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苗苗：中国人民大学讲师）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历史现象。对它既可以做微观的近距离考察，也可以作宏观的远程性思考。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走向深入的今天，将思想政治教育现象放到人类历史的全程中，作大尺度的宏观性历史考察，对于揭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和规律，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未来和命运是非常必要的。

一、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起源的争论及其实质

思想政治教育的起源，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这种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何时产生？即在时间上确定思想政治教育出现的源头；二是思想政治教育何以产生？即在历史上找到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根源。追溯与探究思想政治教育的起源，不仅仅指向过去，更关系到现在与未来，它对于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认识、正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合法性、彰显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力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思想政治教育的起源，绕不开一个关键性的理论问题：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伴随人类社会历史始终的现象，还是一种历史阶段性现象？更进一步来讲，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是普遍地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形态之中，还是为阶级社会所独有？学界通常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伴随着阶级与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并随着阶级与国家的消亡而消亡，它只存在于阶级社会，在原始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中，并不存在思想政治教育这类活动。近年来，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可追溯至原始社会，其发展可延伸至共产主义社会，在阶级社会和无阶级社会中都存在着思想政治教育，只是这一活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性质与表现。要把握这两种不同观点的实质，关键在于正确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与“非政治性”。如果把政治性当做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同时认为政治性就表现为阶级统治与阶级压迫，难免就会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在无阶级社会失去了存在的可能。相反，如果认为只有阶级社会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才集中表现为阶级属性，就会把“非政治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的“非政治性”功能纳入到考量的范围，并着眼于这种活动本身所具有的思想性与教育性，自然会得出思想政治教育普遍存在的结论。

究其实质，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恰恰是寓“政治性”与“非政治性”于一身的。关于这个问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把握：

一是要从概念中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与“非政治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可以作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上它可以涵括这类活动广泛的样态与类型，反映这类活动的普遍性特征；狭义上它着眼的是这类活动的某些特殊属性，有时特指这类活动的特殊类型——政治性活动。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充满着内在丰富性和外在多样性的社会现象，我们在研究它的起源问题时，不是只研究其中的一个部分，也并非只是研究它的特殊类型，而应该对其概念做一个广义上的理解与把握，这样才能更加全面地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现象，更广泛地涵盖这类活动的多种形式与样态，完整地追溯它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广义上去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它是指“一定社会或社会群体通过宣传教育等方式，向其成员传播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和法律意识等，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或社会群体所需要的价值观念或思想政治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1](P120)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者在面对不同的对象时，思想政治教育会分别呈现出“政治性”或“非政治性”。比如，思想政治教育在面对党员干部、部队官兵时，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指向，重点在于政治学习、加强党性、改进作风、严格纪律等；而在面对企业员工或社区群众时，则体现出强烈的非政治性，重点在于建立企业或社区文化、加强互帮互助与团结合作、进行组织动员等。由此可见，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仅包括以一定阶级或政党为主体的政治性活动，还包括一定社会或社会群体所开展的非政治性活动，如思想理论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等。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在这里应该作广义的理解，这样在考察它的历史起源时，既能涵盖这类活动特殊的类型，同时也可以把这类活动多样的形态纳入进来。

二是要从本质上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与“非政治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其一般属性、特殊属性及本质属性的有机统一，它不是其中任意的一方，也不是三者的机械综合或简单相加。首先，上施下效，把特定的知识与技能传授于人，是为教；立德树人，按照特定的目标培养人和塑造人，是为“育”，教与学的关系贯穿着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全过程，教育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属性。其次，不同于数学教育、物理教育等科学文化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并不单纯地传授理论与知识，而主要在于传递特定的思想。进一步来讲，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是以特定的“思想”作用于教育对象的“思想”，把教育对象的思想按照一定的方向、要求、标准进行改造与再生产，促使教育对象完成思想内化与思想外化的过程，思想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属性。再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通常是由代表社会的“官方”发起、组织并实施，身处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过程之中的教育者，实际上承担着“政治代言人”的角色，其目的在于培养社会或国家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政治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但本质属性并不直接等同于本质。把政治性／阶级性当作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实际上是混淆了本质属性与本质这两个概念，窄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笔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在于核心价值观传递或教化。思想政治教育同自然科学知识的教育不同，并不是价值无涉或价值中立的，而是有着明显的意图和倾向性，这是它成其自身的根本依据。它虽然借助于知识的载体，但其本质却不在于价值中立的知识教育，而在于核心价值观的传递。政治价值观作为核心价值观的集中表达无疑十分重要，但它并不能反映其全部的内容，在核心价值观系统中，还存在伦理价值观、经济价值观、文化价值观等。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是一定社会进行主流价值观传播与教化的活动，它虽集中体现为政治价值观的传播与教化，但又不仅仅限于这种传播与教化。它的功能与价值是多样的，它不仅可以促进社会稳定，维护阶级统治，保证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也可以协调社会关系，管理公共事务，实现社会治理，还可以承继文化文明，建设精神世界，促进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下、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往往表现出不同的属性与特征，有时集中表现为政治性，而有时则集中表现为非政治性。在原始社会中，政治价值观尚未分化出来，但其他价值观的传递与教化活动却是客观存在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阶级属性和功能尚未形成，但它对于社会层面乃至个人层面的意义和价值却是不可否认的。

