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确|汉字的力量 ——作为学科命名的“美学”概念的跨际旅行

明治初期思想家西周

王 确

命名总是包含着某种特定文化的暗示，用一种文字来命名美学，势必会体现着此种文字所携带的文化传统积淀或命名主体的自我建构。

中国现代美学是以向中国古代美学挥手告别的姿态启程的。美学并不是古已有之，它是在世界现代性展开中发生和流传开来的。美学发生在西方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时期并非偶然，因为它是筑基于现代科学理性和人性本体之上的一种现代学术。美学在近一个半世纪前走进东亚，被中国人初识。中国现代美学是在东西汇流的语境下，诞生在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新生儿。

19世纪末，作为中国现代美学起源史的美学汉字命名，在中日两国思想文化界的交流互动中展开。明治初年有西周给“美学”所做的多种汉字命名，明治14年（1881）东京大学开设“审美学”（美学）课程，建立了美学学科［1］。明治16—17年（1883—1884）按文部省总体译介西方知识的计划，中江笃介（兆民）翻译出版了《维氏美学》［2］。在中国同一时期，花之安有2部明确介绍有关美学的著作在广州出版，颜永京翻译了美国心理学家海文的《心灵学》，其中有不少笔墨在美学的视野下讨论了美的问题。20世纪初，《吴汝纶日记》谈到了西方美学的学科定位问题，特别是吴汝纶的《东游丛录》《江南制造局所刻书》、王国维的《奏定经学科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等体现了人们对美学的初识和认识的深化过程。

美学的汉字命名是在汉字文化圈各国尤其是中日学者、思想家交流中实现的。日本在西方美学传入东亚的时代，汉学相当发达，中日对西方的许多现代知识和学科的称呼都用汉字词汇来表示。

最早把西学的美学介绍到日本的是明治维新前后的思想家西周（にしあまね）。他在庆应年间写作了《百一新论》一文，［3］介绍了许多西方学科，说道：“造化史是关于金石、草木和人兽三个领域的论述，……，在人兽的这部分里，又有被译作人性学的人类学，其中从比较解剖学到生理学、性理学、人种学、神理学、善美学，及其历史等学术分类。”［4］这里的“善美学”据其边上的外来语（エスゼチック）可断定指美学。在《百一新论》中，西周尚未来得及对他的“善美学”进行解释和说明，但从他后来对美学的阐释和介绍看，当时了解美学的并非唯有西周，还有如津田真道等同去荷兰留学的人，［5］但热衷于传播美学的人却是西周。这可以从此后他演讲中两次涉及美学话题便能证明。

明治三、四年，西周开始广泛涉猎西方各种现代知识，并在自家办起称为“育英舍”的“学塾”讲授新学，《百学连环》是育英舍讲义整理后的文稿，其中有一个部分的题目是“佳趣论”，在边上还写着Aesthetics，不必说，这个所谓的“佳趣论”也是指美学。他具体解释说，Aesthetics古时称其为“学之卓美”（Science of Beauty），这是因为有知、行、思，与它们分别对应的智、意、感，与三者对应的价值真、善、美，它们分别形成的知识是致知学、名教、佳趣论。佳趣（美）表现为外形的完善。作为佳趣论之趣意是它所具有的异同交错，杂多又统一的特点。［6］西周对美学有了一个大体而确定的认识。西周对美学的关切和贡献并非到此为止，他在用“佳趣论”来阐释美学之后，又对美学提出了新的汉字命名：美妙学说。

西周有关“佳趣论”手记

从西周的人生和他所留下的文本能够看出，他在《美妙学说》中对美学的阐释大概就是其谈论美学的“终章”，大体上收纳着西周对美学的全部自觉认识，同时包含着明治初期诸位思想家（如“明六社”成员们）集体理解的结晶。

西周最初将Aesthetics命名为“善美学”，虽未做任何解释，但从他所处的中西学术背景和汉字的构词规则看，“善”就是“美”的修饰语或限制词。“善”字在日语里与汉语的词义几乎一致，而且善美同一的概念不仅在西方的古希腊哲学中如此，康德的“美是道德的象征”命题也是善美关系的一种理解。纵观西周在引进西方美学时的各种说法，“善美学”关切了善，“佳趣论”突出了“趣”（同中有异，异中有同）［7］，“美妙学说”是他对美学整个认识过程的总结。西周告诉人们，人性本身有道德成分，会区分善恶，从道德中会生成正义感，从而会因正义与非正义形成制约自我的法律原则。除了此二种人性元素之外，就是人对美丑的辨别，这就是“美妙”的元素。对道德、法律和美妙之关系的论述，便形成了美妙学。美妙学是通过洞察和概括“美术”（艺术）原理而形成的，事物的美丽在人内心的显现是凭借想象力来实现的。美妙现象关乎内部与外部，外部是通过人的“耳目鼻口觉”来把握的，内部是指人的情感及其体验。［8］

