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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时期那些不可示人的小秘密

夏夜夜夜 利维坦 2021-05-30


利维坦按:先是通过显微照像技术制作微缩相片,宽幅从25毫米-65毫米不一而足;再是制作放大图像用的微型玻璃柱,通过镶嵌在日常用品中,几乎通过只有自己知道的隐蔽小孔来窥视照片……本文是关于维多利亚时期人民少女心泛滥的又一实例。



文/Hunter Oatman-Stanford 

译/夏夜夜夜

校对/一粒宸

原文/www.collectorsweekly.com/articles/secrets-of-the-worlds-tiniest-photographs/

本文基于创作共用协议(BY-NC),由夏夜夜夜在利维坦发布


藏有斯坦厄普透镜的缝纫工具。除非有特别说明,本文所有图片均由肯·斯科特(Ken Scott)和简·斯科特(Jean Scott)夫妇提供。


玛丽(Mary)完成刺绣之后,把针放回精致的象牙针盒,但把针盒放回针线包里之前,她举起针盒,对着旁边的窗透出的光,眯着眼睛,透过盒子上镶嵌的小玻璃透镜,看着镜中的隐秘照片——伦敦水晶宫微微一笑,那是她最喜欢的地方。在隔壁房间,玛丽的丈夫约翰(John)拿出怀表看了眼时间,确定妻子这时看不见自己,就把表链拎到眼前,偷偷看了一眼巧妙地藏在表钥匙里的微缩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半裸女郎。


19世纪中期,照片才出现没几年,发明家就开始研究以玻璃片为载体的微缩照片,这种照片上的图像只有用标准显微镜才能看到,但小巧的斯坦厄普透镜(Stanhope lens)改变了这种局面。只要把微缩照片藏在比大头针尾部还小的放大镜后面,人们就能用肉眼欣赏微缩照片了。


一夜之间,在日常用品中嵌入微缩照片的做法迅速流行起来。装有斯坦厄普透镜的物品多达数千种,本文第一段描述的虚拟场景中出现的针盒和表钥匙只是其中两类。这些新鲜玩意儿传遍了全球,20世纪时,装有斯坦厄普透镜的物品已经达数百万之多。在战时的间谍活动中,微缩照片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能让人们越过敌人的防线,偷偷传递消息。但今天,这些制作精巧的斯坦厄普透镜基本已经为人们所遗忘,想象力丰富的发明家为科学做出的贡献也一并被抛诸脑后了。


第一批微缩照片的诞生要归功于约翰·本杰明·丹瑟(John Benjamin Dancer)。1839年, 丹瑟在英国利物浦的工作室制作了这些照片。权威著作《斯坦厄普家族:看得更近》(Stanhopes: A Closer View)的作者简·斯科特称:“丹瑟曾出售以显微镜为主的高品质科学仪器。他想到,如果自己能把照片做得尽可能小,就能利用这些照片证明自己的显微镜质量极佳。”


丹瑟制作的玻璃片,上面有威廉·斯特金(William Sturgeon)墓碑的微缩照片。


1853年,丹瑟受邀拍摄科学家威廉·斯特金的墓碑照片。他感觉这是个好机会,可以借此检验拍摄微缩照片的新方法。丹瑟在显微镜载玻片上印刷斯特金墓碑的微缩照片,并把它们送给斯特金的朋友,以缅怀死者,寄托哀思。一边倒的好评让丹瑟开始制作印有王室成员、旅游胜地和名人名言的玻璃片。丹瑟把这些玻璃片卖给科学设备经销商和新奇物品商店,再由他们带到维多利亚时期的时髦商店,作为供人消遣的精巧玩物,和华而不实的新式显微镜捆绑销售。


丹瑟将其中一张玻璃片送给了自己的朋友大卫·布鲁斯特爵士(Sir David Brewster),后者带着它和一个球面玻璃制成的手持放大镜,即科丁顿透镜(Coddington Lens)游遍欧洲。有了科丁顿透镜,布鲁斯特爵士就能轻而易举地炫耀微缩照片。他让丹瑟的微缩照片声名远播,连身在罗马的教皇和红衣主教都见过这些微缩照片。但是,丹瑟还没来得及对这项新技术进行大幅改进,视力就已经开始衰退。


