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弛|晚清维新运动与中国“文学”观念的演进

1895年，上海《点石斋画报》上刊出了一幅《伏阙陈书》图，描绘了作为维新运动肇始的“公车上书”事件

张 弛

肇始于光绪甲午、乙未之际的维新运动，开启了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同时也促使了中国士人群体思想观念朝向现代的演进，旧有的帝国意识形态开始濒临瓦解，新兴的价值逆反为现实层面的变革提供了学理基础和精神动力，“文明”“进化”“民权”等词汇不仅仅被广泛传播，且通过对这些词汇的运用，形成了某些现代观念的雏形。金观涛、刘青峰在《观念史研究》中曾指出，“观念是指人用某一个（或几个）关键词所表达的思想”，人们通过这些观念“进行思考、会话和写作文本，并与他人沟通，使其社会化，形成公认的普遍意义，并建立复杂的言说和思想体系”［1］。从某种意义而言，正是这些观念构成了维新运动的思想体系，并决定了现实行动的方向。

相比于在政治、思想层面所带来的变革，1895年至1898年发生的维新运动给“文学”留下的痕迹似乎并不多，且呈现出一种含混的状态。在维新运动发生之前，虽然西学广泛输入，但中国士人对“文学”的理解依然以“文章博学”等传统义项为主；这种情形似乎直到戊戌变法失败后才得以改变，20世纪伊始，在马君武、王国维、严复等人著述中透露出的“文学”观念，开始与近代西方对“literature”的理解接榫［2］，“文学”一词获得了全新的内涵。从古义到新词，处在历史演进链条中间的维新运动俨然是一个分水岭，这一时期的“文学”观念如何演变，其与整个维新思潮构成怎样的互动关系，并如何影响了紧随其后发生的晚清文学改良运动，都值得重新进行厘清和探讨。

“文学”一词在晚清中国所经历的嬗变过程，是典型的外来冲击影响本土文化的模式，自孔门四科中“文学”演变而来、原本泛指“文章博学”即广义上学术、学问的语义，变为了现代意义上语言艺术形式的专门指称，逐渐转向英文“literature”的对译概念。这种词语观念上的净化或狭窄化，类似于近代西方“literature”一词，由最初“指的是‘著作’，或者‘书本知识’”［3］，演化为符合浪漫主义基本精神、“具想象力的作品”［4］，与艺术（art）、审美（aesthetic）、创造性（creative）等词语交汇为具有现代内涵的“纯文学”观。这一过程，伴随着“文学”与历史、哲学的分野，“文学”开始用以专指具有艺术性的语言文字作品，并将小说、戏剧等新兴文类吸纳进来，古老的汉语词汇似乎也与“literature”一样，在近代迎来了一次新生。

相较于西方而言，晚清中国“文学”观念的转型，显然有着更为复杂的历史背景，正如巴赫金所说，话语符号是“最敏感的社会变化的标志”［5］，“文学”的词义转变与“文明”“经济”“革命”等词语一样，是汉语古词接受外来观念而生出的新义，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变迁、西学东渐的缩影。因此，在“文学”观念古今演变的过程中，外来影响往往被视为直接的诱因，无论是艾儒略、麦都思、马礼逊、艾约瑟等西方传教士通过译介，建立起“polite literature”“Belles-letter”与中国古代“文学”“文章”在语义上的联系，还是日本井上哲次郎、福泽谕吉、三上参次、高津锹三郎等学人选择借用汉语中的“文学”与英文“literature”相对应，进而向中国进行“逆输入”［6］，近代汉语“文学”向专指语言艺术的词义演进，处处显示出西方近代词汇与知识在传播译介过程中的影响效力。

西方传教士、日本学人在各自著述中衍生出的关于“文学”的新解，同样也浸染着中国本土士人的观念世界。在维新运动之前，从1857年王韬在《六合丛谈》上接触到“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的说法，到1887年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对东京大学校“法学、理学、文学三学部”的介绍，皆表明西方“literature”的新译名或近代教育的学术分科，对于国人既有古典“文学”观念的冲击；而在维新运动结束后不久，林传甲、黄人等则开始吸收西方及明治日本的知识架构，写作国别文学史。用刘禾在《跨语际实践》一书中的论述来说，“中国古典‘文学’被迫按照现代文学的观点，被全新地创造出来”［7］，在外来文明日趋强势的背景下，晚清以降的“文学”观念无疑是在外来词语或学制影响下被再生产的。

