作为枢纽人物的郑振铎。一般的看法是，从1931年郑振铎离开商务印书馆到1932年《小说月报》因“一·二八”事变停刊，文学研究会事实上已自动解散。不过也早有学者认为可将“《小说月报》停刊于‘一·二八’，而由《文学》代起的时候”称为“文学研究会第二期”，并将它的真正离散，推迟到郑振铎为了不致失掉与北方的联络而创办的《文学季刊》的停刊［8］。而另有学者将之归于郑振铎到北平任教后，认为他把“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学术整理上”，导致他“作为文学研究会这个社团的灵魂”的作用消失［9］。这样的看法的得出，或许正因割裂了文学研究会的研究与创作活动之间的关系。

这里存在着一个如何看待文学研究会的团体性质的问题。由于《宣言》中结成一个“文学中心的团体”的话，以及它成立之初的实际影响力，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将它看作一个有严密组织意图的机构的看法，甚至不时引来“垄断”文坛之讥［10］，然而，实际的情况是，它从来都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组织。除了拥有某些基础性的共识（如相信文学工作的重要，倾向“为人生”的追求），间或有朋友聚会式的联谊之外，会员间的联系主要体现在文学刊物的编辑，会员作品的发表、结集一类的事上。正因如此，考察文学研究会的活动，特别是它的“后来”，就不应拘泥于它组织化的形式，而更应关注它所代表的那种理念、主张是如何通过其核心成员的活动得到贯彻和传播的。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随着郑振铎、叶圣陶等骨干成员逐渐聚集上海，文学研究会的活动重心也随之南移。但在它的发起地北平，其实还有不少与文学研究会有关的活动。最为突出的是，如吴福辉所指出的，20世纪30年代文学中的“京派”，就“导源于文学研究会滞留北方，始终没有加入‘左联’的分子”［11］。这当然不是一种组织意义上的联系与活动，而是某种文学思想和文学活动方式的继承、发挥。作为“京派”领袖之一的周作人，本是文学研究会最重要的发起人之一；另一核心人物朱光潜，虽未曾入会，但从20世纪20年代在浙江、上海时起，就与这个社团的一些骨干成员往来密切，其文学思想也颇受其影响，1933年留欧归来后任职北大，渐成当时学院文学活动的重要组织者。1935年在朱光潜寓所举办的读诗会，“差不多集所有北方系新诗作者和关心者于一处”［12］，其对新诗朗诵问题的认真讨论，颇像是文学研究会当年郑重其事制定简章、发布名单组织“读书会”时，打算扎实“研究”文学的计划的真正实现。这些活动的参与者，如俞平伯、朱自清、李健吾、梁宗岱等，原本就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再加上这一时期在燕京大学教书的郭绍虞、郑振铎，要说“北方已与文学研究会再无关系”［13］，显然并不符合实际。

这里值得特别提到的，还有发生在1928年后的清华大学文学教育改革与前述文学研究会传统的联系。众所周知，1925年清华学校改为大学后，初设的国文系虽也聘请了像朱自清这样的教师，但整个学科中最有影响的还是王国维、黄晦闻、吴宓等深通旧学或有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的学者，他们的文学研究虽有很大成绩，但从整体上仍未脱离传统的文史之学或“国学”的体系。同样的情况，一定程度上也存在于北京大学、中央大学等其他国内学术中心。或许可以说，文学革命之后，虽然在创作和文学活动的领域，新文学已成主流，但在学术研究和文学教育的领域，并未改变“国文系”以“旧学”为主体的状况，直到1928年清华国文系改称中国文学系，系主任由吴宓变为杨振声，才开始尝试建立某种更具有“现代”特点的文学研究体系，并自觉地将“大学中新旧文学应该如何接流，中外文学应该如何交流”当作必须解决的问题。据杨振声回忆：“朱自清先生是最早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一个”，“系中一切计划，朱先生和我商量规定者多。那时清华国文系与其他大学最不同的一点，是我们注重新旧文学的贯通与中外文学的融会。”［14］1930年，朱自清接任中国文学系主任，此后除一段时期由刘文典、闻一多代理外，大多数时候是他主持着中文系的工作。研究现代文学的人都知道，系统的新文学研究，可以说正是从朱自清在清华讲授《中国新文学纲要》开始。而他为国文系的发展所订立的方针“用新的观点研究旧时代文学，创造新时代文学”［15］，也可视为文学研究会《简章》所倡导的文学研究理想的回声。从某种意义上说，朱自清在清华中文系所做的这种改革，也可以看作是援文学研究会文学理想入大学教育体制的一次重要努力。今天人们言及清华文学教育，多注意以“四大导师”为代表的国学研究院，而对这次改革及其后续影响较少注意，然而，只要想想林庚、王瑶、吴组缃、季镇淮、余冠英、吴晓铃、范宁、吴小如这些在后来的文学研究中做出独到贡献的人物，以及他们学通新旧、兼擅创作的学艺风华，就不难看出这个由朱自清（以及后来的闻一多）奠定基础的清华后期文学传统，在实现文学研究会当初的理想，推动文学研究现代范式的生成衍化上，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应该说，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研究会活动，存在着南北两个中心。以往的研究，多注意上海以郑振铎为中心的任职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的原文学研究会成员（沈雁冰、徐调孚、谢六逸、傅东华、叶圣陶、夏丏尊、丰子恺等），而不大注意北平以朱光潜、朱自清为中心的上述活动，更未曾意识到，后者在大学文学教育及学科领域所进行的改革对文学研究会所开创的文学研究范式的继承与发展。如果说，郑振铎所从事的文学研究，在方式上仍与 “杂文学”、传统文学有着较多联系的话，那么，朱自清等所从事的工作，则朝着“纯文学”、现代文学的方向有了更大的拓展。