无论是面对鲍姆加登使用的拉丁文Aesthetica（感性学），黑格尔使用的德语Äesthetik，还是英文中的Aesthetics，人们几乎都译作“美学”，这意味着“美学”真正成为这一现代知识的最终命名。那么，这个汉字译法是谁最早使用的呢？

日本著名美学家，东京大学教授今道友信在他的《东洋美学》中，开宗明义地说：

凡涉及到这一问题的文本，都重复这种说法，如日本著名美学史和美术史家神林恒道说：

这让人感到毋庸置疑。然而，即便我们相信上述结论，也会出于对学术的敬重和探索精神，亲自面对中江笃介（兆民）的《维氏美学》，也好在心中为上述说法作证。翻开《维氏美学》，首先跃入眼帘的是一个超短的“识”，不妨译在下面：

中江兆民为读者提供了三方面的信息：一是作者维龙的简单身份；二是舞蹈、音乐两篇是由野村泰亭翻译的；三是所谓“Esthétique”，就是“美学”的意思。读到这第3点的文字，我就想问了：“Esthétique”怎么顺理成章地“就是”“美学”呢？［12］“Aesthetica”“Äesthetik”“Aesthetics”“Esthétique”这些西文词，没有一个是能够直译为汉字词汇“美学”而又顺理成章的。由拼音文字转换为图形文字不同于某种音译，两者之间有着语际和文化语境的跨越，把这些西文都译作“美学”，必然是汉字文化圈的译者经过汉字文化的“装置”来理解和重现的结果。同时，维龙的“Esthétique”这本书的内容集中讨论的总体上不过是一本艺术理论或者艺术哲学，虽然也勉强可以翻译成“美学”，但不是必然地要翻译成“美学”，我们读读《维氏美学》甚至看看其目录［13］，就会清楚这一点。中江兆民所谓“‘Esthétique’即是《美学》之意”（『エステチック』（Esthétique）ト曰ヘリ、即チ美学ノ义二シテ），与我们说“Art”即是“艺术”的句式类似，后者与前者是同位语，在需要此句式的语境中，前者是未知的，后者是已知的。对此我不止一次地当面请教过文学专业的日本教授，他们同样认为，中江兆民翻译“Esthétique”时，“美学”这个汉字用法已经存在了。照此逻辑，难道“Esthétique”即是《美学》之意”的“美学”译名，在中江兆民翻译“Esthétique”之前就知道了“美学”这个译法吗。

中江兆民与《维氏美学》

我们先从文献的流传问题即第二个证据说起。人们的印象是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不再关注中国的知识生产了。自从19世纪中叶年轻气盛的福泽谕吉去了趟美国，又在欧洲绕了一圈，提出了“脱亚入欧”论之后，日本真的没有改变过这一文明史选择。但是，由于文化的惯性等多种原因，大体在19世纪下半叶以前，日本依然关注中国有关新知识的出版物。仅仅是花之安的著作就有多种，如在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有花之安的《德国学校论略》［15］和《明心图》［16］，另外，还有日本人翻译成日文的花之安的《马可讲义》［17］。花之安的两本涉及美学的著作在日本流传得可能更早。广岛大学图书馆藏有明治7年（1874）日本人翻刻的花之安的《德国学校论略》［18］。一般说来，那个时代书的种类不多，人们对书的倾心程度高得多。像这类域外新书，明治时期的思想先驱、文人墨客正常情况下是不会放过的。中江兆民作为当时对西学特别热衷的思想家，应该会接触到这类书籍。翻刊《德国学校论略》的小林虎三郎之末弟小林雄七郎，长中江兆民2岁，也在一个事业圈子里做事业，如曾经一同在日本第一届众议院的选举中当选议员，［19］也共同在政府部门工作，等等。这至少说明小林家与中江兆民的关系不远，小林家大张旗鼓关注的书籍，中江兆民没有看过的可能性不大。花之安的《教化仪》早在明治13年（1880）就有日本人翻刊［20］。而且，无论是中江兆民，还是小林虎三郎和小林雄七郎均是通晓汉文并且能读能写的汉学家，同时花之安的《德国学校论略》满打满算也不到12000字，《教化仪》也就14000字左右，虽然那时称作“书”，但就是我们今天一篇文章的篇幅，很是便于通读。