图左:法国王室的微缩照片;图右:维多利亚女王庆祝继位50周年纪念日的微缩照片


与此同时,巴黎的商业摄影师勒内·达格隆(René Dagron)也迷上了微缩照片,并希望改进微缩照片的观赏方式,从而降低大规模生产的难度。简·斯科特说:“达格隆在巴黎的摄影沙龙上见到了丹瑟制作的玻璃片,他意识到,大规模生产的难处在于,微缩照片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因此只有富人买得起。如果能将微缩照片和观赏工具合二为一,价格就会便宜得多。


为了打造出能满足这个条件的透镜,达格隆把自己关在车间将近一年,最终改进出的成品是一款放大设备的迷你版,该设备正是50年前由查尔斯·斯坦厄普(Charles, Third Earl Stanhope,第三代斯坦厄普伯爵)发明并命名的。1859年,达格隆为自己的新设备申请到了世界首项微缩胶卷专利,但第二年,为了制造现存最多的那种斯坦厄普透镜,他对自己的设计进行了简化:取一个小玻璃柱,将一端打磨成凸面,再从玻璃片上割下微型半透明照片,用加拿大香脂(胶枞树脂制成的胶水)将其粘在玻璃柱的另一端。迎着光从较长的一端看过去,用肉眼就可以看到微缩照片了。

 

藏有百威啤酒创始人阿道弗斯·布施(Adolphus Busch)微缩照片的酒刀(多功能开瓶器),生产于19世纪90年代前后。图片由罗布·尼德曼(Rob Niederman)提供


根据当地报纸的报道,达格隆的首个斯坦厄普透镜是受客户委托制造的。这位客户被情人无情抛弃,他要求达格隆把情人的微缩照片放进戒指底托里,这样他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情人的照片带在身上。但相关记录表明,达格隆出售的第一个斯坦厄普透镜是嵌在表钥匙上的。表钥匙是给怀表上发条的小工具,多数男士会将它栓在怀表表链或怀表短带上。这些随处可见的小钥匙通常不过几厘米长,用来藏微缩照片再合适不过了。正如简·斯科特在书中所说,微缩照片的题材五花八门,从全家福到历史事件,再到著名的艺术作品,“这些全都能定格在微缩照片上,既可以用来偷偷欣赏,也可以随意展露于人前”。不管这些照片拍的是什么,当时的人们都觉得,达格隆在摄影上的创新十分激动人心。


达格隆很快就为自己制造的斯坦厄普透镜申请到了国际专利,并开始生产各种装有斯坦厄普透镜的小玩意儿,如珠宝饰品、迷你单目镜、迷你双目镜、笔架、拆信刀和针盒等。简·斯科特说:“达格隆还发明了一款照相机,它能为同一对象拍摄多张照片,并将其印在同一张玻璃片上。这款照相机在拍照时可以上下左右小幅度移动,每移动一次就拍下一张照片,不过第一代相机一次只能拍8张照片。但19世纪六十年代末,达格隆就研制出了能在单张玻璃片上印出450张微缩照片的相机。


藏有斯坦厄普透镜的钢笔、铅笔和拆信刀。


这些印有微缩照片的玻璃片被切割一个个小方块,再粘到斯坦厄普透镜上销售。法国人称这种小方块为“cliché”,因为这个法语单词的原意是:能轻松印出多份副本的活字印刷板。大多数斯坦厄普透镜上都只有一张照片,但也有些透镜上的照片是由多张拼接而成的。


1860年,报刊上出现了一系列披露一桩珠宝失而复得案的文章。这套装有斯坦厄普透镜的珠宝专为英国王室设计,其中有阿尔伯特亲王(Prince Albert)、威尔士亲王(Prince of Wales)等王室成员的微缩照片。拜这些文章所赐,达格隆的斯坦厄普透镜迅速成为巴黎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因为给这套珠宝安装透镜的正是达格隆。到1861年末,客户已经可以定制斯坦厄普透镜,只要把想要定制的银版照片或裱好的小照片寄到达格隆的公司,该公司就能复制出微观尺寸的照片。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达格隆的工作室和车间都进行了扩张,员工增至近150人,其中大多数都是女工。与此同时,达格隆还在向经验丰富、生产设备更完善的配镜技师大批量订购玻璃透镜。