随着左翼思潮兴起，文学研究会作为创作团体的意义已不明显，但从文学研究的角度看，其团体意义仍然相当明显。譬如1934年6月出版的《文学》“中国文学研究专号”，共刊发论文34篇，其中文学研究会成员的文章占了一半。不同于时人“北方已与文学研究会再无关系”的判断，在这期专号上，我们还是看到了许多北方学者的文章，从中也可看出文学研究会南北成员的联系与呼应。

《文学》“中国文学研究专号”封面与目录

抗日战争对中国文化及中国文学研究事业是很大的考验。抗战时期，文学研究会不少重要成员辞世。抗战胜利之后，郑振铎和李健吾合编《文艺复兴》杂志，可谓尝试恢复文学研究会活动的“第三期”努力。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文学研究会在创作及现实活动的领域，事实上已很难构成一种有独到影响的力量。战后几年夏丏尊、耿济之、朱自清的相继辞世，更使郑振铎的工作遇到前所未有的艰难。即便如此，在研究领域，他还是发挥一贯的联络作用和亲和力，围绕这份杂志和相关工作，在身边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学事业共同体，其成员如李健吾、钱锺书、杨绛、王辛笛、唐弢等，都在这一时期前后的文学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8至1949年，郑振铎编辑了他一生中所编的第三个文学研究专号——《文学复兴》“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上中下）。通过这期专号，他不仅使文学研究会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工作得到了延续，而且对文学研究未来所要从事的工作作出了必要的前瞻。除《题辞》外，三卷专号共刊出41篇文章，研究内容除古典文学外，尤重通俗文学、民间文学及中外文学比较。其中也有不少有新的时代色彩的东西，如抗战以来中国文学发展的现实，对各地“方言文学”的讨论等，可以相当分明地看到其与当时正在兴起的“人民文学”思潮之间的一种联系。

《文学复兴》“中国文学研究专号” 封面

20世纪40年代后期，正是中国文学从现代转向当代的关键时期。郑振铎做着上述工作时，肯定料想不到数年后他将出任新中国文学研究所的所长，但从1948至1949年刊出的这三卷专号中，事实上已可看到其后中国文学研究的趋势与特征。

1953年2月成立的中国文学研究所，是新中国第一家专业文学研究机构，也是此后很长时间里中国文学研究最重要的学术中心。该所由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批准成立，初创时虽归属北京大学，但无论从人事安排还是学术理念看，均不能视作原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延续或重建。北大文科研究所草创于1918年，初名“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1921年改为“国学门”，1934年再次更名为“文科研究所”，先后由蔡元培、沈兼士、胡适、傅斯年、汤用彤、罗常培等负责［16］，其研究内容、学术风格明显偏于传统的文史哲及语言学等门类，而甚少涉及现代学科意义上的“纯文学”；而文学研究所首任所长为郑振铎，其早期成员，除一部分来自延安鲁艺和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外，有不少是原文学研究会成员，或与以郑振铎为中心的学术活动有过较密切的关系，像俞平伯、王伯祥、李健吾、钱锺书、余冠英、唐弢、吴晓铃、孙楷第等，从文学研究所成立后所进行的工作看，其重心也明显转向现代学科体系中的“文学”一科。

与文学研究会的同人性质不同，文学所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国家学术机构，其组织形式和工作观念都与前者有着很大不同。国家意志的执行和国家意识的渗透，成为它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此而言，很难将文学所的成立，看成文学研究会事业的一种自然延续。不过，文学所与文学研究会所开创的文学研究现代范式之间，仍然有着内在的联系。

从文学所的具体发展中，也可以看出它与文学研究会在工作方向上的一些重要一致。包括：（1）立足时代精神，更新文学观念，推动文学研究事业的整体开展；（2）自觉制定有重大意义的研究、出版计划，开展文学研究的基础性工程；（3）中国文学研究与世界文学、民间文学研究并重；（4）系统收集整理各类资料文献。