小林病翁重订训点：《德国学校论略》

21世纪之初，一篇文章谈到用汉文写作介绍美学的事情：“1875年，花之安复著《教化议》一书。书中认为：‘救时之用者，在于六端，一、经学，二、文字，三、格物，四、历算，五、地舆，六、丹青音乐。’在‘丹青音乐’四字之后，他特以括弧作注写道：‘二者皆美学，故相属。’”［21］1875年出版的《教化仪》便使用了“美学”一词，而且这本书又于明治十三年（1880）在日本被翻刊出版，这意味着我们找到了第一个证据。

既然花之安的《德国学校论略》和《教化仪》在中江兆民翻译《维氏美学》之前已经传到了日本，就当时的历史情况和中江兆民的个人情况，中江兆民很可能读过花之安上述两本书。照此说来，中江兆民的“‘Esthétique’即是美学之意”的“美学”就可能来自于《教化仪》。然而，中村正直版《教化仪》卷4“学问之训”里只写着：“窃以为，救时之用者，在于六端，一经学，二文字，三格物，四历算，五地舆，六丹青音乐。”［22］其中并没有“二者皆美学，故相属”一句。开始还以为日本人在翻刊时删去了这个注释。后来，发现了《教化仪》的另一个版本，把此版本与中村正直翻刊本两相比对，可知这两个版本是一样的，从而也就明白了中村正直版翻刊的是1875年初版的《教化仪》，1875年版中并无“二者皆美学，故相属”一句。

我们在寻索中江兆民使用“美学”一词的来源过程中，虽未如愿以偿，但我们走近了历史的真相。除对上述日本美学界对中江兆民使用“美学”一词的判断有理由存疑之外，还有两个可贵的收获：一是我们坐实了明治7年（1874）后《德国学校论略》和《教化仪》等汉籍在中国出版后快速地相继传入日本，参与到包括美学在内的日本现代学术史建构之中；二是在1875年初版《教化仪》中并无“二者皆美学，故相属”这句话，它是在光绪23年（1897）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泰西学校 教化仪合刊》中才加进去的注释。这关系到中国现代美学起源史与中日美学交流史的事实，同时也在更正那篇对中国美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论文所提供的1875年汉籍中就使用了“美学”一词的错误信息，避免我们因此信息误判其他问题。

中村正直翻刻：《教化仪》

心理学所蕴含的科学精神和人文指归，迎合了中国和日本相近的求知取向，使这一来自西方的现代学科展示着不俗的魅力。西周翻译的《心理学》（1878），颜永京翻译的《心灵学》（1889），王国维翻译的《心理学》（1902）和《心理学概论》（1907），在中国发行的服部宇之吉的《心理学讲义》（1905），杨保恒编著的《心理学》（1907）等，都涉及了有关美学的问题，只是多集中于美感问题的讨论，其中为“美学”的汉字命名提供了特别而直接贡献的，主要是日本的西周与中国的颜永京，他们分别翻译了美国牧师和心理学家海文的同一本《心理学》［23］；西周将其译作《心理学》［24］，颜永京将其译作《心灵学》［25］。颜永京译的《心灵学》晚了西周11年，从现有史料看，颜永京对西周所译《心理学》似乎一无所知。西周译的《心理学》与前面提到的“美妙学说”之间存在某种值得重视的关联，这一问题又与日本明治思想史和美学史上的一桩小小学案即“美妙学说”的最初问世时间有关。西周的《美妙学说》是在皇宫中的一次御前会上演讲的题目，但后来，史家对这次御前会的时间给出了多种说法，至今尚未统一，或明治5年（1872），或明治11年（1878），［26］或明治12年（1879）。［27］《美妙学说》不仅是一次作为“帝王教育”演讲所承载的意义，而且是西周给美学的最后一个命名，意味着他对美学的全部理解。那么，西周何以创译出“美妙学说”一词呢？