上为一排小巧的骨制斯坦厄普双目镜,男士经常把这种透镜拴在表链上;下为两张著名飞行家路易斯·布莱里奥(Louis Blériot)的微缩照片,它们来自同一副斯坦厄普双目镜。


在1862年的伦敦国际艺术工业展览会上,达格隆受邀展示自己的产品。展览结束后,达格隆的订单数量再次在此猛增,他为此创立了专门加工斯坦厄普透镜的工厂。达格隆决定,把工厂建在靠近瑞士边境的法国东部城市热克斯(Gex)。1863年初,他的新透镜生产设备已经全部投入使用。达格隆的宣传虽然让他收获了大批追随者,但也促使一些生产商用自己的专利向他发起挑战。1897年,达格隆的继承人把这门生意卖给了公司的一位员工。在此之前,尽管面临竞争,达格隆的公司仍在一直生产斯坦厄普透镜。就算在美国等工业化国家,绝大多数斯坦厄普透镜也是从达格隆的法国工厂订购的。


耶路撒冷的斯坦厄普透镜纪念品。图片由索尔·勒古(Sol Legault)拍摄,金赛性、性别与生殖研究所(The Kinsey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Sex, Gender, and Reproduction)提供。


斯坦厄普透镜的吸引力源于多种因素。当时,相机既不便于携带,价格也让大多数人望而却步。小巧的斯坦厄普透镜就成为了完美的旅行纪念品、重大事件的有力的见证者。此外,这种透镜价格低廉,照片题材一过时就可以扔掉。“斯坦厄普透镜的诞生早于明信片,”简·斯科特说,“所有度假圣地都会出现在这种透镜上,一旦出现值得报道的事件,人们也会为其制作斯坦厄普透镜。我就有一副小巧的双目镜,一个镜筒里是著名飞行家路易斯·布莱里奥飞过悬崖的照片;另一个镜筒里是布莱里奥和家人的照片。我还有一个斯坦厄普透镜,里面的照片描绘了宾夕法尼亚州的约翰斯敦(Johnstown)水灾,照片上的日期是1889年。”


还有很多公司把斯坦厄普透镜当作一种成本低廉的营销手段,就像20世纪中期的纸板火柴。霍华德·梅尔尼克(Howard Melnick)是斯坦厄普透镜的资深爱好者兼收藏家,他说:“我觉得用来打广告的斯坦厄普透镜特别有意思,就是那些照片上没有图片,只有文字的透镜。我有一个小而精致的伞形针盒,其中镶嵌的斯坦厄普透镜里其实是一家费城制伞厂的广告。”


上为简·斯科特藏品中的多彩伞形针盒;下为斯坦厄普透镜中的费城制伞厂广告。图片由梅尔尼克提供


“热气球、经过训练的信鸽和秘密微缩照片成了巴黎与外界沟通的桥梁。”


当年,曾有含糊其辞的新闻报道称,英国人偏爱有日历和钞票照片的斯坦厄普透镜;意大利人更喜欢与宗教相关的照片;德国人喜欢题材下流一点的照片。但事实上,不管在哪里,情色斯坦厄普透镜都很受欢迎,一般来说,它们都装在男性观赏者经常使用的物件中。简·斯科特说:“其中最露骨的照片透镜通常会装在烟民用品上,因为当时的女人用不上这些东西,而且这些物件实在太小,没人会注意到它们。”梅尔尼克指出,如果缝纫工具和香水瓶的透镜里有裸照,那这些东西通常不是真品。