三是要从“政治”本身去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与“非政治性”。政治本就包含着传统意义上那些“非政治”的属性与功能。事实上，“政治”具有双重属性：一是阶级性，表现为阶级统治与阶级斗争；二是社会性，表现为公共管理和社会治理，不能只见其一不见其二。在很多西方语言中，“政治”一词都来自希腊语πολι，最初的含义是城堡或卫城，指代的是城邦公民参与统治、管理、斗争等各种公共生活行为的总和。在中国语境中，早在《尚书·毕命》就有“道洽政治，泽润生民”；《周礼·地官·遂人》有“掌其政治禁令”，只是，“政”与“治”一般是分开使用的。中文里现代的“政治”一词，是孙中山对于英文Politics的对译，认为“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2](P692－693)可见，政治与社会及公共生活密切相关，本义就包含着社会管理与关系协调这一层意思。再者，阶级压迫与阶级斗争本来也并非政治的常态。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3](P6)“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4](P187)政治的目的并不是政治本身，而在于社会；政治的属性也不仅仅是阶级性，同时还有社会性。在阶级社会中，政治主要表现为阶级统治、阶级压迫与阶级斗争，而在无阶级社会中，政治则主要表现为关系协调、公共管理与社会治理。可见，政治的范围实则比国家与阶级的范围要广。以古希腊为例，政治早在城邦社会就已存在。而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政治也将存在于“自由人的联合体”之中。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就明确地论述了原始社会中不同氏族、部落、部落联盟中的政治，书的第二编即主体部分，题目就是“政治观念的发展”。[5]可见，政治并不是阶级社会所独有的现象，思想政治教育在无阶级社会仍然具有存在的可能与条件。

综上所述，政治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但并不是其唯一属性或是一成不变的本质；而阶级性是政治性的突出属性，但也不是其全部属性。要追溯与考察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活动的起源，既要正确地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与本质，也要正确地把握“政治”的实质与内涵，不仅要着眼政治性，也要关注非政治性；不仅要着眼于政治性的阶级内涵，也应关注政治性的社会内涵。如果我们把那些特定的“非政治性”现象一并纳入到研究视野里，并从更广泛的含义上把握政治的内涵和职能，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思想政治教育是在人类社会历史中始终存在的，只是它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形态里，有不同的性质与表现。那么，它的起源就可追溯至原始社会，其未来则可放眼于共产主义社会。