当我们把《美妙学说》与西周译《心理学》进行比对时，便会发现《美妙学说》中的“美妙学说二”“美妙学说三”“美妙学说四”分别讨论了“想象”“感觉”“情感”等问题。在日本人对“美学”尚知之甚少的时期，西周何来如此丰富的有关想象和情感的认识呢？读了西周译的《心理学》，便会不由得把在《美妙学说》中讨论想象和情感问题的那些文字与海文《心理学》中有关想象和情感的论述建立起某种很自然的联系，发现西周的《美妙学说》与他翻译的海文《心理学》中的知识和思想密切相关。仅就西周译的《心理学》和御前演讲《美妙学说》都是把“Aesthetics”命名为“美妙学”，便可证明两者的内在关系。

西周是从明治8年开始翻译海文的《心理学》的，明治11年正式出版，那么御前演讲《美妙学说》如果真的与海文的《心理学》有关，《美妙学说》就应晚于西周开始翻译海文《心理学》的时间，这样一来，西周的御前演讲《美妙学说》就不可能是在明治5年，而应该是明治11年或之后。

如前所述，花之安的《德国学校论略》1873年初版，1874年在日本便有翻刻版，西周翻译海文《心理学》要明显晚于《德国学校论略》传到日本的时间。就在小林病翁重订训点的那本《德国学校论略》中，便有讨论“七课如何入妙之法”［28］，其所指即是我们今天说的美学。从当时《德国学校论略》在日本流传的情况看，西周没有读过是不正常的。因此，其“美妙学”的汉字命名也完全有可能受“如何入妙之法”的学科命名的启发。试图确定这一时间的目的并非仅仅是“时间”本身，它还可能为我们提供西方美学在这一传播管道中的跨文化、跨语际再生过程，即一种有代表性的西方美学观点与西周的汉文化积累再次相遇、溶解的认识。

海文在他的《心理学》第3章对美学下过一个简短的定义，即“美学，是一门关于美的科学。”［29］海文原文中并无“妙”的对应词，同时按照西周在《心理学翻译凡例》［30］中反映出来的翻译习惯，这里似乎把“美的科学”简化为“美学”更合逻辑，而不可能译成“美妙学”。“妙”突出地体现着中国文化和中国审美精神，它来自于中国文化心理和汉语思维特点，是中国文化风格的表征之一，也可以理解为东方人掌握世界的经验、习惯和智慧。因而这不是一个汉字“妙”的人为嵌入，而是一种文化精神在自觉或不自觉中的介入。

西周、 颜永京译海文的《心理哲学》

中日现代美学的起源史是在中日双方密切的交流互动中展开的，这不仅是由于日本在现代社会以前有1200多年追随中国文化的历史，还有一个需要特别重视的原因，就是汉字背后的文化力量。所以今道友信在他的《美学的历史》中解释西周的“美学”命名时就说：“尽管在倾向上与其说是形而上学的不如说更接近实证主义的、功利主义政治家西周，并未放弃他心中那种日本的审美传统。”［31］无法回避的是，“日本的美学传统”是中日文化汇流的结果。所以今道友信在具体分析西周的“善美学”命名时又说：“选定这个具有教养性译语的背景，不正是包含着孔子赞赏韶乐时的评价‘尽美矣，又尽善也’的观点吗。”［32］这说明，今道友信深刻洞察到了西周完成的包括“美妙学说”在内的所有美学汉字命名背后的文化蕴含。

“美妙学说”与颜永京把“Aesthetics”（美学）译作“艳丽之学”之间，看似使用了两个不同的汉字语汇，但其中共同隐藏的是汉字文化某种力量的推动。艳与丽是中国古代两个审美或文论范畴，各种文献中对二者的理解虽不完全统一，但大体上说，都具有美丽或漂亮之义，如“艳，美也。［33］艳，常常被理解为惊异之美。“艳，好而长也。”［34］“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35］“今之所谓乐府者，唯以魏、晋之侈丽，陈、梁之浮艳，谓之乐府诗，真不然矣！”［36］因而古人也习惯用“艳”来描述美人，如“楀维师氏，艳妻煽方处”（《诗·小雅·十月之交》）中的“艳”。“美人既醉，朱颜酡些。/娭光眇视，目曾波些。/被文服纤，丽而不奇些。/长发曼鬋，艳陆离些。”（《楚辞·招魂》）“丽”虽然也表示美或美好的意思，但惊艳的色彩和程度稍有淡化，如“文必丽以好，言必辩以巧。”［37］“铭诔尚实，诗赋欲丽。”［38］“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39］“遒丽之辞，无闻焉尔。”［40］“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41］“较丽藻于碧鸡，斗新奇于白凤。”［42］这些都说明颜永京译笔下的“艳丽之学”是用中国古代的审美范畴来命名西方现代知识的结果。由于艳与丽是今人有些忽略的中国古代审美范畴，最初看到“艳丽之学”这个美学的汉语译名时，人们可能会产生明显的陌生感，但深入了解艳、丽这两个范畴之后，或许我们就能够把握到译者觉察或尚未觉察的某些意图了。从上述情况看，在“艳丽之学”这个言语事实本身能够让我们悟到如下意义：一是艳、丽是由中国古代两个意义相近的审美范畴构成的；二是艳、丽均有不同程度的惊异或与众不同的漂亮、美好之义；三是艳丽的意义形态是表观的，直观的，形象性的，艳丽体现并在某种意义上延续着中国古代的“象思维”传统，如“日月丽乎天”［43］，“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44］，它们都有表观的、附着的美丽之意。

