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生活的核心是同性友谊而非婚姻，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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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米·韦斯特（Kami West）和她现任男友约会了几个星期之后告诉他，她最好的朋友在自己心中的级别比男友高。韦斯特知道她的男朋友偶尔会听到几句她与凯特·蒂洛森（Kate Tillotson）的日常通话，因为她经常开免提。但是她发现，他和她以前约会过的那些男人一样，并没有完全理解她们之间友谊的本质。

韦斯特向他解释说：“我要你知道，她不会有朝一日离我而去。她是我的第一位。”韦斯特告诉他，蒂洛森比他更早地进入自己的人生，不仅如此：“哪怕你离开了，她也会在我身边。如果你有任何一刻认为她不会是我的第一位，那你就错了。”

韦斯特的言论听起来也许有些生硬，那是因为她已经下定决心，不再重演20多岁时的一段痛苦经历。她当时的男朋友察觉到自己并非她最重要的人。于是他做出了一系列在韦斯特看来是挑拨离间的行为：他贬低蒂洛森，把她称作荡妇，说她给韦斯特带来坏影响。分手后，31岁的韦斯特发誓再也不让任何男人破坏她的友谊。她决定，未来任何一位恋人都必须适应她与蒂洛森的友谊，而不是指望她们去适应他。

韦斯特和蒂洛森知道传统是如何规定的。“我们的男朋友，我们的另一半，还有我们的丈夫，他们理应居于第一位，”韦斯特告诉我，“我们的世界是落后的。”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人拓宽了他们对合法恋爱关系的定义：如今，法院向同性伴侣发放结婚证，美国人的结婚年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与伴侣共享一个家，而不是一张结婚证。尽管发生了这些转变，但人们仍旧怀有这样一种期待：一夫一妻制的爱情关系是一切人际关系的核心。

通过将友谊置于生活的中心，像韦斯特和蒂洛森这样的人扰乱了这种常态。作为彼此的友人，她们占据了通常而言属于浪漫伴侣的领地：她们住在一起购买的房子里，抚养彼此的孩子，使用彼此关联的信用卡，并拥有彼此的医疗和法定代理权。这类友谊有很多属于恋爱关系的标志，除了性。

虽然这类友谊极为真挚而忠诚，但难以将它们明确地分类。看似显然的一种说法是“最好的朋友”，可是很多情比金坚的友侣认为这太轻飘飘了。人们在这个概念的鸿沟中漂泊不定，于是诉诸类比。有些人把彼此比作兄弟姐妹，有些人把自己比作爱侣，正如罗格斯大学教授布里特妮·库珀（Brittney Cooper）在她的著作《雄辩的愤怒》（Eloquent Rage）中所描述的那样，她的某几段友谊“足以鼓舞灵魂，因为有人深思熟虑地爱你，并为了你出面，这是很浪漫的”。

有些人来回混用这两种比喻。乔·里维拉（Joe Rivera）和约翰·卡罗尔（John Carroll）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的一家男同酒吧相遇，当时里维拉是一场脱衣舞比赛的主持人，而卡罗尔赢得了250美元的现金奖。从那天晚上开始，他们感觉彼此就像兄弟一样。

“是那种真的很想一起出去玩、和对方相处的兄弟。”卡罗尔澄清道。然而，当卡罗尔思及他们一同经营家庭生活这件事时，他告诉我，“我们有点像已婚夫夫，尽管我们并没有结婚。”这些混用的类比表明，无论是婚姻关系还是兄弟姐妹关系都不能充分表达这类友谊给人的感受。

亲密的友谊不会伴随可共用的社交“脚本”而来，不会有一套现成的规范来告诉你这种友谊应该是什么样子，或是它应该如何进展。这类友侣关系是由其成员自行定制设计的。20岁的德鲁大学（Drew University）学生米娅·普利多（Mia Pulido）说，她和她的“灵魂伴侣”、20岁的西尔维娅·索查奇（Sylvia Sochacki）在一通感觉像是制造“弗兰肯斯坦的怪物”的过程中，拼凑出了自己的典范：通过阅读几个世纪前的亲密女性友谊，这对友侣发现了一种关系框架，它并不完全契合当代的爱情关系或柏拉图式爱情的标签。

她们发现，彼此互补的性格在夏洛克和华生这两个人物身上得到了体现，同时也欣然接受了在一张便签上偶然发现的夫妻间的轻松爱意（和“泡泡”[Bubble]、“卷卷”[Spoo]这两个爱称），她们在旧货出售中淘到的一本旧书里发现了这张纸条。普利多发现，围绕索查奇和她自己的需求和欲望建立关系，而非“被迫冲破社会对这种关系的规范要求所构成的困境”，这让她感到解脱。