二、思想政治教育在原始社会的起源

原始社会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社会形态，它是人类的诞生地和童年时代，也是后来诸多社会形态特别是阶级社会产生的母体。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过：“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6](P592)这就是说，新的生产关系、新的社会形态的产生，同旧的生产关系、旧的社会形态的灭亡，都有一个过程，而新的社会关系是在旧社会内部孕育和成长起来的。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6](P36)而就阶级与阶级关系而言，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则是在原始社会的“胎胞”里得以成熟的。从一定意义上而言，原始社会是阶级社会的“母体”。在原始人群共同体中，特别是在共同体的风俗习惯中，很早就产生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萌芽。特别是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社会化分工和剩余产品的出现，以及原始共同体的扩大，具有公共政治性特征的教育活动也随之产生。正如摩尔根所指出的那样，“人类在蒙昧社会的后期和整个野蛮阶段之中，一般都是按氏族、胞族和部落而组织的。……这些组织的结构，这些组织作为一系列有机体的组成部分而存在的相互关系，以及氏族成员、胞族和部落成员所具有的权利、特权和义务，都是足以说明人类思想中政治观念发展的例证。”[5](序言)“政治的萌芽必须从蒙昧社会状态中的氏族组织中寻找”。[5](P5)这也是符合事物产生发展规律的，任何新事物都是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不完善到逐渐完善，都必然经历一个从孕育——萌芽——产生——发展的过程。也正因如此，我们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起源，不应只着眼于其产生发展阶段，还应包括其孕育萌芽阶段；不应只关注其自觉的阶段，而无视其自发的阶段。如同人们研究人类起源问题一样，必须考察从猿到人的这个阶段，要追溯到类人猿时期，甚至更早。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7](P524)在原始社会，人类学会了制造和使用工具，共同劳动、集体生活，并进行着精神生产与精神交往活动。一方面，在原始社会初期，人类的生活特点主要是洞居或巢居，采集和狩猎，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不时需要与自然和猛兽搏斗，既需要实现相互沟通与协作，又需要进行自我突破与心理建设。不仅如此，人类为了生存与发展，还需要繁衍生息、保护后代，传承已有的经验和技术。另一方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家庭形式的演变，促进了社会大分工以及氏族的建立。在家庭与两性关系上，需要协调与规约；在社会分工与氏族活动中，需要组织和动员。以氏族社会为例，每个氏族有自己的文化(包括氏族名称、共同信仰和道德准则等)，其最高权力机关是氏族议事会，成年男女享有表决权，其首脑人物经选举产生，并可随时对不称职者进行罢免。氏族内部禁止通婚，成员间相互援助和保护，等等。事实上，原始社会不仅出现了语言、文字、符号、绘画、雕刻、音乐、舞蹈，还形成了一些特定的传统、习俗和禁忌，甚至建立了墓葬文化与宗教文化等，而这些既体现了原始社会的精神生活与精神成果，也反映了当时传承经验、协调关系、约束道德、组织活动的主要方式和途径。由此可见，集中表现为教育性与思想性特点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原始社会中不仅萌芽而且已经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进一步来说，在原始社会初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停留在自发形态，不具有专门性且极其简单，多是知识、技能和经验的传授，以保证集体生活的开展和种族的延续。而到了氏族公社晚期，它开始逐渐脱离自发的需要，并以道德、习惯、风俗和信仰等形态体现出来，通常由长者或者老人担当传授者，被人们有意识地当做是传递道德规范、风俗习惯、伦理观念的手段，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自觉性。

如此，我们就找到了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时间源头。思想政治教育起源于原始社会，只是在那个时候，这一活动还不具阶级属性，其“政治性”的特征尚未得到完整的体现。那么，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根源又是什么呢？笔者认为这一活动之所以出现，是缘于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但是，“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8](P514)“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9](P684)正是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这种对立统一关系，使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有了现实性与可能性。

从社会的角度来说，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发展从自发到自为的必然结果，是社会维持秩序、协调关系、进行精神生产与再生产的需要。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其主流价值观一旦形成，就需要以经验技能、理论知识、生活常识、社会规范、观念理念、文化活动等传递给个人，以促进社会的正常运行与有序发展。“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10](P302)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社会就是无数个人及其这些个人之间的关系所组成的体系，为了实现社会稳定，就需要约束和规范个人的思想行为，这就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这个“软性”的力量，化解矛盾、凝聚共识。此外，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生产技能的传授，生活经验的传递，历史的延续，以及精神文化的传承，而个体对于社会的感情不是与生俱来的，对于社会的责任感和认同感，也不是自然生成的，也都需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这一特殊存在来予以建立、巩固和强化。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思想政治教育是个体从自发到自觉的必然选择，是个体社会化的要求。“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7](P209)但是，人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的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11](P270)“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2](P135)作为现实的个人，不能让吃、喝、性行为等成为他们“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要脱离低级趣味，实现自我价值，成为自觉的实践主体；作为社会的一员，要合理地平衡自然需要与社会需要，正确地协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以更好地融入和开展社会生活，获得社会认同与社会支持，赢得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个体社会化是人生存与发展之必然，也是个体自觉选择的结果，个体恰恰就是以这一方式来展开生产和生活，进而融入社会并体现自身价值的。“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13](P24)而思想政治教育则是加速个体社会化进程的有效手段，它以知识传授、情感激励、行为示范等促使个体习得、遵守和适应社会规范，助其摒弃不合理的需要，促进个体由“自然人”向“社会人”转变，促使人充分地彰显、全面地占有其本质。