“艳丽之学”尽管并未在中国现代美学的概念体系中被确认，但颜永京在美留学多年，学贯中西，选取“艳”“丽”这两个中国古代并不显赫的审美范畴给“Aesthetics”作汉语命名，不能不说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或许，颜永京认识到西方经典美学的感性直观论和审美“无利害”的超功利观，似乎在回避中国美论中突出的美与善的纠缠，才在美学命名中选择了“艳丽”一词，放弃了“美”字。同时，他又以中国固有的审美范畴将西方美学本土化，实现了以古证今，以中化西的意图，也使“艳”“丽”这两个审美范畴在现代语境中被唤醒。

美学的多种汉字命名，或在事实联系中推动着中日现代美学史的发生，或在分置的空间关系中成为中日现代美学效果史的实际能量。同时，在汉字文化圈中，西周、花之安、颜永京给“Aesthetics”（美学）的译名，与其说是翻译，不如说是“新的构成物”（伽达默尔语）。如今道友信所言，本土的文化及其美学传统必然会介入译者对西方传来的“美学”的理解和阐释。作为中国美学起源史事件的美学汉字命名，是西方美学与中国传统相逢后所构成的新知识。柄谷行人在其《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书“英文版作者序”中，提出两个相互联系的观点，即在讨论现代文学起源时，倘若到西方固有文学中去寻找根据是对“起源”的掩盖；在现代以前的时代里追寻日本文学的特殊性，是对“起源“的忘却。［45］这些理论提醒显然是十分可贵的，但是，我们在讨论起源问题时并非仅仅关注起源，不仅一个新诞生的事物常常会携带着曾有影响的过去和相关的文化，而且在我们探求某种起源的根据时，也必然在与某种起源有关联的领域来寻找。所以，我们也可以选择在探讨伴随中国美学起源过程的美学汉字命名时，不去有意忽略对起源有影响的那些因素，而是在不忘起源主题的同时也寻找到起源的某些影响依据。在思考这一问题时，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和耀斯的接受美学可给我们启示。在他们看来，任何解释者和接受者永远不会赤手空拳地走进作为历史流传物的作品，相反会以个人的声音来唤醒作品，使它显示，使它复活。［46］尽管中国现代美学是在中国文化史中前所未有的一种崭新的知识，但在这样一种新的知识体系之中，却难以与西方美学和中国传统脱尽干系。

也许日本知识界借助汉字文化译介美学之时，其推动力是来自于某种传统的历史惯性和实现现代知识本土化的需要；而中国在译介美学的过程中发挥汉字本身的潜力，意味着自觉不自觉地在努力守望并重建民族自尊。民族语言是民族共同体最重要的互联纽带，是民族身份的证明和标志，汉字文化所确认的民族身份恰是当时国人进取心的根基。中国和日本只在相隔十几年里都被欧美列强用武力打开闭关锁国的大门，也都被迫开始寻找民族自强的道路，并试图在西方文明中获得思想文化、政治体制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力量。同时，民族危机通常会使一个民族越发振奋，在国人心中，或许会生成学习西方文明实现民族振兴的踌躇满志和对光明愿景的信心及憧憬。这种意识和现象表现在美学的汉字命名上，可能会情不自禁地在一定程度上放大其积极元素，把本来应该是一门具有一定的冷静而客观特性的现代知识理解为一种具有明显观念倾向和价值取向的学科。这里虽然存在着某种历史的合理性，但也给历史留下了反思的空间。在当时，正是由于汉字文化是使国人体验民族身份和存在感的重要支柱，从而西学的美学在汉字文化的改造和重构下，才会被人们视为中国近代的新知识。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