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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叶圣陶胡适郑振铎钱锺书等人 谈自己的第一本书（上）

陈福康 《新文学史料》杂志 2023-03-12
近年，温州图书馆编的《温州读书报》开辟了一个专栏《我的第一本书》，很受读者和作者欢迎。主事者也热情邀我写，我的题目是《我的第一本书不是我的第一本书》，题目有意写得有点拗口，因为故事本身就比较曲折。后来该拙文又为京城一本著名的读书杂志发表。让作者自己来谈“我的第一本书”，是一个很好的主意，不过，七十多年前上海的《大公报》上，就有过这一创意了。而且，该报同时还请作者谈了“我的下一本书”。
1947年12月11日，上海《大公报》第9版副刊《出版界》第62期，标题为《作家及其作品特辑》，题下印了三个问题：“(一)我的第一本书是什么？(二)它是怎样出版的？(三)我的下一本书将是什么？”前有潘际坰写的《编者的话》，后面共发表十八位作家（有的是学者）的回答，编辑依回信的先后编排刊出，计有：巴金、叶圣陶、靳以、袁水拍、胡适、郑振铎、费孝通、钱锺书、张奚若、李广田、陈达、吴景超、傅雷、丰子恺、冯至、沈从文、潘光旦、吴晗。该版面左上角还印有大字“巴金回忆面包略取/冯至怀念昨日之歌”，右下角则标有大字“胡适整理中古思想/费孝通写我国绅士”。排版颇为精心，还附有不少作家的照片和签名。如此明星闪耀，当然非常吸人眼球。整组文章五千多字。接着，12月25日该报《出版界》第64期，又刊出了《作家及其作品特辑（二）》，题下仍印有上述三个问题，可惜只续发了朱光潜、朱自清、陈鹤琴三人的回答，计千余字，而且没有照片和签名（有画像）。更可惜的是，此后便未见该报继续刊登这个特辑了。于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是七十多年前二十一位著名作家、学者的有关出书的珍贵自叙。
该特辑的编者潘际坰是江苏淮阴人，1919年出生，2000年逝世。早年任上海《大公报》记者、翻译，晚年任香港《大公报》驻北京记者、评论员。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辑、世界史组组长。他一生中撰写出版的书，最有名的是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朝鲜战地散记》，和写溥仪的《末代皇帝传奇》。他晚年还大力促成了巴金《随感录》的问世。1947年时，他是个青年记者。他在组编上述特辑之前不久，在11月6日《大公报》上刚发表过登门拜访郑振铎的精彩报道《走进古人世界——访郑振铎先生谈明器和陶俑》。潘际坰组编该特辑时所“偏劳”（代为在北平组稿）的徐盈，山东德州人，1912年生，1996年逝世。徐盈是比潘际坰资格更老的《大公报》名记者，曾参加北平“左联”，1938年入党，此时任《大公报》驻北平办事处主任。
郑振铎
该特辑《编者的话》说得好：“知名作家第一本书的出版情形，在作者是有趣的回忆，而就读者言还有别的意义在：由此我们隐约可以看到二三十年前乃至最近有影响的杂志是些什么，出版家是哪些人。英国一位出版家A.D.Peters说：‘在每一代，新作家总是由新出版家发见而成名的。’其实新旧之分并不单纯是时间的，老作家老出版家凡随着(甚至领导)时代进步的皆没有失去‘新’的意义。”我觉得这句话所体现的见识，是远远高过今天某些“现代文学史”专家的，因为有些专家从不关心“有影响的杂志是些什么，出版家是哪些人”这类问题，所以他们对郑振铎这样的作家的评价就很不到位。而就在《大公报》发表的这几位著名作家的自叙中，我们便“隐约可以看到”提到最多的“二三十年前乃至最近有影响”的一个“出版家”就是郑振铎。例如，叶圣陶就动情地回忆：“我接到振铎兄寄给我的第一本样本，颇为激动，几乎要下泪。”（这在叶老的其他文章中好像还没见他写过。）丰子恺、李广田也都写到了郑振铎。其实，巴金的第一本长篇小说《灭亡》、朱光潜提到的他最早投稿的《一般》杂志等等，也都是与郑振铎有关的。《编者的话》中说“老作家老出版家凡随着(甚至领导)时代进步的皆没有失去‘新’的意义”，我认为潘际坰在写这句话时，其心目中也必然想到郑振铎。因为前面提到的他写郑振铎的那篇文章的最后，就满怀敬意地写道：“我觉得在告辞时已变得何等的瘦小与何等的对自己生疏，室内却屹立着一个人，雄伟而带有自信，目光直射……”