可见，思想政治教育根源于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是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共同作用的结果。实际上，这也反映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合法性与生命力。在现实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通常会反映为教育者与教育对象、教与学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是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依据，并贯穿着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始终，这个矛盾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并影响着这类活动的“寿命”。换句话说，只要这个矛盾存在，思想政治教育这种特殊的活动就不会消失，即便是阶级和国家消亡，即便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和功能发生变化，其中的某些内容和因素会不复存在，它也仍然会以其他形态存在。

三、思想政治教育在阶级社会的发展

在原始社会里，人的利益没有出现根本上的分化，个人与社会也没有从根本上对立的利益。而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已经分裂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并陷入不可调和的矛盾中，而“凡对统治阶级是好的，对整个社会也应该是好的，因为统治阶级把自己与整个社会等同起来了。”[10](P197)于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加强思想控制，实现阶级统治，就会运用国家机器掌握教育，通过教育传输本阶级的观念和思想去影响、教化社会成员，“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7](P552)把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合法化，而思想政治教育也因此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与发展。总体来说，首先，伴随着阶级和国家的产生与建立，思想政治教育被赋予了阶级属性，其政治性特征得到了更加完整而集中的呈现；其次，伴随着实践的展开与深入，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计划性与组织性不断增强，并具备了一定的独立形态；再次，伴随着历史的更迭与社会的进步，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不断丰富，方法日趋多样，逐渐走向专业化与体系化。

夏王朝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诞生后不久，作为特定阶级实践活动的思想政治教育就开始了，思想政治教育也俨然成为阶级统治的重要工具，并逐渐在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在这一时期，奴隶主阶级主要以鬼神信仰来麻痹人们的思想、规范人们的行为，以实现阶级统治。商、周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又加入了“王权至上”、“敬天保民”等新内容，以达到“兴王权”、“重礼教”的效果。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儒家、道家、法家等具有代表性的学派，就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方法、原则、要求等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并形成了丰富的思想理论。进入封建社会以后，主流意识形态得到统一、巩固与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也开始向系统化与规范化发展。秦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具备了独立的形态，建立了单独的运作体系，设立了相当健全的教育机构，并配备了相应的人员，后来又设立了郡县学校，更是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专职化发展。到了魏晋南北朝，思想政治教育在目标、原则、途径、方法与内容等多个方面，都呈现出多元化特点。同时，佛教和道教传入中国，思想政治教育随之体现出“宗教性”，并在内容与要求上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隋唐时期，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官学、私学、宗教，以及科举、旌表、祭祀制度，向体系化与制度化发展。宋元时期，建立了太学、州县学、书院以及各类蒙学，构成了系统连贯的学校组织系统，同时以制度、祭祀礼仪、乡规民约、家族宗法为配套，由上至下形成了强大的思想政治教育网。明清时期，通过巩固官学地位、推广社学、普及“教民榜文”、推行乡约、规范法律等，使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相互补益、有机统一，建立了一整套成熟而完备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为后世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范本与依据。到了近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更是贯穿于每一次重大历史事件之中，其活动的形式和途径越来越多样化，内容和方法也是越来越丰富，并日趋科学化。

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6](P31)而无论是哪一个阶级，其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都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共产党人并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作用；他们仅仅是要改变这种作用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6](P49)而这在资产阶级看来，就等于“一切教育的终止”。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思想政治教育这类活动致力于编造统治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颠倒黑白，把少数人的利益说成是多数人乃至所有人的利益，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所有制这种“暂时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其最终目的就是进行“阶级的教育”。共产党人如何才能够终止“阶级的教育”？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这个纲领性的文件中，已经给出了回答——其根本途径就是进行共产主义革命，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以及“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就是说，终止“阶级的教育”必须先终止阶级与阶级社会。然而，这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必须要经历一个过程。阶级社会的消灭，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需要历经漫长的岁月。而只要阶级与阶级社会还存在，思想政治教育就必然带有阶级的烙印。

