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心的力量丨一朝入红楼，终生梦不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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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玉明，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原所长、中国红楼梦学会原副会长。他是红学界少有的“全能型”学者，写小说、写剧本、古籍整理、文献翻译……成就斐然。他亲自调查、采访，用大量第一手材料揭开历史迷雾，将中国的红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境界。

1975年，在开封当兵的表哥回乡探亲，表嫂带了一套四卷本的《红楼梦》，那是孙玉明第一次看到《红楼梦》的样子，“也只是看看，却无缘拜读”。1979年，恢复高考后，走进大学校园的他开始如饥似渴地读书，“1980年的春天，是我第一次真正阅读《红楼梦》的开始”。

上小学四年级时，正值邓小平复出分管文教工作，当时教育备受重视，孙玉明每周可以写一篇作文，大多数情况下，还被当作初中生的范文，“当时的志向就是成为一名作家”。上大学时，别人醉心读外国文学名著时，他却偏偏不喜欢，一部《安娜·卡列尼娜》借了三次依然没能看完，但对中国古典文学却痴迷得一塌糊涂。

生活，大概就是一半惊喜、一半遗憾，明明有志于中文，却阴差阳错进了外文系，学起了日语。走进理想的岔道，似乎在通往孤独的小岛，但今天看来，很多的安排自是一种冥冥之中的必然。

后来，他用日文写散文，因在日本赢得优秀奖而获赠大量图书，他从中挑选了森村诚一的小说进行翻译，14万字的译著成就了他人生第一个翻译作品。

再后来，他出版了《日本红学史稿》。“一般的，搞《红楼梦》的不懂日语，搞日语的又不懂《红楼梦》，日本人写《红楼梦》是站在日本文化的角度，但《红楼梦》是中国的，我以中国的红学和日本的红学对比着写就形成了自己的角度。”可以说，这部书发挥了他的语言优势，虽历经颇多不易，却成就了首部系统研究日本红学的学术专著，不仅开拓了红学研究的海外平台，也引领了《红楼梦》在国外传播、翻译、研究的热潮。

《红学：1954》是孙玉明第一部关于红学论述的专著，于他本人也好，抑或于整个红学史研究而言，意义都非比寻常。

1954年的“红学运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政治第一次大规模介入学术，对此后的红学乃至整个学术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后的大半个世纪，关于此段历史反思与回顾的著述屡见不鲜，甚至不乏当事人的口述实录。尽管作为一个红学研究者来说，那是一段无法回避的历史，但在事、史、论三者的关系上进行探索性的再挖掘，却非易事。

而孙玉明能够从红学史角度，对其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和深刻评判，当属红学专著的首次。所以，直至今天谈及，孙玉明仍坦言“写这本书是鼓了很大的勇气的”。

在成书过程中，对于20世纪50年代掀起的胡适、俞平伯批判运动的反思和研究，孙玉明尤为注意历史事件的演进过程，为此，他亲自调查、采访，用大量第一手材料揭开了历史的迷雾。

在书中，记者看到他引述了很多批判文章，而这些作者中，有很多都是他极为崇敬的长者、师者，但在引述时，他还会给予评判，甚至批判。在孙玉明看来，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做学问，首先要求真。“即使对同一个人，我也会有截然不同的评判，主要还是看其在具体事件中的表现。写书而不带感情，是绝对不可能的。内心对他们的崇敬依然，只是就事论事，并无其他。”

正是抱着还历史以真实的态度，他的书一出版，便好评如潮，各种褒扬纷至沓来，不仅迅速在京、沪两地各大书店荣登畅销书排行榜，更获得两项院、部级大奖，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学术专著之一。

近30年的红学生涯，孙玉明做的最重要的两件事：一个是研究红学，一个是推广红学。他策划并做客“百家讲坛”的“话说《红楼梦》系列讲座”，并常年奔走在各大高校与莘莘学子漫谈《红楼梦》。“学术不能普及，但学术成果可以。红学研究也应唤起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对《红楼梦》的阅读兴趣。”

仅仅一个5月，在工作异常繁忙的状态下，他依然跑了5所大学给学生们做讲座。都说现在的年轻人不喜欢《红楼梦》，孙玉明却觉得不尽然。3月，他在湖州学院做讲座，1400人的礼堂座无虚席，为控制人数，学校不得不卖票，即使这样依然一票难求。中科院怀柔校区，他去了两次，每一次都被学生们的热情感动，楼道里、讲台边、身后处，全部都是学生。

“普及型、赏析性的讲解，他们很喜欢，还是要用当代人的视角，对作品的文化内涵进行呈现，别让名著与‘枯燥’‘沉闷’画上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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