在所有情色斯坦厄普透镜藏品中,数量最多的一批现存于美国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的金赛研究所。捐献装有斯坦厄普透镜的物品、修复透镜、准备展品——梅尔尼克的工作需要他和这些藏品近距离接触。金赛研究所的藏品中,大部分都是还没来得及被装进任何物品的散装透镜。20世纪20年代,它们在邮寄过程中被当成色情物品没收,并一次性捐献给了金赛研究所。据推测,这批透镜原本是由透镜制造商寄给客户,用来制作新奇小玩意儿的。“这批透镜总共有几千个,包含约30种不同的照片,”梅尔尼克说,“其中有些是衣着完好的女演员照片,但大多数都是些老套的裸照,比如在一堆奇怪的道具中搔首弄姿的裸女等。斯坦厄普透镜体积小,位置隐蔽,用它在众目睽睽之下隐藏色情照片再合适不过了。”


图左:金赛研究所收藏的色情斯坦厄普透镜之一,制作于20世纪20年代前后。图片由索尔·勒古拍摄,金赛性、性别与生殖研究所提供;图右:以现代的眼光来看,很多当年有伤风化的照片与其说性感,不如说令人尴尬,比如这张简·斯科特藏品中的半裸女郎照片。


现在,寻找斯坦厄普透镜也会令人欲罢不能,原因很简单:大多数斯坦厄普透镜就是为了不被人发现而设计的。正如梅尔尼克所说:“装有斯坦厄普透镜的物品大多数都不会‘将身份据实以告’。”除了随处可见的微型单目镜和微型双目镜,梅尔尼克只见过几种直接指出透镜所在的物品。“我刚收到一个老式钥匙孔样式的纯银小挂坠,上面竟然刻着‘往里看’。你只要照做,就能看到6张蒙特利尔的风景照片。我还有一把赛璐珞小折刀,这把刀是1939年旧金山世博会的展品,上面有那届世博会的会徽——当地地标建筑三角尖塔和球形建筑的剪影,会徽上方写着‘俯瞰纽约天际线’,旁边有一个箭头指向刀里的斯坦厄普透镜,透镜上有一张纽约港和纽约天际线的照片。这种指引你找到斯坦厄普透镜的东西,我总共也只见过这两个。”


即便到了今天,发现一枚藏在日常用品中的斯坦厄普透镜也足以让人兴奋尖叫。简·斯科特说:“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发现斯坦厄普透镜时的情景,那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如果你在古董集市,看到有人站在原地,把一个小玩意儿举到眼前,对着光仔细观察,那你基本可以确定,他发现斯坦厄普透镜了。我们收藏家把这个姿势称为‘斯坦厄普姿势’。”


图左:爱尔兰的耶稣受难十字架,由泥炭栎雕成,刻有爱尔兰国花三叶草、爱尔兰竖琴,还装有一个只有在左下角才能勉强看到的斯坦厄普透镜,制作于1890年前后;图右:圣家庭(耶稣、圣母玛利亚和圣约瑟)的微缩照片,这张照片藏在骨念珠里的斯坦厄普透镜中,制作于1870年前后。


发现装有斯坦厄普透镜的物件时,透镜不知所踪也会令人大失所望。并非所有装有斯坦厄普透镜的产品都做工考究,因此,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这种透镜易脱落的特性开始显现出来。“除了某些制作精良的物件,这些用作纪念的小玩意儿质量都很差,”梅尔尼克说,“有些产自英国的产品上有一根短棉线,能缠在斯坦厄普透镜上,把透镜推入镜筒时,棉线就会将其固定住;还有些产品上的透镜是用胶水粘上的。但用胶水粘合玻璃和金属时,黏性一般都不太持久,所以这些年来,斯坦厄普透镜开始从物件上脱落。”


藏在针盒中的微缩照片,拍摄的是1867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


乔治·伊斯曼故居博物馆(the George Eastman House museum)有一台达格隆的显微镜相机和斯坦霍普透镜的备用零件。梅尔尼克利用自己在史密森尼博物馆(the Smithsonian museum)和乔治·伊斯曼故居博物馆的关系,得到了学习如何拆卸及组装传统斯坦霍普透镜的机会。梅尔尼克说:“这次学习进展缓慢,我得拆坏几样东西,搞清楚其中的构造。不过也正因如此,我才能买下损坏的部件,还有已经和透镜分离的物件,再把它们重新组装到一起。”