许多把友谊置于生活中心的人发现，他们最重要的人生关系对别人来说是不可理解的。但是这类友谊可以作为一种模型，帮助我们的社会扩大我们对亲密和关怀的概念定义。

蒂洛森和韦斯特在18岁时相遇，她们起初并不是冲着破坏传统关系去的。她们的任务就是服从命令，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海军陆战队新兵训练营里应着“是，女士！”一路走来，对彼此以姓氏相称，前面还得加上“新兵”的头衔。大多数晚上，新兵蒂洛森和新兵韦斯特会坐在她们共用的双层床前，把自由活动时间的一小时用来聊天。

在这些谈话中，她们发现韦斯特的母亲刚刚搬去的城市离蒂洛森的家乡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Tulsa）只有20分钟的车程。韦斯特和蒂洛森一起度过了新兵训练营长达一个月的休息时间，她们乘坐韦斯特母亲的黑色轿车在塔尔萨郊区蜿蜒穿行，车窗摇下，车里放着2010年前的说唱歌曲。在接下来四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她们驻扎在相距数千英里的地方，蒂洛森最终还被部署到了伊拉克。她们相隔甚远，却互相帮助对方渡过受伤、工作困难和人际问题等各类困境。

在她们双双退役，来到塔尔萨地区读大学后，两人的友谊彻底开花，她们几乎每一天都待在一起。那时，蒂洛森正在等待离婚文件的公证，而韦斯特成了一位单身母亲，正在照顾她3岁的孩子科迪（Kody）。

韦斯特在一家酒吧找到工作后，白天由蒂洛森照顾科迪，这样她的朋友就可以睡觉了。蒂洛森经常陪韦斯特一起去学前班接科迪放学。当这两个女人走过走廊，经过微型储物柜时，韦斯特说，“就像大海分开了一样。”蒂洛森能感觉到其他父母的目光在盯着她。每隔一段时间，老师就会悄悄走到这两个女人身边，把目光转向蒂洛森，问道：“这是谁? ”“人们总是问我们是怎么认识的，或者，‘你们是姐妹吗? ’很多时候人们认为我们在约会。”31岁的蒂洛森说。对于韦斯特和蒂洛森来说，向每一个好奇的提问者解释她们友谊的复杂性和深度会花去太长的时间。

由于缺乏默认的描述词汇，拥有韦斯特和蒂洛森这样类型友谊的人们收集了一堆杂七杂八的形容关系的词汇。他们所用的词语诸如此类：最好的灵魂友人，柏拉图式的生活伴侣，我的人，死党（ride or die），怪奇柏拉图式伴侣（queerplatonic partner），大友谊（Big Friendship）。

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些说法起到了和好友同款项链类似的作用——它们主要是提供给这段友情内部、好友双方的象征物。另外一些人，比如韦斯特和蒂洛森，则在寻找能够将她们之间的关系清楚解释给外人的语言。韦斯特和蒂洛森意识到，人们将新兵训练营理解为一个激烈的环境，这种环境可以孕育出同样激烈的友谊。当这对挚友开始互相称呼对方为“新兵训练营闺蜜”时，人们的困惑终于消失了。

10多年来，尼科尔·桑德曼（Nicole Sonderman）并不介意她与瑞秋·赫布纳（Rachel Hebner）的友谊只有她们彼此才能理解。桑德曼把她们的关系总结为“拥有一个你并不想亲吻的人生伴侣”。

她们曾同住在阿拉斯加的费尔班克斯（Fairbanks），那些年里，这对朋友能流利地说出对方的心情和身体变化。在赫布纳还没怀疑自己可能怀孕之前，桑德曼就让她买了一支验孕棒，把她推进了浴室，在她接过验孕棒后坐在隔壁的隔间里等待。四年后，角色发生了逆转：赫布纳对桑德曼有着同样准确的预感。37岁的桑德曼告诉我：“比起自己，我们更关心彼此。”

她们偶尔会用各种办法迂回处理别人对她们的友谊的困惑或是好斗情绪。她们喜欢用“妻子”这个称呼来表达对彼此的钟爱，这对桑德曼当时的丈夫来说并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在赫布纳和她的丈夫离婚并开始约会后，她的恋爱伴侣都对此表示出嫉妒，尤其是她的女性约会对象们。桑德曼不情不愿地安抚了他们，不再称赫布纳为“妻子”（wife），转而叫她“妻妻”（wiffles）。