七十多年前二十一位著名作家、学者关于自己的“第一本书”和“下一本书”的自叙，如今来看，当然是具有非常珍贵的史料价值的。不过，无数的事实反复告诉我们，对任何前人的自叙，后人都不能完全“轻信”。因为人的记忆力常常并不那么可靠，事后的回忆都可能在具体细节上出现误记。因此，史料研究者的重要性和考证工作的必要性便体现出来了。在这里，我也发现了这些著名作家、学者的不少误记。有的是比较小的，甚至是可以忽略的问题。例如，巴金说“我记得《灭亡》在开明书店出版的日期是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而该书版权页上写的是10月；李广田说“一九三五年郑振铎先生为商务印书馆编了一套创作丛书”，郑振铎主编的收入李广田《画廊集》的《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是1936年3月出版的。
叶圣陶
而有的回忆中的说法，似乎很值得查核。例如，叶圣陶的第一本书《隔膜》，是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因为这是郑振铎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大型丛书《文学研究会丛书》的第一本创作集（为该丛书的第四本，但前三本都是译作）。叶圣陶回忆该书说：“封面用许敦谷兄的画，制成铜版，敦谷的画非常之好，构图与线条都不同寻常，可是那张封面并不见佳。”可是，我明明记得看到过该书1922年3月初版本，封面却并不是许敦谷的画。（而且据我所知，郑振铎最初主编的《文学研究会丛书》好像极少用画作封面的。）而郑振铎帮叶圣陶于1923年11月出版，也收入《文学研究会丛书》的新文学史上第一本童话集《稻草人》（鲁迅先生后来称之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它的封面倒确实是铜版制成的画，那幅画在我看来也好像确实“并不见佳”。因此我猜想，叶老是不是记混淆了？
又如，胡适回忆中坦率承认“我的第一本书，记不十分清楚。”他说“一九一八年我出过两本书，一本是《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本是《尝试集》，民国九年八月再版，由亚东图书馆出版”，“同时出版的还有一本欧美《短篇小说》集，是翻译”。但其实，1918年胡适根本没有出过这两本书！《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是1919年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尝试集》则初版于1920年3月。而另一本他译的《短篇小说》（第一集）也是1919年10月出版的。
而郑振铎的误记最令我感到遗憾。他说他的第一本书是“柴霍甫的《樱桃园》，收入《俄国戏曲集》中”，“这一集共收俄国戏曲十种，我译的是《樱桃园》一种。”言之凿凿地说了两次书名，其实却是错的。这里我首先想强调指出一个差不多已为当今研究者忘却的重大史实：《俄国戏曲集》（十种）是郑振铎一生最早主编的两部重要丛书之一，影响很大，多年后仍得到鲁迅先生的高度评价。（《俄国戏曲集》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型丛书《共学社丛书》的子丛书，1921年1至4月出版；另一部郑振铎主编的《俄罗斯文学丛书》也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学社丛书》的子丛书。）柴霍甫（契诃夫）的《樱桃园》为《俄国戏曲集》第9种（版权页署1921年4月出版），并不是郑振铎译的！（而是他提到的好友耿济之译的。）而郑振铎当时所译的，又不止他说的“一种”，而是两种！