因为装有斯坦霍普透镜的物品种类繁多,涵盖怀表、烟民用品、书写工具等众多藏品类别,所以今天,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拥有斯坦厄普透镜。梅尔尼克想起了友人的一段经历,这位友人因工作原因,得以接触从沉没的伯特兰号汽船(Bertrand Steamboat)中打捞上来的物品,那是一批尚存最多、保存最完整的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工艺品。梅尔尼克说:“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聊起这件事的,但文物管理员告诉我的朋友,‘我们这里竟然有镶着玻璃铆钉的刀。’朋友问,‘真的?你知道什么是斯坦厄普透镜吗?’之后他们找出了这些刀,果不其然,刀中嵌有斯坦厄普透镜。这些刀共有四把,都开过刃,每把都装有两个斯坦厄普透镜,透镜中是1865年的色情平板画照片。给这几把刀归类的人对斯坦厄普透镜的描述十分精确,甚至能说出这些“玻璃部件”的一侧是球面,另一侧是平面,但却从来没人把眼睛凑过去看看里面什么样。”


图左:梅尔尼克收藏的百威公司酒保刀;图右:该公司斯坦厄普透镜中的广告图片,均制作于1880年前后。图片由梅尔尼克提供


其实,让梅尔尼克对斯坦厄普透镜着迷的正是一把与此类似的刀。1984年,梅尔尼克正沉迷于收集用途特殊、刀刃独特的刀。他在一本商品目录中发现了一把很有意思的刀,那是一把百威公司的刀,其中嵌有斯坦厄普透镜,透镜里的照片上有该公司创始人布施,以及位于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百威公司酿酒厂。梅尔尼克说:“我当时觉得,这东西真不错,有了这新奇玩意儿,我一定会更招人喜欢,于是花45美元买下了这把刀。这把刀终于到手时,我感觉这绝对是我见过最酷的东西。”


镶嵌着薄透镜的厄普透镜顶针,十分罕见,由威廉·珀萨尔(William Pursall)设计,制作于19世纪80年代前后。


“我们恰好住在世界上的古董之都之一——宾夕法尼亚州亚当斯敦的雷宁格斯(Renningers),当地的收费高速公路只有一个出口,”梅尔尼克继续说道,“就是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斯坦厄普透镜。在一个卖缝纫用具的收藏品摊位上,我发现了装有斯坦厄普透镜的东西。我想,‘天啊!其他东西里也有这种透镜!’从此之后就一发而不可收了。为了寻找斯坦厄普透镜,我甚至加入了世界博览会收藏家协会(World’s Fair Collectors Society)。”


上世纪80年代,梅尔尼克刚刚开始对斯坦厄普透镜着迷时,知道这种透镜的古董商少之又少。在购买斯坦厄普透镜的旅途中,梅尔尼克走访了一些市场,其中包括伦敦著名的波多贝罗路(Portobello Road)市集。他发现,很多古董商都不知道自己的商品里有斯坦厄普透镜。梅尔尼说:“问题不在于你是否能找到斯坦厄普透镜,而在于你会找到多少个,又到底会找到些什么东西。这简直不可思议。”但最近,梅尔尼克和简·斯科特注意到,随着古董商对斯坦厄普透镜的了解愈加深入,凭运气撞见斯坦厄普透镜的几率越来越小了。


虽然为斯坦厄普透镜制作微缩照片的摄影师很多,但达格隆的微缩照片仍被视为极品。梅尔尼克说:“不知是因为他有专利配方,还是因为他在制作湿版的过程中,在玻璃片上涂抹的火棉胶层数更多。我听过‘达格隆公司的湿版有24层涂层’之类的传闻。总之,达格隆的照片质量更好、对比度更佳,比大多数照片都要好得多。”他的早期照片最为昂贵,除了质量好,还有历史悠久的原因。简·斯科特说:“斯坦厄普透镜收藏家都很想得到一张达格隆制作的微缩照片,而最值得入手的微缩照片下方有一行法语小字‘此微缩照片由达格隆公司翻印制作’,只有1860年到1870年间制作的微缩照片上才有这行字。”(译者注:湿版摄影法:在干净的玻璃上涂布火棉胶为主材的溶剂,再浸入硝酸银,取出后在保持湿润的同时进行拍摄,然后显影,定影,最后根据喜好把底片做成正片或者负片的摄影技术。)