在阿拉斯加生活了那些年之后，桑德曼和她当时的丈夫为了他的工作搬走了，两人相隔着几个时区过了数年。最终，桑德曼搬回了阿拉斯加，但赫布纳已经搬到了印第安纳州。电话和偶尔的上门拜访成了她们友谊的支柱。桑德曼说，随着赫布纳遭遇了一连串的困难，疲于挣扎，她主动联系自己的次数越来越少：她当时处于一段虐待性的恋爱关系中，还失去了工作，因为没有人能在她工作时帮忙照顾她的女儿。她很沮丧。2018年10月，赫布纳自杀身亡。

对桑德曼来说，赫布纳的死是毁灭性的。这两位女士曾设想有一天能一起住到阿拉斯加，还要离彼此很近，那是她们相遇的地方，也是赫布纳渴望回归之处。现在，桑德曼已经失去了一切期待。在赫布纳去世后的六个月里，她去超市的时候总是戴着耳机。她无法和别人闲聊。

桑德曼发现她很难让别人理解自己的悲痛。“大多数人没法明白。他们会说，‘哦，是的，我有一个高中时候的朋友去世了’或者别的什么，然后试着这样去共情。但这并不是在真正地和我共鸣。”在另一些情况下，人们会给她们的关系强加一套淫秽而不准确的故事情节，以试图理解它。桑德曼说，因为赫布纳是双性恋，有些人就认为她们是秘密情人，而桑德曼是个深柜。

对于莱斯大学的哲学教授伊丽莎白·布雷克（Elizabeth Brake）来说——她的研究方向是婚姻、爱与性——桑德曼的经历不仅是场悲剧，而且是不公的。由于友谊不在法律保护的范围之内，法律因此延续了这样一种规范，即友谊没有恋爱关系那么有价值。这种规范反过来又削弱了任何认为忠诚的友谊应该得到法律承认的观点。

但比如说，假如法律将友人纳入丧假或探亲假的范围，布雷克认为我们对哀悼这一行为的社会期望就会变得有所不同。人们也许就能理解，对桑德曼来说，失去赫布纳就等同于失去了配偶。

由于法律和社会规范都对她的情况没有优待，桑德曼觉得最能理解她的就是那些也有过亲密友谊的人。桑德曼提到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在倾听时格外专注。在一家超市的停车场里，他和桑德曼关掉汽车引擎，在车里坐了两个小时。她和他谈论赫布纳，为赫布纳哭泣。她的朋友说：“听起来她让你心碎了。”桑德曼告诉我：“那是第一次有人真正理解了这一点。”

亲密的友谊并不总是让人心生困惑、做出偏狭的判断。从18世纪到20世纪初，这段时期是热情、忠诚的同性友谊的鼎盛年代，这种友谊被称为“浪漫式友谊”（romantic friendship）。美国和欧洲的女性们开始毫无自觉又热情洋溢地写信给“我的爱人”或“我的女王”。友谊纪念册（friendship album）在女性之间流传，她们在册子里写满了充满深情的诗句。

在艾米·玛蒂尔达·卡西（Amy Matilda Cassey）的友谊纪念册中，废奴主义者玛格丽特·福尔滕（Margaretta Forten）写下了一首诗的节选，其结尾是这样的：“美好的友谊联聚起整座天穹/因为天堂里的爱和友谊相同。”作家们围绕浪漫式友人的冒险和考验设计出各种文学情节。在1897年的小说《戴安娜·维崔斯》（Diana Victrix）中，伊妮德（Enid）拒绝了一位男性的求婚，因为她的女性朋友已经占据了她的追求者渴望的那部分生活空间。伊妮德告诉这个男人，如果他们结婚了，“你就得是我生活中的第一位。但你不能是，因为她才是我的第一位。”这话和多年后卡米·韦斯特的发言不谋而合。

有两位知名女性将彼此而非丈夫视作自己的第一位，她们是社会改革家简·亚当斯（Jane Addams）和慈善家玛丽·罗泽特·史密斯（Mary Rozet Smith）。在亚当斯的卧室里，一幅巨大的史密斯肖像悬挂在壁炉架上方，这间卧室如今展出于芝加哥的简·亚当斯赫尔之屋博物馆（Jane Addams Hull-House Museum）。1890年，两人在亚当斯参与创建的开拓性聚居点初识，之后的40年里，她们的生活相互交织，艰难地度过彼此分离的时光。