即《俄国戏曲集》第6种柴霍甫的《海鸥》和第10种史拉美克的《六月》，版权页同署1921年4月出版。但如果非得说“一本书”的话，我想应该还是《海鸥》。因为我见到1920年4月22日上海《时事新报》的《通讯》栏发表的郑振铎致张东荪的信，其中只提了《海鸥》而未提《六月》：“我同耿济之、瞿秋白、沈颖诸位朋友，正打算极力的介绍俄国文学到中国来。现在先译《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丛刻》一种，不久即可出版了！我近作一篇《俄罗斯的罗曼主义文学》，又译了一出契诃夫的《海鸥》，不知《时事新报》《学灯》栏可以登吗？”（张东荪回答说“很欢迎”，但后未见该报刊载《海鸥》。）
丰子恺
再如丰子恺的误记也令我不禁莞尔。他说：“最初，这些画粘在我家的墙壁上。那时我家住在上虞白马湖。有一天，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人郑振铎先生来我家，把这些画拿去，在《文学周刊》上发表。他们称之为‘子恺漫画’。后来章雪村先生办开明书店，我这些画就结集起来，交他出版，就名为《子恺漫画》。”然而《子恺漫画》的书首就印着郑振铎1925年写的序，其中写到他当时与叶圣陶、胡愈之等人去丰子恺家里取画，但丰子恺那时根本不是“住在上虞白马湖”，而是在上海江湾！而《子恺漫画》一书也不是作者自己“结集起来”交给开明书店出版的。“结集起来”的人明明就是郑振铎，并由郑振铎收入他主编的《文学周报社丛书》。此书是由章锡琛的“妇女问题研究会”在1925年12月出版的《文学周报社丛书》的第一本。当时还根本没有开明书店呢，书店是1926年8月1日正式成立的。
若用严谨的史料研究者的眼光来看，在这二十几位的文字中当然还可以挑剔出一些问题来的，我就不多写了。但尽管有这些问题，这些自述仍然毫无疑义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其中有的还提供了从未为人所知的故事和情节。例如，巴金说他想写一部“描写我的理想社会”的小说《黎明》，甚至“或者会把故事发生的时间放到二〇〇〇年去”，这对我们生活在2000年代的人来说，看了这话会产生如何的想象啊！再如，钱锺书即使在这样寥寥百字的回答中，也仍然显示了他一贯的幽默。他还说自己“计划跟杨绛合写喜剧一种”，这事可是连杨绛后来写回忆文章时也从没说过啊！（潘际坰在《编者的话》中还保留了钱锺书当时一封信中的一句话。）还有，傅雷的第一本书《夏洛外传》，很多人知道是他自费出版的，他当时还“伪造”了一个“自己出版社”的社名；但多不知他曾“托开明书店代售，三年后结账，只售去数十册。旋即全部称斤作废纸出售”的故事。再有，袁水拍的第一本诗集的出版经过和书的封面的故事，也是非常生动的。
而七十多年前这些著名作家、学者关于自己的“下一本书”的预告，今天来看也是很有意思的。不仅如潘际坰说的，可以看到作家“治学趣味的深入或转换，而更重要的是透露了创作态度和创作主题的抉择和把握”，而且更可以看到动荡的时代对作家的影响与限制。叶圣陶说的就极其深刻：“如果自己不能够更深入生活，将不会再出什么文艺性的书，我觉得以前的十几本书都只触及生活的表面，没有多大的意思。”我们现在知道，有些作家说的“下一本书”是如愿问世的，或基本完成的。如李广田说：“即将出版的有下列三种：一、《文学枝叶》(论文)，《一知文艺丛书》，益知出版社出版。二、《日边随笔》(散文)，文化生活出版社。三、《引力》(长篇小说)，晨光出版社。可能先出的是《日边随笔》。”后来这三种书都出版了，不过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日边随笔》却不是他预计的“可能先出”，恰恰是最晚出的（版权页署1948年5月），而益智出版社的《文学枝叶》署1948年1月出版，晨光出版社的《引力》署1947年6月出版。傅雷说的“巴尔札克的《欧也妮·葛朗代》译了一半，搁了十个月，不知何时译完”，今据傅敏、罗新璋《傅雷年谱》可知，《欧也妮·葛朗台》于1948年8月译完，翌年6月由三联书店出版。冯至则说他“把几年来关于歌德的文章收集成一本书，名为《歌德论述》。我正在写《杜甫传》”，后来《歌德论述》于1948年出版，《杜甫传》则于1952年出版。沈从文说“《长河》续写了二分之一，《小魇》也未写完，《雪晴》十章已写了四章，生活不安定，我尚不知哪一本能先出版。”后两种书我不知后果如何，可幸的是《长河》是在1948年出版了。