1862年伦敦国际博览会的微缩照片,照片上有达格隆的独创版权标记。


暂且不管这些微缩照片质量如何,给藏在古董斯坦厄普透镜里的照片做记录都是一个颇费周折的过程。梅尔尼克说:“我是第一批尝试给这些微缩照片拍照的人。我在医院,把胶卷宽度为35毫米的相机固定在病理显微镜上拍照。这一切都早在数字时代之前。


尽管数码相机简化了这个流程,捕捉斯坦厄普透镜中的微缩照片图像也并非易事。简·斯科特说:“这些年来,我丈夫拍摄了很多透镜中的微缩照片。他用的是一台装在显微镜上的相机,并将显微镜与电脑相连。”斯科特夫妇给微缩照片拍照的技术已经十分娴熟。英国广播公司(BBC)曾数次联系斯科特夫妇,想对他们的专长一探究竟。他们拍摄的照片也登上了美国公共电视网(PBS)的《历史侦探》(History Detectives)节目。


1871年,巴黎遭到围困,在此期间,热气球驾驶者、鸽子和微缩照片让通讯成为可能。图为1906年为纪念此事的修筑的纪念碑,该纪念碑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斯科特说:“达格隆和一位助手乘热气球逃离巴黎,途中经历种种奇遇,最终抵达图尔——法国政府和邮局的临时中心。达格隆发明了一种略厚的胶片,可以卷成极细的一卷,塞进鹅毛笔里,而鹅毛笔能系在信鸽的羽毛上。


一笼笼鸽子通过热气球从巴黎运往图尔。达格隆就是在这里为全国各地的巴黎人编写紧急消息。斯科特说:“微缩胶片只能传递极为简短的信息,大多数都是‘我们还好,某某已经逃出来了’、‘能给我你的银行账户信息吗?我需要钱’之类的。”如果这些鸽子飞回巴黎,人们就会取出卷起来的微缩胶片,用水泡软,将其展平,为抄录上面的信息做准备。普法战争期间,尽管有很多鸽子及其携带的信息不知所踪,但这种方法多少还是能够传递一些信息。


普法战争结束后,达格隆出售的“信鸽邮政”纪念品,中间是短信息微缩照片的复制品。


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后,达格隆和家人回到了已经面目全非的巴黎——王室成员遭到流放,旅游业受到重创。达格隆的家人努力让公司重振往日雄风,到1890年达格隆去世时,公司已经恢复元气。


即便如此,斯坦厄普透镜仍旧地位不保。很多最流行的斯坦厄普透镜的物件都过时了,新技术、线条流畅的装饰派艺术风格(Art Deco)和现代流线风格(Streamline Moderne)工艺品已经将其取代。斯坦厄普透镜被贬为廉价庸俗的东西,照片题材更是前所未有的低俗。到20世纪中期,很多斯坦厄普透镜生产商都破产了。


但有几家法国微缩照片公司仍在供货,买家来自世界各地的宗教纪念品产业、逐渐壮大的美国廉价首饰和塑料斯坦厄普透镜市场。1905年,另一个家族收购了达格隆在热克斯的透镜工厂,但在1972年之前,这家公司一直在生产传统的斯坦厄普透镜。


斯科特估计,在1972年,真正的斯坦厄普透镜停产时,世上约有8000万个装有斯坦厄普透镜的新奇小玩意儿。随着斯坦厄普透镜人气衰落,它们要么被扔掉,要么被收起来,闲置在老旧的珠宝盒和写字台抽屉里。正因如此,可能还有很多小巧精致的斯坦厄普透镜散落在世界各地,等待着那些未曾窥见其美丽的人来悄悄欣赏,或将其与世人分享。


图左:斯坦厄普透镜中,描绘安杰莉卡和麦多罗(Angélique and Médor)的经典画作;图右:简·斯科特收藏的第一个斯坦厄普透镜中,两个女孩和一只长尾鹦鹉的微缩照片,均制作于1865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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