在一次离别期间，亚当斯给史密斯写信说：“你必须要知道，亲爱的，我是多么渴望你，尤其是在过去的三个星期里。已婚人士习惯同进同出不是没有道理的。”当亚当斯独自旅行时，她有时会把那幅画带在身边。当这两位女性一起旅行时，亚当斯会打电话预订一张双人床。

报纸上不曾爆出丑闻。也没有人直接或含蓄地追问两位女性的性生活，她们也没觉得有必要创造一个标签来向旁观者解释她们之间的关系（而一个世纪后的韦斯特和蒂洛森却会这样做），像她们那样的同性亲密关系是被认同的。

这类友谊并不是女性的专属领域。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在19世纪中期成为国务卿，他形容他最亲密的朋友是“我心灵的友人，我的快乐、悲伤和情感的伴侣，我最隐秘思绪的唯一分享者”。当两位男性离开达特茅斯学院去不同的城镇从事法律行业时，韦伯斯特很难适应这段距离。他写道，他觉得自己就像“失去配偶的鸽子”。

杰出的废奴主义者和知识分子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也在他的自传中详细描写了他对友人们的深爱。道格拉斯写道，当他考虑逃离奴役时，“离开朋友的想法无疑是我不得不应对的最痛苦的一件事。他们对我的爱是我的软肋，它比任何东西都更能动摇我的决心。”

这类友谊给今天的人们带来的一个问题是：他们有性生活吗？那个时期的作品，甚至是那些关于恋爱关系的作品，通常都缺乏对性接触的描述。也许有些人是利用浪漫式友谊的说法作为性爱关系的掩护。

事实上，一些学者怀疑某几对友侣发生过性关系，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历史学家对这个话题的研究主要局限于中产阶级的白人友侣，他们无法明确断言这些友侣的卧室里发生过什么。尽管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每一段友谊的确切性质，但很明显，这段时期关于亲密关系的相当不同的各种规范，使得那些在今天看来不同寻常的友谊有可能存在。

社会和经济条件的综合作用使得这些坚贞的同性友谊变得可以接受。19世纪的男人和女人在不同的社会领域从事工作，所以人们会对同性朋友形成深深的依恋并不令人惊讶。事实上，考虑结婚的女性常常担心她将与一个被许多人认为是“更粗鲁的性别”的一员共建人生。

对性行为的观念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历史学家理查德·戈比尔（Richard Godbeer）指出，当时的美国人并不像现在这样认为，“彼此相爱的人一定想做爱”。许多学者认为，现在人们所熟悉的异性恋和同性恋的分/类——这种分类将性吸引力视作个人身份的一部分——在20世纪之前并不存在。虽然同性之间的性行为受到谴责，但同性之间的激情和感情并不被鄙视。

作者E. 安东尼·罗通多（E. Anthony Rotundo）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对爱和性的态度让（过去的）男人“比在20世纪更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感情”。在朋友间的照片和他们的著作中，可以看到男性通过肢体表达感情的自由。年轻的工程师詹姆斯·布莱克（James Blake）在描述一个显然很平常的夜晚时写道：“我们拥抱在一起，早早地休息，”然后，“安静地入睡了。”

女性之间亲密的肢体接触也不会被认为是色情的。就连男性也乐于地书写女性的深情关系，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认为这类友谊是将女性培养成好妻子的基础。在他1849年的小说《卡文纳》（Kavanagh）中，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把两个女性人物之间的友谊描绘成“女性人生中的那出伟大戏剧在其少女时代的预演”——当然，所谓的伟大戏剧，指的是与一个男人缔结婚姻。

男人不会因这类友谊感到威胁，因为很少有女人有能力放弃丈夫的经济支持，转而选择女性伴侣。到19世纪晚期，这一常规渐渐出现了例外。大学和职业工作向中产阶级女性（而且几乎全是白人）开放，使得这些毕业生不需要丈夫就能养活自己。历史学家莉莲·费德曼（Lillian Faderman）告诉我，在这一时期，女性之间的亲密友谊“不再必须是少女时代的预演”。受过教育的女性可以共同生活，这在当时被称为波士顿婚姻（Boston marriage）。这种稳定关系使得女性可以追求事业，逃避异性婚姻。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这些组成部分——性别隔离的社会、女性的经济依赖、性行为和性身份之间的区别——都像叠叠乐积木一样从浪漫式友谊的积木塔里被抽走了。男人和女人不同的社会领域开始变得更像一张文氏图，使两性之间也可能产生亲密的情感。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职场，并且有了独立的潜力，男性不再那么陶醉于女性之间的亲密关系了。性学家宣称，同性欲望（不仅仅是同性性行为）是变态的。美国人开始担心，与同性朋友接吻或同床共枕是“性倒错”的标志。浪漫式友谊失去了它的纯真性。