四、思想政治教育将在共产主义社会继续存在

对于极其漫长的人类历史来说，阶级社会不过只是一瞬间而已。随着人类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以及生产关系的高度发展，阶级与阶级社会总归要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P53)“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14](P929)人类进入“自由王国”以后，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仍在进行，个人与社会、主观与客观、自由与必然的矛盾也依然存在，这一系列矛盾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和发展的动力，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重要依据。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15](P325)在共产主义社会，阶级与阶级对立、剥削和压迫已经被消灭，国家已经消亡，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社会管理机构不再具有阶级斗争和阶级压迫的功能，而体现出人们高度自觉进行自我管理的性质。教育终于摆脱阶级的影响，阶级的教育得以终止，思想政治教育的阶级属性也会随之消失，其政治性会集中体现为这一活动之于社会层面的意义，主要包括社会资源配置、公共事务管理以及社会治理等。与现代社会相比较，未来理想社会在生产力、科学技术、社会资源、自然环境等方面的发展水平更高，也更具复杂性，可能其中所包含的矛盾和张力也更大。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社会管理的有效途径，也是个人进行自我管理的重要手段，更是实现社会与个人高效互动、高度融合的方式。毕竟，对于社会的认同感、规则意识与环保意识、自我管理与人际交往能力等等，都不是人与生俱来的。个体社会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尤其是在国家机器这一“硬性”力量消失以后，就更加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这一“软性”力量予以调控与引导。从一定意义上而言，思想政治教育的自觉性愈高，人对自我的管理与控制的能力愈强，社会系统的运行愈是和谐顺畅。“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不幸而脱离这种本质，远比脱离政治共同体更加广泛、更加难忍、更加可怕、更加矛盾重重”。[16](P394)思想政治教育促使个体社会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促进人占有自身本质的过程，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过程。人不是从一出生就天然地占有“一切社会关系”，对于每一个主体而言，都存在着接受社会教化的问题。个体通过掌握社会规则、占有社会资源、把握社会关系、履行社会责任，获得社会身份与社会资源，实现自身的成长与发展；社会通过传授经验技术、传递核心价值、传承思想文化等，获得社会成员的支持与认同，实现自身的延续与进步。实际上，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继续存在的重要基础，也集中表达了这一活动的“教育性”功能与特点。此外，“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不会是每个人都是完满无缺的。那个时候，人们本身也还将有自己的矛盾，还将有好人和坏人，还将有思想比较正确的人和思想比较不正确的人。”[17](P232)人们对于精神层面的追求，对于宇宙世界乃至人类自身的终极思考与追问，也不会因为共产主义的到来而停歇。相反，随着人们对于价值世界的认识和探索到达更高的层面，对于自身潜能的开发和价值的实现会取得重大飞跃，而人的自我意识越高，思想的碰撞与冲突可能会越大。到那时，人类的社会关系、精神面貌、内在品格会与生产力发展的高度相匹配，思想政治教育会超越意识形态性，转变为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自觉性”的活动，并在思想调节、价值引领、精神传承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彰显出巨大的“服务性”价值。

纵观思想政治教育的起源与发展，它的产生具有客观必然性，其阶级属性经历了从无到有再到无的过程，按照原始社会—阶级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进程，思想政治教育依次突出表现为教育性—政治性—思想性的特点。在阶级社会中，其政治性特点与功能得到了最为完整地呈现，而在非阶级社会中，其教育性与思想性则更为凸显。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并不为阶级社会所独有，它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始终，只是在不同社会形态下，表现出了不同的性质与功能。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应该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也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18](P557)它摒弃了原始社会里的自发性，超越了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性，转变为教育主体高度自觉的活动，真正地为人所需，为人所有。正如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政治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和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知识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5](P556)思想政治教育也是如此，相对于它在原始社会中的存在形态，在未来社会，它实际上是在更高的形式上复活了。（编辑：黄扬琦  校对：耿春晓）

参考文献：

[1]刘建军.寻找思想政治教育的独特视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2]孙中山选集(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M].杨冬莼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5]毛泽东文集[M].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7]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第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文章选自《教学与研究》2017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