作为晚清中国社会的转捩，1895年至1898年发生的这场维新运动，掀起了中国效法西方学制、译介西学书籍的浪潮，并催生了一批包括“维新”在内的新名词，成为推动变法图强的思想资源和观念武器。最早可追溯至《诗经》《尚书》的“维新”一词，正是通过与英文“reform”的对译，其语义由原本并不与守旧相对立、旨在维护王道正统，演变为强调“新”“旧”分立、与革旧图新的“变法”观念逐渐混同［8］，在同古义剥离的同时，也摆脱了旧有观念的羁绊，被当作一个全新的政治术语为时代命名。然而，正如蒋廷黻所说，“我们的维新事业几可以一言以蔽之：那就是拿新名词掩饰旧事物。事情尽管旧，名词务求其新”［9］，以今文经学的思想潮流为代表，本土士人乐意以托古来谈维新，以既有之旧事物比附新名词，这是近代中国应对外来文明冲击的一种特殊方式。故而，尽管通过传教士、日本学者的著述翻译及自身的游历阅读，中国士人早已被动地接触到有关“文学”一词的新解，但这些本土维新派对于“文学”的认知和使用，依旧带有着传统词义的惯性。作为整个维新运动的肇始，1895年康有为与弟子集结在京举人，共同向光绪皇帝上书请愿，在《上清帝第二书》（即《公车上书》）中，对“文学”一词的使用，便是这种古义惯性的代表：

从这份有关维新变革的纲领性文件来看，此处的“文学”一词被用以修饰新兴的事物——报章之文，并援引《诗经》《尚书》这些先秦诗文典籍作为参照，却并没有超出泛指文献资料和学问知识的古义。在时隔不久的《上清帝第三书》《上清帝第四书》中，康有为先是重复了关于训方氏、采诗官与近代报馆的功能类比，又称昔日泰西诸国“未有治法文学之事也”，而至今世“以治法相竞，以智学相上”［11］，“文学”依旧指向学问知识（智学）的发展，康门弟子包括梁启超、徐勤、欧榘甲等在内，在本时期各自倡议维新的文章中，亦大都呈现出类似的“文学”观。一直到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中称赞欧美之作国民为人才，“及近百年间，文学大兴”［12］，延续了这种广义的用法，只是相比古义所指以经学为主的儒家学问，此处他所理解的“文学”又增加了近世算术、天文、舆地、格致之学等内容。

当这种传统的“文学”观念成为一种惯性，被继续使用时，近代西方“literature”却放缓了与“文学”一词整合的步伐，维新运动甚至成为一个“非文学”的时代，在致力变法图强的浪潮中，充斥着各种词章无用、否定文学的声音。康有为在上书中一面赞许西方的“文学大兴”，一面批评中国学校所教词章诗文“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故空疏愚陋，谬种相传，而少才智之人”［13］，将不切实用的诗文视为中国民智不开的根源。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亦认为当时“士知诗文而不通中外，故锢聪塞明而才不足用”［14］；谭嗣同则在《仁学》中指出，娑婆世界“网罗重重”，而今新学竞新、民智渐辟，需“冲决俗学若考据、词章之网罗”［15］。以诗文为正宗的古典文学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质疑，这自然延阻了对以西方近代“literature”作为对译词“文学”观念的接受，也为“文学”古义的延续提供了现实土壤。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书影

尽管有关“文学”的内容界定和观念认知各异其趣，且泛指学问知识的古义表现出了强大的惯性，但从1895年到1898年，传教士、日本学者以汉语词汇“文学”对应“literature”的用法，依然渐次出现在中国士人的观念世界里，构成了维新浪潮中的一股认识潜流。这种潜在的观念又与现实层面的维新运动互为表里，呈现在一些具体的变革举措中，包括在新式学堂建立“文学”科，尝试以“文学”取代“词章”来整合以语言文字艺术为主要内容之文类的努力；在《时务报》等维新刊物上，借助于对“言文一致”的提倡，亦出现了从语言文字的修辞审美层面出发，对于“文学”一词的观念图解。这种“文学”观与戊戌时期批判词章诗赋的思想主潮相悖，却依然是维新派效法西方学制、倡导文字变革以启蒙国民的意志体现，展现出对于“文学”趋向专门化及审美化的认识努力。