在浪漫式友谊开始受到侵蚀的几十年后，美国人对婚姻的观念发生了转变。西北大学的心理学家艾里·芬克尔（Eli Finkel）将美国婚姻按时期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从殖民时期一直持续到1850年左右，注重实用性，专注于满足配偶的经济和生存需求；第二阶段则强调爱情，从1850年前后一直持续到1965年左右。

芬克尔认为，从1965年左右开始，“自我表现型婚姻”成为理想状态；配偶双方期望他们的伴侣关系成为自我发现和个人成长之所在。（自这个国家存在起的大部分时间里，有大量被剥夺了合法婚姻权利的美国人被排除在了这些结构之外，也就是被奴役的美国黑人、跨种族伴侣和同性伴侣。）在这一演变过程中，美国人变得越来越依赖他们的配偶以获得社会和情感层面的支持，而友谊沦落到了次要的地位。

约翰·卡罗尔在一家男同酒吧遇到了他的柏拉图式伴侣乔·里维拉，他把这种恋爱关系描述为“一站式购物”。人们期望将情感支持、性满足、共同爱好、智性刺激和和谐的共同育儿等要求堆进同一辆购物车。

52岁的卡罗尔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专家们也有同样的担忧。心理治疗师埃丝特·佩雷尔（Esther Perel）写道：“当我们把所有的亲密需求都集中到一个人身上时，我们实际上会让这段关系变得更加脆弱。”在这种对恋爱关系的期望下，如果伴侣在哪怕一个方面做得不够好，我们也会无法得到精神上的缓冲。这种期望也扼杀了我们想象其他人如何扮演（我们生活中的）重要角色的能力，这些角色包括同居者、护理人或知己。

卡罗尔和59岁的里维拉挣脱了这种局限的思维。他们的生活建立在友谊的基础上——有时是有意为之，有时是为了应对意外事件的即兴行为。2007年，卡罗尔发现他隔壁的房子正待出售。他给里维拉打了个电话恳求：“贱人，买下那栋房子，你吃完晚饭就可以步行回家了! ”里维拉不再需要每周数次开车横穿奥斯汀到卡罗尔家吃晚餐。卡罗尔是一名房地产中介，他已经为他的朋友填好了房子的合同。里维拉只需要签个字。

在买了房子之后，里维拉的行车里程数确实降低了，但是与后来彻底改变他人生的好事相比，这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好处。当里维拉担心卡罗尔已经难以自控对药物和酒精的滥用时，他拍下了派对客人在凌晨三四点进出卡罗尔家的照片。里维拉和卡罗尔的其他朋友对他进行了干预，在里维拉还没开口大声朗读他写的两页信之前，卡罗尔就答应了去寻求帮助。

第二天，里维拉开车把卡罗尔送到康复中心，在填写文件的时候哭了。里维拉问中心负责人：“如果卡罗尔熬过了康复期，等他出院的时候，他会因为我这样对他而恨我吗? ”

在卡罗尔完成康复项目后，他们的友谊确实改变了，但并不像里维拉所担心的那样。在卡罗尔康复期间，他和朋友们想出了一个计划，要把他的房子改成一座同性恋者的康复所——这个计划既解决了卡罗尔不稳定的财务状况，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等卡罗尔在康复中心完成了自己的康复任务后，里维拉建议卡罗尔搬去和他一起住。

当卡罗尔卸下行李时，里维拉已经戒酒几个月了，尽管他从未有过酗酒问题，他此前还是做出了这个承诺。里维拉说：“我不想在约翰不能喝酒的时候，当着他的面喝酒。”“谁会这么做啊? ”卡罗尔问道，声音里混杂着难以置信和感激。他们已经双双戒酒十年了。

他们的友谊几乎跨越了整个成年期，并成为了他们支持系统的核心，这种友谊引出了一个关于我们如何认识人际关系的根本问题：我们认定某段伴侣关系“真实”的依凭是什么？

这是记者丽贝卡·特雷斯特（Rebecca Traister）在她的书《所有单身女性》（All the Single Ladies）中提出的一个问题，她在书中探讨了朋友在单身女性生活中经常扮演的核心角色。“两个人是否必须经常发生性接触，并受到身体欲望的驱使，才能被评定一对伴侣？他们一定要定期给彼此带来性满足吗？他们对彼此忠诚吗?”她写道，“按照这些标准，许多异性婚姻都不够资格。”