巴金
但更有不少作家却没有那么幸运，他们的计划或愿望并没有实现。那就更值得我们探讨和研究了。因为即使那些书没有写成或没有出版，也可以成为我们研究作家思想和生平的重要线索。如上面提到的巴金的《黎明》、钱锺书的“喜剧”等，我们就都没有看到。再如靳以说的：“我的下一本书将是《大战争》，也许要用十年的时间去写。已经收集一些材料，因为在后方辗转流徙，都失去了。战争还没有终止。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把材料收齐。”如此宏大的计划，后来没能实现，实在太可惜了！胡适想整理出版的两部书，后来也都没有成功。特别是郑振铎说的：“我现在的兴趣，偏重于考古美术一方面；正在写的一部书是《中国古明器陶俑图录》。我感觉到‘陶俑’在美术、雕塑史上和一般历史上的重要价值，差不多倾全力以从事于此。盼望明春能够成功。这是‘独学无侣’的一个工作。将来出版时，将有说明一册，图录三册。”这件事更值得一说。
据我所知，郑振铎“差不多倾全力以从事”的这部《中国古明器陶俑图录》，在当时是基本已完成了的。半年前的1947年5月，郑振铎组织的“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刊行会”即已预告不日将印行该巨著，作为他计划编印的更加伟大的巨著《中国雕塑史图录》之一。后来，上海出版公司已将这部图录的图版印成了纸样，只因郑振铎各种事情（包括政治斗争）太忙，说明文字仅写成大半，所以未能装订出版。后来郑振铎又应党的安排，秘密离沪北上参加新中国开国工作，这些图版纸样便由友人代为保管。1950年，郑振铎请郭沫若题写了封面书签，但一直没空续写说明文字。1952年6月16日，郑振铎给周总理写信，向国家捐献自己珍藏的所有古代陶俑明器，同时就附呈上自己装订的（缺少说明文字的）《中国古明器陶俑图录》一部。郑振铎因公殉职后，那些图版纸样由上海图书馆保存。一直到1986年1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才出版了配上郭若愚补写文字说明的这部书，终于完成了郑振铎的这一遗愿！
如今，辑集作家佚作的工作已经比较受人重视了，而且也颇有成果，令人高兴。不过有时也看到有些研究者偶然“发现”了一篇“佚作”，也不论内容精彩不精彩，意义重要不重要，甚至有时连真伪都没有认真辨析，就兴高采烈，如获至宝。那么，这里要整理发表的，倒真的基本上都是这些著名作家的文集中长期失收的精彩而重要的佚文！虽然，其中有几位不是文艺作家，但为了尊重史料的完整性，我在整理中仍予以保留。仅对某些标点（特别是书名号）和文字（特别是外文）略作必要的修订。本来还想加上一些注释的（例如巴金说他的《面包略取》“用另一个名字出版”，这个名字是芾甘；巴金说的“在上海的朋友A.A.”，本名叫周祺安，常用笔名索非，是开明书店编辑。他与巴金一样曾是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废姓废名”，所以自称“A.A.”或“A.A.Sofio”，后来巴金也跟着他取过一个笔名“B.B.”），但还有一些地方我暂时还注不出，也就作罢了。另外，我还查到1948年1月1日重庆《大公报》第6版也刊出过《作家及其作品特辑》。但那显然就是转载上海《大公报》的，而且没有附印照片、签名或画像，甚至还少了陈鹤琴一人，作家的排列先后也略作了改动，特别是擅改了潘际坰《编者的话》，把“十八位作家”改为“二十位作家”，又删去了“这次筹备匆促，只限于沪平两地，北平方面偏劳徐盈兄的地方特多”诸语，以致前言不搭后语。因此，重庆《大公报》编发的这个特辑，我就不多说了。
（选自《新文学史料》2022年第一期，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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