甲午战争中国的战败，促使清廷下定决心革新教育制度，西方及日本大学学制中“文学”一科的设置随之进入到维新士人的视野。1896年，宋恕去信给日本学者冈鹿门，有“询无关邦政之哲学、文学要端数条”［16］之语，认识到日本大学学制中文学与哲学、史学的区分。同年，由康门弟子整理康有为讲义而成的《万木草堂口说》中“文学”一条，从汉赋、唐诗、宋古文、元曲到明代八股，所列举内容摆脱了泛指文献知识和学问的古义，偏向了诗赋词曲等内容。门人张伯桢所录《南海师承记》中，记有康有为广州“讲文学”，亦与《万木草堂口说》中“文学”内容相近，以骈赋诗文为主［17］。也是在这一年，孙家鼐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将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与天学、地学等学科一道成为拟开设的十门分科之一，并于文学一科后特意注明“各国语言文字附焉”［18］，强调语言文字作为文学科的基础。两年后，由总理衙门委托康有为、最后交于梁启超起草的《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虽然没有对所设“文学”科目的具体内容做说明，可从梁启超此前在万木草堂求学及创办湖南时务学堂的经验，以及之后“壬寅学制”与“癸卯学制”分别颁布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文学科的设置来看，此处的“文学是以文字为起始点所开出的概念”［19］，并且不只是基础的语言文字学习，而偏向指涉更高体格的以文字为基础的“词章”。

孙家鼐（1827-1909），京师大学堂首任管理学务大臣，曾参与强学会，支持维新变法

在中国以诗文为正宗的传统文学观念中，“词章之学”原本比“文学”要更接近近代西方“literature”的语义，清代曾国藩将学问分为义理、考据、词章、经济四门，分别对应孔门四科，即认为“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艺诗赋皆是也”［20］，而将文学之科视为考据学问。与之相比，康门弟子在《万木草堂口说》中所列“文学”或“文字之学”，以及孙家鼐拟设置的京师大学堂文学一科，都远远偏离了考据学问的范畴界定，含括了“词章之学”“语言文字学”等原属于言语一科的内容，在将诗赋文章等文体归入“文学”的同时，也注意到“文学”以语言文字为基础的专门艺术属性。

当中国的维新运动开始效法日本大学学制设立文学科目，作为独立语言艺术的“纯文学”观念，也逐渐经由东洋输入到中国。曾受黄遵宪邀请主持上海《时务报》“东文报译”栏目的日本汉学家古城贞吉，在1897年完成了自己的《支那文学史》，以先秦至清代的诗词文章为主要内容。其友人田口卯吉在序言中表示：“近代考据学大起，涉猎之广，搜索之密，前代无比，而至文之真趣，反有不及焉者”，称许古城贞吉能“列叙支那文学上下三千年事迹，萃精拔粹”［21］，“文之真趣”这一表述，已将“文学”作为语言文字艺术的独立价值，与注重涉猎搜索的考据学问区别开来。而就在自己的文学史于日本发行的同时，古城贞吉又在《时务报》中将有关“文学”的认知推进了一步，向中国读者译介了西人“以小说为文学之粹美”的观念。这篇译自英国《世界报》的文稿，为英国驻巴黎记者“苦拉佛得女史”采访“得泪女史”所作的访谈记录，文中将文学与绘画、音乐等艺术形式并列，指出这几种艺术形式之间有着密切关联：

《时务报》1896年创刊于上海，是维新运动时期影响最大的中文报纸，自第三册开始，日本汉学家古城贞吉受聘主持报上的“东文报译”栏目，从日本报刊上翻译了六百余篇文章

日本近代的文学史写作及视“文学”为以语言文字为基础的审美艺术观念，也影响了康有为1896年开始编撰、最终完稿于1898年的《日本书目志》。这本对于东洋书目（也包括大量经由日本转译的西洋著作）进行分类整理的书目志，在政治、法律、农业、工业、商业等门类之外，专门设有文学一门，以诗集、歌集、俳谐集、戏文集、谣曲集为收录对象，含括了《日本文学史》《希腊罗马文学史》《英国文学史》等文学史著作，以及《诗法纂论》《和歌俳句节用集》《古今和歌集》等诗歌集，虽然小说文类另设一门，却也将《小说史稿》以及大量的演剧脚本列入“文学”门类。此外，康有为在美术门的按语中还曾出现“美术关于文学，盖水地致然”［23］一句，不仅对应了古城贞吉所译文学与美术“有至密至切之关系”的观点，又有意识地突出了“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的区分。