与此同时，拥有亲密友谊的人们渴望公开宣称他们的坚贞。社会理论家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写道，拥有如此亲密友谊的女性“希望这些纽带成为珍贵的承诺，像婚姻誓言一样将我们紧密联系在一起”。伙伴式的恋爱关系和忠贞的友谊似乎是同一种作物的变种，而不是完全不同的物种。

哲学家布雷克不仅对那些把恋爱关系抬高到柏拉图式关系之上的文化规范提出了质疑，而且还对政府赋予恋爱关系的特殊地位提出了质疑。目前，婚姻的缔结取决于（假定的）性行为，而布雷克认为，相互照料对于“我们的生存绝对至关重要”，作为法律认可的基础更为明智。她建议各州将婚姻权限制在有助于照料的福利上，比如特殊移民资格和医院探视权。因为性吸引力与布雷克的婚姻模型无关，所以在这一模型下，朋友关系是符合资格的。

在性少数群体（LGBTQ）圈子里，对友谊的高度重视早已司空见惯。卡罗尔、里维拉以及我为写这篇文章而采访的其他几个人，都接受了这个社群中“自选家庭”的理念——那些没有血缘关系的外人也可以决定成为彼此的亲属。尽管卡罗尔从未考虑过和里维拉约会，但他已经学会了与男人保持非性的亲密关系。换句话说，他开始认识到一件曾经被广泛理解的事情——按历史学家戈比尔的说法是：“我们可以没有欲求地去爱。”

在许多方面，美国人已经在重新定义爱和生活的模样。就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有着不同意识形态信仰的专家和公共知识分子鼓励异性恋夫妇向性少数群体和移民社群寻求健康的婚姻和家庭模式。

新冠病毒的大流行揭露了人类的脆弱性和相互依存性，因而激发了人们想象超越核心家庭的关怀人际网络的能力。多元恋（polyamory）和无性恋都反对“一夫一妻制是成年生活获得圆满的关键”这一观念，这两种关系形式正在迅速地得到认可。下一个新领域可能就是拓宽朋友在彼此生活中可能扮演的角色。

美国家庭中的其他变化可能为不同形式的稳定关系提供了空间。美国人越来越难以指望找到一个能够合作一生的配偶了。到大多数美国人结婚的时候——如果他们会结婚的话——他们已经度过了自成年起相当长的一段单身岁月了。假如你把因离婚或配偶去世而结束的婚姻也列入统计的话（大约三分之一的老年妇女丧偶），美国人无伴侣的年数还要再增加。根据2017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报告，42%的美国成年人不与配偶或伴侣同居。

我们也正处于前卫生局局长维维克·穆西（Vivek Murthy）所说的日益严重的美国公共健康危机之中：孤独。在2018年的一项调查中，五分之一的美国人表示总是或经常感到孤独。独处并不意味着会感到孤独——拥有伴侣也不一定能防止孤独——但这些数据表明，很多人乐意拥有一位知己和定期的身体接触，而这场新冠大流行只会放大这种需求。美国人一直被鼓励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婚姻这个“篮子”里，但鉴于如今的新情况，他们可能会需要依赖更广泛的社会关系。

柏拉图式的伴侣关系可能不适合每个人，就像约会一样，即使是那些想要伴侣的人也可能找不到合适的。但是这类关系对于那些与他们关系密切的人来说有溢出效应。蒂洛森告诉我，她认为她与韦斯特的亲密关系使她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变得更加美好了。

她们的恋爱伴侣意识到，这段友谊减轻了他们的情感负担；她们共同的朋友把蒂洛森和韦斯特当作需要时可以求助的可靠共同体；她们一起参与的志愿者活动使她们所在的退伍军人群体变得更关系密切。

她们柏拉图式的伴侣关系符合戈比尔对几个世纪前的美国人如何看待友谊的描述，即友谊“不仅赋予了个人幸福，而且孕育了能够向外辐射并改变整个社会的品质”。尽管蒂洛森和韦斯特的关系服务于这些更广泛的目的，但她们之所以选择彼此“绑定”，主要是为了她们个人从中获得的快乐和支持。蒂洛森认为她的恋爱伴侣是“蛋糕上的樱桃”。而她和韦斯特，她解释说，“我们是那个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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