文学研究所编辑室摄于中国科学院（1957年春）

在中国文学从古代到现代的变迁中，文学观念的变革具有特别突出的地位。与文学研究会一成立就注重新的文学观念的传播和推广一样，文学研究所成立后，发生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最突出变化之一，就是普遍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习和接受，在积极吸纳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文学经验的同时，追本溯源，进一步系统了解、研究世界优秀文学传统的深远根基。回顾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研究，人们必然会想到这样一些主要由文学所编辑出版的丛书：《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外国古典文学理论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苏联文艺理论译丛》《外国文学理论译丛》。可以说，凡是在当代中国从事文学研究者，很少有人没受到过这些经典的滋养和熏陶。新时期后，随着新的时代思潮的发展，文学所同样在这些方面不断有所作为。只要是从20世纪80年代过来的文学界中人，大概都不会忘记在那一场以“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为标志的方法论热中，文学所的研究者及《文学评论》等杂志所发挥的作用。

当代中国的文学，从一开始就高举“人民文学”的旗帜。这一思想虽然直接来源于延安文艺，但与“五四”时代的精神同样一脉相承。沈雁冰说：“文学研究会这团体虽然任何‘纲领’也没有，但文学研究会多数会员有一点‘为人生的艺术’的倾向，却是事实。”［17］文学研究会在主张“为人生”的同时，将从事文学工作与“劳农”相提并论，呼应了当时正在兴起的“劳工神圣”和“走向民间”的潮流。也就是说，在文学研究会所主张的“为人生”的方向中，本来就隐含着一种贴近人民生活的东西。这一点，具体到文学研究中，不但在这个团体成员后来对俗文学及民间文学的重视中得到了体现，而且在文学所成立之初，又得到来自延安的“人民文艺”观的强力推动，并与新生的多民族国家文化建设的需要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文学所多年坚持的优秀传统之一。对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一直是文学所研究工作的重心之一。不说郑振铎、贾芝、毛星等学者对此所做出的贡献，就是1980年民族文学研究所独立设置之后，文学所的民间文学研究，也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引领意义。

对中国文学的系统研究与整理，一直是文学所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从郑振铎、何其芳、俞平伯、王伯祥、余冠英、钱锺书、孙楷第、吴世昌、吴晓铃等名家，到后来众多的古代文学研究者，无论是以《管锥编》《宋诗选注》《沧州集》《罗音室学术论著》等为代表的个人著述，还是以《古本戏曲丛刊》《古本小说丛刊》《中国文学史》等为代表的集体成果，文学所对古代文学研究的贡献，早已尽人皆知。作为一个与现代文学活动不同方面有着密切联系的群体，文学所的历史上曾经拥有众多现代文学的参与者。从20世纪60年代起，唐弢就在当代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首倡从基本史料阅读做起的扎实学风。数十年中，文学研究所在现当代文学领域，不但出现了如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等厚重、扎实的专著，而且推出了如陈荒煤、许觉民主持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等一系列大型著作，对学科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奠基意义。

始终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在与世界文学的交流比较中推动中国文学研究的进展，同样是文学所承继文学研究会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20世纪20年代的文学研究会，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20世纪50年代以后文学所代表人物之一钱锺书亦早有名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18］尽管出于学科细分的必要，1964年后，文学所的外国文学研究工作析出到新成立的外国文学研究所，但其与中国文学研究的关系，始终密不可分。而这样一种面向世界的开放眼界，同样体现在今天文学所的学术思想中。譬如2019年4月21日《中华读书报》刊出的刘跃进访谈，谈到对当前学术风气的看法，就指出：“新世纪以来，学术界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学术研究没有国界，学术方法不问西东。”从这样的话语中同样不难看出一种由来已久的学术传统和气度，在文学所的发展中是如何一代代传承的。

《文学研究》（后更名《文学评论》）创刊号、《文学遗产》增刊封面

文学研究所对文学研究会开创的文学研究事业的继承发展，同样体现在文学资料的系统收集整理和出版上。《文学研究会宣言》曾提及“渐渐造成一个公共的图书馆研究室及出版部”的意图。郑振铎一生，更是与以文学为中心的藏书事业有密切的关系。文学所图书馆的收藏，内容丰富，独具特色，从数以千计的明清文集善本，珍本众多的古代小说、戏曲、弹词、宝卷，系统完整的现代作家作品初版原著及多达1780余种的现代文学期刊中，不难窥见从郑振铎、孙楷第、吴晓铃、唐弢到今天的诸多研究者，系统收集整理中国文学类文献的苦心宏图。新中国成立后，以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代表的各专业出版机构的发展，为文学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而与之同时，文学所则通过主办《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杂志发布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成果，充分发挥了它作为国家级研究中心的作用，其影响自然也远非郑振铎当年编辑三个“专号”时可比，但作为一种“事业”的延续，我们同样可以从中看到一种学术传统的不断进展。

文学研究会开创的文学研究传统，始终反映着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一些重要特征。它孕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新文学运动初期形成了一些鲜明的特点，又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通过文学研究会南北成员的努力，不断吸收新的时代精神和思想文化因素；而在1953年成立的中国文学研究所中，与何其芳等所代表的延安文化精神传统完成了一次结合，并在对新的时代精神的积极响应中，形成了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一脉重要的学术传统，对其后数十年文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卓著的贡献。当此文学研究会成立百年之际，再来反思这一切，对于今天文学研究事业的推进或许仍然不无助益。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文艺批评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