这一时期，最能体现立于语言文字之基础、注重审美艺术形式“文学”观念的，是经由梁启超介绍，在上海《时务报》上连载的《盛世元音》。本书为沈学所著，倡导切音文字和速记之法，是甲午战争后推动“言文合一”的语言文字变革浪潮的代表，旨在“得文字之捷径，为自强之源头”［24］。书中“文学”部分被分为四卷，“卷一论字母反切，卷二积音义成字，卷三积字成句（诗歌韵律），卷四积句成章（词章各学）”，全以语言文字的组合妙用来解释“文学”问题，并有意识地从诗歌韵律、词章造句等角度与西方文学进行比较，沈学指出：

沈学从审美的角度论述了中国文学在韵律、书写方面的优长，同时也从言文一致的角度肯定了泰西词章“能施之实用”。梁启超在为其所作序中补充说：“天下之事理二，一曰质，二曰文。文者，美观而不适用，质者，适用而不美观。中国文字畸于形，宜于通人博士，笺注词章，文家言也；外国文字畸于声，宜于妇人孺子，日用饮食，质家言也”，又称中国古代妇女编为诗章的咏谣，士大夫著为辞令的问答，“后人皆以为极文字之美”［26］。虽然在倡导维新的大背景之下，二人所言皆另有所图，但“文字之美”的观念凸显，依然从注重修辞表达、审美艺术的“纯文学”层面，肯定了中国诗赋词章的价值，而他们对于通俗实用“质家言”的提倡，又为之后维新派将戏剧、小说等白话文体纳入“文学”范畴，奠定了理论基础。从新式学堂到维新刊物，从雅俗之别到文质之辩，沈学、梁启超等人关于中国古代“文家言”“极文字之美”的认知，进而强调语言层面的修辞藻饰，超出了“文章博学”泛指文献、学问知识的范畴，与阮元、刘师培、陈独秀等人一道，构成了近代中国“纯文学”观念的线索［27］，无论是对于“文学”还是“中国文学”的认知，都已有了不小的跃进。

以孙家鼐等人筹议在京师大学堂设立文学一科为标志，国人对于文学开始有了专门的学科意识，却不能掩盖在更广泛的士人群体中，存在着另一种更加普遍或普通的文学观念。以赛亚·柏林在《俄国观念史》一文中曾经提出“普遍观念”一词，用以区别于具体学科的具体观念，他指出，相比于数学、哲学、科学、美学等有着清晰定义的专业领域，这些“普遍观念”往往更加定义不清却内容丰富，“在那里我们会发现不同的意见、普遍的思想原则和道德原则、价值观念的标准和价值判断”［28］。在中西方“文学”观念的现代演进过程中，也始终存在一种“专门”和“普通”观念的博弈，通常表述为狭义/广义、纯文学/杂文学（或大文学）之争，前者偏向现代专业的学科划分，后者则较前者有着更加模糊的定义和更丰富的内容。桐城派晚期代表姚永朴在民国初年任教于北京大学，在编写的教材《文学研究法》中，便曾对文学做过“专门学”和“普通学”的区分：

作为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在设立文学科时，业已体现出这种“专门”与“普通”观念的博弈，姚永朴不欲以文学为专科自画的表述，正是维新运动时期“极文字之美”的专门学意识之外，中国士人对待“文学”更为广泛的“普遍观念”。1898年7月，当维新变法进入最高潮时，梁启超代总理衙门起草的《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便分设有“普通学”与“专门学”两大类，其中“专门学”为“西学”中政治学、算学、格致学、农学、矿学等专门学科，文学一科未入专门，位列经学、理学、中外掌故等学问之后，在“普通学”中排名第九，仅排在第十体操学之前。这种学科划分，有效法日本学制中普通学“即寻常中学”［30］的因素，“文学”一科边缘化的位置，更显出整个维新运动“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31］、否定虚文并提倡实学的思想主潮，从中亦可看出在中国维新士人已生成有关文学乃“极文字之美”，且接触到西人“以小说为文学之粹美”观念后，如何再由“专门”入“普通”、由新词返古义的观念演进逻辑。

原本维新运动期间中国的学堂、书籍、报刊尝试以“文学”取代“词章”，以对应近代西方“literature”所指涉的诗文乃至小说、戏剧等具体文类，并通过强调学科专业、缩小知识范畴，呈现出趋向专门化的努力,进而突出“文学”在字义和文法等方面的内容。但是，这种以语言文字为基础的专门学问，并不能满足维新运动时期文人群体“疏应社会之用”的要求；强调音律文法的妙用，同样也不能适应明白晓畅、以启蒙更多国民的目标。康门弟子徐勤，在其题为《中国除害议》的文章中，一面沿用普通的古义，表示“自乾嘉后、迄于咸同，称文学最盛之时”；一面从文言与白话的角度，表达了“文究非道”的看法：

类似于“专门学”和“普通学”的划分，韦勒克和沃伦曾在《文学理论》中从语言的角度来定义文学，提出文学语言和日常语言的区别，前者“对于语源（resources of language）的发掘和利用，是更加用心和更加系统的”［33］，在语言符号的修辞美感方面有着专门追求；而后者往往不是一个统一的概念，包括口头、商业、宗教等更广泛普通的语言变体。这种从语言层面进行的“专门”和“普通”观念区分，亦是中国维新士人以语言文字为基础“文学”观念演变的重心，在《中国除害议》中，徐勤痛陈八股八韵之害，对作为“语言之文”的诗文，做了“通行于海内”和“通行于天下后世”的比较，这与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学文”一章中有关“传世之文，或务渊懿古茂，或务沉博绝丽，或务瑰奇奥诡”的看法，以及“觉世之文，则辞达而已矣，当以条理细备，词笔锐达为上，不必求工也”［34］的评判，有着共通之处：即在肯定一种专门化文学语言的同时，又从维新图强的层面出发，扬弃追求美学价值的修辞语言艺术，寻求更切合现实需要的日常语言和表达形式。

于是，对于文学的基础——语言文字，中国的维新士人形成了更加切近实用的普通观念，这种普通观念最终又反向作用于他们对于“文学”的理解和建构。此前，黄遵宪在考察明治维新经验的《日本国志》《学术志二·文学》一篇中，就曾探讨包括书札、歌谣、和歌、小说等文类在内日本“文学”的发展演变，强调文学的语言文字之“利”，认为日语平假名的使用，“音不过四十七字，点画又简，极易习识，而其用遂广”［35］，可用之书札、披之歌曲，通过“言文一致”最终助力了民智的开启。甲午战争后，《日本国志》得以在国内刊行，受到这种语言变革思想的影响，沈学在《时务报》连载《盛世元音》，于“文学”部分提出“夫字，士人之利器，以愈利为愈妙”［36］；梁启超则指出，中国“文章尔雅，训词深厚，为五洲之冠”，却“能达于上，不能逮于下”［37］，宜于通人博士，却不能施教于妇人孺子。他们在肯定传统词章语言美观与妙用的同时，都表达了追寻适用而非美观之“文学”的诉求。

这种立于日常语言的普通文学观念，让小说文体地位的抬升和对白话文学的探索，在这一时期成为可能。1897年，严复与夏曾佑在《国闻报》上倡议小说文体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中，除了意识到中国“口说之语言”与“书传之语言”相远的问题，还提出书传之文字语言，有“简法之语言”与“繁法之语言”的二分，前者“以一语而括数事”，后者“衍一事为数十语”，“繁法之语言易传，简法之语言难传”［38］，要推动维新事业，便需追求易传之语言，故而倡导能“入人之深、行世之远”的小说文体。同年，裘廷梁将贴近“普通语言”的白话抬升到“维新之本”的地位，同时从“质干”内容的角度，对所谓文言之“美”、白话之“陋”提出了自己的辩驳：

文言与白话的雅俗之争，外美与内质的虚实取舍，让作为专门语言文字艺术的“文学”观念成为可怀疑的对象，这种怀疑最终落在最能体现文言之美的诗赋词章上，传统词章与近代文学原本已逐渐建立起的关联，又在强调质干、实用的普通观念中被剥离。梁启超在刊于澳门《知新报》的《万木草堂小学学记》中，针对万木草堂“文学”一门的教授，在“学文”条目中提出“词章不能谓之学”，以为“若夫骈丽之章,歌曲之作,以愚魂性，偶一为之，毋令溺志”［40］。在条目的末尾，他还专门补充称“西文西语，亦附此门”，对应《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文学一科“各国语言文字附焉”的专门性划分。早在系列政论文《变法通议》中，梁启超就曾批评当时同文馆、自强学堂、实学馆等虽效法西方学校，却“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其所谓艺者，又不过语言文字之浅”［41］。显然，即便是强调师法西方，维新士人亦不再满足于语言文字层面之“浅”，在“专门”和“普通”观念的僵持与博弈中，一种指涉更加宽泛的普通“文学”观念最终占了上风。

1897年，严复与夏曾佑在天津《国闻报》上发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

从古义的延续到以“用”“利”“质”为旨归的普通观念来看，1895年至1898年间的“文学”观念似乎并未实现现代转型，故而其作为观念对诗文、小说等“literature”所包含文体的作用似乎也无从谈起。可正如昆廷·斯金纳在《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中所言，我们用以表达观念的术语意涵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要理解作者言说的观念术语，就要把握这一言说的意欲效应（intended force），“我们不仅要了解人们的言说（saying），而且要知道他们在言说时的行为（doing）”［42］，观念往往会影响现实层面的行为实践，行为实践同样也会反过来重新形塑观念本身。维新运动的初衷是挽救民族危机、变法图强，也带有启蒙民智、融入世界文明的努力。“文学”作为一个处于不断流变状态中的观念，正是在同实践行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不断修正着自身的观念意涵。

1897年年底，《时务报》的“英文报译”栏目中，选译了上海《字林西报》的一篇文章——《中国宜亟开民智论》，在这篇倡导思想启蒙的文章中，始终被批评质疑的中国“词章”，被“中国之文学”取代，“文学”一跃为民智能否开启的关键。文中所称文学，言说指向的是语言形式本体之“文”，所欲在实践中建构的，则是容纳近代文明学说、周知世界知识的“学”：

维新运动期间，“文学”观念从言说到行动所发生的“意欲效应”，正表现为批判地接受近代“文学”以语言文字形式为指向的范畴，又从适用层面对泛指学问知识的古义进行整合，进而形成既有专门学科意识雏形，又辐射普通思想原则和价值标准的“文学”观念。这种“意欲效应”的标志便是“文学兴国论”的兴起，以及由之带来的从诗文到小说的全方位革新实践。当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倡导革新，在《西学书目表》中推广西学时，都提到《文学兴国策》一书，其作者为日本原驻美大使森有礼，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与中国助手任廷旭共同翻译。该书颇吸引眼球的题目在“文学”观念演进的历史中极具象征意义。伴随着这本译书，“文学兴国论”逐渐演化为晚清至五四中国一种主流“文学”观念的发生起源。用林乐知在序言中的话来说，即“欲变文学之旧法，以明愚昧之人心，而成富强之国势，此《文学兴国策》之所为译也”［44］。

森有礼与美国官员学者的通信集英文书名实际为Education in Japan，原题指向“教育”（education）而非“文学”（literature），书中涉及《圣经》文学的内容，及美国绅士加非德（Garfield）所列举诗人William Jones（威廉·琼斯）诗歌对于开启民智、振兴国家的作用［45］，可原书大多数被译作“文学”的地方，无论是词语本身还是语意内涵都指向“教育”。然而，通过翻译、传播中的观念生成和行为实践，森有礼基于振兴“学”的语义初衷，被化用为推动“文”之变革的思想资源。曾任翰林院庶吉士的龚心铭，在《万国公报》上为本书作序时，便将“文学兴国”与维新运动批评八股制艺的风潮联系起来：

“四裔有学”而亟须“振兴文学”的认知，和以“文”为基础而导向“学”的观念意识，形成了对旧有文章生产及所谓“八股八韵考据词章之士”的批判，进而演变为废八股、变官制等实践举措。泛指学问知识的“文学”似乎成为挽救“词章”无用的良药，对于情感上不愿接受“诸夏之亡”的维新士人，康有为等人所采取的托古改制方法，正适用于“文学兴国”这一观念的实施。从1895年《申报》上《昌文学以崇圣道》一篇提出“地球各国中，以中国文学为最先”，进而批评“今徒以时文一途以困天下之人才，其所用文字无一适于实用”［47］，到1896年《中西教会报》主笔卫理在《读〈文学兴国策〉书后》中将“文学”一词引向孔门四科，称“中国素重文学，故四科之内，德行居其首，而即以文学贯其终”，古时指涉学问知识之“文学”的繁复与昌盛，同今日徒尚词章之“文学”的狭隘与衰微，形成巨大反差。值得注意的是，卫理在阐释“文学兴国”观念的序言中，专门强调即兴文学，“不必专注于五经四书也，宜取泰西新译诸史及格致诸书读之”［48］，代表了对于“文学”所应承载内容的体认，康有为等人在“公车上书”等维新活动中，屡屡提及的西方“文学兼存”“文学大兴”，在沿用孔门文学科之古义的同时，显然也含括了这些新学知识的内容。

1873年，日本驻美公使森有礼编撰的《Education in Japan》在纽约出版，1896年被美国传教士林乐知译为《文学兴国策》，由广学会刊印发行

当中国的维新士人沿着“文学兴国”的目标推行具体举措时，指向全新学问知识的“学”之内容，又亟须借助对语言文字之“文”的变革来实现。徐勤在《中国除害议》中倡导“文学之业”，反对科举取士，遂称“不受八股楷法诗赋所缚者，可以智矣，无如才识之开，皆由文学，士人既专文学之业，九流咸奉为宗师”［49］。另一位康门弟子欧榘甲，一面称赞欧美“今日文学之盛”，一面抨击中国“自放于曼声冶色，考据词章”“无人振兴文学”［50］。直到戊戌政变前夕，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劝其兄南归，依然寄望于所谓“文学”，指出“自八股废后，民智大开，中国必不亡”，为今之计，“不如归去，选通中、西文学者，教以大道，三年当必有成，然后议变政，救中国，未晚也”［51］。不唯外来者的眼中，中国旧有之文具有消磨国民才力、使其不能周知天下事的弊端，康门弟子为代表的维新派，也将八股诗赋的束缚视作开启民智、振兴“文学”乃至改良政治的最大阻碍。

于是，面对以报刊为媒介的“新文体”开始兴起，维新士人的聚焦重心并未止于平易畅达、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的语言形式本身，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伊始就已表明，像《尚书》《诗经》那样能够考四方、知民俗方是报章写作的方向。谭嗣同在具有理论总结性质的《报章文体说》一文中，提出“去词赋诸不切民用者”，报章之文正可“皋牢百代，卢牟六合，贯穴古今，笼罩中外，宏史官之义”［52］。而在他与夏曾佑、梁启超共同写作于这一时期的“新学诗”中，“新学”二字不仅意味着以文为诗的诗体实验，《金陵听说法》一类的诗作，更已含有了“独辟新界而渊舍古声”［53］“颇喜挦扯新名词以表自异”［54］等诗界革命的内涵因子。这些夹杂着“异学之诐词、西文之俚语”的诗文，尽管被保守派讥讽抨击，斥作“东南数省之文风，日趋于诡僻，不得谓之词章”［55］，但较之旧有的词章，这些文本显然更加符合维新派心目中的“文学”。就连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倡导小说的一段论述中，也连续三次提到“文学”：

可见，在“西方传播/中国吸收”的观念史惯用逻辑中，中国的维新士人以自己的言语行为，延宕了作为语言艺术“纯文学”观念的进入，而基于语言文字形式以及诗文、小说等文体的内涵体认，又为之后的文学改良运动奠定了基调，这未尝不构成另一种意义上“文学”的自觉。直到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发起小说界革命，提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显然也是康有为有关小说“深于文学”逻辑的深入阐发，而非古城贞吉所译“西人以小说为文学之粹美”中所体现的观念意识。他在《新民丛报》上以先秦为例，将“文学”描述为“学术思想所凭借以表见者也”，称“屈宋之专门名家勿论，而老、墨、孟、荀、庄、列、商、韩，亦皆千古之文豪也，文学之盛衰，与思想之强弱，常成比例”［57］。这种与外部学术思想、国家社会联系紧密的“文学”观念，在“维新”观念逐渐式微后，又与“启蒙”“救亡”乃至“革命”等观念合流，继续参与了百年中国文学的理论建构和实践历程。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